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打电话过来，说爷爷昨晚昏迷，送进医院，有的医生说没事，有的医生说可能挨不过去，但后来，终究还是坏消息战胜了好消息，在凌晨的时候与世长辞了。爸爸已经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我提起了早就收拾好的行李袋，也匆匆往火车站去。
葬礼的时候，倒是因为当过领导，来了一些当年单位的员工，和大概是书记的中年妇女。看年纪的话，我爷爷工作的时候，他们都还没出生呢。
大部分人在没开吃前已经喝得半醉，幸运的人得以和富有的姑姑和姑父同桌，其他人也络绎不绝地过去敬酒。我和父母因为常年不在上海，游离在家族关系链的边缘，所以也自然坐在了角落里面的桌子，坐在我对面的中年男子对着我的脸吞吐着劣质的烟圈，我被烟味和噪音熏得头昏脑涨，找了个借口走到包房外面去，却发现其他办丧事的人，都脱下了白衣白帽，在喝酒抽烟，整个大厅都浑浊不堪。
在葬礼上面，竟然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的中年妇女第一个致辞，顺序排在直系亲属前面。她在开口前很做作地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眼泪。
十月底的时候，我久居日本的姑姑姑父要回上海探亲，大家难得地在亲戚的微信群里面，你一言我一语地又热闹起来，然后便说要给爷爷过八十八岁生日，俗称“米寿”。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米寿是什么意思，后来才被人点醒：原来米就是“八十八”的缩写。
桌子很小，又没有什么人想动筷子，所以菜盘子就一个个叠在一起，不同样色的汤汁混杂着。
过去三年里，家中四位老人过世了三位，我还记得2014年的深秋，因为重感冒病休在家，接到外公去世的电话，胡乱收拾了行李就往机场去，出门前还特意在包里塞了一大盒纸巾。起飞的时候，飞机在阴霾弥漫的大屿山上空盘旋了好一阵，和气流搏斗着。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参加葬礼，按照外公生前的要求，只有最亲近的人在告别仪式上，无论是放鞭炮还是叠纸钱，这些有的没有，统统都没搞。
寿宴订在周日，没想到周三早晨醒来，突然看到向来没人说话的家族群里面有二十几条留言，仔细一看，每个人都在表达对爷爷的哀思，希望他一路走好。
爷爷生前做了个很小的官，具体职位我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因为在铁道部，而当时铁路部门又很吃香，所以也很是威风了一阵子。
其间我被人叫着把白花和黑袖套扔在火里烧掉，然后跨过火盆，又喝一口红糖水，经历各种仪式，稍微一愣神就有人过来推着我往前走，每个人的脸上都已经完全无法看出伤心，大部分人从口袋里拿出劣质香烟，递来递去。
十月份的时候受到企业的邀请，回国呆了一段时间，同时也正好假公济私和家人相处一段时间。
远房亲戚家的小孩来他家里，都要被他管教，有别人家的小孩坐火车逃票，他捉住了，也是一边狠狠骂对方，一边给对方钱让他去补票。家里面，能管得住他的，只有奶奶。
豆腐饭差不多是我近来吃过最难吃的一顿饭，虽然从龙虾到鲍鱼应有尽有，冷菜热菜都有七只，很快还上了鸡汤和炒面，但就是无法引起人的食欲。食材选用得并不够好，食物本身的味道又被过分的油盐和冗余的淀粉盖住，冷着脸的服务员把菜一道道端上来，又气冲冲地离去。
我每年见到爷爷的机会屈指可数，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也不见得太喜欢。过去几年里，来到上海要么是飞机转机，要么是出差，但因为爷爷奶奶的存在，所以依然觉得这座城市承托了我一部分的根基。
