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一天，舅奶奶回来了，她风尘仆仆，无比疲惫，但精神却健旺，身体似乎比原来好了许多。随同她的还有一个糟老头子，这人瘦得像把柴，尖嘴猴腮，还留着令人讨厌的小胡子，那胡子像干旱的山坡上的茅草，又黄又焦，还粘着说不清的疙瘩，叫人恶心。这人不但苍老、枯瘦、难看，还瘸着一条腿。随时将袖子捋起来，揩流也流不尽的清鼻涕。祖母惊诧，呆呆地看着，不知她领这么一个糟污老头来干什么。舅奶奶让她叫祖母大姐，老头一开口，声音和舅奶奶的一模一样的，地道的北方味儿，可他讲的不是纯正的普通话，他讲的其实是北方方言，这种方言和我们这偏远、贫穷的小地方的方言一样，同样的让人难以听懂。

她的灵魂在坠落的过程中飘开，她的灵魂是否向遥远的北方飞去？她是否能天天听到浓浓的乡音？这个孤独漂泊的灵魂，能不能找回她的依托，栖息在故乡的天空里？

天天清早，粮店门口都有一个人守在那里。那时粮店供应的粮食是从一个斜斜的漏斗形的木槽里倒出来的，每次来打粮的人都要认认真真地扫木斗。粮食太金贵了，谁也舍不得留下一粒。可再怎样扫，总有一点残留在木槽的缝隙里，舅奶奶天天守候在那里，她找来一把扫床用的小扫帚，像挑花绣朵一样细心地扫，有时一天能扫到一把两把米，她想攒点米去跟人换白面，攒了很长时间也攒不到数儿，舅奶奶焦虑极了，愁苦着脸，她只有一个人的粮，俩人吃紧得要命，哪里还有粮呢？

祖母和舅奶奶让我出去玩儿，她们坐在幽暗的稻草上说着什么。我不愿出去，我怕这个杂乱肮脏的环境，我在稻草的另一角坐下，低着头寻找稻草上残留的谷粒，我看见祖母和舅奶奶拉着手小声地说话，她们的话幽幽的，缥缥缈缈的，游丝一般的细微。她们讲一阵哭一阵，她们讲的声音是模糊而又轻微的，哭的声音更小。几乎是哽咽，肩臂一抽一抽的，在幽暗的光线里，像是两个幽暗的鬼魂。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惊慌不安的，隔一阵，舅奶奶要去瞅一瞅，我弄不明白她们为啥如此胆怯。大杂院里的人讲话都是高喉大嗓、夹枪带棒的。坐了一阵，祖母要走了，她把装有我的衣服的包放下，说舅奶奶，猴儿就托付给你了，他不听话你就打，小孩子心疼不得的。祖母又拉着我，絮絮叨叨地讲要听舅奶奶的话，别惹舅奶奶生气等等，才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走了。舅奶奶送到门口就站住了，她的眼睛总是惊恐的，掩了门，又在门缝看了一会儿，才返身回来。

晚上，在幽暗的房间里，舅奶奶烧了一大盆热水要给我洗澡，我怎么也想不到洗澡这事，我的父亲在乡下的供销社做事，母亲又随着人们大炼钢铁去了，家里一大堆孩子，别说洗澡，连脸也是经常不洗的，身上的汗和泥结成了泥垢，摸着像摸洗衣板似的。我怕洗澡，舅奶奶温和地哄着我，说小孩子要讲卫生，要爱干净，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舅奶奶的话真好听，她的话温柔、纯正、软软的、柔柔的，就像一把毛刷在心里轻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用这种语言讲话，这种语言把她和周围的人完全地隔离开来，使她变得陌生，变得神秘，变得像雾一样虚幻，一样难以捉摸而又令人十分想走进这种虚幻之中去。我知道她讲的是普通话是读小学之后的事，教我们的那个女教师声称她是用普通话来教学的，而她的普通话在我听来却十分难受，她讲得疙里疙瘩不说，还常常冒出许多方言，方言和普通话一糅合，怪话就出来了，就使人听了一身鸡皮疙瘩，比不说还难受。我是一进门就听见祖母和她讲话的声音的，我听着她的话，就像听山泉的流淌声一样清晰。

