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真诚的极限是什么，总之，在桂花公社，我们听到女孩子幼年被亲叔叔数次性侵，至今不敢向任何家庭成员开口的经历——那一天我们一起朗诵了雪莱的《西风颂》，在“昨天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之后，她站起来拥抱了每一个人。我们还听到桂花公社“历史第一脱”小胖子流着眼泪向大家分享他的性压抑，他说他想真的想干女人，哪怕把第一次献给嫖娼也好。我说这世界是一个围城，进去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小胖子你想要酒池肉林，酒池肉林中的君王则日夜幻想回到第一次的稚纯——以上种种，横堆竖叠，形成美丽的滩涂，如今已无法一一追述了。

聪明人都会看出这一整套流程中真正的天才设计，那就是“上交表单”这一环节。这四个字的具体效果是：在大家带着悸动的心态，探索新大陆一般地完成一切流程之后，他们手上竟然除了空气什么也不剩，就连一张实质性的纸都没有留下。而桂花公社也即将在一天之内无可避免地消失，无影无踪，点迹难寻。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加入社团需要缴纳团建费，或者说是报名费。总之这笔费用大多数情况下进了社长的腰包，而大部分社长也会明文告诉社员，每拉到一个新社员，就为组织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提取新社员百分之二十五的会费作为奖励。篮球社，羽毛球社，礼仪社，美术社等等社团的手法都是如此。实际上这便是纯正的分级传销概念，甚至暴利到不需要提供真实的传销品。硬要说有，那可能所贩卖的也是虚拟物，也就是一个新生在大学社团里的崭新身份。虽然是分级传销，但只要包裹在“学校”这个清纯甜腻的字眼内，它便像小白兔的阴毛一样隐秘，不能引起组织的注意。

“取走了——我们的森林和湖泊。”

好吧，无论我多么沉溺于赚钱，或者说骗钱的快感之中——后来事实证明我的行为与骗无关，所以还是用“赚”字恰当。我终究没有逃过良心的追责与叩问，良心这玩意儿大多数情况下是个虚词，但偶尔也真实得可怕，它和食欲和性欲不一样，不是一下子就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在我神经中枢，它经过了长期的物料堆叠与准备，然后压垮了所有的赖皮心理，进入我的视野，最后甚至超越了食欲和性欲，排号排在了前面。这一过程很像飞机场的排班，前序航班的地位再高，后台再硬，当小破私人客机经过漫长的排号排到了前列，它也必须起飞。使用相同的跑道，加以同样的优待。

总之，事情终结于一次网页游览。我送了刘跑跑一个价值七千余元的手包，心想以此来替换她赴约时手上的无名黑色手包。通过此回的网页游览，我惊喜地发现她那枚手包属于KAK品牌旗下的私人订制，以小巧的多巴胺化学结构式作为标志，苯环上的羟基和氨基被着重表现。高明的设计。单价四万起步。这兴许就是她当着餐厅所有就餐者的面把礼物甩回我的脸颊上的原因。不对，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对她来了一句《美丽心灵》中的台词：“为了想让你和我上床，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撇撇嘴，喝了一口酒，继续说，“你干脆就当我把我该说的话都说了，反正你自己脑补出的话才是最浪漫的，我用嘴一说，就变味儿了，反而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有人说，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但刘跑跑用实际行动反驳了这句话，和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的做法一样，她仿佛照着剧本就扇了过来，就连扇巴掌之前那句“You are so sweet”都顾不上说。

编剧大师，《故事》的作者罗伯特·麦基先生曾经写道：如果你经过理智分析后认为你笔下的主角绝对绝对干不出你写的那些事，你决定要把前天晚上还觉得是天才之作的稿纸全撕烂扔掉。其实你大可不必着急，有一种补救的做法，是尝试着给主角加一个“面具”（实际上麦基指的是剧作中的“内幕消息”或“隐藏信息”的概念）。因为在面具之后，人能干出一切事情。戴上面具，一切事情都可以被理解。

