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哈登怒气冲冲地瞪我。

这群人身后的草坪上挤着更多的人，屠夫和面包师还围着围裙，胖女人环抱双臂，还有瘦女人抱起她们的脏小孩，让他们能看得更清楚。男孩子们大喊大叫，狗狂吠不休，讨厌的小女孩上蹿下跳一个劲儿拍手，嚷个不停。这群人后面，站着村里的老头们，牙都掉光了，目光浑浊，呆滞地张着嘴，灰白胡子垂在拐杖上。落日在他们身后，颜色血红得可怕，映在三百个扭曲的肩膀上。

塔利亚热切地向他探身。

信息量有点太大了。

“没关系。我只是说如果他在扬克斯的话——”

她惊诧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徐徐转身走开了。过一会儿就消失在玉兰树下低矮的石墙后。

首发式的前一个月，巨大的板条箱被发往我国文化疆域的上千个据点。芝加哥一带发了两万七千册。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发了七千册。还有一百册叹着气被发配到亚利桑那州比斯比、明尼苏达州红翼、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大点儿的城市都有着落了，剩下零星的二十册三十册四十册就象征性地散布到了这块大陆的其他角落，就像沙画艺术家把手中的细沙洒向他已基本大功告成的画作。

当然了，我心里盘算的是曲线救国。要是能用合理的价钱劝动科斯格罗夫，让他再消失五年左右，事情可能还有救。

“科斯格罗夫·哈登在哪儿？”

哈登博士把脸深深埋进手里，沮丧万分。

为了这本新书，我们筹备了三个月。光是第一页的排版就准备了三种样式的备选，还有两幅图，这都是跟五位天价艺术家约来的稿。后来还要定下一个不同凡响的封面。最终清样找了七八个专业校对来读，生怕某个逗号尾巴抖了一抖，大写的I没站直溜，就冒犯了伟大的美国大众的法眼。

“一点也没有，科斯格罗夫。”

“你怎么知道你会死呢？”

这话刺了博士一下。塔利亚已经沉默了好一会儿了，这时突然抬起头来。

他的胡须都抖了起来，双眼含着泪瞪得老大，虚弱无力地抓住了科斯格罗夫的胳膊。

“不是让你闻！”他大喊，“让你读！我闻了一朵玫瑰，然后就感知到人类本能的高贵，为此狂喜了两大段文字。就闻了一下！然后我又去闻了一小时雏菊。我的天！我再也没脸参加大学聚会了。”

“真是一本了不得的——作品啊，”他说，“那个——主角，怎么说呢，明显是把死后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给他叔叔口述上了。”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我还没说塔利亚跟我的感情如何疏远呢。”

“他勇敢、正派又安静。他作为105步兵团的哈登中士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无人看见的地方负伤身亡。他生得平淡，死得荣耀。你看看你对他做了什么！”她声音一点点提高，高到声音颤抖，窗边的藤蔓植物都跟着共振起来。“你看你做了什么！你把他变成了笑柄！你把他召回来，把他变得让人难以置信，让他说些什么花啊鸟啊乔治·华盛顿补了几颗牙之类的白痴话！你——”

在哈登博士看来，事情一团糟，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天知道，他情愿去死。

仿佛有五百个人同时回答我。

他翻了几页，又哀嚎起来。

“阿克伦《世界报》的瑞安！”

“当然，这本书的价值，”他叹了一口气，“完全取决于这个年轻人究竟在哪儿。”

“那十年之后呢？”

上面这个可不是我的真名。叫这个名字的老兄授权我用它为这个故事署名。我的真名还是不要暴露为好。我是个出版商。我接受各式各样的来稿：南达科他州的老处女写的长篇爱情故事；有钱的花花公子和长着“乌黑大眼”的女匪徒之间的侦探故事，大学教授和无业游民写的愤世嫉俗的小短文，或那种研究塔希提岛月亮颜色的论文什么的。十五岁以下的作者写的小说我一概不收。所有专栏作者和共产主义者（我永远也分不清这两个词）总指摘我太爱财。我就是爱财——我无比爱财。我老婆需要钱。我的孩子们无时无刻不在花钱。要是有人把全纽约的钱都给我，我也不会拒绝的。比起在一年之内慧眼发掘塞缪尔·巴特勒、西奥多·德莱塞、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这样的文学大家，我情愿出一本能预售五十万册的书。你要是个出版商你也会这么想。

