“我和你一起去吧。”高毅不放心。他知道我一定会立刻就去，不会等到明天。

“那么说，你母亲也去了？”

夜色像落叶，一片片掉下来。城市很快凋零成一片黑暗。接着，街灯亮起来了。1941年倒塌的大逸乐电影院位于宝善街。那里是市中心，充满冷漠的人造光，最亮。我坐在二环路以外郊区自家阳台上，和光华街之间隔着数栋高楼。父亲的笔记本安静地平睡在我的膝上。

敲了数次，却没人答应。木板门上有缝隙，我凑上去，什么也看不到。门的背面被人用东西蒙住了。

高毅把派克烟壳纸拿给他看。他看看烟壳正面，又看看反面的字迹，点头说：“杰瑞当时跟我买了这包派克烟。他当时撕下烟壳纸写了这封短信，让我交给一个正在旁边花市买花的女子。我当时没想到那女子就是白茉莉。”老人忽然话锋一转，“咦？怪了，杰瑞给我画纹身的事情我对谁也没有讲过，那个纹身是用钢笔画的，我当晚就洗掉了，你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你父亲以前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在我们村。我们村子的地被划为公墓，我们自然就来火葬场工作了。你的父亲对待我们一帮村里孩子可好了。今天听说是你的父亲来，我们特意把焚化炉彻底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你父亲好走。”

“哦？”

在照片的背面，有一个座机电话号码，旁边写着两个字：林凛。刚劲的笔迹绝对是父亲的。

我左右看看，过道安静极了。于是，我从头发上取下一个黑色细发夹，撬开了老式门锁。我用食指轻轻一推。老木门发出“咯吱”的呻吟，好像在对门内的秘密通报入侵者的到来。

林凛呢？父亲对他知之多少？他是敌是友？还是个幽灵？

“看到了。不是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就是照片上的人。”高毅不甘心，还四下张望。

父亲1947年6月3日出生，2006年10月24日去世。父亲以他的方式，永远留在我的笔尖，我的心中。

“为什么？你一走，我们全家人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白松激动起来，抓住了姐姐的肩膀。

我走出阳台，看到满天星辰。夜不再冷漠，不再无情。在我胸中积郁的那口气，正在一点点消散。父亲了解自己的女儿，就像了解自己手上的掌纹。父亲设的局，如一朵茉莉花的生长过程，种子长出根须，发芽，长出茎叶，开花……

“我的错？你是不是神经有毛病？”我糊涂了。

“你怎么……”未等我说完，电话被对方挂断了。高毅从我身边冲出门外。我紧跟着他，一起追到街上。

“一起发生在1941年2月27号云南昆明的案件。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有一家叫大逸乐的剧院，在放映电影的时候，突然倒塌，压死压伤数人。死者中有一个名叫白茉莉的女孩。父亲好像对她的死因特别关注，收集了很多相关资料。更为奇怪的是，”我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抽出几张相片，交给高毅，“你看看这个。”

“去找一个叫陈炳德的男人。就问他‘茉莉花’纹身的事情。如果他不说，你就说‘飞机’纹身。”

这是一栋昆明现在很少见的老建筑，解放前曾经是青年基督教会，现在被隔成小间，后来挤住着多户人家。据说这栋楼将来可能会被改建成酒吧，很多住户都依次搬走了。瓦数极低的灯泡从屋顶上垂掉下来，在过道里摇摇晃晃。惶惑的灯光下，我们避开拥挤堆放的锅碗瓢盆各式杂物，来到拐角一间，停下脚步。高毅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腰间的手枪上。我敲响了门。

“你是谁？”我紧张起来。

林凛照片后面的电话号码注册的地址是星火剧院斜对面的一栋老式建筑。我隐隐地觉得，这个电话号码是故意引我们来此地的。否则，林凛完全可以用一个不需要注册的手机号码。

我独自坐在客厅里，身边放着父亲的笔记，还有手机。林凛交给我的杀手锏是一句话：白茉莉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我始终没有对白松说出这句话。