园艺专家们通常形容桂花质坚皮薄，叶长椭圆形面端尖，气味浓郁，经冬不凋。花生叶腑，合裂四瓣，每逢绽放时节，无比细密的花束就像一整梭倒挂的鱼卵。他们会说它很美，不过实际上，研究蟑螂的专家也认为蟑螂很美，所以无论是和桂花有多少缘分，无论把多少情感深耕于桂花，甚至把桂花摘下，风干，卷进烟草，吸入身体。我都更愿意冷静客观地看待这种植物。

在月不黑风不高的夜晚，我光明正大地从寝室楼前面的泥土里挖出塑料袋，像一个掘坟者一样急切又胆怯。塑料袋洗净，拆开，四百三十张报名表格外新鲜，抖落于床铺，干净绝尘，仿佛来自昨日。不得不说，聚苯乙烯，也就是塑料袋的构成物，它的防水能力和无法自然降解的效应几乎让我爱上了它，仅限那一刻。报名表上有每个人的联系方式，我在网上订购了短信群发服务和终端硬件，令人悲伤的是，只有九十三条短信显示了回执。因为新生所填就的联系电话号码往往是他们在高考地的家乡号码。来武汉一段时间之后，办理新卡，旧卡作废，变成空号，这就导致四百三十人当中，我还没怎么地，就丧失了绝大部分外地社员。除了武汉本地毋需换号的社员之外，剩下的不到十个对手机号码有恋旧倾向的外地学生（或者和我一样实在太懒，认为从寝室到寝室对面的移动服务点是一趟漫长的征程）扳手指便可数净。

我说，“取走了我们的森林和湖泊。”

——

面对剩下的区区十个男生八个女生，我一时间哑口无言。我用脱去自己衣服的一系列动作来拖延这一切，以便有时间思考。刚才还充满愉悦与新奇的舞蹈室里已经暗愁涌动，对于诚恳的赤裸，人人都产生原始的肃穆，并且，透过根本分辨不出谁是谁的眼神，我看出他们的期待与紧张。后来我也脱得一干二净，缓缓踱步，转圈，扫视这一切。接下来我命令男生们全体向后转。现在女生们正对我，男生们背对我，你肯定错误地认为我想独享这边风景，实际上是因为有细微的勃起现象的发生，被我的眼睛精准地捕捉。这种转身，在当时的情景下，实在是最好的解救。只要你曾以我的视角打量过桂花公社社员，你就知道这一切无关色情。副乳，色斑，伤疤，痘痕，赘肉，胎记，毛发，濒临萎缩的小趾甲，把以上词汇零星地均匀分布于所有肉体，你就能明白他们其实如此鲜活而赤诚。

天生具备神秘学基因的孩子们兴许能自我安慰到这仅仅是一场幻觉，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之后从床铺上惊醒，或者中国语境之下的太虚幻境，位于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的放春山遣香洞，以逼真的梦境向凡人传达一些虚拟的逻辑。而且，随着“男生帮女生搬东西，厉害的女生帮男生搬东西”这一宿舍开放窗口期过去后，拜本校最为严苛的两位宿管所赐，他们再也不能找到作为异性的学姐和学长，去质问事情的本质。待下一个新学期到来，新的窗口期出现，他们早已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和打炮，对于很久以前莫名其妙消失的一百一十块钱，根本无从挂念。

为了活动得以一本正经地进行下去，我灵机一动想到了自己唯一可以背诵的诗歌。我说，“取走了我们的血，跟我念。”

又一个八月，桂花爆发式地绽开，新生爆发式地涌入。我来到母校，狂奔到北操场，试图寻找年代久远的桂花公社LOGO涂鸦。扫兴的是那一切早已被武汉精神的标语所覆盖：“追求卓越，敢为人先”。