只有姑姑姑父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大家才会想要聚一聚。他们一家是兄弟姐妹几个中过得最好的，金钱上的富足完全转化成了话语权。所以这回他们一说要给爷爷做寿，很快，酒店的包厢也订好了，需要预订的菜式也已经安排准备，我们几个孙女也在网上预订了蛋糕，按照老人家的口味，做成寿桃形状，上面有很多他曾经最喜欢的鲜奶油，和罐头水果。我订好了去上海的火车票，收拾了几件衣服放在行李袋里面。
“要是他生前能够把这些钱全用光，起码还能享享福。”大家感慨。但是突然死亡这种事情又有谁能够预料呢？大家立刻按照抽签的方式，分掉了除去钱以外留下来的首饰和手表。
日子照样一天天过去，想念也会逐渐变得轻描淡写起来，照样有人吃饭，喝酒，讲笑话，在家族聚会的时候做总结陈词，但是按照那个语调，用着那个单词，用那种方法剥开虾头的人，却再也不会有了。
她口齿伶俐，用那种标准的哀恸语气，简直可以放进教科书里面作为致悼词的语气范本，却无法听出任何感情。她将我爷爷的生平，从工作，到升职，到调职，到入党，像催眠曲一样念了个遍，然后无非是一些爱党敬业之类的四字词语的叠加，之前还很悲痛的氛围很快被打破。抽泣的人不再抽泣，忙着找餐巾纸的人把餐巾纸装到了口袋里面。
到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被庞大的关于死亡的仪式折磨得疲惫不堪，我以为每个人都哭不出来了，但是大家依然因为很小的事情流泪，比如爷爷每年除夕手写的年夜饭菜单，上面的菜几十年都没有怎么变过，又比如物资匮乏的时候吃到的一只虾，就着虾可以吃一碗饭，就着虾头里面的膏又能吃一碗，越细微的东西越让我们感觉到分别的实感。
爷爷并不是大方的人，对外人不大方，对自己也同样。即使是大家给他买好的新衣服新鞋子也都舍不得穿，拿出来的时候还是簇新的，最后给他的几个儿子分一分，我爸爸立刻把其中一件墨绿色的外套穿在身上，还很合身。
有一个夏天我在上海新东方学口译，住在爷爷家里面，下课回家之后在饭桌上，一边吃着红烧大排，一边听爷爷讲他当年多么威风，有多少人要来找他开后门都被他一一拒绝，最后只因为奶奶相求而破例过一次的故事。
那些和家族仅有着疏远关系的亲戚朋友很快就散去，到了第二天，便只剩下爷爷的几个儿子，和昨晚在饭店打包回来的一些剩饭。大家忙着清理老宅中爷爷的遗物，还时不时能找到奶奶当年留下来的首饰。
原本订好给爷爷祝寿的酒席在姑姑的坚持下还是保留了下来，改成爷爷的追思会，每个人都要说一件关于爷爷的趣事。
我们后来在老宅的各个角落，从地板缝隙到大衣口袋里面找出各种一万块五千块的定期存款单，和码在箱底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竟像是从死人身上发了笔意外之财。
同样的事情讲得太多，当时简直可以倒背如流，但现在要我复述，又想不起来细节。只隐隐约约有种熟悉的感觉，就像我许多不再联系的高中和大学同学。
后来是我的伯伯，也是爷爷的长子致辞。演讲稿是我爸起草由我润色的，按照我爸的要求插入了一段关于我爷爷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言论。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去求学，对于这种政治方面的事情知之甚少，而这次回来，即使面对的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因为处事方式和思想的不同而觉得陌生。
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大家要给他请保姆，租一楼的房子，他说什么都不肯，即使钱已经全部支付完，他依然倔强地坚守着他的老宅。
但是在离开上海的高铁上，我突然意识到，下次来上海，便再也不能用“回家”这个词了。
接下来，2016年春节之后奶奶去世，彼时我正在美国念书，被实习和毕业设计弄得焦头烂额，直到一个多月后空下来，才有了些许关于死亡的实际感受。我还记得我在洛杉矶硕大的公寓里面，想要回想起和奶奶相处的点滴，但因为离家太久，一切细节都模糊在时间里面，彼时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时间飞逝。
