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涉及精神控制的影片还有《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2002）。该片讲述经过了一场全面核战争后，残存的人类政府开始推行全面的社会控制，给每个人注射一种麻痹情感神经的药物，使人们不再拥有感情。当身为政府官员的约翰遇到了敢于向他挑战的玛丽后，逐步开始断绝药物，并尝试体会有感情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很快，他被那些第一次出现在他生命里的奇妙动人景象所陶醉，也深深地为每天履行的破坏文化的行为感到愧疚。

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里，分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反乌托邦”寓言。波兹曼指出，《一九八四》的世界里，书籍被禁止流传；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书籍根本不用禁止，因为人们将自发地不再阅读书籍。《一九八四》中，反乌托邦政府用制造痛苦的方式来支配大众；而在《美丽新世界》中，反乌托邦政府用制造娱乐的方式来支配大众。《一九八四》的统治者剥夺人们获取信息的权利，真相被隐瞒；而《美丽新世界》的统治者则给予人们不胜枚举的信息，真相将被无关的信息噪音所淹没，人们只会被动接受，无法自拔。在奥威尔看来，人类将毁于自己所憎恨的东西；而赫胥黎则认为，人类将毁于自己所迷恋的东西。波兹曼想告诉我们，媒体具有一种隐蔽但却强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影片《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98）描绘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由于社会控制技术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木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人类通过基因控制孵化，一出生就被分成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

如果说上面两部影片只是通过控制思维达到控制个体的目的，那么下面这部《我不能死》（Logan's Run，1976），则探讨了如果死亡可以被控制，社会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社会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以影像反映与理想社会相反的极端恶劣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表面上波澜不兴，内在却充斥着无法消除的种种弊病，如阶级矛盾、资源紧缺、犯罪、迫害等。在这令人绝望的未来中，技术文明往往泛滥并高于精神文明，精神依赖并受控于技术，人在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里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今年是二零一四年，距离乔治·奥威尔创造的《一九八四》那个时空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值得庆幸的是，除了斯诺登揭露出的“棱镜”计划，目前并没有“电幕”和“老大哥”在监视着我们。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的许多技术都有演化为反乌托邦科技的可能。事实上，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反乌托邦科技在现实世界都有对应物。

影片《妙想天开》（Brazil，1985）正是借用了这个“圆形监狱”的场景，用以表现反乌托邦中监视的无处不在和预先设计性。该片讲到，未来的英国进入一个信息管控的时代，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遭到监视。主人公山姆发现资讯管理局的一个案件存在不可告人的疑点，于是决定一探究竟，其间他邂逅了梦中情人——吉尔·莱顿，两个人并肩作战，发现了看似平静的社会中暗藏的巨大阴谋……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生物化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使用限制性内切酶完成了DNA的切割，并发现DNA在切断处会产生一个附着性尾端。他设想：通过这一尾端，将可能使两条被切割的DNA链接合在一起。1971年，伯格成功地将被切割的SV40病毒环状DNA分子连接到也同样经过切割的细菌DNA上，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基因重组。伯格发明的基因重组技术，可以实现用人工方法将两个不同的DNA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当前，科学家正在利用这一技术开发新药物，培育转基因生物。如果这种技术被滥用，很有可能创造出具有基因缺陷或基因特殊的“人”。他们或智力低下体力发达，或智力超群但逆来顺受。如此一来，影片中的恐怖一幕便可能成真。这也是绝大多数生物学家和伦理学家要极力避免的事情。

但是，要想实现上述影片中“无处不在”的监控，绝非易事，因为海量的监控设备需要海量的监控者。谁来监控这些看电幕的人？当然，可以使用自动运行的监控软件进行监控，但软件的程序是预先设定的，如果被监控者的行为超出预期，监控软件就失灵了。这在《黑客帝国》一片中有所反应：作为“救世主”的尼奥，总能在僵化的监控程序包围下突出重围。