从失败的创业经历走出来，我的大脑清晰透亮，不会再做情怀之傻事。说实话，如果没有那次血本无归的经历，我兴许会把桂花公社做成一个狗屁诗社或者文学社，那就全完了。为了良好地激发盲从心理和迎合“浪潮学”，它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拥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在我设计的公告牌上他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桂花公社，成立于1971年7月4日傍晚时分，那正是本校竣工后开启办学业务的第二天。它必须拥有精美的LOGO，或者说是精神图腾，在当时工业设计专业女同学的寝室电脑中，在一款名为PHOTOSHOP的软件里，我亲眼目睹它的诞生：一张单反相机拍摄的桂花树，取消RGB三通道，篡改为灰度模式，然后裁剪，描边，新建图层蒙版，以细密的白线过滤涂层，之后旋转，加一个圆圈作为轮廓。最终形成通篇细线速写质感下的一株孤单的桂花树，框在简约的圆中。成品印刷完毕，看起来很像北欧独立电影制片公司的厂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必须拥有优秀的定价和仪式感十足的招募方式。

正如“上交表单”这所谓的天才设计让当初的报名者空手而归一样，面具的设计也让后来的我空手而归。大家纷纷毕业，社团天然降解，从面具背面的社会人际层面上说，两年时间过去，作为社长，我没能认识我的任何一位社团成员。其实每个人都不认识另外的人，桂花公社就像一场彻底的淫秽骗局，以“性爱派对”、“裸体聚会”、“变态公社”的名号，被大肆议论了小半年，又在猎奇者之间以讹传讹了两三年。之后随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离校，这个名称彻底消散殆尽，就像从未存在过一般。

“取走了——我们的骨。”

“取走草原上最后一层沃土！”

和其他社团不一样，桂花公社你很难想象到它的主营活动是什么。因为就连我都还没想清楚。实际上，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才恍然大悟：这不重要，我们的主营活动就三个字，不存在。就连社团名称，“桂花”这个意向，都是我临时起意的决定，比给宠物猫狗起名还要不假思索。那时我因为经济上的破产和心情上的崩溃，一连几日昏睡在学校之中，整个暑假没有回家，天知道我的心情在混沌中溃烂了多久。总之，直到桂花开了，新生来了，新学期伊始，一头想好了要骗钱的野兽，才从停电半个月的寝室中走出来，开始酝酿桂花公社的建立。这个名字会给人以“悬乎”与“不知所云”之印象，因为新奇和特立独行，必将从一大堆用具体活动名称直接充当社团名称的社团中脱颖而出，吸引一些总感觉自己与众不同，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傻逼，并且愿意为这种烂漫想法买单的新生们。

他们已经升大二了，可爱的孩子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走进大舞蹈室，脱鞋之后，让我感动的是竟然人人都武装到脚，连袜子都是黑色的。面具花样百出，有迪士尼的王子和动物们，有肥头大耳的财神爷，有印加土著的满面刺青脸，有复活节岛巨石像的脸，还有一些人的面具简约朴素，棱角分明，充满未来科技感。他们在舞蹈室里看着讲台上的我发呆。我说，“你们先彼此熟悉熟悉对方，看看对方的形象，全程不许用语言交流。”我戴着我的马男波杰克面具，大言不惭地发号施令，手里拿着一张根本一个字儿也没印上去的稿纸，看起来好像对接下来的活动环节准备充分似的。看着他们注视彼此，作出各种奇怪的，符合面具形象的动作，互相发笑，一时间，快乐弥漫在舞蹈室的穹顶，直到我大喊着安静，这场差点滑坡成假面舞会的闹剧才停下来。

快到傍晚七点半了，桂花烟开始让人觉得目眩神迷。我在租来的公寓消磨整天时光，在阳台的破躺椅躺着，动也不动一下。看见成群结队的新学生由父母陪伴着穿过雨后的柏油马路。路上明亮的黄线是校方自作主张刷新的，肯定没有经过交通部门的批准，其实年年都是如此，借此让新生对他们未来的母校产生好感。我开始想些有的没的，开始把食指放在眼前，挡住虎泉街的街景，把玩光影于指缝之间。此时我突然明白——是它起作用了。