我母亲那边的家庭氛围是热闹又亲密的，我和阿姨出门逛街的时候都喜欢勾肩搭背，她们高跟鞋一个比一个穿得更高，而且用美图软件用得比我更顺手。我外婆一共六个兄弟姊妹，个个都才华横溢，在那个年代就纷纷上了顶尖的大学，又出国留学，各自结婚的对象也都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家庭聚会的时候，又是唱京剧，又是唱俄罗斯歌曲，又是拉小提琴，又是跳交谊舞，好不热闹。六兄妹同台献艺的时候，从邻居到饭店的服务生都探头探脑地过来张望。作为小辈，也从来不用担心被人要求去唱一首歌来应景，只有在台下拍巴掌叫好的份。聚会的时候，也并没有人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倒是都在追问我公司的专利技术，听复杂的化学反应也听得津津有味。大家都处于一种对生活满意富足的状态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烦恼。
道别之后，是亲戚朋友和同事来向家属问候，他们一个个走过来，握着我的或者我爸爸或者我妈妈的手，让我们“节哀”。我闻到空气中些许酸涩的汗味，想到爸爸他们兄弟几个为了守夜和操办葬礼，已经三天没好好洗过澡了，突然有点感慨。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然聚会的时候越来越少，有的时候我父亲去上海，或者伯伯来常州，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当做不知道。
于是周五的晚上在人流最繁忙的时候坐半个多小时车去火车站，然后坐近四个小时的高铁，再开车半个小时回到父母位于郊区的家中。到家的时候通常都十一点多了，饥肠辘辘地在楼下的小吃店吃一碗麻辣烫，看着同一个小区里面的邻居打麻将打到中场休息，也纷纷下来吃宵夜，赢了钱的人喜滋滋地请客。然后突然意识到，现在住在我周围的邻居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了，之前认识的叶婆婆刘婆婆，不是被儿女接去大城市颐养天年，就是已经去世了。小区虽然在几次的拆迁中幸存了下来，但周围的农田全部变成了高速公路，早已不复当日模样。
我小的时候和外公更亲热，外公教我英文，给我念故事书，每年过年的时候给我两千块钱压岁钱，而爷爷从来都只给我一百块。我当时想，什么时候爷爷能多给点我钱就好了，却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形式。
然后就是盖上棺材送去火化，长子捧着遗像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着，其间有并不高明的军乐队演奏，然后大家目送灵车缓缓而去，接下来就被赶上大巴送去一条龙服务安排的酒店吃豆腐饭。
感慨的情绪很快被葬礼主持人的呼喊打断，我们几个小辈手中被塞了大把的纸钱和纸元宝，让我们放到爷爷的遗体周围，还有纸车纸马，纸房子，最后大家折下花圈上的鲜花，放在遗体的上面。因为白花太多，我特意挑了几朵鲜艳的红玫瑰放在他手边。
致辞之后，便轮流上前去向遗体道别，能看到爷爷擦了很浓的粉底，白嫩得像唱戏的小生，眉清目秀，画了眼线和口红。人们总是惧怕死亡本来的颜色，是还活着的人，为了让自己更舒服，而做出各种掩饰。
我父亲那边的家庭氛围就淡漠很多，我和堂姐们有一个微信群，但几乎从来没有人在群里面说话，偶尔会有人在里面发需要投票和砍价的链接。各家都既有烦心事也有虚荣心，所以见面的时候，又要显得热络，又要忙着诉苦，又要展示自己如何为了照顾老人尽心尽力，又要显示自己财大气粗人脉广阔生活闲适。大家忙着展露出一种松弛又毫不在乎的状态，最后的感觉往往都是用力过猛，即使喝着雄黄酒吃着大闸蟹，吆五喝六的时候，也不觉得快乐。
父亲一时兴起，说了好几件，把大家逗得又哭又笑，然后又偷偷告诉我其中有些细节是他添油加醋编进去的。我写作的天赋大概是来源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