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我们很了解陈戈文了。我们读了他的简历，跟他有不少次交锋，我们以为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他的个性，但我们其实对他知之甚少。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放弃概率研究转向机器证明数学定理之后，仍然在摸索预测赌博输赢的秘密，而且一旦有机会他还会现场尝试。
好在澳门的赌场本来就不多，如果是拉斯维加斯，那我们的希望将彻底破灭。我和亲自出马的人事处与财经处主任三个人决定从大到小逐个搜索。于是，威尼斯人赌场成为了我们第一个全面搜索的目标。傍晚，度过了白天冷落期的巨型赌场中的投机气氛正在升温。我们进入金碧辉煌的大厅，开始四处逡巡。
但我们跑遍了所有赌场，还是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到晚上九点，赌场中的灯火变得更加辉煌。穿过如潮的人流，我们再度聚集在最大的威尼斯人赌场，垂头丧气。
我们真的在短期内给他攒足了所需要的一百万人民币。这些钱是我们通过一些项目置换获得的。例如，我们把学校内部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一片地跟相关企业合作开发，企业投入进行楼房改建和未来使用，而我们会在改建的楼房中占据三层。整个楼房的产权将在五十年之后回归学校，无论那时候楼房在还是不在。这种土地置换的方法在多数学校都在采用，前提是不会影响到正常教学秩序和未来发展。跟企业的合作主要是办学跟生产科研上的一体化。我们的学生到他们那里实习，他们的一些产品开发项目给我们设计。一些大企业真的很有钱，我们从他们的支持中获益匪浅。
“你还从来没听说过一所党领导下的学校，面对上级可能颁布的新的管理举措去建立应对小组的情况吧？其实这种事情天天在发生。但能把这样的小组相对独立出来，给他们资源和一定权力，让他们尽可能发挥作用，我们校长真的是高瞻远瞩。我跟您一样对管理学充满探索的兴趣，且跟校长一心一意，因此被定为小组牵头人。我们从国家的短期和长远发展趋势方面做了三个秘密报告。我们发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发展，我们这样的学校都会在未来的所谓发展大潮中被淹没。
吴老师，您不觉得我们不但拯救了一所学校，还培养了能改变历史、创造未来的新人吗？
“三个月下来，我们从压阵的工科六院系发现了四个人。从为此配套的理科和文科的基础教学科系发现的人则只有三个。
“您讲座之后的第三个月，我们领导班子再度开了个碰头会。我们的校长跟书记不合，校长强力支持我寻找自主方案，而书记则建立了另一个团队希望能走上层关系，为学校的未来（恐怕最终将只有他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
我点了点头。
您能想象吗？用我们的技术，五十年之后我们就能搬迁到身边一个新的地球表面去居住。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对方，您都能看到一个云蒸霞蔚的镜像地球。等所有人都搬迁过去，我们的原有地球可以得到生态恢复，成为人类休养生息之地的重要备份。
他把我拉回到自己的桌子旁，用眼睛直盯着我，“你还能认出我，对吧？”
“你们不会让他通过赌博去寻找学院的未来吧？”这么半天，我第一次感到忍无可忍。
“我想要一百万人民币。”
“什么钱？”他扭动着不舒服的身体，使劲挣脱着。
长话短说，当我们发现学者中普遍创造力不足的时候，就决定在选人来校讲座方面更加留意。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创意人才，让他们真正占据我们的讲坛。最后，我们在全北京的各个科研机构或大学中找到的人，加起来不到二十个。我们一个个把他们请来，每次讲学都是全校性的，不管他们谈的东西其他领域的人是否熟悉，让大家都来听，都来感受。
他像看出了我的意思，只是朝我摇头。
但是，来自澳门的消息给了我当头一棒。
“他用数学方法测算六合彩的获奖概率且十测九中！他由于参与不同性质的赌博而被开除。幸好，他的家庭在北京有很多关系，所以才趁当时不那么规范的用人制度进入了我们学校。他的脾气很大，常常对有些死脑筋的学生出言不逊。我们询问过许多上他课的学生，据说他的到来会让一些学生唯恐躲避不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是个早期夭折的天才案例。虽然在本科的两年中就发表过三篇相当具有启发性的论文，但道德污点让他背上了社会压力。只有少数人，那些对数学特别具有感受力的学生，才称赞这个老师的到来能让教室充满深邃的灵光。这说明什么？我想他在数学上确实可称天才。”
“您真的是非常敏锐。我们当时应该更多咨询您才对。让我继续刚才的话题。在发现陈戈文仍然在概率方面有着跟其他人不同的数学感觉时，我们就期待为他寻找一个回到科研领域且能继续前进的道路。如果说对六合彩结果的猜想是未来预测的一种，那么未来学领域中如此多的领域，比如天气预报、空气污染预报、甚至地震预报，难道就没有他所能参与的工作吗？
我点了点头。“高士兵！”我甚至记得他的名字。
难道数学家跟我们的道德观念不同？就算他没有自己的底线，难道他不关心我们这些给他创造条件发展学术、发展未来的人吗？一旦他发生问题，我们这些人，甚至整个学校都会遭受灭顶之灾，难道他自己不清楚吗？
“我已经不太做概率研究了，我转了方向。当前，我最感兴趣的是用电脑证明数学定理。”
之所以仍然抱着微弱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找到这个卷款潜逃者，是因为我相信作为数学家的陈戈文在赌博中一定不是把利益获取当成最重要的目标。少年班多年来培养出的那种争强好胜、想证明自己存在的冲动才是他的主导意识。由于多年来他一直被驱逐于数学科研之外，他的生活中也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地方，那赌场上的某种胜利，就将成为他存在的自我证明。
“那天听过您讲演的人都忧心忡忡。吴老师，我们不想被关停，我们的教师多数在40-45岁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此时如果他们失业，进入其他更高院校任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转移第二职业的难度您是知道的，这等于把我们多数教师推向火坑。
但是，故事总是有结束的时候。现在，我将回到现实。因为高校长正在告诉我有关这个乌托邦的结局。
2
您有过这种感觉吗，吴老师？在一些非常紧张焦虑的场合，你会突然想到非常幽远漫长的东西，那些东西虽然跟当前的境况格格不入，但却出奇地攫住你的思想久久不愿离去。
创造力忌讳的第二个东西是批评和指责。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工作提出建议，但这些建议不应涉及他人做事的目的和意义，更不应对他人的思维方式评头论足。意见都应该是建议性的，协助改进的。你用了一种新的方法炒出一盘不太好吃的鸡蛋，你会乐意听这样的评论：盐还可少放一点，火还可热一点。但你不乐意听：你这个人根本不会炒菜！或者：还是好好先学习炒大白菜再来炒鸡蛋吧！这样的话语最伤害人的创新能力。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全校的课堂和科研活动中反复跟教师们强调，要直接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与其指责他人的个性或知识缺陷，不如展示出自己对探索的支持和期待对方能创造更好未来的渴望。