我抱着箱子走进酒店，经历了一个快乐的下午，我始终认为把钱铺在床上睡觉是大脑发育不健全者的做法，但事实证明我脑子里着实存在这种无法篡改的原始冲动。我不但睡在上面，和数以千亿计的散发铜臭的细菌睡在一起，我还把它们捧在手里，撒在房顶，观摩盛大的降落。这些钱放在现在甚至不足支付我单季度的房租，但四万余元在学生时代虽不能说是天文数字，至少也是一个航空数字。和钱共度的一夜匆匆结束了，以三瓶单价三百余元的威士忌为代价，酒醒之后的我很快意识到不论任何时候铺张浪费都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新学生不像股市上的韭菜，可以一茬又一茬地进行收割。当桂花公社成为流传广泛、查无此人的公认骗局之后，到了明年，即使我再弄个樱花公社，月季公社，也不再好使了。更为可怕的是，我惊讶地发现聪明人大有人在：学校在本次社团嘉年华中发现很多乱象，并从明年开始施行申报制度，所有社团的建立和解散，必须经由学生会审批和配合。

有一次我在食堂打饭，听见前排一位拿着羽毛球拍的学生与同伴对话，“我们每周三每周五都打球啊，你们呢”？这位同伴显然是一位不存在的桂花公社的社员，她接过一笼小笼包，淋上香醋和辣椒，转身离开我的身边，她说“我们的活动呀，保密”。“保密什么呀，难道是赏桂花吗？也没见你去啊”。小桂花人开始吃她的小笼包，看上去准备好了接下来一言不发。每次出现这样的经历，良心的排号就往前推进一格。直到它成为我视线中无法糊弄的航班，深知已然令我寝食难安时，我心想，必须起飞。立刻马上。

大三的学生能干出多么有脑子的事呢？尽管嘲笑吧，尽管讨厌这种青春校园题材的文章吧，反正现在拜一帮“造化钟神秀”的签售型青年作家所赐，青春这个词眼已经红肿溃烂，流出了甜兮兮的炎症式的白汤，让人读来头皮发麻，四肢癫痫，也并非凭我一己之力可以扭转它在现代文学中的形象。那就写吧，只能写吧，谁教桂花公社不偏不倚，恰好发生在我持续不长的青春之中。

什么也找不回来的，不存在的桂花公社社长，气愤地回到短租公寓，大肆饮酒，并贪婪地吸食着桂花烟自我沉醉。作为领导者和聆听者，两年之内我从未有机会分享和发泄自己的情绪。现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这些难以消化的硬质问题有且只有一个宣泄的出口，但它早已幻化飘散，糅进花香，流入花叶，沉入泥土，像精灵一般游动奔走，再也无处觅迹。待到《黄色春天》这一整部属于那段日子的回忆录完成的时候，但愿能唤醒衰亡的纯真，再次窥探它的容颜。

面具和黑口罩之后的孩子们，难以想象地开始脱去他们的衣服。当然了，房间里的人越来越少，保守和廉耻的思想以每分钟七八人的速度掠夺着我的社员，也就是那区区几分钟的时间内，我开始思索自己为什么不能留住他们。他们来时，我希望气走他们，他们要走，我又希望能用真正有意义的活动证明自己，而不是照搬《大开眼戒》中假面赤裸舞会的场景，我想证明离开的人们做了错误的决定。那几分钟内，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倔强的想法：让留下来的人们以身为桂花公社社员为荣。

