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愿意为恢复人类彼此之间的纽带而努力的人们并没有就此停步。在过去的一年中，类似的VR项目还有许多，并且涵盖了越来越多的领域。VRSE在《乌云下的西德拉》之后继续与联合国合作，制作并推出了展现加沙地区生活的My Mother's Wing，加拿大数字娱乐公司Secret Location也参与制作了几部纪实短片，包括关于埃博拉病毒传播的Ebola Outbreak和关注文盲问题的Project Literacy：A Life Unseen。越来越多的公司和机构开始探索VR技术在纪实媒体上的新应用，希望把同理心这种隐形资本转化为慈善捐款、公益行动，甚至政策方针。

“这种新的新闻形式将让观众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感受叙利亚战争。”美国广播公司（ABC）在推出VR新闻后，新闻部负责人James Goldston如此说道。

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数百万人的死亡是数据。大数据时代，当大规模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剥夺无数人的生命时，在远处的人们似乎更能体会到这句话可悲的“正确性”。即使有充当他人眼睛的纪实摄影和新闻录像，在最初震惊的几十年过去后，人们也渐渐变得麻木。面对他人的苦恼和死亡，人们的大脑兴奋阈值增加，一方面科技提供给图像增殖的温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图像并不能唤起更多的同理心。

但另一方面，由于VR过于逼真地把具有极强感官刺激的图像近距离投射在眼前，这也引发了一些担忧。试想一枚燃烧弹在你眼前爆炸的景象，或者是如墙一般的巨浪迎面扑来，这可能对观众造成过大的心理冲击。VR纪录片并不是单纯追求视觉刺激，而是希望借助临场感和沉浸感去改变我们对世界的印象。在虚拟世界中，我们原本拥有的一些东西被剥夺，比如和平的生活、健康的身体，重要的不只是体会不幸有多深重，更是思考面对苦难我们该如何积极地生活下去。

人能感受他人之感受——这是在VR技术人员的口中被承诺的美好未来。这个未来是否真的能被兑现呢？技术还需要走多远才能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然而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博士提醒我们，只有在实际的相处中产生的感情才是真实的，当与另一个人在一起时，才可能真切体会到快乐、悲伤、忧愁、幸福。现代科技产品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手机和电脑屏幕上的信息爆炸把我们注意力分散成碎片，越来越不愿意去和另一个人坐在一起认真地感受彼此，如何把产生在虚拟世界里的情感力量投射到生活中，从而去帮助像西德拉一样的人，是一个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以上答案都对，但还有一个作用不该漏掉。

同理心不仅仅是同情另一个人的遭遇，更是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当北京和颐酒店女生遇袭无人阻止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关注的时候，在指责歹徒的同时，更深刻的诘问指向的是警方介入的滞后、同住旅客的冷漠，以及酒店安保和服务人员不温不火的劝阻。我们传统观念中“息事宁人”的态度在面对个人安全问题时不仅无力，还会助长暴力事件的发生。

不同于传统纪录片中跟随拍摄者的视角，虚拟世界里的我们就像生活中一样能自己选择看世界的角度。去电影院看一场关于战争的纪录片，画面和声音虽然会让我们觉得不适，但隔着一道屏幕坐在沙发里，跟着摄像机去被动地接收信息，所有的苦难看上去都与我们无关。在VR这样三百六十度的沉浸式体验中，突破了屏幕的限制，我们走进了他人的世界，只要偏一下头，我们就能像现实生活中一样，从各个角度看到不同方位的景象。这一刻我们和西德拉的家人一起坐在房间里，下一刻就置身球场中看着正在踢球的孩子。我们不仅可以主动地选择去看什么、怎么看，还能把这种体验最大化，更直观地感受战争和贫穷带来的巨大影响。从眼镜里看到迎面飞来一枚燃烧弹，我们会下意识地转过身或抱头蹲下，因为这副景象太过逼真，以至于大脑认为这是真实迫近的危险，从而做出了躲避的反应。

集体冷漠是一种比暴力更加可怕的事。和颐酒店并不是个案，这样的事件一次次迫使我们直面自己封闭的内心。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旁观者效应”，指的是当旁观者数量增加时，每一个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在女生遇袭的时候，许多同住旅店的人都以为这是情侣吵架而没有出面干涉，即使是酒店服务员，也是以“影响不好”为由温和地劝阻。即便是家庭纠纷，也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以暴力，难道就可以坐视不管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与西德拉相隔遥远，但在观看这段VR短片的过程中，我们就像是走进了她的世界，苦难和不幸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把我们变成了屏幕之外的“亲历者”。在Chris Milk看来，通过一部没有感情的机器，我们能变得更有同情心、更有人性。而当我们能更好地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时，日常生活中也能少一些类似“和颐酒店事件”的不幸。