哈登博士又瘫坐回椅子上。

“真是搞笑，我叔叔，”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他有点疯了。”

“如果你愿意读读这些剪报——”

“疏远！”哈登博士大声抗议，“怎么会，我从没关注过她。她厌恶我。她——”

“你看！”他悲惨兮兮地哭诉，“你看！这里写着‘星期一’。想想我在这‘未来河岸’的‘星期一’都干了什么。我让你想想！你看！我闻花。我花了整整一天去闻花。你看，看见了吗？194页，第一行，我闻一朵玫瑰——”

“你们要封锁消息吗？——不准备向外透露？——是不是贿赂了他？——能不能让他接受采访？——告诉我们那个老骗子——”

哈登博士抬眼看她，一小块《费城新闻》从他手里滑落。我心想，这是不是把他称作“新时代圣约翰”的那篇新闻报道。

“在某种意义上——”我承认。

整整四天——我焦灼了整整四天，才从极度混乱中理出头绪来安排些商务会谈之类的事情。与科斯格罗夫·哈登和他叔叔的第一次会谈，是有生以来最让我紧张不安的会谈。我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整整一个小时都挂在滑溜的椅子边，随时准备只要一看见科斯格罗夫袖子下的肌肉收紧，就一跃而起。我想要做出直觉反应，但每次都无助地滑下椅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

他抬起头看我。他有一张消瘦的脸，那种眼神只会出现在两种人眼里：一种是极其精通通灵术的人，一种是极度蔑视通灵术的人。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劝他，“我得让他做好受打击的心理准备。半个小时之内回来。”

“什么？！”

年轻人猛地站起来。

“黑到死！”她更火大了，“就是这样！我的天哪，你究竟懂不懂英语！你去没去过舞会啊？”

科斯格罗夫尖锐地望向他。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小说！它满足小说的一切要求，它就是一段冗长的甜蜜谎言。难道你要说这是事实吗？”

事情败露了！记者们朝我涌过来，恳求我，威胁我，要求我。

我简直吓到跳起来——神经完全绷紧了。我还是没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暗示什么重要的事情。

“没什么，”我说，“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心里想着这世上最美好的事情，然后巨大的惊喜就会突然降临。”

“嘿，”我友好地搭腔，“你看起来很感兴趣啊。”

“快把你侄子藏起来！”我冲哈登博士大喊。

我把书小心翼翼地举到鼻孔下。

在塔利亚看来，她已经在旅游指南上查了加州，那里气候宜人，可以和科斯格罗夫共进晚餐。

“但他并不在扬克斯。”

“感兴趣！”他大叫道，“太感兴趣了！我的天哪！”

“克利夫兰《正直报》的乔丹！”

她从胳膊下拿出一本书来。是《灵魂世界的贵族》。我认出了红色封面和边角的那些天使。

“塔利亚小姐，我想告诉你，路那头有个惊喜在等着你——是一个你好几个月都没能见到的人。”

在我看来，这事并不是一个死结，把我们困在迷宫中无路可走。我说了一大通乱七八糟的比喻，把所有人都搞得更困惑了。

“小说！”他愤怒地回应，“这就是小说！”

六个月前，我签了本稳赚不赔的书。作者是研究通灵学的哈登博士。1913年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那本书简直像只长岛沙蟹似地紧紧霸占着畅销榜，要知道那时候灵学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流行呢。他的这本新作，我们打出了“记录心灵强力”这样的广告语。哈登博士的侄子科斯格罗夫·哈登在战争中牺牲了，他在这本新书里，既倍感荣耀又讳莫如深，把他如何利用各种媒介与死去的侄子交流记录了下来。

“哥伦布《新闻报》的卡迈克尔！”