年轻的声音至今仍回荡在我耳膜，只要我想听到，闭上眼睛就可以听到。这种特异的随时发动视听幻觉的功能，通常被人们称为回忆的财富。

现在，两根自制桂花烟已经灌满了我的身体。我感到明确的不适，这也许属于食物中毒或者过敏原应激反应，我不知道。我的皮肤上渐渐出现了红斑，脑门里觉得发烫。最明显的感觉是，我的体液濒临沸腾，免疫细胞在组织攻坚战，但内部已然叛变混乱，扭成一团。死于桂花，显然是一种新颖的死法，但可想而知的是这种死法需要缜密的法医鉴定，周期有些漫长。相比于怀抱着《瓦尔登湖》卧轨的诗人，这种死法非常不迎合市场。

武汉大学是樱花的天堂，从那以后武汉的学校如果不种点樱花，都好像显得不太体面。而离开东湖，穿过高负荷运作的光谷广场，离开“武大女神”和“国民校花”这样处在溃烂边缘的字眼，随便拐进虎泉街，就再也寻不到樱花的半点影子。就好像离开红灯区的男人或多或少都要感到些许落寞——站在虎泉街，你也会有那么点落寞，在这里，武汉脱去了传言中的温柔飘渺，回归它荆楚的本质。

我压低嗓子说这些话，以便所有人出了门都不能通过声音将我这个变态分辨出来，所以我的声音听起来可能非常恐怖和严肃。很快，那个“宣告解散”的幻想终结于一位小胖子之手，他他妈的竟然三下五除二脱了个精光，褐色的阴毛、包皮过长的小和尚（对，我再一次沿用了王小波的说法，具体原因参见我的短篇小说《嘴巴与盐》，不过与回忆录不同，那个故事纯属虚构），以及足足三圈的腹间脂肪，让所有人解除了本来我认为根本无法解除的强烈震惊与尴尬。他们竟然开始笑了，面对如此夸张的要求，他们竟然笑了。在狮子王辛巴面具后面的小胖子，也咯咯咯地笑，仿佛在为自己起到表率作用而自豪。我心想虽然学校占地十数公顷，是武汉占地面积第三的大学校，但他这个特殊性极高的身材，不怕出门被社员们认出吗？

这里的大学相对鲁莽，它们用味道浓郁的桂花来填充景观。物美价廉，效果拔群。樱花要眼睛去看的，要有爱侣陪伴去看，要带着年轻的、愉悦的、相信明天的心情去看——赏樱花的条件比较苛刻。相比之下，桂花是“便宜”的。你只需要像我一样，于八月里随便什么时候，躺在随便什么哪里，随便地治好你干扰嗅觉的鼻炎，就可以感受它蔓延十里的风采。甚至，你可以尝试我的做法，把深爱之物切碎、风干、研磨成粉，卷进比特币购买的古巴烟草里，用肺泡和毛细血管，甚至肝脏和肾的循环系统一起去感受它。当然，如果你迷恋的对象是动物和人，那我就不建议你这样做。因为你只会吸到大量的腥味和臭鸡蛋味，实际上是各种无法在阳光中降解的氨基酸和大分子蛋白燃烧碳化的味道。

祭什么祭，搞不清楚，以“祭”这个从日本舶来的字眼来取代“集会”或者“嘉年华”，兴许是最近时髦的做法。看上去也非常有效，吸引了大量的新生。这是一个回忆的契机，我上楼，回到短租公寓，又点了一根桂花烟——我倒没有疯，相比于古柯碱和甲基苯丙胺，桂花香料给我的愉悦至少不会成瘾。其实每个人进入大学之后，都参加过类似“社团夏日祭”的活动。社团，没错，这个词曾经令人充满憧憬。当然了，你现在对这个词汇完全不感冒，甚至有一些偏见和恶心，但不妨碍我笃定地认为：在大家还是大一新生的时候，普遍对社团心驰神往。我们的“桂花公社”就是这种心驰神往的现象下的产物，不过这只是原因之一。

“取走了——我们的血。”

