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下落不明”的谜解开以后，为何“下落不明”的谜似乎并未完全解开，读者并没有因萧的死而得以驱散迷雾，走出迷宫。这是因为《迷舟》在形象外观上有这样一些特点：（1）突出预兆。“引子”中有一句点睛的话：“在这几乎和以前一样寂静的午后，对即将开始的大战的某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困扰着他。”这种预感是属于神秘主义的东西，也反映了人在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对自身命运失控的恐惧感。如：在剑拔弩张的战争态势中，小河村出奇的宁静，构成了反常的潜伏着危机的氛围；母亲见到萧时，发现他的眼神和丈夫临终前的眼神一模一样；老道人诡谲地说萧“当心你的酒盅”等，不祥的凶兆一直弥漫于整部小说之中。（2）突出本能冲动。意识总要压抑本能的冲动，而本能冲动一旦成为难以压抑的驱动力时，往往会出现无法理喻的行动。面对父亲的死讯、家乡的景物、灵堂的肃默、母亲的啜泣，萧的心情始终是平静的，但心灵深处却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驱动着他，因此萧对杏的举止身影有着神奇的敏感，萧的一系列行动也很难用明确的心理依据去解释。如萧潜入杏家，萧在急水处钓鱼，萧去榆关等，作品几乎都没有写他的心理活动过程，于是就有一种神秘感。（3）突出非过程性。事情的过程就是事情的一切，不交代过程，事情就变得无根无由神秘朦胧了。如：马三大婶突然出现在棋山指挥所，她怎么会知道萧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呢？她后来暗中向萧通报三顺外出捕鱼的信息，她怎么会猜出萧对杏的心思呢？也许其中掩盖了复杂的故事过程，也许事情就那么蹊跷。（4）突出偶然性。偶然性的集中是对逻辑的背叛，往往会趋向宿命。如三顺恰恰提早回家并立即发现杏的异常，萧已决定回棋山却一瞬间改变了主意，三顺举手间可杀死萧却莫名其妙地放过了萧，警卫员因酒醉未盯梢去棋山而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再联系到“当心你的酒盅”的话，似乎萧死于警卫员之手是命中注定的。假如说，萧是一条“迷舟”，那末究竟是什么东西引他入迷途的。是性爱？是预感？是凶兆？是宿命……总之，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操纵。“迷宫”实际上是“谜宫”。

在格非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有两部中篇比较有代表性。《褐色鸟群》（《钟山》1988年2期）写的是，一个叫棋的陌生女子夹着画夹来到“我”（格非）的小白楼，听格非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他与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街头邂逅，雪夜追踪，而她却不知去向。不久，他又与那女人在郊外相遇，相近，直至结婚，她果然有双栗树色的靴子，但她说十年未去城市，也未雪夜回村。她在结婚的当天（正是她的生日）突然死去。后来，棋又夹着画夹来到小白楼，但她说自己不叫棋，手上夹着的却是镜子。在这里，一切都似真非真，似梦非梦，迷团接踵而至，搞得你如坠五里雾中。与《褐色鸟群》的假定性、荒诞性的形式表现相反，《迷舟》（《收获》1987年6期）的故事真实而清晰。孙传芳部队32旅旅长萧回家奔丧时与杏重温旧情，杏的丈夫三顺发觉后把杏阉了送回娘家，萧连夜去榆关看望废掉的女人，而占领榆关的北伐军首领正是萧的哥哥，于是萧的行动被暗中监视他的警卫员解释为通敌，萧就被枪决了。这部小说在背景、时间、地理环境、人物身份、故事进程等都交代得很清楚，给人一种逼真的感觉，但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又都“沉浸在暮霭似的神秘朦胧之中。寂静、无言、凶兆、性爱、死亡……布满了迷阵”。从小说文体意味上看，也许《迷舟》更值得注意。

与那些故事弱化，故事破碎的现代小说不同，格非的小说有着很强的故事性，这似乎有着对传统小说的复归趋向，但谁都承认，格非的小说是很现代的，这里指的不仅是观念、意识，而且是形式、文体。格非那娓娓动听的故事，总是浸透着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东西，它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引人进入迷阵。一位评论家说：“格非迷宫”可能是目前小说界最奇特的现象之一。