让我们回到那个轰轰烈烈的拯救学校的运动，回到我们把全校师生动员起来的日子，我们克服了人员之间的矛盾，共同为生存而搏击，主动出招，在应对难题过程中变得更加具有战斗力。虽然在坚持自救的校长和试图寻找上级支持的书记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大家都知道，只有学校自身的完善，自救和拯救才能到来。因此，各种矛盾在这样的时刻全面减弱了，书记虽然仍然指点着他自己的团队做着外部努力，但也乐于支持内部改造的诸般活动。
我记得我们学校讲授科学哲学的人常常谈论科学家的道德问题，什么学术上的弄虚作假、什么使用动物做实验上的违反伦理，这些都太遥远了。我们连自己身边的人都弄不清，连他的基本生活选择都还无法弄清呢！
“好吧，就当太阳从西面出来了。我在这里教书已经腻透了。我跟傻瓜泡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我确实想做点新的玩意出来。”
他停下来看了我很久。然后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
一百万元，那是一个可以判无期徒刑甚至可能获得死刑的犯罪金额，他难道没有生活的底线吗？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澳门相当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雷诺，是欧洲的摩纳哥，那里是博彩业的中心谁都知道。我们的钱在澳门被提现，说明我们的人正在澳门。而几天之前，陈戈文确实办好了特区证和港澳台通行证，说是要到香港去购买他所需要的软件。
“他当即就说我疯了。有些学者的政治敏锐性比我们这些搞管理的人强许多倍。他当场就回答说，他不会帮我们任何忙。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自己，为了保住位置。
“啊，我们找到了怎样的7个人啊，你简直无法明白……”他双眼眯缝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像终于有了一个转机，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似的。
我在城市边缘一个远离居民区的上岛咖啡馆见到了他。
我讲座中普通的一句话，曾经让他们产生了这么大的担忧，真让我感到有点儿吃不消。但这毕竟已经是过去很多年的事情了。从1998年到今天，差不多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就算犯罪，也该脱离追诉期了吧？我重新集中起注意力听他讲话。
在赌场中不能打手机。这让我们先分散后集合，发现之后进行集解的想法落空。可能是为了防止作弊，无线发射类的通讯系统在这里都显得不好使用。但三个人绑定一起去找又显得效率太低，殊不知每一分钟，我们的一百万人民币都有损失殆尽的危险。如果他所有的钱都已出手，我们的资产已经放空，自然没什么可说，但如果恰恰是我们到来之后没有赶上他的决策，或者眼看着他在我们身边把这些资金彻底挥霍，那真我们的悲剧。
这话我讲得很没有底气，但我怎么才能让他得到哪怕些许的安慰？怎么才能对他们的自由进行拯救？
这个方案说出来让您更加吃惊：我们想打印一个全新的地球！为什么不呢？我们有宇宙中使用不完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通过神秘的虫洞被转移过来，我们有良好的无源打印技术，我们计算过，整个地球的打印过程，按照现在的机器运行速度，只要五十年！我们的一些师生甚至计算过这个新地球的位置，它必须不改变整个太阳系的动力结构，不能破坏当前的平衡性。有的学生说应该放在拉格朗日点上。抱歉我不是学力学的，我只是听他们在说那个位置具有某种“漂浮性”，我想这一定是比喻。但这个位置后来被否定。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前最被看好的一个方案是让新地球就跟原有地球形成一个环绕系统，而两者之间的轨道轴心就是现在地球的质心。
但这一切，却为我们酿成了大祸。
“从自救的开始我就已经认识到，对我们来讲，跟随那些有名的学校后面，人云亦云地搞专业和人才规划是不行的。我们的资源有限，永远赶不上别人的发展。我们只能寻找自己最优势的部分，让这部分得到最大程度发展或一种迅猛膨胀。为此，我们将建校至今所聘用的所有教职工都认真进行了逐一分析，我们相信，即便在我们这种三流学校，也会有一些在某个领域具有出类拔萃可能性的人，我们要找到他们并给予特别孵化。
深冷的夜晚，你蜷缩在被窝中，不想做任何事情。
他跟着一群同样气宇轩昂、各种肤色且操着各种语言的古怪同伴，目中无人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朝向赌场深处的一张灯光明亮的桌子走去，一场看起来波澜壮阔的世纪赌战将要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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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们还发现，群体有效性的极限也跟这个相类似。即如果少于7减2，可能没有足够的搭配性，信息量和相互的思维激荡也不足。如果多于7加2，则显得人浮于事，或立刻会分裂成一些小的部分。而我们找到的，恰好是7个人。真是上天有眼。
以科研带动学校的发展，不是说我们放弃对学生的培养。教学仍然是高校教师的主业，但我们必须改革课程。除了基础课以外，我们把大量的专业课从大课堂讲授改为研究型的课题小组课堂。学校里WORKSHOP（工作坊）和SEMINAR（讨论课）流行，学生成长也变得出奇迅速。一些围绕带头人的本科学生，竟然逐渐进入到他们的团队之中，成为了科研的得力助手甚至学术主力，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次以光彩照人的样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呢？你觉得万事如意容光焕发，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脚下，山峦海洋都向你臣服？歌曲中唱过的亚洲雄风、世界之巅等所有辉煌，都无法跟我们看到的这场华丽的演出相提并论。
高士兵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但我们必须找到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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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猜我当时说的什么？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我说：我不跟你争这些。政治的东西你我都是门外汉。我们都是搞业务出身，如果一个领导突然站在我身后说，提你的条件吧，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那时候我决不会像你这么讲话。”
“对这些他们无话可说。但他们能找到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和麻烦。谁不存在问题？只要你做工作就必然在破坏过去和建立未来之间不断推进，而每当你为了发展进入无人地带的时候，你已经打破了旧的制度的边界。但那些落于你之后的人却可以就此指责你、调查你、控告你、甚至起诉你。
“那么，你是需要买更好的电脑？”
温暖的南国。天空中下着细雨。