在这部影片中，除了监控技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种控制精神的药物。在药物的作用下，人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按时做不同的动作，没有个人生活，没有交往，缺少朋友。虽然便于控制和役使，但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与活力也被抹煞。除了物质的极大丰富，这样的社会绝不会有任何精神上的进步。这也是导演希望传递的警示。

在《一九八四》中，统治者通过制造商品短缺来规划物质，控制臣民。在《美丽新世界》和《500年后》里，统治者运用各种手法控制民众的精神。到了《我不能死》则更进一步，连生命的长度都被规划，反乌托邦统治使用的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极致。

1834年，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写了一篇文章，把管理国家的科学称为“控制论”。1947年，美国数学家维纳完成了划时代的著作《控制论》，宣告了控制论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维纳发明“控制论”这个词正是受到安培的启发。在控制论中，“控制”的定义是：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受控对象的功能或发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选出的、在该对象上的作用，就叫控制。

公元2274年，人类居住在由电脑控制的城市中，在这里，人们可以无忧无虑、毫无拘束地追求享乐；但到30岁时，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考验，一个探究永恒、重生的试炼——也就是死亡。这是一个没有老年人的社会，所有人必须按时死去。主人公罗根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开始了逃亡……

“圆形监狱”是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一书中提出的，其空间特征是圆环状的监狱大楼加上高耸于圆心处的中央监视塔，大楼内的每一间监狱均在中央监视塔的监控范围内。无论是巡视的高官，还是普通的狱卒，只要置身于监视塔内，由于空间上的等级划分，就获得了对每个犯人的绝对控制权。反乌托邦的统治者者似乎都深知控制权和支配权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

“电幕”是《一九八四》中无处不在的设备。它具有播放和远程监控功能，当权者用它来监视个人，防止反叛的发生。所有的党员家中以及公共场所都装有电幕。思想警察监视着电幕的画面。电幕的监控异常灵敏，如主人公所说：“一个背影都可能将你出卖。”电幕除了监控功能外，还具有电视广播的功能，电幕上常常播放大洋国的新闻、叛变者的供述，以及供民众发泄情绪的两分钟仇恨。

现代意义的精神控制可追溯到二战时的纳粹德国。当时，处于战略颓势的纳粹希望用精神控制药物和电流刺激人脑特定区域，制造出不怕死的士兵。后来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和苏联也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精神控制武器。科学家发现，通过植入芯片对动物脑部进行电刺激，可以引发这些动物的某些行为或情绪反应；但如果将这些技术用于人身上，则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大的危害。因为有悖人道，现在这种技术已经基本绝迹。

电视的出现，使传播特性和人的娱乐本能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契合。它使娱乐更加社会化，看电视的行为成为现代人生存的减压阀。同时，电视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自然不能规避教化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幕”的宣传灌输功能已经部分地实现了。

在现实中，与电幕外形最相似的设备是电视，即利用无线电波或有线电路传送物体影像的装置。由发射台把实物的影像变成电信号传播出去，电视机把接收到的信号再转换成影像显示在屏幕上。

与《妙想天开》描绘的虚构未来不同，《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取材于真实事件。该片的时代背景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特工魏斯曼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妻子演员克里斯蒂娜的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渐渐对这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兴趣，开始暗中帮助他们……

《500年后》（THX 1138）是乔治·卢卡斯在1971拍摄的习作。影片中的地下世界遍布监视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全被剃光头发，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每天从事繁重的集体劳动。主人公——代号THX1138，是数以百万的编号之一，他在女性室友的启发下，停止服用了每天发放的药物。随后，他僵化的思想复苏了，对这位女性室友产生了一种特殊感觉，思想彻底醒悟的他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一九八四》这本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另一本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却认为，《一九八四》的故事其实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赫胥黎说，真正的反乌托邦国家是要讲效率的，达到这种效率并非通过强制手段，而是人人自觉自愿使然。《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幸福地追求着效率，或者说追求着幸福的效率。