四月十五日早上八点五十五分，头号速记员乔丹小姐由于过于兴奋昏倒在我的合伙人怀里。九点钟声一响，一位留着杜恩得雷式络腮胡的老绅士买下了第一本《灵魂世界的贵族》。

“我叫埃尔伯特·威尔金斯，”他喘着粗气，“是我说出去的。”

科斯格罗夫愤恨地一笑。

我们四个之间的分歧太大了。

她好一会儿没说话，转过头去看着花园。我看到她咬紧下唇，极力控制着泪水。接着又转过头，深色眼睛再次盯住了哈登博士。

“所有女人，”他阴郁地说，“都喜欢悲情的感觉。想想我曾经的未婚妻吧。你觉得她看到我离开她之后走上这花哨华丽的路线，会怎么想？你觉得她会支持我与一群孩子到处跳舞吗——221页全都是这些。还衣不遮体！”

“谈谈这东西！”她愤怒地重复了一遍，然后猛地把书甩进了身后的灌木丛，书本掠过两朵野玫瑰，最后惆怅地栖息在泥土上。

我的确听到了一些动静，我下意识觉得是有人在说话。可那声音越来越响，混杂着很多脚步声。

我心里一惊。

这时，刚刚在人群中诡异出现的漩涡，突然被卷到了最前面，然后消失了。一个金发高个儿的年轻人，仿佛踩着高跷，被众人忽地推了出来。一双双热切的手把他推到了我面前。他沿着门廊走上了台阶——

我竭力打断了科斯格罗夫，我的声量高到他不得不停下来听我在说什么。

我拿出身上所有的现金来买通那两个老用人。他们不会说出去的，我向他们保证。我告诉用人们，科斯格罗夫·哈登先生刚从纽约新新监狱逃出来。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浑身发抖，不过已经有这么多谎言了，再多一两条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自己打起了盹。新泽西的风景悄无声息地变换为宾夕法尼亚。沿线都是奶牛，还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和田野，差不多每隔二十分钟，就会看到同一个农民，在乡村火车站边，坐在他的四轮马车上嚼烟叶，若有所思地凝望着我们铂尔曼车厢的窗。

“——那时你就能用真名回来了。”我冷漠地接着说，“而且，我们保证绝不重版这本书。”

“不管怎样我要把他的‘灵体’狠揍一顿。”

“我什么也没闻到，”我说，“可能是油墨——”

科斯格罗夫·哈登坚持要拿四本《灵魂世界的贵族》讨论讨论。他的叔叔说看到这本书他就想吐。塔利亚建议我们去加州开会，在那儿把问题解决了。

“哈登博士！哈登博士！”她惊慌失措地叫道，“一帮人涌到家里来了，差不多有一百万人！他们马上就到门廊这儿来——”

说罢她掉头就走，昂首迈步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我等着她走过去，一直走到距离窗户足够远的地方，才踩着软绵绵的草坪跟上她，跟她打了个招呼。

哈登博士点点头，仿佛要说什么，但塔利亚开始用她的小拳头锤窗台，然后接着说了下去。

我得承认，确实写到了树叶。

“辛辛那提《新闻报》的哈伦！”

“我很伤心，科斯格罗夫。如果我信了他的话，我会更伤心，但我没有。”

我同意，他确实是。

塔利亚兴奋得拍起手，科斯格罗夫用余光瞥了她一眼，第一次表现出一丝兴趣。

“闭嘴！”她大喊，“我就要告诉你，你做了什么好事！你把落基山这边所有的鬼魂召来，也阻止不了我！”

他顿了顿，胸脯上下起伏。这是他万众瞩目的时刻。此刻他就是上帝不朽的信使。

“一种轻飘飘的内衣，”他愁苦地说，“我还顶着满头的树叶。”

“你绑架了他，”她继续说下去，“你利用他做你那不义媒介的一坨面团，摊一块大饼——一块大饼来取悦所有歇斯底里的女人，她们觉得你伟大着呢。你伟大？你对死者没有丝毫尊重，不知避讳。你就是个无用的、懦弱的老头，愚弄自己和其他头脑简单的蠢货，心里没有任何真实的悲痛。就是这样——我说完了。”