“在会上，我把一些国外薄弱院校如何自救的经验做了简单汇报。我的想法是，这些经验虽然来自他种文化，但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说实话，我跟校长都认为，给所有教师保住职位确实是一个新的、可能发展起自己的机会。
我记得杨振宁仍然在美国长岛的时候，曾经作为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教授接受过电视台访问，他当时说他做的每一项创造性工作，其实核心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天！一旦你对某个题目感兴趣，有了思路，在三天中灵感将带着你走到最远的地方。在三天里他会形成一个问题答案，并对这种推测性的答案进行计算验证。科学工作者很相信他们的直觉，而他们的估算能力也很强，三天时间便能看到一个路径是否光明。如果三天做不出成果或被验证为彻底错误，他会转到其他思路上。其实，在管理学中也有所谓的80/20原则。人们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中的80%，是用20%的时间完成的。现在，我们有信心在一个较短的时间中为我们选定的创新专家创造出最好的工作条件。我们通过快速访谈、接触，甚至简单的心理测验给他们寻找最合适的助手，让他们的学术活力能恰到好处地传达给同事甚至学生。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期待能像滚雪球一样地把团队带大。举个例子。在工程制造专业我们给一位专家选定量子力学、扫描成像、材料科学等三个不同方向的助手，这使他多年期待完成的一项突破性的立体成型技术很快实现。您知道，所谓立体成型，就是今天所说的3D打印。这个技术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才逐渐成熟。而我们至少比国际先进水平要早上十年。我们的另一个教师，是马哲教研室的。你无法相信吧，这个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竟然能成为我们未来竞争力的首选带头人之一。天体物理行当的人多数其实是数学家，只有在纸上分析出宇宙的隐秘他们才转而去寻找观测数据进行证明。选定他到我们这个大学来教书，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强调素质教育运动的时候被请来教天体物理的，但由于我们这个学校是工科为主，多数学生只选跟未来工作接近的课程，他常年工作量不满，只好靠开设自然辩证法必修课为生。不过，在业余时间里，他仍然醉心白洞和虫洞物理的研究，且在学界小有名气，只是过去囿于我们学校的工科性质，他的成就很少被广泛认知。现在，在彻底放开不再管上级怎么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能给他们条件，说不定真能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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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扩大精英团队的任务，学校开始一系列的创新奖励和创新文化建设宣传。我们广泛地把各个兄弟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的学者请进来做报告，希望他们能引领我们。这不是胳膊肘向外拐，而是一种坦荡的智力吸纳。我们想让教师靠近真正的大师，感受真正的创造能量的冲击。
陈戈文到底在哪里呢？
在上述教育教学与科研取得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做了太多的个体创造力发动。这在今天我们这个压力重重的社会中显得弥足珍贵。但是，面对未来大科技时代，我们还谈不上联合协作。除了各自的小团队，我们简直就是各自为战，就像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各带着一群学生自己讲自己学，不跟其他群体发生联系。如果说我们回归了教育的本来理想，那我们回归的只是春秋战国的教育，是古希腊的学园，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这个小小的世外桃源能继续前进且经久不衰，就必须迅速让我们的学校类型从古典升级到当前。
我瞥了一眼号码，有一种似曾相识又模糊不清的感觉。接还是不接？我翻看了一下床头那个以塔罗牌为画面的日历。因为，直觉告诉我这个电话将改变我对生活的认识，甚至可能改变我一生的走向。好吧，如果它继续响第三次。
“澳门？”
其实，鉴别出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并不难。这不看他们发表了多少文章。我看过一篇张五常写的谈他在美国不同大学中寻找职位的短文。他说那些院系的选人用人根本不看有多少文章，就是找你来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看你思想中有多少灿烂的火花和对这个领域积累的认知判断力。有这些基础的人，没有什么重要论文著作他们也会签约让你来教书，加入他们的团队。其实，许多著名的公司在选人用人上也跟张五常说得非常类似。像苹果公司还没有今天这么大的时候，他们的选人面试常常让所有职工全部参加，这些人各自躺在地板上或歪在椅子上，不等你开口他们会先说公司想开发点什么，讲他们的技术创新，等应聘者听得热血沸腾，急切地加入谈话，这便形成了真正的交流。他们觉得这种方法才是找到志同道合且有创意者的最好方法。
我不知道他的这些话是在指责我，还是纯属一种中性的描述。但我似乎感觉，他要说的事情确实跟我参与过的某个改革项目相关。
“嘘！”他制止住我大声讲话的意图，“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吴老师，您别笑话我。我是搞中文专业的，对数学这些一窍不通。但我看过一些有关赌博的电影。那些电影自然都很夸张，不过我能记得其中一些细节。我记得有一部电影中描绘一群数学家去赌，他们除了赌马，还去玩21点。所以我感觉牌戏应该是一个值得调查的重点。为此我们分散到各个赌场去寻找加勒比扑克或21点聚集的台子，然后每三十分钟大家都回到同一个中心地带交换情况。幸好澳门不大，赌场也相对集中。
难道他们的能力建设最终走向了邪路？
除非，紧张而急促的电话铃把你吵醒。
吴老师，我记得您曾经在课堂上讲过，有压力才能建立团结。我们的整个尝试，其实就是建立在外部压力基础上的，只要能保全这样的压力，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不会出现巨大的崩溃。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渣滓洞里的革命者具有如此力量强大的团队能量，跟他们的共同信仰有关，也跟他们所受到的非人隔绝和恶劣待遇等压力有关。
“认知天才，跟我们过去想象的完全不同。虽然统计学家早就指出，天才在我们生活中只是非常小的一个群落，但事实上天才比我们想象得要多许多。有一种社会压抑理论认为，许多天才被社会规范所压制。而解除这些压制的方法就是取消社会规范，我们对这个观点做了一些更改，我们认为，虽然社会规范对人的天性有所压制，但一些蛛丝马迹总能从各种侧面透露出来。
“我至今仍然记得我跟他讨论未来发展的那次谈话。我是直截了当的。我告诉他我们整个学校都处于危机之中。而要拯救这种危机，我们必须在学科发展上加强力度，要做到不是简单地超越联合大学的诸多分校，而是要能在全国领先，甚至世界领先。”
但正是这一百万，让我们陷入了绝境。