从上述影片可以看出，监控技术的使用是为了获得受控对象的信息，而思想药物、基因工程的使用就是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信息，以“改善”受控对象的功能或发展。这个反馈过程如果使用人来操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窃听风暴》那样的纰漏。只有冷冰冰的机器和严格按程序办事的计算机才是执行反乌托邦统治的最佳工具。

《美丽新世界》原著者赫胥黎本人就是生物学家，他运用广博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知识，想象未来社会的管理人员用试管培植、条件制约、催眠、睡眠疗法、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等科学方法，严格控制各阶级人类的喜好，让他们用最快乐的心情，去执行自己被命定一生的消费模式、社会阶层和工作岗位；而真正的统治者则高高在上，一边嘲笑，一边安稳地控制着制度内的人。

如果说马克思的目标是消灭阶级差异，那么，“美丽新世界”就是要永久固定阶级差异。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基因重组”，即采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人为转移并重新组合DNA中的基因，改变生物的性状和功能，从而创造出适合人类需要的新生物。

在现实世界的1926年，英国技师约翰·洛吉·贝尔德利用尼普科夫盘进行图像的合成与扫描，进行了首次机械式电视传送实验，拉开了电视广播的序幕。1923至1933年，俄裔美国物理学家兹沃雷金发明了光电摄像管和由摄像管、显像管构成的电子电视系统，为电视的实用化奠定了技术基础。这期间，美国工程师法恩斯沃思发明了电子扫描系统，实现了电视画面的稳定播映。电子式电视最终取代了机械式电视。1930年，德国物理学家施勒特尔发现只有通过超短波才能进行电视传播。两年后，德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超短波电视发射台，并于1935年开始播放黑白电视节目。

如果说《窃听风暴》里的监控尚处于电话监听的“中古时代”的话，那么，《妙想天开》和《一九八四》里的监控则非常现代，其中的“电幕”可在目前广泛使用的“远程监控技术”中找到痕迹。

当然，反乌托邦社会使用的技术也有两面性。信息技术既可以用于个体的监控，也能使个体得到被遮蔽的信息，网络还降低了个体组织起来的成本，有助于个体挣脱束缚求得解放。就像电影里的光明结局告诉我们的，奴役或者自由，控制或者反控制，技术的选择权就掌握在受压迫者手中。

监控技术貌似能巩固反乌托邦，但专司窃听的“思想警察”本身也未必可靠。虽然上述影片中的统治阶层都试图通过监控技术控制人的思想，思想却是最无从捉摸和难以控制的。因此，《一九八四》的世界里还有专门的记录司系统地篡改和抹煞集体记忆。但对于个人思想活动，国家机器就无能为力了。在下面这些反乌托邦题材影片中，统治者运用新的技术，从思想到肉体对民众进行了全面的控制。

远程监控就是通过电话线、电脑网络、移动网络连接遍布各处的摄像头、麦克风和电脑。远处的监控者可以控制镜头指向、分析并存储监控图像和声音。当有触发动作时，位于接收端的监控者可以收到提醒——比如，“有车闯红灯了”，或者“有敌人闯入军事禁区”。

《阿尔法城》（Alphaville，1965）这部影片就是讲未来人类被超级计算机统治的故事。阿尔法城是一座以“沉默，逻辑，安全，谨慎”为生活坐标的城市，市民表情木讷，生活思维受到严格控制，他们早已被超级计算机“阿尔伐60”完全统治。就像一切涉及人-机矛盾的影片一样，机器的极权统治本质上是人对人反极权统治的延续，《终结者》和《黑客帝国》都是这样。因为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就是建立在控制论基础上，所以用它们进行控制最合适不过。

反乌托邦题材电影中最经典的当属《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84）。此片根据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讲到，在一九八四年，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和变乱后，地球上只存在三个超级大国——大洋国、东亚国和欧亚国。主人公温斯顿生活在“老大哥”统治下的大洋国，这里和其他两国一样，到处都安装着“电幕”，每个人都生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