“怎么了，塔利亚小姐！”她模仿道，“怎么了，你这个老糊涂，写这样的书你就该被黑到死！”

“你肯定不会这么做吧。想想你会让别人多失望啊。你会让五十万读者悲痛万分。”

他看起来神情恍惚，我便又重复了一遍。

哈登博士站了起来。

“听我说！”我插嘴，“我们不能各退一步吗？没有人知道你回来了。我们就不能——”

我离得相当近了，身体半掩在玉兰树后，正要叫他时，忽然看见一个穿着紫色晨裙的姑娘，俯身穿过花园最北端枝叶低矮的苹果树丛，踩着草坪向房屋走去。我后退几步，看她径直走到了窗户下面，毫不客气地开口冲伟大的哈登博士嚷嚷起来。

“是的，”他沉吟道，“如果他在地狱，事情就尴尬了——如果他在其他什么地方，就更尴尬了。”

“那你——那你究竟要做什么？”

大概路过了十几个这样的农民之后，我突然被同车厢的那个小伙子惊醒，他好像交响乐团里的低音鼓手般有节奏地来回踱步，发出低微的啜泣和咕哝声。我有点被吓到，却又很欣喜，毕竟他被深深打动了，被他苍白细长的手指紧紧攥着的这本哈登博士《灵魂世界的贵族》打动了。

“大点声，”哈登博士阴沉地说，“我可能就死了。我真的这么想。”

最终以哈登博士起身上楼，结束了这次面谈。我把小哈登哄到他的房间去，又是恐吓又是给承诺，才说服他保证二十四小时内不泄露消息。

“这还差不多。等你死了，拜托把埋你的事安排好。千万别躺这屋子里死掉，还要我回来处理后事。”

小哈登就像专横冷酷的红皇后。在他看来，谁犯了错，就应该立刻受到惩罚。家里已经有够多假死人了，如果有人再不小心一点，就会多一个真死人！

“扬克斯，比方说。”

“好家伙！如果底片没把我的左腿拍进去，你是不是整本书都要写我如何渴望一条左腿？第29章再让腿长回来？”

她一边听我说，一边发出快乐的惊呼，恨不得立刻动身。是她劝动了科斯格罗夫，在第四天与我们在客厅里会谈。我跟女佣交代，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扰我们。我们要坐下来，把这事摊开来谈。

“没有疏远？”他语气很失望。

“我听到了，”我说，“好奇怪的——”

我的话突然被打断了——外面的喧嚷声高涨，变成反复有节奏地喊叫。门被蓦地推开，一个慌乱的用人冲了进来。

“你是谁？！”我吼道。

“人怎么知道人什么时候会死？这是自然规律。”

我是个出版商。我什么都出。我在找一本可以卖五十万册的书。现在正流行灵异反转的小说。我则情愿出狂热的享乐主义者写的有钱的花花公子和神秘的女匪徒之间发生的故事，或者爱情故事吧。爱情题材总错不了——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才会谈恋爱。

“我得说，”我有些生气，大着胆子说，“大家都觉得这段很美啊。你看到了吗，他还描绘了你的穿着。你穿着——我们来看一下——嗯，一身薄纱，拖在你身后飘拂着——”

等我心情足够平复之后，年轻人把他被通报死亡这段时间的经历告诉了我：他在德国监狱关了三个月；患上脑膜炎在医院住了十个月；又花了一个月他才想起来自己的名字。后来去纽约，到那儿刚半个小时就见到一位老友——那位老友目瞪口呆地盯着他，然后哭得昏死了过去。等老友醒过来，他们一起去药店喝了杯鸡尾酒。一小时后，科斯格罗夫·哈登听到了人生在世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仔细打量他。没错，他要不是个灵媒，就是会在流行杂志上写搞笑通灵故事的那种尖酸的年轻人。