“讲起这些，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想要让自己不被吃掉，一个最重要的方法是要做成世界上唯一的、其他院校不可替代的学院！你所具有的特性或能力，是其他学校所不具备且对社会有益的，这是所有大学或科研院所生存的基本法则。但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唯一性，我们在科研上不突出，教出来的学生则跟当前的热点职业毫不沾边。这样的状况不可能保证我们不被撤销。想要自救，只有一个办法，在今后的十年中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特、唯一、对社会有用的学校。幸好您告知我们还有十年时间。”
“现在，通知上规定的24小时差不多已经所剩无几。我庆幸在这最后的晚上找到了一个人说说发生在我们学校的故事。现在，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空气中有某种甜腻的滋味。
“对啊，所有这些参加会议的人都会到香港的公司去寻找最新的软件更新，我就是在那里跟他们熟悉后才决定来这里的啊！”
“没听说过博彩业大亨何鸿燊先生亲自创办的概率论数学大会吗？只有全球最顶尖的概率学者才有机会参加吗！”
今天我特别来找您，主要还是基于您给我的教育领导学的教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吴老师，我认真读过您的《教育管理学基础》。我知道那本书曾经被评为看不懂在说什么的“最差著作”。但我却能明白其中的奥妙。您一开始谈后现代管理与科学的性质，我就摸到了门道。我记得您特别用两章讲福柯的观点。福柯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管理学家，我不把他当做哲学家，他的《规训与惩罚》《性史》《疯癫史》我都读过，喜欢得不得了。您提到他，我觉得最深层的含义是想焊接当前知识分子关系中被折断的链条。可惜的是，福柯人没来过中国，来过也是在50年代。如果他现在到这里看看，便会感叹我们的知识分子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多差了。由个体或文化习俗差异引发的普遍忌妒，由生活或教育条件差异造成的歧视。我知道您的学校也发生过许多事情。我研究过北京市几乎所有学校的人际关系状况，不瞒您说，我发现你们学校中最有特色的是城乡矛盾，这些年来，外省乡村藉教师几乎排斥了所有本地城市教师，这虽然不能说是劣币驱除良币，但确实是一种古怪的排斥与歧视。我猜想，外省乡村教师不喜欢本地教师，是因为本地人太过孤傲。于是，他们宁可执行让整个学校的血统越来越纯正地成为一所乡土高校。吴老师，这些正常吗？知识创新需要五湖四海，需要城乡结合。知识分子关系的第三个问题，是学术打压。这种打压可以发生于学派纷争，也可能由前面两个差异引申造成。当前高校中一个教师的学生抱团打压另一个教师及其手下的现象屡见不鲜，群体间势力此消彼长。年复一年，人们眼巴巴地期盼着新一届学校领导赏识自己的派系。如此多的矛盾和问题，根本不是福柯所能处理的。而对我们这些急着把所有智慧团结起来的人来讲，必须寻找一种办法，让我们能立刻穿越福柯，也穿越爱德华·赛义德！
他们最终建成了一所对社会有害的学府？
“放开我，你们疯了吗？没看到这是第三届澳门博彩数学讨论会的会场吗？”
“事情是从1998年开始的。那个秋天，教育部颁布了他们的985计划，要在21世纪，用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重点资助10所高等学校，让这10所学校迅速成为世界顶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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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站在一颗新的星球上回望历史的天空！
高士兵的故事相当冗长，但整个自救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确实能够进入教育管理学的经典案例选。
我耸耸肩膀表示对此根本一无所知。
吴老师，我尊敬您是从事教育领导力研究的学者。但我想您的实际经验很少。抱歉请您讲座前我找您要过简历，知道您从心理学系一毕业，就在大学教授管理学。现实生活中的管理跟您所教授的那种，可能完全不同。现实永远不会按照教科书一样按照规定情节发展，有时候，它会超越教科书所展示的底线。
我期待着这场大风吹散一切。我更期待在澄明的天空中仰望天际，能看到一颗全新的小星点。直觉告诉我，高校长所说的打印地球的计划已经启动。
我不太喜欢夜间接任何工作上的电话，特别是在北京初暖还寒的春天。雾气那么浓重，PM2.5会给人带去多大伤害，还不可知。我做医生的妹妹曾经告诉我，她的研究表明，每隔六七年，PM2.5的含量就会达到一个峰值，而此后的六七年就是城市中肺癌发病的尖峰时刻。这样的天气，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智，都不可能使我离开被窝离开家门。
“在2000年前后，一百万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您是知道的。”
我要了一杯咖啡，知道这个夜晚将彻夜无眠。他以怀疑的眼光盯住送咖啡的姑娘，而那个姑娘则对我们看都不看。我想这给了他一些稳定作用。
打电话的人跟我有一面之交。早在十五年前，我们就曾在一个有关高校管理的培训班上见过面。我那时还在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领导学，而他是一所不太出名的高校的副校长，在我这里培训。我仿佛记得事后他还请我去他的学校，给创意设计学院做过一次报告。那时候的他风流倜傥，而今天却判若两人。他身上看起来不那么规整，有点佝偻。我甚至隐隐地看到衣服上有吐了却没清理干净的痕迹。十五年的时光，好像磨碎了他的面孔，在原本白皙的皮肤上刻蚀出深深的条纹。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岛咖啡的员工会让他进来。他看起来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充满布尔乔亚氛围的地方。我的一个直觉是，他变得比过去要自信许多，但却因为受到了严重打击而成为惊弓之鸟。桌子上摆着一杯味道恶劣的鸡尾酒，酒杯被粗暴地移动过，酒水洒出一大摊。
澳门事件完全是一场虚惊。我们对人的认识没有发生任何失误。但我们对人的承诺、信任和信心不足，是导致我们一时恐慌的根本原因。这件事情之后，整个领导班子都在反思，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更好地信任我们的教师，让他们能发挥出更大的能力，以更大的力度和速度拯救我们的学校。基于这些讨论，我们继续扩大当前的精英团队的范围，让更多具有闯劲的年轻人走到前台，扔掉枷锁，开始他们自己的创造生涯。我们的另一个思考是，在一个“大科学”的时代，不能让所有的项目都停留在单人、最多是小团队的作坊运作方式上，我们要搞一些大的学科融合和知识人才集成。
至少对许多中国人来讲，这里充满了神秘。谎言和想象力包围着这座城市，也挑逗着人们的探索欲望。
“谢谢您在这么寒冷的夜晚出面跟我聊天，我其实没想让您出面做什么，只是觉得您的课程让我受益匪浅，我所做的这些，就算您未来教学中一个小小案例吧。”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十一月的晚上，天跟今天一样寒冷。怎么我们的苦难都发生在这种寒暖交替的时候？我收到会计的一个紧急电话。“高校长吗？您在哪里？您快点来吧！我们账户上的那一百万已经被人在澳门提现了！”