“不，小弟”，白茉莉说，“杰瑞和我是真心的。我们不得不走。”

“呵呵，”我也对着手机喷出微笑的气流，“我怎么不知道我认识你。你怎么会知道那个细节，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呢？”

这是一张放大了的十寸彩照。地点是在昆明最拥挤的地方：南窑火车站。火车站上人头攒动。照片左上角打印有拍摄时间：2002年1月27号。还有摄像头的编号。那是从候车室的摄像头上拍摄的。在众多拥挤的头部中，又有一张脸被父亲特意用记号笔圈起来。

大凡天下的写作者都是如此，他/她和自己创造的人物之间有着血缘般的纽带。故事先于写作而存在。也就是说，在作家们动笔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发生过了。作家们写到忘我之时，常常会觉得有被附身的感觉，不是自己在写，而是故事中的人在通过作家的手在写。作家，只是故事人物和读者之间的灵媒。

我和高毅一个对视，推门而入。

高毅就坐在我身边，递给我一支烟。我已经戒烟很久了，但是这次，我接了过来。我们俩吐出的烟雾，飘出窗口，升入空中，和父亲燃烧的青烟混合在一起。父亲生前也是很喜欢吸烟的。

“姐！”白松扑上去，他想救姐姐。可是铁钩像一个弯曲的利爪，已经紧紧抓住了姐姐的胸膛。他轻轻动一动，鲜血都会像喷泉一样涌出，渐到他的脸上。姐姐的血是温暖的。姐姐气息微弱，好像生命正在一点点退去。

焚化炉的外间摆放着几个半平米见方敞开的铁箱子。骨灰就盛在这些箱子里。父亲也盛在其中一个箱子里。

大逸乐影戏院的地址是宝善街！我小时候在宝善街住过一段时间。我的母亲这边是北方人，传说有满族血统，曾经也是八旗以内的一支。这一点很难考证了。我唯一的证据就是我的外婆，我的母亲，我和我的妹妹脚上的小拇指指甲壳都是畸形。不过，这不能说明什么。父亲这边是彻底的昆明人。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就曾经住在市中心的高山铺，具体地点现在已经变成了家乐福超市。超市斜对面的宝善街，已经变成昆明银行街和娱乐街，住户居民很少。我两三岁的时候，奶奶带我在宝善街住过几年。我记得，当时大杂院的大门头上还有一个红色的水泥五角星。这一切，现在都不在了。大逸乐影戏院也变成了后来的星火剧院。这个案件就发生在宝善街，这难道也和我有关系？

私奔？白松不禁颤抖了一下。五分钟后，杰瑞离开了。二姐在返回座位的途中，被白松堵住了。

陈炳德老人说到这，忽然把烟塞到高毅手里，然后装作没事似地拿起了手边的茶杯。一个看护从我们身边走过。看护走后，陈炳德招招手，高毅又把烟递到他手中。高毅的行为让他觉得很滋润，话匣子也就打开了。

送审理由：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桩陈年旧案，牵引出一位似乎游离于时间之外的神秘人物，真相是离奇的，却更令人喟叹。凛的文字干练，情绪内敛，这是篇非主流的灵异故事，令人感动的想象力。

高毅站在地图上宝善街的位置。我们没有对话，肩并肩向真正的宝善街走去。

“那也算是他的工作笔记吧。我昨晚看了一夜，里面全是尚未侦破的案件。有些是父亲的，有些是其他同事的。”

是啊，这个细节，林凛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陈炳德看看太阳，又看看我身边的高毅，最后看看我的鼻梁，摇了摇头。

我愣愣地看着焚化炉中的火苗，看着父亲，如凤凰涅磐般熊熊燃烧，我希望自己再坚强些，希望火光把我的眼泪迅速烘干。

我的手机忽然在这寂静中响了。我迅速开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面显示“私人号码”。可能是我国外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境外电话经常只显示“私人号码”。

父亲在“屋顶坍塌”四个字上又打了个圈，并且在旁边写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难道意味着不是屋顶坍塌？