次日早晨九点，我们抵达了俄亥俄州乔利埃特，年轻人在我的安抚之下恢复了一些理性。你的叔叔很老了，我跟他讲，他误入了歧途。他愚弄了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可能很脆弱，如果侄子突然靠近出现在他面前，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做什么会让他在——在——”

“托莱多《刀锋报》的詹金斯！”

“我不想破坏这个惊喜，”我接着说，“但我也不想你待会儿受到太大惊吓。”

没有人说话。

“嗯。如果十年后他还没死呢？”科斯格罗夫质疑道。

“我亲爱的先生，”我不耐烦地打断他，“扬克斯和《灵魂世界的贵族》之间有一丁点关系吗？”

“够了，”他激烈地说，“看来过去这个月里，我就是整个美国头脑简单的男男女女们的谈资啊。我的名字，这位先生，不巧正是科斯格罗夫·P.哈登。我压根没死。我从来没死过，读了这本书我都不敢死了！”

“代顿《时报》的格鲁德！”

“噢，我会死的。”哈登博士立刻向他保证，“这点你不用担心。”

“我不明白，”哈登博士冷冷地说，“我们的大学舞会是在包厘街举办的，但我从没见过把‘黑’当及物动词用的。至于这本书——”

如果不是塔利亚小姐，我可能第一天就放弃了，做好准备回到纽约等待崩溃。但塔利亚小姐完全处在一种天堂般的幸福中，她什么都愿意答应。我向她提议，如果她和科斯格罗夫婚后愿意隐姓埋名在西部生活十年，我会给他们优厚的经济支援。她开心得都跳了起来。我趁胜追击，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们在加利福利亚州的爱巢，那里气候多么温暖宜人，如何与科斯格罗夫共进晚餐，附近还有浪漫的老教堂，如何与科斯格罗夫共进晚餐，六月暮光中的金色大门，科斯格罗夫啊等等。

“但是，”我建议道，“你想想，他本来可以写得更离谱啊。他可能会把你写成一个不可理喻的人，让你回答一些诸如祖父的手表几点了，或打牌输掉的三块六毛钱你拿去干嘛了之类的问题。”

我第一反应觉得他是来勒索的，但把他与226页的照片比对了之后，我意识到他就是科斯格罗夫·P.哈登本人，不容置疑。他比照片上更瘦、更老了，八字胡也刮掉了，但绝对是一个人。

哈登博士承认这一点。

“可能是因为底片有瑕疵。”他小心翼翼地说。

“好不容易这次比小说都卖得好。”

“你有一个侄子，”她说，“这是他的不幸。他是世上最好的人，也是我唯一爱过，并且永远爱着的人。”

“我不知道。快把他带上阁楼——藏在什么传家宝后面，用树叶把他遮起来！”

她转头看着我，有些讶异。

我眼前立马浮现出人们排着长队退书的可怕场景，五十万读者从四十街——我的出版社所在地，一直排到了包厘街。他们个个抱着一本《灵魂世界的贵族》，要我退他们两块五毛钱。我脑子转得飞快，考虑能否改了所有人物名，把这本非虚构作品变成一本小说。但这也来不及了。三十万册书已经捧在美国大众手里了。

因我的现身而爆发的喧嚣声突然静了下来——深不可测的寂静，孕育着更大的爆发。骤然间这十几个举着笔记本的年轻男子开始同时向我发问。

“是的，他不在。”他顿了顿，又叹了口气，“事实上，他正穿过宾夕法尼亚去俄亥俄。”

“这是要干什么？”他结结巴巴地问。

“他回来的那天我就认出他来了！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所有人都急迫地逼近他，“我有他的欠条！他打牌输了我三块八毛钱，我要他还钱！”

“过来，塔利亚。”科斯格罗夫带着些愠怒，“我们多少还是疏远了。你读了223页吗？你会爱一个穿着薄纱内衣的男人吗？这个男人还——还软绵绵的？”

新书发布会定在四月十五日。十四号那天，办公室里平静得令人窒息。楼下的零售部里，店员神经紧绷，盯着马上要堆满新书的书架和空荡荡的橱窗。三个专业的橱窗装饰员要连夜码书堆，码成什么方形啦，山形啦，圆形啦，心形啦，星星形啦，平行四边形啦，各式各样的造型。