“嘘！不要出声。我时间有限，你只用听我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插嘴。我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置，还很难说。你还记得我们十五年前的那次见面吗？我邀请您来学校给我们的创意学院教师做报告的那次？”
但很快，我就知道这其实只是整个事件的第一步。
一切的一切，都在那一刻发生了。
“我就知道您是计划的参与者，我记得在那次培训中您谈到过一点点。长话短说，我们请您去为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讲座，就是为了全面了解这个计划将给我们这些边缘的、三流以下的学校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那天我们的问题都集中在没有资格进入这些国家项目的院校该怎样生存上。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尽量在公平性和概率论原理作用较强的赌台周围转悠。而那些纯粹没有理性的游戏，我们会一带而过。
“吴老师，我是您的学生，但不是一个好学生。您一定为我们学校刚才所做的这一切管理学尝试感到骄傲，认为我们达到了自马基雅维利以来人类控制自身导向成功的高峰，是自马斯洛自我实现理论创建以来人本主义所达到的高峰。我们确实把个体、群体所能碰到大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解决得相当出色。但是，我忘记了您也讲过，学校不是设置在世外桃源的。我们仍然在中国现实的大体系中。这话怎么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呢？我们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的优化中了，忽视大环境恶劣的后果终于显现出来。简而言之，我们的成功引发了兄弟院校的强烈不安，出于同样希望保全他们自己职工饭碗的初衷，这些学校向我们发起了一轮轮的明里暗里的猛攻。”
“难道都让你赌光了？你把钱拿到哪里去了？”
我点头表示同意：“我甚至参与过相关项目的测算和报告的研讨。虽然我自己很怀疑这种通过资金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是否真的有效，但国家已经下决心要做这个工作，我们只是打打下手。”
上岛咖啡温暖的房间，让我忘却了刚刚走过夜路的寒冷。而高士兵副校长所讲的这套有关高校拯救的管理学原理，虽然没有什么出处，但也合乎逻辑。我对整个事情充满了兴趣，急不可待地想知道他们怎么开始了十年创建独特高校的道路，而这一切又是怎么让他感到了今日如此巨大的威胁。
“吴老师，您还记得我给您讲的陈戈文到澳门买软件但出现在赌场的事情吗？他在那个事情中没有犯错误，但他确实没有认真执行严格的财务制度。而我是这个问题的主管者，那笔钱是我和主管财经的副校长一起签字的。
我的脑子轰的一下子。
吴老师，大学科指的是需要集结很多不同方向的人、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协作研究的领域。但我们发现，大学科可以做成字面意思的那种大，真的让这个学科大到一种超越极限的宏观尺度。我曾经跟您说，我们的马哲教师在白洞和虫洞物理方面研究深入，我们还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定理证明机器，一旦有人提议将这两者跟机械制造和化学工程等结合，阻碍融通学科的玻璃纸就被彻底捅破。我们就此最终解决了3D无源打印的问题。这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未来技术。它的基础集纳了资源对等性原料存储位置探测的数学结构，虫洞物质运输的物理机制、无设备状态下的电场调节、成型过程中的抗干扰多元信息传递，加上3D打印已经建立的诸多专利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把一个物体凭空创造出来。当我们在演播室镜头前第一次无中生有地打印出一小枚闪闪发亮的钻石的时候，我们相互抱头痛哭。因为整个演播室除了摄像机和灯光系统，根本没有任何用于打印的设备，在空寂的世界上看到一个东西隐隐成型，您在场也会跟我一样激动。
10
五十年之后，我们都将离开这里。
高校长所讲的一切，对我来讲都像是乌托邦。这个乌托邦起源于人的群体拯救，之后是创造力的全面宣泄，人活得更加自然，再后来，通过技术改变，人们彻底找到了挽救自身的途径。他所描述的那个未来，久久地激荡着我，让我无法停止对未来的憧憬。
书记在外面拉关系的团队四处碰壁，为了掩盖他的窘态，他转而把团队从上级主管单位转向企业，争取横向联合和土地创收，这倒为我们在同类大学中获取了更多资源。不瞒您说，我们真的搞到了数学家要求的一百万人民币。由于只有他才真正懂得购买什么样的软件，所以，我们把用钱的决策权也交给了他。
在那个寒冷的晚上，我只有一个念头，要立刻赶到澳门，要在他还没来得及出手下注之前阻止他，取回我们错误的投注，取回原本希望用来打通未来的资产。
“吴老师，我一直在想，一旦我们学校被撤销，必定有一些人会编造谎言把这个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涂抹上黑色。对我个人这些都无所谓，但我们在教育管理领域所作出的这些尝试，将被彻底消灭。这一点我最觉得不能忍受。我们都是普通的高校管理者，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但整个时代却是由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撑起的。为了不让我们的经验彻底被消灭，我觉得一定要冒险把这些都告诉您。事实曲折由您来评判。
“你之前申请出差可没说要来开什么概率论的研讨会，你不是到香港买软件吗？”我们的人事处长争辩着。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
仍然拿我们的3D打印技术说事。我们让它彻底脱离了机器，也远离原材料，这种“无源化”设计导致我们可以在任何范畴做任何水平的设计。您常常听说政府要整治北京的PM2.5吧？面对这种顽疾，政府几乎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你能禁止车辆启动？车辆一启动就会排放尾气。我们计算过，如果能尽快把全部汽车改为电动的，情况将有所缓解，但当前电动汽车设计不过关，充电设备不足且价格昂贵。所谓的分区限行也只是权宜之计。我看就连迁都都不一定能解决北京的问题。一来迁都的成本太高。这个首都已经形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外国人甚至用北京来形容中国，它就是中国的代名词。不用说迁都需要巨额开销，仅仅是迁都的过程控制和人的适应就让人不敢想象。你要选址、设计、建设、搬迁，种种行动真正完成难道不需要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持续的变动中哪个环节卡住都可能发生危机。对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PM2.5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存悖论。对此，我们的教师提供了简明扼要的解决办法：何不打印一个新的北京？让我们寻找一块新的土地去规划我们的新城。您觉得这个方案疯狂吗？一个全新的北京，可以比现在小许多，但功能齐全且舒适，并跟大自然全面融合，可以把机关、学校、住宅的远近调整恰当。然后，把北京的一批人搬过去。他们什么都不用带，就自己过去，那里一切都有。这个计划我们觉得非常合理，只是选址问题一直困扰我们，所以我们才没有真正提出来。在中国当前的各个省市，我们没有找到能跟北京现在的战略和地缘相媲美的位置。我们的空间太狭窄了，而正是这个狭窄的空间让我们想到了第二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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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考虑陈戈文可能穿怎样的服装。他会西装革履、手提皮箱吗？这种装束是否显得太滑稽？除非他也跟我一样看多了香港电影或美国电影。那么，他会穿得跟在学校中一样邋遢且破旧吗？那种不修边幅的状态会让他感到更加自如吗？但这样的话，赌场的保安会立刻让他出去。