可我确确实实接到了电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昨天晚上当我听到电话里的那个男声，一种莫名奇妙的惊恐向我涌来。我不是因为那个声音的陌生而害怕。我害怕是因为，那声音虽然我从前从未听过，却感到异常熟悉。这两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像当时的夜色一样，造成恐惧，笼罩着我。

这怎么可能？！这两张照片上的男子是同一个人！

这时候，一家音像店里传来一阵歌声，好像是用古旧的唱机播放的，唱歌的女音中不时伴着电流的嗞嗞声，用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流行的唱法：“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茉莉花呀茉莉花……”

手机挂断。

“白杜鹃，你还有个叔叔吧？”

我接听，听到一个成熟的男声：“那封信是杰瑞·史密斯写给白茉莉的。”

我摇摇头：“不，我现在就打过去。”说完，我拿出手机，拨通。手机里传来一阵接通后的铃声，无人接听。我这才把号码递给高毅。高毅立刻拨通干警孙立的手机，要他查一查。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光有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热带短促的暴雨过后，海面上就会跃出一条彩虹，呈现出上面的颜色。我喜欢雨后的沙滩，酷暑这时完全被雨水冲走，白色水鸟从彩虹前列排飞过。有时天空同时出现两条彩虹，那就是是幸运。那时，我还没有见过黑光。光芒和黑暗是对立的两个极端，黑色与光芒就不可能同时存在，就像生与死不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我如此固执，是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见过林凛。

父亲在笔记中写到，大逸乐电影院的前身是位于光华街的逸乐电影院，是昆明1931年创业的老牌电影院。1934年，逸乐电影院和云南第一家有声电影院“大中华”电影院合并后，电影院才更名为“大逸乐”。1940年3月，影院老板陈柏青决定在宝善街重新建造新影院，工程进度飞快，只用了五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竣工了。1940年8月1日，“大逸乐”影戏院匆匆开张。1941年2月27日，大逸乐电影院屋顶坍塌，发生重大事故。

父亲在白茉莉的死因“被墙壁上的铁钩击中致死”一句话下画了重重的黑线，并且也打上了问号。

昨天晚上，在“好一朵茉莉花”的歌声中，我翻看了手机的来电记录。蹊跷的是手机上根本没有那个显示“私人号码”的神秘电话记录。高毅立刻帮我找联通公司查询，公司的电脑上显示，我的手机在十点至十点半之间，没有呼出记录，也没有接听记录。

其中一张相片已经发黄，是从报纸上复印下来的。画面上是两幅对比场景。一幅是大逸乐剧院倒塌前的样子。剧院门口张贴着电影海报，1941年2月27号，当晚放映的影片是《少奶奶的扇子》。另一幅是倒塌后的废墟。废墟周围站着当时的警察，宪兵，医生，消防队员，还有涌来帮忙或看热闹的人。

“可是，这两张照片已经相隔了将近六十多年，这个男子怎么还是同一副模样？没有皱纹，也没变老？”高毅又说。

父亲在哪里都有朋友。他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朋友？

果然如此。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为什么？我还是没有看出我和你的关系？我们除了名字一样之外，我看不出和你有什么关系？”

陈炳德的眼睛忽然通了电，亮了起来。他点点头，对高毅说：“小伙子，你有香烟吧？”

高毅会意，拿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支给陈炳德，然后提他点燃。陈炳德深深地吸了一口，很过瘾的样子，说：“他们一天只准我吸三支烟，说抽多了对我身体不好。”

不久，他看到二姐白茉莉站起来，借口上厕所，大姐任留在座位上看电影。他尾随二姐来到剧院后面一角。杰瑞就等在那里。他们躲在一起，小声商量着什么。白松凑近了听，好像是杰瑞要带二姐离开昆明。

从追悼会开始，到致悼词，再一直到现在，我的妹妹已经哭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强忍着，没有哭，因为我代表我的父亲。可是，当我的目光和父亲朋友们的目光相撞，心中有一片东西忽然间天崩地裂地倾塌了。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无声涌出。