除了具体的主营活动之外，我几乎想好了一切。世上没有比“贵就是好”这四个字更直接且深入人心的偏见了，所以团建收费一百一十元每人，高于“业内”均价三倍以上。新社员需要在社团嘉年华现场领到表单，到北教学区L1403盖章，然后拿着表单，继续前往化学实验楼顶层天台，由神秘的在天台瞭望全校的面具男子（也就是我）盖章。最后，男生拿着表单，到泰塑女生宿舍4栋402由神秘的身着睡衣沉迷于工业设计作业的美丽学姐面签，没有人会想到那个热腾腾的LOGO就是由她设计。女生同理，在流芳男生宿舍7栋308寝室，由一位因时常在寝室中用二胡演奏Menuet D major而臭名远扬的肥胖学长面签。在处理以上神秘人物的时候，我给出了他们不能拒绝的理由：勿问来意，见人就签，一人两元。最后，所有人回到嘉年华现场，上交表单，以备注册与统计。

大多数骗局都是百密无一疏的，之所以“百密一疏”这个成语反而流传广泛，是因为那“一疏”往往沦为笑柄以供后人参考学习，产生极大的传播效应，而闷声发大财的人不会傻到跳出来教给世人“百密”的方法，所以“百密必有一疏”这样的话变成了普世真理，究其根本，和“贵就是好”同样滑稽。我把整整四百三十张报名表打包埋到土里，在光谷华美达酒店开了漂亮的房间，专门用来数钱。

他们兴趣满满的样子可不是我的初衷，所以待他们按照我的指令，将我围一个大圈，肩并肩闭环站好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说出那句话：“脱去你们的衣服，脱去你们的裤子，脱去你们的内衣和内裤”，为了让这句话不失水准，我毫不间断地说，“脱去你们生而为人的羞愧，脱去，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裹挟而出的耻辱，脱去你们所有对赤裸的偏见和对虚伪的热爱，通通脱去”。

我说，“取走了我们的骨。”

电影害苦了我，大学时代时间充裕，大量的观影时间和密集的观影习惯统统害苦了我。《星际穿越》让我对自己的创业无限懊悔。《美丽心灵》让我的恋爱全盘告负，后来的《大开眼戒》与《搏击俱乐部》则严重影响了桂花公社的运营。要说明的是“影响”这个词是中性的，虽然它贬义的用法占据大半江山。具体是坏的影响，还是好的影响，接下来见仁见智。

从医院归来之后，我身上的红疹渐渐消除。不知道医生在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闻到我滚烫红色之中裹挟的秘密花香，对于这种疑似初次吸毒过量的急诊行为，我羞于启齿真实原因，低着头装哑巴。选择私人诊所的好处是，他不多问，更不可能备案。在接过五百元人民币之后，他给了我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甚至一小包止痛药，就放我回来了。我嚼着止痛药，感觉上颚神经麻木又愉悦，接着我神游在校园中，以一个老毕业生的身份，观摩着盛大的“夏日社团祭”。

发财的快感远远不足以弥补财路崩断的伤痛，但“钱不是省出来的”这一混账逻辑又使得我的余额以可见的速度下坠。大学三年级的一整年，我都天真地把时间和钱用来追求学校里公认的大美女刘跑跑。刘跑跑当然不叫刘跑跑了，这个外号的形成源于她的热爱运动和每天夜跑的生活习惯。长腿御风，汗液沾透整个脊背，看得人对生物学产生严重怀疑，甚至形而上学到人文社科的层面。汗液是人类的表皮分泌物，用于平衡体温，逻辑上来说，生物个体对自身分泌物往往持排斥态度，对其他个体的分泌物同理，因为它属于废料，在草原上还容易留下气味招来杀身之祸。但从心理与美学意义上，刘跑跑的分泌物又造就出十足的美感和张力，让人无比向往。请相信我，这种变态的言论是那段真实岁月的真实思绪写照。如果我只写想写的，不写不想写的。恐怕《黄色春天》这本回忆录会像一个发射之后翻头就睡的男人一样可恶。