听起来残酷又荒谬。一项新技术为坐在家里的美国人民提供三百六十度关于苦难与死亡的体验。这似乎又是一个拿悲惨视觉奇观喂养中产阶级百无聊赖精神生活的坏案例。但别着急下判断。我们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老爷爷说过：媒介即信息。也就说，当我们用VR看战争场面的时候，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VR带来的视觉和心理体验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媒介，我们不再是通过一扇窗户看“那里”的人，而是与他们一起体会“这里”发生的事。在2015年的TED大会上，电子艺术家Chris Milk带来了一部名叫《乌云下的西德拉》（Clouds Over Sidra）的8分钟纪录短片。《乌云下的西德拉》是世界首部VR纪录电影，由Chris的团队VRSE与联合国高级顾问Gabo Arora合作拍摄，展示了约旦难民营中一个十二岁的叙利亚女孩西德拉的生活。随着镜头，我们走进了屏幕，和西德拉一起坐在地上，看到了她眼中充满战争和苦难的世界，听到了四周日夜不停的枪声。

VR能帮我们做到的，正是打破这个情感麻痹的怪圈，让我们与他人真正联系起来。2015年5月，英国一家非政府机构在伦敦街头进行了一项公益活动，用VR头盔给行人展示几乎被战争摧毁的叙利亚城市Aleppo。一周后的统计显示，直接捐款人数比以往活动中增长了16%，而且这一活动也吸引了更多人的主动参与。其中一位募捐者Nina Franklin说，自己不由自主地把看到的叙利亚街道与自己所在的街道对比，发现其实心理上的距离比实际距离要近很多。

以上的VR项目正在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试图以自身特性去消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真心地希望它不会像纪实新闻摄影那样最后仅仅沦落为提供视觉冲击的载体，而是真正成为一台共情机。

VR试图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还有我们理解他人的方式，通过把战争、灾害等场景搬到虚拟世界中，让观众直面苦难，引起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像《乌云下的西德拉》这样的影片用新的叙事方法，让观众去探索图像和动作之外的感情信息，无论性别、年龄、种族和地域，这一刻我们都是西德拉。共情不再是一种需要刻意培养的情感力量，而能在我们与主人公相处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

遇袭的女生事后以长微博配以监控视频的方式，让不在事发现场的人更直观地看到了她的不幸。这也让我们开始思考，究竟要多大的震撼才能让我们走出自己的世界去帮助其他人？一张反映战争的摄影作品越来越难唤起情感共鸣，一段展现贫困山区的纪录片并没有让我们更愿意提供资助。在传统纪实媒介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的今天，我们其实并没有失去同理心，只是在其他更强烈的视觉冲击下被夺走了注意力，他人的不幸变成了仅仅停留于胶片上的影像，是一个凝固了的故事。如果我们能置身他人的生活，通过另一双眼睛去感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也许就更有可能去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

许多人——包括Chris Milk——把VR称为“共情机器”，因为它解决了一些传统纪实媒体所面临的困难。观看纪录片时，我们是旁观者，故事发生在电影院或者家门以外的世界中，因此我们也许很难在影片结束后还保持强烈的情感共鸣。而通过置身于拟真场景中，突破了屏幕的限制，虚拟的景象变成了身边的“现实”，我们与故事主人公分享着同样的情绪，建立了更深层次的情感纽带。

糟糕的是，人们并不只是对远处的大灾难无感。对于近在眼前的求助者，我们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冷漠。北京春季上演的和颐宾馆女生遇袭事件是一桩，小悦悦被车撞倒碾压又是一桩，不需要太费劲就能找到无数起“冷漠罪”案例。

最近火到不行的那个VR到底可以用来干什么？

打游戏？看小电影？远程教学以及医用救助？

眼睛不能帮助我们变得更温暖。随着人类进化，同理心似乎将要变成退化的那根尾椎骨。科技似乎及时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同理心复健工具——VR。虚拟现实提供的不单单是看到，而是能够将旁观者放置到当事者境况，甚至是当事者的身体，让他实实在在地以当事者的视角去感受发生的一切。

毕竟生活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的我们，都仰望着同一片夜空，虽然星星之间可能有着好几光年的距离，但远远看去，它们就组成了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