高毅从衣兜里拿出塑胶手套，戴上，打开了信封。看来，高毅此行真是有备而来。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相信。”他说。

我抬头，看到遥远的宇宙中，飞跃出一道黑色的明亮光芒。父亲，正在那耀眼的黑光之中，默默地注视着我。

这时候，焚化炉里传来劈啵声响，窗外的树梢轻轻摇动，带来的光影从高毅脸上迅速掠过。

“你总是只有声音而没人影，这样做，你不觉得很让人讨厌吗？”我接起了电话。

“小弟，你不知道，我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林凛在电话了笑了：“这是你的错。”

“你的手中有白茉莉的遗物。白茉莉的东西可以成为我改变时间性状的媒介。我看到了白茉莉的死亡。”

他说的话，让我想起我在宝善街上和父亲的对话。父亲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说讲故事。

陈炳德在院子里晒太阳，敞开了前襟，露出苍老的肚皮，闭着眼睛，很逍遥的样子。养老院的看护轻轻叫醒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看护临走时，大声地祝他寿比南山，少抽烟，活到一百岁。今天是他阴历八十岁大寿。

我糊涂了：“或者我们见个面，我就可以当面猜猜你的年龄了。”

白松点了点头：“二姐，你不能相信他。他只是玩玩你。玩腻了，他就把你甩了。”

我站在歌声中，夜色如枯萎的茉莉花瓣，一片片残雪般坠落，将我覆盖……

“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血缘关系，但却和血缘关系一样。”林凛说，“你小的时候，经常幻想一个会改变时间性质的侦探。你说，等你长大后，要当一名作家，把这个侦探的故事写下来。我就是你故事中的侦探。‘林凛’是你给我取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陈炳的手臂上的飞机纹身？”我抓住机会提问。

“你为何这么肯定？”我问。

“二姐，你要和那个毛子私奔吗？”白松鼓着两只眼睛问。

“我看见他了。高个儿。就站在楼下打电话。”高毅说。

刑侦科的全班人马都来了，包括高毅，包括吕鸿，孙立，刘翔，白欣。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全都认识父亲，经常来家里陪父亲喝酒，听他讲一些破案经历。高毅一直陪着我，直到父亲的遗体火化。

“也许吧。不过我从没见过什么白茉莉。只听杰瑞说白茉莉家住在甬道街一带，家里好像是卖布的。”

高毅看了看，皱起了眉。他用夹烟的手指指着这两张照片的男子说：“这怎么可能？”

白杜鹃点头：“对对对，就是那部戏。后来昆明城还传有顺口溜：少奶奶的扇子，扇倒了大逸乐的房子。”

“对。那是你父亲的。”

我也叫“凛”。我和林凛之间，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是因为父亲和他有着神秘的联系，才把我取名为“凛”？

在父亲的笔记本里，有一页上写了一行文笔锋利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听后追问林凛。

白松点了点头。姐姐微笑了，然后，她的头像断线的木偶，啪地低垂下来。这时候，他听见轰的一声，好像地震一样，电影院里尘土飞扬，一片喊叫。

“你都听见了？”白茉莉问他。

我一直在等林凛的电话。我给手机充足了电，出门也要带上预备电池。我有预感，他还会打来电话。

“我认识你的父亲。”林凛在电话那边说，“我们曾经是朋友。”

林凛说：“因为我会改变时间，所以我就能从你将来要写的小说中返回到现在来。你相信吗？”

“《少奶奶的扇子》。”我急忙补充，“是当时的明星袁美云和梅嘉合演的。”

上午十点，我和高毅在一家老年公寓门口碰头。他查出昆明有好几个叫陈炳德的人，其中一个就住在这家老年公寓，今年按阳历已有八十岁了。按他的年纪，应该是知道1941年大逸乐惨案的那个陈炳德。

我在等待林凛的电话。我开始意识到，白茉莉一案，是父亲专门为我和林凛之间设的一个局。父亲的目的何在？

“其中一个，父亲反复纪录了多次。看来，父亲一直对那个案子放心不下。”