这幅场景是我根据祖母和其他亲戚的叙述在我学习写作后而描述的，其实，在我到舅奶奶家之前，舅爷爷已经死了。我见到的舅爷爷和祖母、亲戚们描述的完全不一样，我见到的舅爷爷是一个腰杆佝偻得像只虾米，头发蓬乱得像堆乱草的人。他那时有多少岁我是不知道的，只知道他满脸皱纹，双颊塌陷，缺牙少齿的嘴里不断地蠕动，眼角堆满眼屎，他的眼睛特别吓人，红红的，细细的，眼角溃烂，红翻翻的，小城人把这种眼睛称为红线锁眼边，眼里经常流泪。他穿的衣服又多又烂，长一截短一截搞不清哪是里哪是外，裤子只到膝盖边，裸露的脚踝上青筋暴露，一疙瘩一疙瘩的吓人，脚上的鞋子是一双辨不出颜色的胶鞋，鞋面坏了，他用胶线把鞋面子连同脚背绑在一起，倒也牢靠。他是靠卖烧炭泥巴为生的。我们这个地方烧的是煤末，细砂样的煤末要用黏性很强的白泥巴搅拌粘和，才能成块成团。卖烧炭泥巴是很下贱的活儿，价钱极贱，一挑烧炭泥巴也就是一两角钱，那泥很白很黏，糊在身上白花花的，这就使舅爷爷漆黑的衣服变成迷彩服了，很有些现代派的风味，这使人心酸的现代派常使我的祖母心酸流泪，他是祖母唯一的亲弟弟，祖母在帮他洗衣服时一边叹息一边咒骂，她咒骂的是那个艳丽之极风光之极而又沉沦的舅奶奶。她骂的时候舅爷爷阴沉着脸不讲话，直到骂得太不堪入耳时舅爷爷才低吼一声，说是我要离的，姐你就不要乱骂了。他们之间到底是谁提出离婚的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舅爷爷直到死都栖息在城门洞里，那时小城的城墙还没拆除，城门洞是叫花子栖息的地方。

一天晚上她又去开会，等她走后，我悄悄地爬起来尾随她而去。开会的地点是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屋里的人很多，黑压压的，点着汽灯，灯很亮，发出咝咝的蛇芯子一样的声音。我找了一阵，没找到舅奶奶，却听见有人叫不要讲话了，开会了。现在请镇武装部的刘副部长讲话。这时，一个人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他身材魁伟，身体笔直，脸上有一道红红的刀疤。他一开口，我惊呆了，他讲话的声音和舅奶奶一模一样的，真的，一点不走样，地地道道的北方话。只是我觉得他的普通话不如舅奶奶好，他的方言很重，好些字讲不清晰，听着有些疙里疙瘩，可能还有许多北方的土话，我那时辨不清楚，但总觉得不顺畅，不干净，不流畅。但我爱听，这声音是遥远的冰天雪地的北方孕育出来的，也许受舅奶奶的影响，对这种话，一听就透着亲切，透着融洽，透着土腥味，透着血液里的什么东西，透着灵魂里丝丝缕缕的割不断的亲情。我明白了，为啥舅奶奶这段时间爱开会。

舅奶奶越来越瘦弱，越来越憔悴，她打草席时老是走神，那时打草席的方法是很原始很简单的，在两根木头支撑的木架上就可以打草席，打草席需要经线和纬线，经线就是垂直的草绳，纬线就是稻草，要打得平整和匀称，眼和手就要灵活、准确，每次拈的稻草要不多不少，要长短匀称，否则打出的草席就凸凹不平，她眼光迷茫，漫不经心，思绪飘忽，拈的稻草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长了就是短了，那段时间她打的草席看着确实不舒服，坑坑洼洼，凸凸凹凹，所以去交草席的时候，人家让她背回来，她木然地听着呵斥，木然地驼着背将草席背了回来，然后叹着气，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眼里的茫然和凄楚叫人心酸。

我是不能到舅奶奶那里去了，祖母也不让我去。多少年后才晓得舅奶奶费尽干辛万苦，总算回到北方老家，可四处打听，家里的亲人基本没有了，父母亡故了，唯一的一个哥跑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只有几家远房亲戚。舅奶奶在父母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几天几夜不愿下坟山来。远房亲戚费了许多力才将她弄下坟山来。下了坟山她就病倒了，病得很厉害，多少年的愁苦，多少年的积郁，多少年的悲痛，倾泻而出。这次她病得很重，差些丢了命。族里的亲戚也穷，正是困难年代的末梢儿，但大家都尽了力医她。跟她来的这个老头时刻去看她，他光棍一人，不去看她干啥呢？他成天守在舅奶奶身边，和她唠嗑儿。尽管他的地道的北方方言舅奶奶已经有些疏疏淡淡了，有些听不懂了，听得疙疙瘩瘩的，但她还是爱听，这就是家乡话，浓浓的北方味儿的家乡话，听着舒畅。他的话勾起了她儿时的许多记忆，勾起了许多沉重和许多温馨，她久久地浸润在浓浓的乡音之中。到她要走的时候，她和糟老头已经确定了关系，一想到回到遥远的云南山区，一想到孤苦寂寞的日子，她的心就疼。现在，有这么一个家乡的人跟她回去，她就仿佛置身家乡了。

舅奶奶斜倚在门框上嗑瓜子，但那时瓜子是金贵物儿，她不晓得从哪里找了些麻籽儿来嗑。麻籽比菜米儿大不了多少，一般的人无论如何也将它嗑不开。丢进嘴里，麻籽儿石沉大海，不是被口水吞了，就是粘在牙床上或者舌尖上，她的舌尖却灵活得像安了什么仪器，舌尖轻轻一顶，白白的细细的牙齿轻轻一叩，麻籽儿就破了，她一颗一颗地丢，小小的麻籽像线拴着一样优美地落进她的口里。她还会抽烟，这在小城的妇女中是极少见的。她不是抽旱烟是抽纸烟，那年代纸烟是很难买到的，她抽价格最低的“春花烟”，尽管烟是低劣的，呛得她连连咳嗽，她还是抽，但她从不在人前抽。她抽烟的姿势很优雅，两个纤细的指头夹着，一口一口地抽，绝不连连地抽，还不自觉地跷起了脚。这是祖母最讨厌的，祖母背后不知说了多少次，她还是躲着抽。