萧实在死得冤枉，但作为当事人警卫员却认为死得应该，在这里，格非已偷偷地把背景提升为故事的主体。《迷舟》在题记和“引子”中交代了军事态势和地理环境，大致可概括出两个要点：（1）北伐军势头很猛，使孙传芳守军不战而降，迅速控制了重镇榆关，其首领是萧的哥哥；（2）孙传芳抽调精锐师驻守棋山要塞对抗，萧的家乡就在棋山对岸的小河村，而萧曾在榆关表舅家学过医。这些看起来与正文所叙述的萧与杏的故事无关，但却巧妙地布下了“迷宫”的阵脚。背景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后就销声匿迹了，直到篇末警卫员那段晴天霹雳似的话才又骤然再露尊容：“引师弃城投降后，我就一直奉命监视你。……在离开棋山来小河的前夕，我接到师长的秘密指令：如果你去榆关，我就必须把你打死。”这几句话把篇首的背景交代全都促活了，立即上升为故事的本体部分和迷宫的有机部分。本来，萧的死应归结于他自己行为的后果，但却转移到与萧行为无关的背景上。换句话说，萧在应该死的地方不死，在不该死的地方却死了，这就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和荒诞感。

长期以来，在“内容第一”的观念影响下，较普遍地缺乏形式的自觉意识，这可能是造成作品公式化、模式化、一律化的根源之一。新时期的文学新潮冲垮了僵化模式，促进了形式的多样化，但有的形式虽新不美，因而像《迷舟》这样精巧别致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于“格非迷宫”及其形式有什么真正的意味和内涵？倘使它们只是一种智慧的游戏和精美的图案，那真是太可悲了。现在有的评论家对格非小说的责难正在这个问题上，如说它们“除了含有一点青春毁灭的哀伤，究竟还有多少真正的意味和内涵可言呢”？因此有必要提出来讨论。《迷舟》是围绕性爱和生死两个基点展开的。萧在戎马生涯中已对自己的亲属（父母兄长）和故乡看得淡漠了，但始终被一种果香所缠绕，一踏上故土，“他觉得像是一种更深远而浩瀚的力量在驱使他”，在此揭示的是人性之源，实际上肯定和强调了人的生命力及其不可抗拒性。萧不死于必败的战役和三顺的报复性情杀，说明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制约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完全控制于每个人自己的手中，这种命运观恰恰反映了一种现代意识。当然，对必然性的否定很容易导致神秘的不可知性，但不回避神秘的不可知性，正是清醒地承认了世界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局限性。值得指出的是，《迷舟》的要害是萧死于警卫员之手，而警卫员之所以打死萧，并不出于个人的恩怨或道德的善恶，唯一的根据是服从军事———政治的目的。孙传芳部队由于前车之鉴，最担心萧不战而降，然而作品在“第一天”中就不无周到地写道：“午后，萧和警卫员查遍了村子的每一角落，没有发现一个异乡人，他暗自庆幸北伐军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涟水之北偏僻的村落”；“萧觉得老道不像是北伐军的密探”，这些话明白无误地表明萧对自己部队的忠诚不二。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萧从未出现过通敌的意向，但萧恰恰被自己的首领所怀疑，怀疑的根据只是萧的哥哥的北伐军占领了榆关，结果造成了萧的冤案。倘使把这个冤案作为这类冤案来看，其中包含的历史教训不是很值得深思吗？可见《迷舟》的主旨实际上已由性爱暗渡到政治，说它是一部政治小说决不是无端的强加和任意的拔高。至于说格非小说含有“青春毁灭的哀伤”，似乎也不准确。诚然，《迷舟》写了杏的被阉，萧的被杀，但前者不过作了后者的跳板和导线，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而萧的死亡所显示的意义，也不在他自身而在严峻的军事政治，如果对他产生同情和哀伤，也不在他“青春的毁灭”，而在他死得太冤枉了。

当前理论界正在把文体革命的研究提到显豁的位置上，《文学评论》、《上海文论》等刊物以南北呼应之势发表了文章。新时期是一个新的文体革命的时代，其核心体现在从“为革命立言”、“为政策立言”到张扬个性的衍化过程。到格非手里，则把个性的张扬更自觉地倾注于形式的追求之中。他的小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形式美，称格非为形式主义小说家，并不是贬词，在文体革命中，他是独树一帜的。而《迷舟》无论是语言的选择、结构的布置还是表达的方式，都达到了珠圆玉润天衣无缝的境界，从而将它的迷宫构建得曲折回环、璀璨夺目。这里，仅就与“格非迷宫”有关的形式因素作一些分析。