“林凛？和你的名字‘凛’是同一个字。和你会有什么关系？”高毅奇怪地说，“我可以帮你查查这个号码。”

白松痛苦极了，如果不让姐姐走，姐姐怀孕的事情迟早也会被人知道。不如就让她走吧，就算我没有这个姐姐。白松这么想，按住姐姐肩膀的双手用力往前一推，说：“你走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白松说完，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不。我在此之前，就和你的父亲相互认识了。白茉莉一案是他为我们俩设的局。”林凛说。

第一次提起林凛这个人，是在追悼会上。当时的气氛悲伤压抑。现在的我一点都想不起火葬场殡仪馆的摆设是什么样了。我只记得四周都是黑色，衣服表情哭泣全浸泡在黑色之中。去世的是我的父亲。父亲的照片悬浮在哭声上空，父亲的遗体距离我一米。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见到他。

“我们做了调查，这封烟壳信是从博物馆里调出的。登记的人就是你父亲。”

宝善街西部入口处就在广场东南角，紧挨百盛百货，灯火通明。经过百盛，顺宝善街一直往东走，就是星火剧院（即解放前的大逸乐影戏院）。家乐福，星火剧院和百盛，在地理位置上成三足鼎立之势。

告别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我一看手机来电显示，迅速向高毅使了一个眼色。高毅会意，冲出门外，可是门外空空荡荡。

父亲曾经在公安部门工作，后来调入检察院，数年后又调到司法局，朋友大都是公检法部门的。父亲生性豪迈，器重义气，所以“江湖”上朋友众多，其中属公安部门里兄弟最多，很多公安干警都敬重地称他为“大哥”。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父亲的朋友们，便衣文职，法官检察官公安狱警，个个七尺男儿，脸面上硬撑着坚强，眼睛却都是红肿的，闪溢着泪光。其中也有女性执法人员，或便衣，或一身戎装，眼睛早已变成桃子。还有法届外的朋友，有从商的，有搞教育的，行业不一，都来了，都忍不住掉泪了。

“对。我母亲说，是白茉莉的主意。当时，白茉莉和一个美国记者谈恋爱，家里极力反对。出事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姨妈被挤散了。我母亲逃了出来，我姨妈却被永远地留在了里面。我母亲对此一直埋怨自己。”

高毅笑了笑，把那包红塔山连同打火机一起塞到老人的椅垫边。老人很高兴，说：“那个叫‘杰瑞·史密斯’的男人，我想起来了。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概是1941年，那时候日本人经常来昆明轰炸。警报声一天要响个好几回。昆明人一听到警报，就要跑到郊外去躲，躲习惯了，就叫做‘跑警报’。大逸乐倒塌的前一天，也就是1941年2月26号，空袭最惨，大东门，护国路，南屏街，宝善街全都遭到了袭击。后来统计房子被烧59间，倒塌3000多间，死伤200多人。有人说，大逸乐影院的倒塌和前一天的袭击有关，是炸弹震松了房子。”

“你是林凛？！”我压低声音说，尽量不在声音中透露出惊讶和恐慌。高毅听到我这么说，立刻向窗外看去。无论这人是谁，他都正在窥视我们。

“你看到脸了吗？”我问。

听到这里，我把那封烟壳信的复印件拿给她看。她看后，点头说：“我认识这字。我这里还有一沓。”白杜鹃说完，在屋内一塌糊涂的杂乱中翻腾了半天，终于翻箱倒柜刨出一个小小的红木箱。打开后，立起的箱盖上有一面镜子，是个旧式梳妆盒。盒里有木头发卡，口红盒，还有一叠信。

他看了我们一眼，似乎想不起谁是“杰瑞·史密斯”。

“你们怎么认识的？难道是白茉莉一案？”