见我进到他所在的小小隔间，他猛地跃起，飞快地奔到我的身边，贴近我的耳朵，紧张而激动地说：“你终于来了。我的时间没有多少了。门外没有警察或警车吧？”
我们三个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年龄，竟然像听到了发令枪一样飞奔了过去，在第一时间和众人恐惧诧异的眼光中从各个角度把他紧紧地按在桌子上不能动弹。
但是，电话还是顽固地又响了起来。
我们放开他，再度回顾他周围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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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可抱怨的。吴老师。您搞领导力研究自然知道，中国的问题，其实是人类学问题，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都会最终归结到资源的争夺。不解决资源问题，我们永远会在这个怪圈中相互残杀。
“快说，钱呢？”三个愤怒的人同声喝问。
黎明的北京，压抑着城市的毒雾仍然没有消散。但我记得天气预报中说，24小时之内将有大风。
“等一等，高校长。也许一切不会像你想得那么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领导班子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作为负责人事和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自然主要领导人事处和科研处。我把两个处室的办公相互协调，对选定的七名教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了解，并期待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的创新力全部发挥出来。
“买软件大致要多少钱？”
在那个紧张寻找的澳门之夜，我突然在想中国人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
总而言之，我们用土地租让和校企结合的方式获得的部分资金，对每一个有潜力的教师都进行了投入。对天体物理方向，我们给他提供了最好的电脑系统，还相应改变了办公条件。冠冕堂皇地讲就算我们投入基础研究，但知道如何办学的人都会说，你们的基础难道要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对立体成型方向，我们考虑应该帮助他做更先进的立体成型机。我们发现国外的研究都集中在如何处理塑料、金属等现有材料，设法将它们固塑成型，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远程方式进行一种超距离无机打印。换言之，我们想制作出像电影
《星际迷航》中的那种物质传递机。这项工作投入了将近一千万。当然是在2000年前后的价值币值和通货膨胀率下的投入。最后，对用电脑证明数学定理，按照跟教师的协商，决定真给他一百万用于软件购买。
“他们还能做什么？你们在科研和教学领域中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变革和成就，他们还能怎么说？”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陈戈文从到达特区就没再打开过手提电话。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天从香港转向澳门的，也不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几天。
“吴老师您做教育领导学研究，比任何人对我们都了解。在中国当个校长，真的是让他坐在火炉子上方一米的地方活活被烧烤。用完就扔的干部体制，会让人在任期中尽量使用权力。现在有一句话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但体制不改，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谁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咱们教育口就算是比较不错的行业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是为权力来工作的，但我不得不说，在中国这种疯抢资源的现实中，失去权力可能终生掉队。我们的校长对这个未来看得特别清楚，与其等待着被关停彻底失去自由，不如我们博一把，找到一个能延缓生命终止的方法，就算损失一些权力，也是值得的。为此，他很快就私下里责成我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组，研讨全方位应对关停的策略。
经过一天多的紧张、愤怒之后，我们的心情都开始有所冷静。我们再度聚焦到陈戈文的个性和他所从事的数学研究上。也许，我们都错了。不应该放弃那些简单的老虎机和押大押小游戏，因为那些游戏才是概率真正起着重大作用的地方，反而这些扑克牌戏中充满了数学无法预测的人的狡诈，他不太可能这么傻去面对自己的弱点。
为了拯救仍然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着的五百多名教师和学校的未来，我们孤注一掷地寻找着天才，我们的目标只是期待自己的学校建设成为一个没人能取代的特别的教育机构。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路子都是对的。我们至少让整个学校像一个新的有机体一样运转了起来。而且，多数教师都转而对我们的努力抱起期待。我们的书记甚至在设想当前的状况可能是他未来提升的敲门砖这样的事情。
吴老师，您大概特别清楚，创造力的发生发展最忌讳两个东西。第一是功利性。把任何事情带上功利，创造力本身就会受到限制。虽然有人提出，谋求个人利益是创造发展的动力之一，但这仅仅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在多数情况下，创造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跟功利主义分道扬镳，而更看重给探索者自由的空间。寻求自由才是创造力发展的永恒动力。在这方面，我们要作出制度保证。具体来讲，探索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领导出面顶着，绝不让教师受到伤害。我们跟所有教师签订合约，当他们从事自己领域内外的科研时我们决不参与意见，成功后决不在上面签名，不从中夺取哪怕半点名利。但如果失败，我们将挺身而出，作为整个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承担下全部责任。