那几天，她的小屋紧闭，人们都不知道她在干什么。那几天，天气是很冷很冷的，她却觉得还冷得不够。她将舅爷爷放在床上，她烧了水，将舅爷爷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她说鹏程，你一生爱干净，一生要体面，我要让你干净、体面地上路呀。她动手为舅爷爷理了发，剃了胡须。这样，虽然舅爷爷的脸还是那样布满皱纹、塌陷、红线锁眼边，但总算清爽、体面了许多。她连夜做了一套新衣服，给舅爷爷穿上后，她就在他身边躺下。

舅奶奶爱干净，因为她除了各种原因穿着极为宽大极为邋遢的衣服，头发也乱糟糟的，但我发现她经常洗澡，她的衬衣是灰色的，但我知道她对内衣是很讲究的，经常洗。从外面看那内衣是灰色而肮脏的，小城那时很缺煤，她带着我到城边的一座工厂去捡煤核，刚倒出来的煤核冒着腾腾的热气，很烫人，她和一帮野孩子挤着去捡煤核，捡来后用水冲洗去外面的煤灰，再来烧水。我看着她的手经常烫得疤痕累累，心想这是何苦呢？她现在洗澡是避着我的了，没有布帘，她将草席竖起来当屏幕，草席的屏幕后常常传来哗哗的声音，有时，她还唱一些很忧伤、很美丽的歌曲，使人怀念起一些什么。

舅爷爷爱看报纸，爱看书，书是没得看的，他当时住在一间堆杂物的偏厦里，后来因为看报纸而被批斗，连那间偏厦也没收了。他就和一群流浪的人住在城门洞里。他看报纸迟早要出事的，他站在报栏前是一道肮脏的风景，全城人从报栏前匆匆而过，没谁去看报纸，而一个衣裳褴褛、蓬头垢面、一身酸臭的人站在那里看报，本身就极不协调，本身就是一个讽刺。更主要的，他看报纸有个坏习惯，一边看嘴里一边叽里咕噜的，尽管讲得极小声，尽管讲得含含糊糊，不明不白，但听着却更像咒语，更像在宣泄什么。居委会的一个戴眼镜的瘦子，过去在旧县政府当过文书的，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去检举舅爷爷说他边看报纸边说些反动的话。他说得有根有据的。这在当时是不能容忍的事，舅爷爷很快就被批斗，尽管人们不知道他到底叽叽咕咕地讲些啥，但他是国民党的团长，对这样的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居委会对他进行了连续三天三夜的批斗。那个旧政府的伪文书甚至当众打了他几个嘴巴，甚至提出要将他送去劳改，但上面了解到他就一个人，浑身是病，半死不活，弄进监狱倒是负担，就拒绝关他。他倒是强烈要求过进班房的，他听人说在班房里能吃得饱，他越是要求人家越是不要，将他的偏厦没收了，让他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瘦子是有历史问题的，居委会主任也不敢保他，尽管他知道这个人好用。瘦子被撤了职，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了。而舅奶奶也成了破鞋，被居委会批斗了几次，在她脖上挂了一双烂草鞋，悲痛无比、屈辱无比的舅奶奶几次想寻死。祖母知道消息后赶来看她。祖母望着嘤嘤哭泣的她也不劝。祖母冷冷地说你去死呀，你看你有啥用，连吊脖子都不会找根牢点儿的绳子。现在买包耗子药也买不到，我给你带把菜刀来，刀子虽钝，自杀还是可以的。你死了，你的魂就可以回北方了，省得我一天都在想咋个送你去北方找亲人。舅奶奶听祖母这样一说，就不哭了，舅奶奶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回北方去找亲人，她在花季年华的时候随那个团长来到偏僻遥远的小城，一直没有回去过。她孤苦伶仃，寂寞凄清，时时刻刻都想到北方去寻找亲人。这个梦缠绕着她使她痛苦万分又幸福万分。她含着泪说姐，你一定要帮我回北方一次呀，我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呀。我怕我死了，连尸骨都丢在这里，我透心透骨的凉呀。祖母这才搂着她的肩，说淑娴，你放心，姐再难要成全你这个梦的。