我正捉摸着怎么开口，一位看护发现老人在抽烟，立刻冲了过来。趁老人笑嘻嘻地向看护辩解的机会，我们及时离开了养老院。

“什么？！”白松不敢相信。

三月，家人为父亲扫墓。我和父亲隔海相望，不能至，续写此文权当柏帚，以寄哀思。

我看了看了他，点点头。父亲交友广，在哪里都有兄弟。

“这件事，我连大姐都没告诉，只有你知我知。让我走吧，小弟。”白茉莉哀求着。

根据陈炳德的提示，高毅查到了白茉莉家属的地址。在甬道街花鸟市场后面的一栋小房子里。那里已经开始拆迁，老房被推倒，一片瓦砾狼藉。甬道街的老房子多为昆明老式宅院，拆迁重建毁掉了甬道街古香古色的气氛。原来梧桐成荫的路边花鸟市场也随之烟消云灭，再也没有昔日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

一个上了些年纪的女人看见我们，皱着眉毛走过来，“你们找谁？”

“你看这里。”我指着站在废墟右边的一群人说。高毅专心地看了一下。拥挤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张脸，是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男子，一寸长的短发。他的脸被父亲用记号笔圈了起来。

我在市中心的昆明市百货大楼门口下了车。现在是晚上十点，百货大楼门口的街心广场上仍旧有很多闲散溜达的人。有些人围着一片反光的地面兴致勃勃地指指点点，小孩子在上面跳来跳去。那片地是铜制老昆明地图，昆明解放前的布局一目了然。在地图上，站着一个高个儿男子，向我招了招手。我点燃一支烟，向高毅走去。最近，我已开始吸烟。香烟的味道，让我觉得父亲就在身边，咫尺之遥。

“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在他床下发现一个纸箱，里面有些剪报，资料，照片和几个笔记本。”我吐出一口烟，也长舒一口气。我的腹腔中有一股气很久了，总是积聚着，无论如何也不肯散去。正午的阳光从窗棱上射下来，刚好罩住我和高毅的脸。我对着十月的阳光，一点都没有感到温暖。

“你还记得‘茉莉花’纹身吗？”我问。

“对呀？”白杜鹃说，“他已经八十多岁了，算是高龄了。他在屋里。”白杜鹃说完，从屋里推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电话响了。

里面没有动静。

街面上十分热闹。昆明的夜生活刚刚开始。装扮时尚的年轻人三五成群，把十点钟的街面点缀得年轻沸腾。

“真凶就在屋内。”林凛说。

“烟壳上有很多指纹。有些还油腻腻的。所以还算保存完好。技术科的人检查后，确定哪些指纹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了。但是，我们也在这些古旧指纹里发现一个新的。”

我听到对方在手机里微微笑了一下，还是那个熟悉而陌生的男声，恐惧又从我心底涌上来了。男声回答说：“我看到的。”

“白茉莉曾经来过这个房间。她在这里认识这个叫杰瑞·史密斯的男人。”

“好吧，我告诉你原因。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的。水是物质，泥土是物质，时间也是一种物质。我可以改变时间的物质形态，把它变成液体，或者固体。时间有了形态，我就可以从中看到过去，看到未来。因此，我也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各段时间之中。所以，大逸乐倒塌的现场照片里有我，六十年后火车站的照片里也有我。”他顿了一下，问我，“我说的，你相信吗？”

果然，又是在夜晚，我的手机在黑暗中发出了蓝光。屏幕上显示“私人号码”。

“呵呵。”电话里喷出笑声气流，他接着说，“见面就不用了。你认识我。”

在我们离开之前，开炉人说：“我认识你的父亲。”

从宝善街走过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往事。小时候，父亲经常牵着我的手出来散步。他问我以后长大了想做什么？我想了想说，讲故事。父亲笑了笑说，那就是作家啰。

“我相信。”我说。

“小弟，谢谢你让姐姐走。我怀孕的事，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白茉莉挣扎着抓住最后一口气说。

电影开始后不久，剧院的房子就往下不断落土。白松躲在距离两个姐姐后面那一排，暗中观察。他从父母的嘴里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二姐白茉莉和美国人杰瑞的事情。在父母的影响下，他觉得美国人一身臭味，不会对姐姐认真，是在玩弄姐姐的感情。因此，他恨死了那个杰瑞。