“您的整个谈话让我们的团队非常失望。要知道我们这种基础非常薄弱的学校，能在这个世界上坚持着活下来，其实是凭借我们对教育的信念。但这个国家看着像在发疯，他们不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教育，慢慢实现人际公平，而是采用揠苗助长的方式拔尖，完全不管我们这些正在底层从事踏踏实实教育工作的学校的死活。我记得我们曾经再三逼问您，最坏的结果会是怎样。您说，大概在十年之内，一定会将排列在学校榜下端的这些院校进行大幅度清理和关停。这是管理学的效率原则决定的，您当时振振有词地说。”
我差不多被他的讲述搞傻了。教育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改革，使人的状态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我从事这么多年学校领导力研究中从未听到过的故事。我真想立刻跟他询问更多的细节。但他的故事还在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着，我只好继续倾听。
在这样的夜晚，碰到这样的事情，真是极大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人生到底有多少种神秘？他会给我讲些怎样的故事？
但我们相信，只要一个赌场一个赌场地寻找，我们一定会找到他。
我记得您在书中曾经谈过，一旦人际关系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领导者会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前问题的技术方面。我们确实是这样。困扰其他学校的那些内耗不存在了，我们便能集中力量把教师吸引到一些当前最重要的大学科方向上。例如，我们的第一步是针对学校中缺少生物医学这个当前最重要的专业领域向大家提出，我们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一种新的跟生物和人体有关的专业？恕我直言，我知道你们学校的医学专业的是怎么来的。你们跟校园旁边的一个医院建立了合作协议，把对方的主任医师都纳入你们的教师体系，把他们的医疗设备都当成你们医学院的设备，给他们每年招生。这个做法当然方便，但我也要说，你们没有什么真正的跨学科创建。这些医院的大夫，不太可能跟你们校园中的教师交流看法。而我们的做法不同，我们在没有这个专业方向的前提下，发动所有不同专业的专家思考我们怎么无中生有地把这个专业建设起来。随后我们发现，机械制造专业可以从残疾人的义肢方向切入人体生物学。化学工程专业可以从事生物化学类药物的设计与研制。人文基础部这种通识教育学部可以进行医学和生物伦理研究。即便有这些生长点，我们不希望将这个领域固定下来，我们要保持开放的边界让其他专业的学者敢于进入和易于进入。随后，我们的3D打印技术开始在打印人体器官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再度领先于行业。
吴老师，我是个中文系出身的教师。在这种工科学校中只是讲讲语言和写作的公共课，能当上副校长，纯粹得益于我多年不断地丰富自己。终生学习是这个时代的人生存的必要能力。您写的有关教育领导的书我全都读过，还有世界各大学校长年会的一些访谈和发言，我也常常认真领会。不但如此，由于主管科研和人事，我还会阅读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的传记，阅读贝尔实验室、罗马俱乐部等组织的发展历程。对科研工作者的一些专门访谈，我也会抽时间关注。
在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引导下，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成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的优质论文数量正在增加。这里所说的优质论文，是真正具有启发意义和创造力的论文。像文学院的《楚辞》研究，跳出文本和作家，从楚文化中蕴含着的创造资源出发，将文学纳入到一个异常广泛的新的符号空间。我敢说我们对屈原认识的改变，可能是当前最具创造性的文化颠覆。在工业设计方面我们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跟上世纪上半叶德国包豪斯学院做的一样，我们在信息时代重新定义了工业设计到底是什么，这种定义让工业设计的整体思路转向一种“量子层级式创意毛边云切换机制”，意思是说，要改变认为创意无底线的想法，要为不同创意加上能量表征，这样下来，通过能量差异或将“毛边能量”做云切换后，新创意跟老创意的差距便可最大化。有关这个方法的具体内容，我只能谈这么多。毕竟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工作者。
“如果算案例，高校长，那我这么评价：你不是一般的案例，是教育领导学中最辉煌的一个案例。它必定会成为未来许多年都反复引用和讨论的最佳范例。”
学习成就评价方式的改变，让我们的学生都成为了自信的人。他们相信未来社会虽然存在着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变动，但他们有能力应对。有点怪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发现自己学校中自然发展起来的相互恋爱比过去多了不少。我们正在想，这是否因为孩子们更能坦率地面对自己和异性所造成的？
“好吧，我当时跟您说谎了。当时来听讲座的，不是创意设计学院的教师。我们根本没有创意设计专业。
可能是我喝了酒的缘故。我感觉自己已经漂浮在一种氤氲环绕的温柔的幻想之中。在这个寒冷的早春夜晚，我听到了一个如此不可相信的故事。
“7真是一个奇妙的数字。你记得1956年乔治·米勒那篇有关7的文章吗？当时这篇论文轰动心理学界。米勒的研究认为，7是自然界中最神奇的数字。人的感觉系统的信息处理极限就在7正负2这个数量上。换言之，我们的大脑无法处理超过九个模块的内容。多余的部分必须放弃。
我们庆幸高校改革给我们的压力，我们掌握好了在压力下完成组织变革的时机和步骤。而一旦在压力下组织中的大多数人开始以创造而不是谋生为工作的目标时，相互的和谐合作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存需要。这种出自个体的充盈的需求，强烈且无法彻底被满足，人们不再为什么相互关系费时费力，直言不讳的交流方式使许多可能造成误解的机会都被消除了。于是，理想的道路从此在我们的脚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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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百万呢？”
“除此之外，我还动用过其他不在开发领域的资金协助过一些项目的开发。所有这些都已经构成了重大问题。跟我同样犯有重大问题的人还包括我们的校长、书记、办公室主任等，他们的罪名分别将是在用人制度上、资产管理制度上破坏政府规定，都可能在调查后被起诉。我今天已经得到了通知，必须在24小时内到规定的地点报到，去交代问题。
“傻X啊，你们！神经病。你们，疯了，你们？”他接二连三地臭骂我们，把我们搞得狼狈不堪。