舅爷爷和舅奶奶离婚的理由很简单，他一是觉得自己成分太坏，给舅奶奶带来许多灾难；二是想让她重新找一个可靠的人结婚，生个一男半女，晚年有个依托，他责怪自己当初不该把如花似玉的女人带到天遥地远的云南，他知道舅奶奶内心的孤独、寂寞和无奈。他的这个好心却难以实现，舅奶奶离了婚并不等于她的身份已经改变，她仍然是旧军官的离异太太，这个身份在那年代是无法被人忘却的。舅奶奶找不到合适的人，打她主意的人倒是不少，其中在居委会当文书的那个瘦子是最主动最无聊的，瘦子曾在国民党时的县政府当过文书，解放后就被清除赋闲了。这人很会钻营，当时有文化的人极少，他就积极地去写标语，写材料，办黑板报，参加普查人口，由于他没黑没白地干，又擅长投机钻营，就被缺人的居委会主任看中，让他当了个文书。他后来因为揭发舅爷爷和其他人有功，竟被选为居委会副主任。瘦子是目睹过舅奶奶风采的人，当年在城门口欢迎抗日英雄朱鹏程的时候，他就被这个风采照人、气韵不凡、讲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女人所折服，他曾发誓要找就找这样的女人，人也就不枉度一生。这个情结一直折磨着他，他为实现这个愿望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

舅奶奶短暂的爱情断送了。我更是断无所获，几次受祖母的派遣，一次也没见到一个男人，倒是舅奶奶出了那事之后，又将我叫到她身边，她的精神是彻底地垮了，成天不说一句话，手脚也明显地迟缓起来，不是拿错这就是拿错那，连草席也很长时间打不出一床来，打出来的草席也交不出去，常常是怎样背着出门又怎样背着回来。过去她外面穿得很邋遢，很污糟，但她经常洗澡，经常换内衣，现在她连澡也不洗了，身上发出一股难闻的酸臭气味。

舅奶奶死了，死的时候大概不到四十岁。她是为了让那糟老头吃上一顿饺子而死的。那段时间糟老头病了，这懒得烧死老麻蛇吃的人成天一动不动，让舅奶奶忙个不停地服侍他。他这次是真的病了，病得不轻，舅奶奶倾尽全力医他，日夜不停地服侍他，把她累得更瘦更虚弱，等他好点的时候，他一刻不停地吵着要吃饺子，这事放在现在就简单得像买把小白菜一样。可那是困难年代的末梢儿，末梢儿更困难，连洋芋，连包谷皮皮，连莲花白的根都吃不上，所有的野菜、榆树叶都让人采来吃光了，他却异想天开地想吃饺子，他是真馋，可怜兮兮地念叨，说他要死了，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太难受了。舅奶奶见他这样子，下决心弄顿饺子给他吃。

我后来知道那个镇武装部的副部长是随南下的部队来到这里的，他负了伤，就转业到镇武装部来了。那段时间，舅奶奶确实是走火入魔，中了邪了。她为了听到那遥远的乡音，闹了许多令人心酸的笑话，这事放在现在就很简单了，买张车票就可以回到故乡去，可那个年代，山重水复交通阻隔不说，就是外出到城郊的一个乡场去，也要请假，没有假条，你外出就是犯罪。舅奶奶先是到镇武装部去，她对看门的人说她要见刘副部长，看门人说有啥事见刘副部长？她说我是他的老乡，就想见见他。看门人说啥老乡？怎么没听说过。她说北方老乡呀，你让我进去吧，我有事哩。看门人见这个邋邋遢遢的人，竟操着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想必也是穷苦人出身，真的可能是刘副部长的老乡哩。就让她进去了，舅奶奶满心欢喜，她原打算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但现在是越穷越光荣的年代，穿花哨了，人家以为啥人哩，但她还是忍不住抻了又抻衣服，用手指梳了梳头发。正当她想着见了刘副部长要讲啥时，突然一个声音吓了她一跳，赵淑娴，你来这里干啥？这里是你来的地方吗？她一看，是她们那街道委员会的委员黄湘云，这个女人最爱往上面跑，汇报这汇报那的。舅奶奶一见这女人，腿立刻软了，脸立即白了，讲话也讲不清楚。我，我想见刘副部长，我们，我们是老乡哩。老乡？黄委员斜乜着眼，似笑非笑地说，你和刘副部长是老乡？你也配？你不屙泡尿照照自己。你是啥人？刘副部长是啥人？你莫打错主意，想用同乡关系来腐蚀领导。她声音大，底气足，她一嚷嚷，院子里就围了不少人，她越得意，说这人是国民党的军官太太，跑到这里来，竟敢和刘副部长认老乡。舅奶奶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她煞白着脸，哆嗦着说我和原来的丈夫是离了婚的，况且，他抗过日，死了。抗过日，你想翻案？离了婚就没事啦？在染缸里染过还会变好？黄委员咄咄逼人，吓得舅奶奶再也不敢讲话，这时刘副部长从这里走过，刘副部长看了舅奶奶一眼，啥也没讲，走了。他那一眼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内容，舅奶奶是读懂了的，里面有警惕，有怜悯，有同情，也有见老乡听乡音的愿望。