林凛的声音从手机传入我的耳朵，他向我讲述了白茉莉死亡的真正过程。并且告诉我了一个细节，让我用来和真正的凶手对质。

“我们都是凡人，不可能侦破每一个案子的。”高毅是在安慰我。

最后走来的是殡仪馆丧乐队的指挥。他握了握我的手说：“我认识你的父亲。我们以前在群众宣传队的时候，和你的父亲一起登过台。当时宣传队里有一台扬琴。谁也不会敲。你父亲天资好，舞弄几下就敲出了音乐。我们是兄弟。”

他听到姐姐被他推开后“啊”地叫了一声，定睛一看，黑暗中姐姐靠在剧院的墙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走近了，看见一个铁钩从姐姐的胸口戳了出来。原来，他不小心把姐姐推倒墙面挂缆绳的铁钩上。

房间里只有我，和我手机屏幕上的幽蓝光芒。

“真凶？”我朝周围望了一眼。除了白杜鹃一家忙乱地搬家，看不到其他人。

“你再看这张。”我递给高毅另一张照片。

我是家里的老大，扶着我的母亲，站在家属的最前列，后面跟着我的妹妹，还有我父亲的兄弟姊妹以及其他亲戚。我们和前来吊唁父亲的朋友们一一握手，接受他们善意的短言慰籍。

门内一片空荡荡。没有家具。墙壁像死去小丑脸上的厚重油彩，一片片干裂脱落。窗户是红木框，田字形的玻璃上蒙着厚厚的灰尘，把一切夜生活的喧嚣阻挡在外面。也把热闹的人气阻挡在外。屋内冷冷清清。蜘蛛网如同层层帷帐，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

在木地板正中间，有一封信。

“这是我姨妈的东西。我母亲一直保存着。”

信封内有一张纸，上面的中文字体却别别扭扭，鬼画桃符似的，好像有人用生硬的左手，拿着开叉的笔写下的：

她听我们说明事情的原委后，紧凑的眉头才渐渐舒展。她把我们带到一片即将被推倒的树荫下说：“白蔷薇是我母亲。按辈份，白茉莉是我的姨妈。你看，我们家都是以花为名。我随母亲姓。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大逸乐影戏院倒塌之后，时值当晚午夜，现场就挖出了16具尸体。白茉莉是后来才被挖出来的。白茉莉当时十八岁。

“她的遗物在我的手中，你怎么会看到？”

电话忽然断了。

记得高毅以前在这里破获一起一个叫孟葳莛的女作家的自杀案件。我后来写成《自杀的轨迹》。情深意重的孟葳莛曾经超凡脱俗地住在这里。她若还活着，看到今天热火朝天的拆迁场面，不知又改作何感想？惋惜？遗憾？

“我相信。”我在黑暗的房间里点头。

“他走了。”我说。

我们顺着挖得坑坑洼洼的路面找到白茉莉的家。一进门，看见一大家子人正在忙乱着搬家。

我一直都没有哭。因为在追悼会之前，我的母亲告诉我，父亲是个坚强的人，我要代表他，所以我不能哭。特别是当我念悼词的时候，母亲要我挺住，绝对不能哭。

“那是在1941年。你今年也不小了吧，快一百岁了吧？”我尽量用调侃的语气说，试图让这场对话轻松起来，以减轻我心中的恐惧。

老人吸一口烟，接着说：“说起记者，我就想起这个叫杰瑞·史密斯的人来了。他是美国人，也是个记者。我当时还是个孩子，经常在市中心一带兜售香烟。杰瑞一见到我就买我的烟。他的右边膀子上有一个纹身，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茉莉花。他说，像他们这些飘洋过海远离家乡的记者，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都有纹身。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就算不走运，被弹片炸得四分五裂，凭着纹身也能确认身份。我当时觉得纹身很酷，也要纹一个。他就取出钢笔，在我的右边膀子上画了一架飞机，他说你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飞机，那就可以在天上对付日本人了。那年十月，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我和他的名字，就相差一个字。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纹身是朵茉莉花，一点都不威武。他说那是他最爱的女人的名字。”