门廊那儿已挤满了人，穿着正装戴着宽沿帽的年轻男子，戴圆顶礼帽穿着旧西服的老年人，所有人都在拥挤推撞，冲我挥手，向我喊话。他们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右手握着一支笔，左手拿着笔记本。笔记本摊开等着，此刻还是纯白无暇，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如果你愿意躲十年，我保证每年给你一万块！”

“莱马《先驱报》的马丁！”

伟大的图书面世了。

“塔利亚小姐。”

“那你继续吧，”他极力控制住情绪，“要骂街就尽管骂吧！”

“一点儿也没有，”我向他保证，“我这一生跟无数的作者打过交道，他无疑是最清醒的。他从不试图找我们借钱；他也从没让我们开掉整个宣传部；他也从没信誓旦旦地跟我们说，他所有的朋友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书店里都买不到他的书。”

“你跑到我这儿来，”他语气尖厉，“就是为了告诉我——”

“什么意思？”

“曾斯维尔《共和党人》的科里！”

他一开始不乐意，但最后还是绷着脸在路边厚实的草地上坐下来。我擦干额头上的汗，沿着小路朝哈登博士家走去。

她把胳膊肘架到窗台上，动了动，好像要把自己撑起来似的，突然又放弃了，双手托住下巴，冷静地看着他开始讲话。

“当然。”我有点困惑，“这个年轻人应该在——天堂吧——如果他没在地狱的话。”

我悲痛震惊的惨叫惊到了走道那头的红发姑娘，吓得她在本该画○的地方画了个×。

“这儿，我又跟一群孩子在一起——竟然在一起跳舞。一整天都在跳舞。还不是那种摇摆舞，而是认真地跳一些高品位的舞。我根本不会跳舞。我讨厌孩子。可等我一死，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女护士和一个搞合唱的合体。”

“哦，”我满怀希望地说，“哈登博士可能就——就——”

哈登博士的花园光线充裕，盛放的日本木兰花的花瓣就像粉色泪珠滴落草坪。我一眼就看到了他，坐在一扇打开的窗前。阳光涌进去，缓慢地爬上书桌悄悄蔓延，穿过哈登博士的稿纸，又跃上他的大腿，最终落在他毛发蓬乱、灰白的脸上。他身前的桌上摆着一个棕色的空信封，精瘦的手指正飞快地翻动一沓他刚摘选出的剪报。

博士沉重地点点头。

说完这些，我就出去了，留下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三个人。我冲出大厅，来到纱门门廊前。我来的正是时候。

我还是拿来了四本书，分给大家。哈登博士痛苦地闭上眼睛咕咕哝哝。塔利亚直接打开书翻到最后一页，开始在那儿画起了天堂般的房子，门口站着年轻的妻子。小哈登则愤懑地翻到226页。

“这本书就是世上最大的耻辱！”

“你打算这么干？”我焦灼地问，“你不打算公开身份，毁掉他这本书吗？”

“事实上，如果他在地狱，这只能说明他犯了错——但如果他其实在扬克斯的话——”

“黑到死？”哈登博士好像在隐隐盼望着，这是不是某种新荣誉。她没让他疑惑多久。

确切的首印数是三十万。

“谈谈这东西！”那姑娘接着说。

这也太诡异了——就像俄亥俄州的地图发了疯，英里拒绝被平方，城镇在国与国之间跳来跳去。我的大脑都在抖。

“你们要干什么！”我干巴巴地冲他们叫起来。

“在哪儿呢，先生？”