舅奶奶趁着暮色而去，她知道她这种身份的人去一个领导干部家的后墙去偷听，被人发现会是一种什么结果，镇武装部的副部长在我们这个小城就算是相当一级的官了，又是管武装的。居心何在？目的是啥？舅奶奶抑制不住自己那颗烦躁莫名的心，如果她没听过武装部副部长的北方普通话，她可能不会这样，是那遥远的乡音勾起了她对家乡无比的怀念和无限惆怅的心绪，无限的孤独失落中的一种虚拟的慰藉。她神色紧张，鬼鬼祟祟，小街上空无一人，但没有屏障，哪怕一棵树一丛花或者啥都行。那里只有一棵电线杆，小城缺电，只有镇机关可以点那若明若暗的电灯。她靠着电线杆，像被石子击中的小鸟一样惊恐不安。我不知道她承受了多少惊恐，多少惶惑，一连去了几天之后，她终于听到了刘副部长的声音，那天晚上，刘副部长接待了他那平脑勺儿子的老师，老师告诉了他平脑勺逃学、不做功课、跟人打架种种劣行。刘副部长客气地送走老师之后，恨得牙齿痒痒的。他总是忙，没有时间管孩子。这天晚上他把孩子叫到厨房来，原打算是狠狠用皮带抽他一顿的，他是个军人，相信武力。但他看到平脑勺可怜、无助、祈求的神情后，触动了他的怜悯之心，他觉得自己成天工作，自己是有责任的。他压住了心中的怒火，拉了个椅子坐下，和那孩子说起来，但武装部长就是武装部长，说了一阵他的怒火蹿起来，拍着桌子大声地责骂儿子，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舅奶奶终于听到了久违的乡音，她激动得发抖，她难受得流泪，她回来后，脸上的泪痕还没干，笑容却一直留在脸上，她那一晚睡得很安稳、很踏实。

舅奶奶洗得极细致，极耐心，以至于我在她漫长的洗濯中又沉沉睡去。当我再一次醒来时，我眼睛一下亮了，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个极度漂亮的女人，一个天仙一般的女人，她身上穿着窄肩细腰的素色旗袍，旗袍正好把她身上突出的部位凸现出来，长而秀气的脖子，突兀而起的胸部，随身收束的腰身和浑圆柔和的臀部，她的脖子上系了一条火红的纱巾，正是这条火红的纱巾使素色的旗袍变得生动起来，流畅起来，温馨起来，她像一朵开放在苦旱原野上的玫瑰，灿烂而热烈，温馨而雅致，她在漆黑的屋里来回地走动，脚步轻盈，腰身款款，眉目传情，充满自信，充满生机。走了一阵，她又回到柜子前，在那张陈旧灰暗的照片下，有一块有许多裂纹缺角豁牙的镜子，她在镜子前坐下，用一把半截木梳认认真真、耐耐心心地梳着蓬乱的头发。什么化妆品也没有，她是蘸着清水梳的，尽管这样，那发式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一会儿让头发垂肩而下，头发虽短，且被她剪得七缺八丫，但仍然像跌宕起伏的瀑布，虽不整齐，却极生动；一会儿她又把头发盘起来，没有任何工具，没有发油啥的，她却能将它盘起来，高高的发髻，使她像古代的仕女，像十里洋场的少妇，她梳理一会儿，端详一会儿，幸福一回，叹息一回，面容随时变化，神色极其复杂。

瘦子经常以发通知，登记这登记那为借口来找舅奶奶，那时十室九空，大杂院里的人多出去搞大跃进了，舅奶奶孤身一人，又疾病缠身，就没去。瘦子说这是他跟居委会主任讲了照顾她的。舅奶奶不敢得罪他，尽管她从心里恨死了他，但只得尽量装出客气的样子接待他，那天大杂院里没人，瘦子瞅准机会来了，他给舅奶奶带来了小半口袋白面和一封红糖沙糕，他知道这个女人是北方人，嗜面如命，恐怕许多日子没见过了。事实确是这样，那年头连包谷和洋芋都吃不饱，谁敢奢望白面呢？我就吃过祖母用包谷皮皮做的“炒面”，包谷皮皮以前是喂猪或喂鸡的，吃在脖嗓眼是卡的，咽不下去。但我却吃得津津有味，尽管噎得眼睛翻白。舅奶奶看到那袋白面眼里的火星跳了一下，随即暗淡了，她知道瘦子的用心。瘦子是捕捉到这瞬间的变化的，他说淑娴，你放心吃，我现在在保管粮食，吃完了我再给你弄。说完他又拆开红糖沙糕，这种粗劣的糕点现在是没有人吃了，但在当时是极珍贵的。舅奶奶不自主地咽了口清口水，还是忍住不去看，瘦子凑过来，他把沙糕放在舅奶奶的手里，舅奶奶接过，觉得不能拂了人家的好意，她是个善良的人。她刚把沙糕放进嘴里时，瘦子却饿狼般扑上来，他抱住舅奶奶乱亲乱啃，啃得舅奶奶把半块沙糕也吐了出来。当他的手向舅奶奶温热饱满的乳房摸去时，舅奶奶坚决地抓住了他的爪子，他喘息着、挣扎着、挣脱了舅奶奶的手，将她压在身下，腾出手去解舅奶奶的裤带，尽管舅奶奶拼命挣扎，但她毕竟是个弱小的女子，眼看就要得逞，门外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一个女子高声大气地喊小娥、小娥，你在哪里，快死出来。这是居民委员，就是那个不让女儿到舅奶奶家的女人，她是早就看到了瘦子的，她知道瘦子的意图，这个根红苗壮的女人早想当居委会的副主任了，无奈她不识字，无奈瘦子极会钻营，她想这机会太好了，既可以把瘦子搞垮又可以把舅奶奶搞臭，她待着时机，这个机会终于让她逮住了，她破门而入，正好将正欲行事的瘦子逮住。