“比如档案中人的简历。吴老师，你读过多少人的简历？简历中充满了学问。我现在只要一看简历，就立刻能把一个人归入三个不同的亚类型中。简历中到处错别字或语句不通，这种人不用细看，没有最基本的逻辑和文化规范。不太可能是我们所需要的天才。简历中的一切都中规中矩，到某个年龄上学，到某个年龄结婚，到某个年龄升职，到某个年龄生育，这样的人也没太大希望，他们可能是社会适应者，而不是社会变革者。唯有第三类人，他们的简历中逻辑正常，但却充满了一些矛盾或反常的信息，这样的人尤其值得重视。像我们常说的早慧，这是一种在人生的前半个阶段走过了其他人后半个阶段甚至全部阶段的人。他们是我们世界中的天才。你可能会提到《伤仲永》的例子。但王安石伤的是仲永后半部分没有发展或回到社会适应者的角色，并不反对他前半部分人生处于天才状态。在我们的简历分析中，数学家陈戈文就属于简历有严重问题的人。他是中国科大少年班毕业且转入数学系学习的学生，但不到两年就被除名。这场变故断送了他的未来发展之路，让他匆匆回到老家北京，而他被除名的原因，你猜是什么？”
“只是需要更好的软件。我们的硬件跟国外的不相上下，但专业软件不行。你知道中科院的吴文俊吗？他这几年做了大量的机器证明定理的工作。我其实比他的方法更好，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这个工作能把许多不同的内容联系起来。”
“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我们是个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建立起的学校，至今只有二三十年历史。我们的主要科系是工程，当时是为了满足北京市不断发展的工业需求，为了培养北京建设急需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我们能吸引到的人才是相当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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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解决了自己学校生存的知识基础，我们现在不但有充足的知识生产能力和教学能力把这个学校搞下去，我们还具有了自我创造财富的能力。就算今天国家停办了我们的学校，我们照样能通过民办学校注册将这个学校继续办下去。但是，我发现充满创造力的教师和学生现在都跟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命运相互关联着，让他们为自己获取利益他们都不干，只是一心一意地设想着让世界更加美好。
当电话第三次顽强地响起来时，我便被卷入了这一场根本不应该卷入的事件当中。
“高校长，您这么晚把我叫来……”
“你说吧？你需要什么条件？”
想到这些，我们再度重新开始全盘搜索，不放过每一个概率可能被应用的赌台的死角。
他喝下最后一口酒，扣好衣扣，想马上冲出饭店。而我则被他的最后陈词震慑得目瞪口呆。
我放下电话，穿好衣服，打开门。北京的深夜正张着神秘的大口想把我彻底吞噬。
我一直在想，一百万这么个资本量，对学校发展来讲不算多，但对一个赌徒来讲，到底算多算少呢？这一百万元能让他进入大户室吗？我知道每天来自东南亚甚至其他大洲的赌徒的单比投注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但手拿一百万的人会去一下下地拉动老虎机吗？这么做，结果的出现是否太过缓慢？如果上述两个可能都不会出现，那么他一定是选择中等赌注的赌法，而且，一定要特别能够符合概率原理。
眩晕。
我摇头。
我们的推论顺理成章。我们委派了一个曾经因为赌博而被开除学籍的人。他大肆在赌场应用概率统计。但是，谁都知道，再好的赌徒也有失手。一朝你陷入其中，早晚会获得应有的报应。
您猜怎么的？听他们讲话最受益的，竟然是非他们本行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在这之后学校明显地感到，这几年最大的科研成就确实是被上面这不到二十人所激发的，但他们激发出的，是跨学科的创造力迸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请人来谈数学跟诗歌关系，这个报告的结果是打开了地理、气候、环境科学群体教师们的思路，破除了他们的思维定式。另一个例子是科学史研究所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讲座。这本来是个“政治性”浓厚的话题，但主讲人从科学考证入手进行了去政治化，而当主讲人谈到考证四大发明不是为了证明民族优越性，只为了显示考古学在当今世界可以做到怎样的去伪存真后，我们的通识教育学部的文学院和外语学院教师获得了很多启发，一些人放弃了纯正的批评理论转而朝向“新进步主义”。
一种可能，是我们没有认真看每一个角落。毕竟在这种金碧辉煌、金钱和戏剧性的电脑游戏音乐混合的地方，想要集中注意力寻找一个人不是特别容易。再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路径不对。
“谁拿了你们的一百万？”
就在我的思想信马由缰地胡乱想象的时候，我们的人事处长发现了情况：“高校长，您快看那儿！那不是陈戈文吗？”
澳门是个纸醉金迷的地方吗？
在各个应用工科院系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基础科学和通识教育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观察我们的课堂就能看出，学生的穿着更加自由丰富且随意得体，既跟那种管理过严的学校学生穿着不同，也跟一些缺乏美育、穿着过分夸张的学校学生不同。换言之，在走向创造的过程中，学生的审美观发生了转变，他们更贴近自己的存在，更有一种自然放松。
不过恕我直言，这项行动并没有起到真正作用。或者，作用有限。现在我们明白，兄弟院校甚至中国科学院中，90%的专家都没什么创造力。一些人即便有院士的头衔，但他们那种做事亦步亦趋的方式，听着就让人失望。唉，中国的事情不就这样吗？人情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就是因为跟定了某个导师，在他的团队中打打下手，随着整个项目的升级，人也就爬上了学术高位。他们不能说没有一点功绩，但他们不是创造者。我觉得千万不能学习他们，听他们的经验就像游泳中呛水似的令人战栗，这些人讲话中多数会以执法者的态度出现，而执法风格的人际关系和学术态度会令旁人创造力泯灭，这是斯腾伯格的领导智力理论中阐述过的。别抱怨我，吴老师。我感觉您所在的学校也是庸人多于天才。这当然不怪你们，还是怪这个社会体系，怪中国的教育制度更恰当一点。
一袭藏蓝的中式暗花上装，镶嵌暗金裤线的阴丹士林裤子，脚凳一双墨菲斯特休闲皮鞋，头发被刻意地整理过，一改总是蓬头垢面的模样，陈戈文展现出中年人所特有的那种干练，同时又隐含着某种神秘莫测的风采。
“在您离开我们学校之后的半年里，我们四处奔走，一方面想弄清您说的关停学校的消息是否属实，另一方面也希望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能未雨绸缪先做好保全自己的准备。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跟其他学校联合。如果我们能被更好的、不会被取消的院校收编，将免于厄运。实在不行，如果能跟一些较好的同等水平的院校合并，增大规模，也许有挽救的余地。但上述两个方法对我们的一把手校长书记来说，并非什么好事。合并可能丢掉他们现有的官职，因此虽然我们在四处活动，但学校并不真正对这些选择表示支持或满意。再说，现在一切事情都是长官意志，没有上级意图，根本无法独自按照设想去合并。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找到合作单位，他们也可能有人员重新筛选的要求。再有，如果同样的三流院校凑在一起，合并之后就能逃脱被驱逐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