八十余个湖北人，外加十几个外地人，就是第一届桂花公社的最终构成。群发短信内容如下：全体桂花公社成员注意，本条为群发测试，收到请回复。随着群发机不停地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我收到大量的回复，“我操，社长还活着”这样的言论层出不穷。第二条群发短信内容如下：本周末，桂花公社将举办第一次线下活动，活动地点西区艺术楼六楼大舞蹈活动室，请注意，所有参加活动者必须戴黑色口罩前往艺术楼，并在你认为合适的时机戴上面具后上楼。面具必须遮盖全脸，具体款式自定，另外，不可佩戴任何具有恐怖色彩或者党派宗教主义色彩的面具，诸如鬼脸面具或者V字仇杀队面具。着装尽量统一为黑色，无论形态，无论内外。

言归正传，我眼光敏锐，当即认为当年的新生们可以拯救我。他们往往经济充裕，刚刚入校，拿了家中亲戚各种红包。除了食堂、网吧和商业街之外，他们现在花钱无门。男生还没来得及找到民族大道上的按摩店，女生们对GUCCI和YSL还仅仅停留在怦然心动的层面，用一个词来总结他们，那就是鲜嫩，更贴切的词眼是：肥美。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简单，桂花公社经常团聚。当然了，不再赤裸——那仅有的一次集体赤裸，本身就事发偶然，当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实在也没有持续下去的必要。如果非要说它产生了什么效果，我想这种效果着实存在，却难以言喻。面具，给人无限的防备与安全感，赤裸，给人无限的袒露和泄密感。这两种极端的元素组合在一起，爆发了氢氟酸和氢氧化钠（极强的酸和碱）一样剧烈的化学反应。直接可见的效果是从那以后我们联系紧密，极端守时，两年之内绝无一例缺勤，并且几乎无所不谈。没有人会往“摘下面具”上去想。我们尊重所有人，不越半步雷池。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当时欠了工厂很多钱（对工厂来说肯定是一笔小钱，但对我来说伤筋断骨），急需一笔收入来偿还——我自己贴钱加校园创业贷款制作的校内潮牌在设计理念上出现严重失误，我曾天真地认为把迪兰托马斯的诗句和鲍勃迪伦的歌词简单地规划在白T上面会招来大量拥趸。这种天真想法最终导致纯棉不防霉的衣服全部霉烂在阴冷的化学实验楼库房中。真正令人懊悔的事发生在接下来的两年以内，迪兰托马斯的诗句，随着《星际穿越》被搬上大银幕。而鲍勃迪伦更气人，竟然他妈的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两件令人扼腕的狗屁事情导致我把“时运不济”的拉丁语纹在右臂。

我说，“把你们九年义务教育养成的拉长音朗读法戒掉，加快速度，跟我念，取走了草原上，最后一层沃土”。

看到这里，你和我一定已经对前文提到的“良心”产生了歧义。你兴许以为我要举办一场场内容丰富、充满趣味、使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良心”活动来弥补我良心的亏欠。也对，你说的这种良心是对外的，是服务他人的奉献型良心。但实际上，世上大部分良心都是对内的，我就是流俗的普遍的“对内良心”者。我没有甘地或者路德·金那样普世的、对外的良心，我只需要用一个个怪异夸张的规定，用越来越令人嗤之以鼻的活动，来使参与者退却万步，自主退出，最终引致桂花公社人员稀少，宣告解散。如此之后，我的良心不再亏欠，他们也不觉得受骗。“别怪桂花公社不作为，活动我举办了，是你们玩不起”，这句话，我已经准备好了说出它的勇气。

每一次，我们戴着面具，从不同的角落走进艺术楼，如果路上碰到，也将默契地一言不发。之后围坐一圈，一见如故。由我起头，朗诵那首偶然成为桂花公社标准开场节目的诗歌。活动的内容便是负面情绪的分享和发泄。按照标准的归类，我们这个团体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减压分享会或者叫互助会，只不过世上绝大部分真正以诚待人的互助会都由绝症或艾滋病人构成，健康的人类组成的互助会中，桂花公社可以作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