也不晓得她是咋个晓得刘副部长家的厨房后门在另一条街的背面，临另一条小街。那时人少，况且大多数人都赶去炼钢铁，种亩产几万斤的小麦去了，小城随时空空荡荡，只有城外的山上有袅袅而升的炊烟，小城里的大街小巷空寂无人，晚风吹来，一些纸屑、树叶在小巷里打着旋，无比凄凉的景象。

他们是到城边的马路上去见面的，小城只有一条环城的土路，四周栽满高大的白杨树，这些白杨树还是当初当团长的舅爷爷栽的，白杨树树冠茂密，在暗夜里互相纠缠互相碰撞，发出哗哗的可怕的声音。他们小心翼翼地在马路上走着，谁也不说话，夜很黑，谁也看不清谁，马路对面的田野里有守夜的农民不时发出的叫声，听着叫人毛骨悚然。这种气氛实在不宜谈对象，舅奶奶几次想开口讲话，但探不准小学老师的心思。她抑制不住自己，她的心狂跳着，她不断地朝小学老师靠近，她一靠近，小学老师又挪开一点，一靠近，又挪开一点，舅奶奶身上香胰子的味儿熏得她自己激动起来，小学老师似乎也被熏得脚步迟缓起来。舅奶奶呼吸急促，浑身发热，一阵痉挛，她不顾一切地一把抱住小学老师，在小学老师的脸上啃起来，小学老师也激动起来，他压抑了很久的火山爆发了，他也发疯了似的抱住她，俩人狂吻起来。渐渐地，小学老师的手不安分起来，他的手伸进了舅奶奶的怀里，一对温热坚挺、饱满的乳房使他冲动不已，正当他们如火如荼时，一队巡夜的民兵走那儿经过，那时每天都有民兵巡夜的，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们身上，一声断喝使他们失魂落魄，小学老师几乎瘫倒在地，他们被带走了。

祝愿舅奶奶过上好日子吧。

舅奶奶为啥从遥远的北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只是模模糊糊、断断续续地听到大人们的一些话，知道舅奶奶是随舅爷爷一起来的，来的那天城门口聚集了许多人，有店员，有学生，有政府官员，也有打了赤脚的农民，他们举着小小的三角旗，口里喊着欢迎之类的口号。城门口洞开，奶奶说城门是经常关着的，我们这地方闹土匪。洞开的城门上高悬着大幅标语，祖母说那斗大的字是周先生写的，周先生字极好，远近有名，却不轻易写字，就是拿白花花的大洋也不写。写欢迎舅爷爷进城的标语，他却是写得极认真的，走三步，退三步，左端详、右端详，直到满意为止。据说那字当晚就被人揭去了，有收藏爱好的人雇人下的手。鞭炮不停地炸着，浓浓的硝烟味就像刚和土匪打了一仗。舅爷爷骑着高头大马，马头上挂着硕大的绣球，舅爷爷身上也挂着脸盆大的绣球，他穿着草绿色毛呢的军服，衣服笔挺，脚上是一双锃亮的马靴，夕阳在上面闪烁着金色的碎花，舅爷爷气宇轩昂，神气活现，方正的、英俊的脸上是一脸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气。他没有理由不神气，打了八年的仗收复了国土，英雄美女相伴，各方欢迎、欢呼雷鸣，人生得意也不过如此。舅奶奶紧随其后骑在一匹雪青马上，舅奶奶本来是要坐轿子进城的，高兴得忘了形的国军团长大手一劈豪气万丈，骑马、骑马，哪有打了胜仗缩在轿子里的道理，让大家也见识见识啥叫英雄，啥叫美人。舅奶奶那天穿的是一身红色的旗袍，她是个温和平淡的人，喜素色而厌浮华。舅爷爷出奇的武断：穿红色的，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大大方方。穿着大红旗袍的舅奶奶果然就如一簇随风移动的火焰，灼灼燃烧，把她秀气的脸庞映衬得无比娇丽。当县长在城门口把一大碗酒双手捧给国军团长的时候，舅爷爷神采飞扬，将酒递给身后的娇艳的女人，舅奶奶娇嗔地看了他一眼，说鹏程，你今天为啥这样，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舅奶奶的话听得县长和周围的人耳朵一愣，这女人是外省人呀。我们这地方很小，山也很大，走出去的人极少。县长是有些见识的，县长知道这女人的普通话是极纯正极地道的。县长说鹏程兄，嫂子是北方人？国军团长傲气地说打遍大半中国，得了美女一个。说完将酒从舅奶奶手里接过来，一仰头，咕咚、咕咚猛喝一气，顷刻间碗已见底。舅爷爷将碗旋转一圈，奉还县长，县长看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息，英雄美人，英雄美人哪……