然后又是一阵寂静袭来。我看到人群中央出现了一阵骚动，像水面一股波浪或漩涡浮动，又好像一阵细风吹动了麦浪。

他随意翻开一页，发出一声短促尖锐的哀嚎，又一次打断了红发姑娘的井字棋游戏锦标赛，估计她都进入准决赛了。

哈登博士并不是什么学界新星。他是相当知名的心理学家，维也纳的哲学博士，牛津的法学博士，还是俄亥俄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作品既不粗俗浅薄，也不故弄玄虚。他的写作态度从本质上来讲是非常严肃的。譬如说，他在书里写到，有个名叫威尔金斯的年轻人来找他，声称有个死去的人欠他三块八毛钱。他要哈登博士帮他搞清楚，这个死去的人拿这些钱干什么去了。这样的事，哈登博士就坚决拒掉了。他觉得这就像祈求上帝帮忙找回一把雨伞差不多。

我们四点从纽约出发。我有个习惯，就是出门时总会随身带上几本重要的书，顺手借给周围看起来最有才华的乘客，我想没准这样能打入新的圈子，拓宽一下读者群。还没到特伦顿，特等舱一位拿着长柄眼镜的太太已在狐疑地翻着书，我同车厢上铺的小伙子则深深沉浸在书里，还有一个浅红头发、眼睛浑圆的姑娘，玩起了封底的井字棋游戏。

“你什么意思？”她轻声问道。

新书发布会三周后，我决定跑去俄亥俄州乔利埃特拜见哈登博士。这就是山不过来，穆罕默德（还是摩西？）就过去的故事。他性格腼腆，为人孤僻，所以我得去鼓励他，祝贺他，还要杜绝其他竞争对手向他示好的可能。为守住他的下一本书，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为此我拟了一份措辞巧妙的合同，确保未来五年他不会为任何商业问题烦心。

“怎么了，塔利亚小姐！”

“别说什么俏皮话。我要你诚心向我保证你十年后一定会死，毫无保留。”

“当然没有。我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我只是说，如果他在地狱，就会很尴尬，如果他在别处，就会更尴尬。”

她一脸疑惑。

我们离开了小车站，避开村子里有人家的地方，郁闷地默默地走了半英里路。离哈登博士家只剩一百米时，我停下脚步，转向他。

我叹气，感到深切的悲哀。

他打车去了书店。他要找的那本书卖光了。他随即跳上了开往俄亥俄州乔利埃特的火车，罕见的机缘巧合竟把这本书放进了他手里。

“你的意思是，”我赶紧请他解释，“你能感知到他的灵魂存在。”

“好吧，”科斯格罗夫恨恨道，“不管怎样，我的政治生涯算是完蛋了。我是说，如果我想走政途，我也永远当不上总统了。我连一个民主的鬼都算不上——我不过是个附庸风雅的孤魂。”

我陷入了绝望。我必须马上知道最糟的情况是怎样的。

“看这里！”他大声说，“就在‘摄于扬帆出行前一天，科斯格罗夫左眼上方有颗小痣’这张照片旁，写着：‘这颗痣令科斯格罗夫非常苦恼。他觉得身体应该完美无缺，这样的缺陷理应被自然秩序清除。’哼！我根本就没有痣。”

“科斯格罗夫，我的感情从未动摇过，从未。”

“我要跟你谈谈。”她唐突地说。

喧嚷声再次高涨，他们已经来了。我惊跳起来。

说完我深鞠一躬，摘下帽子善意地一笑。

宣传部门也是一周六天朝九晚五地加班加点。调斜体啦，加下划线啦，改大写小写啦。还要准备广告语、约采访、挑照片——哈登博士斟酌的、沉思的、冥想的照片，各挑一张；举着网球拍的、握着高尔夫球杆的、和嫂子在一起的、和大海在一起的抓拍，再来几张。书评也准备了一堆。样书已寄给来自上千家报刊媒体的书评人了。

“做什么？”他失控地喊起来，“怎么了，我要把我叔叔、他的出版商、他的经纪人、他的全部团队通通送进监狱，送到印厂里拿着该死的铅字的魔鬼手里！”

“你太自作多情了。我难道会妒忌你这个白胡子老头？我是说她如何因为这些描述我的话而疏远我。”

“不是，”我冷静地回答，“我会叫它非虚构。非虚构是一种介于虚构和纪实之间的文学形式。”

“你们听到外面的动静了吗？”她好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