“你以后就会明白的。现在，你们已经查出致使白茉莉死亡的真凶了吧？”林凛说。

信没有署名。我把信纸翻过来，发现是一张烟壳纸。香烟的品牌为派克牌。那是1940年前后在昆明出售的香烟品牌。

“那‘飞机’纹身呢？”我又问。

“现在的指纹？”

这句话是一名叫洛夫的著名诗人说的。我曾经给父亲转述过。没想到他记了下来。

“白茉莉是在1941年2月27号大逸乐影院倒塌的时候出的事吗？”高毅又问。

开炉人接过骨灰盒，认认真真地把父亲的骨灰放入盒中。有几片骨头较大，开炉人说是头骨，应该放在最上方。我的叔叔，父亲的兄弟拿出几片铜器，恭敬地放入盒中。叔叔是做古玩的，在古玩界小有名气。他说是这铜片是他在古玩市场的朋友托他带来的，护佑父亲一路平安。那人曾和父亲有过一面之交，却深深记住了父亲。然后，红布盖住了父亲，骨灰盒的盖子永远合上了。

这个案子对父亲来说，扑朔迷离。案件的枝脉细节，每一条都像藤蔓一样，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道，父亲如此关注此案，就是为了我？

白杜鹃的叔叔叫白松。他看了我们一眼，脸上的表情像一盆清水一样和此事无关自然。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后，未等我使出林凛教我的杀手锏，他脸上的清水便翻江倒海，老泪纵横。他无声地啜泣片刻后，说出了真相。

“哦？”高毅轻轻地应了一声，也吐出一口烟。

我们打开，信上的中文笔记和那张纸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那是杰瑞用中文写给白茉莉的情书。

“我就是。”女人说。

“这是白杜鹃的家吗？”高毅问。

“什么案子？”

夜色又来了。我永远也逃离不了夜的黑暗。

“白茉莉。”我和高毅异口同声。

“你应该知道我的年龄。”他说。

“我想，我的父亲不但在查那个白茉莉的死，也在查照片上的这个神秘男子。”我对着高毅脸上的影子说。

“小弟，你怎么会在这里？”二姐见到他十分惊讶。

“实际上，是建造的时候不过关。倒塌的不是屋顶，而是影剧院里的一面墙。当时事发后来了很多记者，都忙着发稿，也不问个仔细，就顺嘴说是‘屋顶坍塌’。那面倒下的墙，早就倾斜很长时间了。倒掉，是迟早的事。”

“那封烟壳信呢？有没有什么线索？”我问高毅。

我的指尖轻轻滑过笔记本，似乎还能感觉到父亲使用这个本子时遗留的温度。笔记本和我的手掌差不多大，便于携带，棕黄色牛皮纸封皮，上面印有红色草书字体“工作笔记”字样。

我的手机响了。是高毅。他告诉我照片后面的那个电话的具体地址查到了。

白杜鹃想了一下：“这件事，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每次去给姨妈扫墓，都会提起。当时为了白天跑警报，电影院开场的时间是晚上6点，8点和10点。我记得我母亲说，那天晚上，她和我姨妈两个人，假装进房睡觉后从后窗爬出，悄悄去看10点的电影，电影名字好像叫……”白杜鹃挠起了头。

“你知，就是我知。我知，也是你知。”林凛说出一串搅人头脑的话后，挂上了电话。高毅正好回来，我把他拉到一边，小声地把林凛的话转告给他。他听后说：“值得一试。”于是，我们向白杜鹃走去。

这时候，焚化炉哐当一声打开了。开炉人四十岁不到的模样，他对我们低声说：“你们都到外面去等吧。”

原来，那天晚上，杰瑞写信约白茉莉到大逸乐碰面。由于白茉莉的家人都不赞成他们的关系，两人只好相约在大逸乐悄悄见面。十点，白茉莉和姐姐百蔷薇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她们还有个小弟弟，正是白松。白松发现了姐姐们的行踪，偷偷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