祖母听到我的叙述，皱着眉不讲话，很长时间了，她才长长地叹口气，祖母说这贱人怕要出事，叫我睡觉警醒些，有啥随时告诉她。祖母是个严厉、刚强而又慈善的人，自从那次她和小学老师“出事”后，祖母就不愿理她，祖母甚至想把我叫回去。但舅奶奶的这种状态又使她忧心忡忡。她去看望过几次后，对很长时间才从乡下回来一次的父亲说你舅母心事重重，怕要出事。你们要帮她，让她回一次北方老家，了却她的心愿。那时出一趟门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要说出远门，就是从乡下进城里，也要公社开出证明，时间限制得很紧。舅奶奶回天遥地远的北方，办理有关手续之复杂不亚于现在出国，甚至比出国还复杂，还费力。我的父亲、叔叔、孃孃全出动了，他们要倾尽全力来了却舅奶奶的心愿，他们四处奔波，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最后总算能出门了。父亲、叔叔、孃孃商量着为她筹措旅费，她却不肯，她拿出了一对珍藏着的银镯子，说这是你们的舅舅送我的结婚礼物，你们拿去兑换。可那时哪里有地方兑换，祖母把银镯子藏起来，说你们就说兑成了钱了，我给她藏着，留着它是个念想。

回到家，祖母叫我去街上的馆子里买碗酸辣面，那年头能吃上面条是奢侈的，我去买了碗面，在路上，我被酸辣面热腾腾、香喷喷的气味所吸引，肚里叽叽咕咕叫起来，让我清口水直淌。我忍不住喝了一口汤，我知道舅爷爷是极饿极饿的。我对自己说只喝一口汤，绝不喝第二口，谁知喝了那口汤后，我的肚子更饿了，清口水不断线地淌出来，我对自己说就喝一口汤，绝不喝第二口。谁知我竟连面条也喝了进去。这一来，我的肠胃就痉挛起来，又饿又馋又疼，简直就在不经意间，我已经将面条吃了小半碗，最后一口面条是我硬从嘴里扯出来的。我看着蚀进去小半截的碗，我惊恐不已，严厉的祖母是不会放过我的，她那条用来裁衣服的竹尺，不知抽过我多少次。

她还经常给我洗澡。我是很不乐意洗澡的，我看见大杂院里的孩子身上有着鳞甲似的污垢，他们快活地在泥土里玩耍。而我却被舅奶奶按在大木盆里洗着。我不要她洗，我那时虽然只有七岁，却不喜欢被一个女人按着洗澡，舅奶奶说屁大的孩子，害啥羞。她从头到脚给我洗得干干净净。有时，她的手摸到我的小雀雀，她用手柔软地帮我搓洗。我知道我那时绝没有性的意识，可搓着搓着小雀雀就像半截铅笔头样立起来了，我不知道舅奶奶为啥会脸红耳赤，为啥会胸口耸动，她的眼里迷迷蒙蒙的，一层雾一样的水汽在她眼里流动，她艰难地吞咽着口水，若有所思地蹲着，随即，在我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起来，揩干净，自己穿好衣服。

这是一座怎样的大杂院啊，走过一段长长的通道，就是天井，天井里堆满了坟似的煤堆，天井就杂乱成一座乱坟园了。这是小城的一道风景，那时煤紧缺，每家弄了煤，忙着屯积起来，这种煤是面煤，和了水和泥，堆成山头，山头上有鸡盘旋，有鸡卧晒，也有鸡在引颈长鸣。我和祖母走过的时候，一只鸡正刨着什么，煤灰和鸡毛飘了我一头一脸，一粒煤沙掉进了我的眼，我立即看不见东西，狠命地揉起眼来。祖母在煤堆的通道里停下来，她气呼呼地轰鸡，那鸡却不怕，在煤堆上仇视着她。红红的小眼很有鄙夷的味道。祖母蹲下来，用手掰开我的眼，很细心地吹起来，沙终于吹掉了，流了一阵泪，我却能看见东西了。祖母叹口气，这哪是人住的地方。

我知道，舅奶奶是北方人。至于是北方什么地方的人，祖母没说，我也不知道，其实，当时我对地名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说了也白说。

那段时间，祖母派了我一个任务，就是随时去大杂院里看舅奶奶的动静。祖母说看见有男的你就叫我。我很不乐意做这事，虽然那时我不知道偷窥这个词，但我觉得别扭，觉得不地道。舅奶奶对我的疼爱，我是知道的，叫我去干这事，我打内心不愿意。

大杂院里的一个女人有一天遇到祖母，她对祖母说舅奶奶现在瘦得快没形了，经常哭，有时还听到打闹的声音。祖母说活该，这贱人干啥不好，领回这么个叫花子样的人来，她是自作自受。让她去后悔，让她去难受，丢人现眼的东西，其实，舅奶奶和那个糟老头子在一起，确实吵过、闹过，但舅奶奶并不后悔，那糟老头成天躺着不动，她成天忙碌，她既要打草席，又要做饭做家务。她经常给糟老头洗衣服，逼他换洗，逼他洗澡、理发、刷牙，尤其是洗澡老头是非常不乐意并且痛苦万分的，他说洗澡会伤了人的精气神儿，洗一次他就像病了一次，洗完软耷耷的没精神。舅奶奶说你啥时有过精神？洗了没精神，不洗也没精神，像条癞皮狗。据说，有人还看见舅奶奶按着糟老头洗澡，给他搓背，给他洗头，他不但不领情，还骂骂咧咧。不知道从门缝里得来的消息是否准确。舅奶奶为他洗衣做饭、剃头刮胡须，像供老祖宗一样将他供着，他还不满意，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说他来云南吃亏了，吃的东西是啥东西？住的地点是啥样子？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舅奶奶为他做事，和他吵架、拌嘴，她痛苦并快乐着。