原来这部小说布置了明暗两条叙述线，明线是萧与杏的关系，暗线萧与警卫员的关系。在叙述方式上，始终让明线处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使读者将看似无关紧要的警卫员置之脑后。也就是说，用不断扩大刺激强度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格非是明智的，这种手法在侦破小说、情节小说中是司空见惯的，很难骗过现代读者的眼睛，因而在描述暗线的语言选择上颇费了心机。作者对警卫员不是没有暗示，但都是模棱两可的，如：萧走出指挥所解马缰绳时，“警卫员不安地跟了出来”；萧遇见老道人以后，“又从警卫员的眼睛里看到了道人诡谲双目的光芒”；萧在安葬父亲的归途上，“听不到警卫员跟随着的熟悉的脚步声，有点不习惯”；萧在杏家竹林中见到警卫员闪过的身影等等，联系到当时的情景和警卫员的身份，谁会怀疑其中有什么奥妙呢？事实上，警卫员即使在监视萧，也并不非要杀死萧不可，在第六天，他还及时地提醒萧：“是不是该回棋山了。”而且作者还反复强调萧对警卫员的印象是“像个姑娘一样”，是个“未谙世事的孩子”，“反应迟钝”，经常“熟睡”，甚至“发现自己和这位沉默寡言的下属的关系日见亲密”。于是种种暗示被萧的印象所覆盖所磨损，变得毫不足道了。值得注意的是，萧对警卫员的感觉，也不完全是“主观的偏斜”或错觉，正因为警卫员对萧的六天经历不甚了了，譬如说，萧为了观察杏的联系暗号，强词夺理地坚持在急水处钓鱼，接着又莫名其妙地不钓了，警卫员“像是对旅长的反复无常感到茫然不解，又像是丝毫没有猜透旅长的心思”；萧也很有把握地认为，警卫员对自己与杏的经历“似乎毫无察觉”，因此警卫员才得出萧去榆关通敌的结论。这也可见到格非对“迷宫”设计是何等的周密。

由此可见，格非在对《迷舟》进行形式思考时，有一个奇特的特点：故事的发展不断改变着预定的方向，先从奔丧转到偷情，继而从偷情转到情杀的威胁，最后突然转到政治性的误杀，走着一条弯曲迷离的路。正如克莱夫·贝尔在评述普鲁斯特的小说时说：“只要我们想看到他们的故事向前发展，我们就得保持耐心：向前发展并不是它的预定方向……”在这里，他还充分运用时间的因素使读者畅通无阻地毋庸置疑地引进“迷宫”。《迷舟》对时间的写作是极其严密一丝不苟的，不仅充斥着“午后”、“傍晚”、“黄昏”、“拂晓”、“晚上”、“午夜”、“黎明”、“中午前后”、“昨天”等词语，不仅明确地写出日期“1928年3月21日”、“七天后突然下落不明”等，而且整部小说就是按“第一天”、“第二天”……来安排章节的。在这里，故事和人物关系的发生发展，场面和情景的出现展开，都存在于时间里，都打上时间的印记，倘使抽掉了时间感，小说的骨架连同血肉也就化为乌有。时间，使《迷舟》具有了确定性，同时使《迷舟》具有了神秘性。警卫员在枪决萧时说，“大战即将开始，———已经没有时间了”。这句话不妨理解为萧的气数已尽。萧与杏的幽会和事发，三顺对萧的截获和释放，都在晚上，而萧随带警卫员来村时，警卫员打死萧时，都在早上，这种巧合诚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把明线的关节点放在黑夜，把暗线的关节点放在黎明，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包含着神秘色彩的形式追求。对《迷舟》来说，时间不仅是一个精美的阿拉伯图案，而且是一种“迷宫”的三维结构。

《迷舟》一开始提出萧的“下落不明”，它像一个谜，小说实际上是在解这个谜，然而正是在这里它设下了引君入彀的“圈套”。随着故事一天又一天地展开，萧与杏的旧情新爱越来越成为读者关注的中心。待到他们私媾事发，三顺扬言要杀死萧，读者满以为解开谜底之势已定。果然，萧去榆关路上，被三顺们所截获。这里细写了萧必死的条件：萧处涟水河边无路可退，萧匆忙间未带手枪，萧的警卫员不在身边，萧默认确是去看杏等，但却是一场虚惊。至此，读者也许会猜测起萧“下落不明”的各种原因，但恐怕绝对不会想到杀死萧的竟是他的警卫员。在整个故事叙述中，每个环节都扣得很紧，使你无法逃遁。问题在于，作品怎样把读者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