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在写当下的现实社会又是选择了一个乡镇的日常事务工作，让带灯搅入其中处理那么多的棘手和难堪的事？我想要说的是，围绕在带灯身边的故事，在选择时最让我用力的是如何寻到这些故事的特点，即中国文化特有背景下的世情、国情、民情。我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时期，在社会大特型时期，社会矛盾前所未有的出现，人性的恶与善也集中爆发，也有了激烈的左派和右派的争论。在《带灯》中，可能左派能寻到攻击右派的依据，右派也能寻到依据攻击左派。我强调的是，中国基层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和人的各种行为，它是带着强烈的中国文化特点的。人类都在寻求新的发展，每个国家都在改善，寻找适应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情况既不同于中东、非洲，也不同于东南亚和欧洲、拉丁美洲。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处事的思维决定了中国在社会大转型期的所有矛盾特点。顺着这个思路和角度去参考当下的中国，或许有许许多多的解法，或许一时仍是无解，但关注他，思索他，这是最重要的，任何极端的以西方思维和以专政思维去理解和处理都是难以适应的。正是寻找着中国文化特点下的背景和环境，带灯所在的樱镇才发生着种种矛盾纠纷，她也在其中纠结着，挣扎着，撕裂着。可以说，我们的国家面临着深入改革的大的机遇，也面临了很大的困境，而如何面对着这种困境和如何走出困境，这一切，都是为人类发展提供着一份中国的经验。

《带灯》在2013年元月出版后，我始料不及的是社会反响能那么强烈。近日读过了许多业内的和行外的读者评说，可以说写作三年来的惊恐得到抚慰，被理解的感觉如镜中开花。有一个读书人，是外地的，他来西安办事，想方设法寻到了我，和我一个下午都在说《带灯》，他说故宫里有个匾额写着“诸神充满”，而《带灯》里则有着种种意象，他喜欢着这些意象。于是，他逐一点击那些彰显的和弥漫的、隐喻的和暗示的，于文字之间或者文字之后，我要说的、我想说的、我欲说还休又欲罢不能的话。小时候我在乡下，傍晚常在田埂遇见狗，狗夹着尾巴跑起来，但那并不是狗，一经喊出：狼！狼就立即拖长尾巴逃了。我就觉得我是那尴尬的狼。那天，我和他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化背景的问题，这也是我服气他，而与他待了一下午的原因。我觉得文化背景的问题很重要，所以就想将自己的一些认识再说给你，得以交流和求正。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人要大境界，为文也要大境界。以文观察世间，有敢担当，让别人眼里看着有些荒唐，于自己却是严肃，真实地呈现社会，真诚地投入情感，认真地对待文字。

古人讲，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这是我们活人的总的法则。《带灯》里的带灯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工作人员，这一级政府工作职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社会维稳。这两项工作使带灯深受难场，她每天面对的是泼烦、焦虑、痛苦、无奈和辛劳，地位的地下，收入的微薄，又得承受上责下骂，如风宣里的老鼠。她在这样的环境里完全凭着精神的作用在支撑，支撑的或许是信仰，是向往，是爱情，是虚幻，甚至只是一种倾诉和宣泄。这就有了她一次一次给元天亮的手机短信。我对这样的带灯充满了敬意，又哀叹着她命运里注定的悲惨。正如书中的带灯在说：她是佛桌前的红烛，火焰向上，泪流向下。佛桌前的红烛是庄严的，带灯是地位低微，但她是国家干部，在为国家服务，是国家各项政策通往广大农民的河面上的桥板和列石。书中所写的种种事情，有着阴暗和残酷，但绝不是胡编乱造，它来自生活，是从藏污纳垢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一片杂草，或是从地面沙尘腾浮的雾霾。这就是写当下现实社会的艰难之处，画鬼容易画人不容易。它不能凭空想象，它不讨好。除了有一贯的勇敢，它并不是在作调查报告，它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就要有文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