回到家，我将东西交给祖母，让祖母带我去找舅奶奶。我其实是不该将东西交给祖母的，祖母恨舅奶奶在关键时候和舅爷爷离了婚，害舅爷爷孤魂野鬼、叫花子一样活着，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但我那时实在太小，我不知道大人的恩怨，更主要是找不到舅奶奶住的地方。祖母接过那小小的布包脸色霎时变了，她连打也没打开就知道里面是啥东西，她恨恨地骂道，烂崽、烂崽，不成器不长性的烂崽呀，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上他还想着那妖精呀，他还要打扮她，还要叫她香喷喷地去勾引人？祖母骂人最爱使用的是烂崽这个词，小城骂人的语言丰富得连骂几天都不会重复，但这个小城最出名的私塾先生、民国县志撰写人的女儿最愤怒时也只是使用有限的几个词汇，祖母用她的小脚狠狠地跺着硬硬的东西，祖母的脚跺疼了才将那小小的布包捡来丢在墙角里。最后，祖母严厉地叮嘱我，记住，烂崽问你东西时，你就说送去了，说错了小心竹尺。我心里后悔得不行，我觉得对不起舅爷爷，他交东西给我时干叮嘱万叮嘱，红红的红线锁眼边里的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里面藏着多少希冀多少盼望多少深情。

事实上，舅奶奶对普通话，尤其是有着浓浓的北方韵味的普通话是永远也无法忘怀的，这是她的一个情结，是她永远也无法抹去的疼痛而又忧伤的情结。她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落寞，她不能和人交流，人们回避着她，警惕着她。街道上对她的管理也严格了，原来斗争人的时候她只是陪着，现在她又成了被斗的对象。大杂院里的有孩子的人家都受到了警告，不准再将孩子交给她看管，尽管成天在外忙碌的家长十二万分不乐意，也只能将孩子管起来，不让孩子去她家。那年头，我也随着身受其害，那时我呆呆地坐在门槛上，看大杂院里的孩子玩游戏，他们叫着、跑着、闹着，没有一个愿意理我，舅奶奶看着我孤独而失落地呆呆坐着，她心里很是酸楚，她曾经把我送到祖母那里去，祖母怕她出事，坚持又把我送了回来。

舅奶奶怕失去这糟老头，她虽然苦虽然累，她虽然和他吵架甚至被打，但她不后悔，她觉得能听到乡音，能有个人吵嘴打架也是幸福。她虽然疲惫不堪，但她觉得充实，觉得有劲，她不愿谁来打破她的生活。她觉得就是吵架，能听到浓浓的北方方言的吵架，也是一种幸福。

有段时间，舅奶奶很爱去开会，我知道她是最怕开会的。那时开会，除了讲政策上的事，就是批斗各种各样的坏人，舅奶奶虽然没有被明确定为坏人，但她曾是国民党军官太太，这样的身份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一开会，她就惊恐、惶悚、惴惴不安。可最近她却喜欢开会了，去开会时她不让我去，她要我一个人睡在黑漆漆的屋里，她怕批斗人打骂人的场面吓倒我。可我却很想去看看开会是什么样子，更主要的是我怕一个人睡在漆黑的屋里，还挺想知道舅奶奶为啥喜欢开会。

有一天我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孩子欺侮后，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哭，舅奶奶回来后，她很愤怒，她想牵着我去评理。可前脚刚刚迈出，她又畏缩着退回来了，她看见了放在衣柜上的像，那张小小的像摆在又大又黑的衣柜的一个角里，屋子黑，外人几乎看不到这张小小的像。这张像就是舅爷爷唯一的一张像，他不是舅爷爷一身戎装、神气活现的像，是一个留着分头，穿着学生装的像。舅奶奶常常在暗夜里经常看这张像。其实，她是在心里看的，那张又灰又暗又小的像躲在黑暗衣柜的黑暗处，外面还有杂物挡着，不是用心看能看到什么呢？她已经养成了絮絮叨叨、自言自语的习惯，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她用这种方式打发她的寂寞、孤苦而无限凄凉的日子。现在，她突然恨起这张像来，她几步跑过去，摸索着找到这张像，她把这张像狠狠地摔在地上，又破又旧的镜框摔烂了，碎碎的玻璃像碎碎的心四处散落，她气得用脚去跺这张几寸大的像，边跺边说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你为啥要把我带到这地方来受罪，害我人不人、鬼不鬼的。跺了几脚，舅奶奶突然蹲下去，她把那张跺脏了的像捡起来，用手轻轻地拂着上面的土，接着又掩起衣襟，轻轻揩拭上面的灰，她边揩边哭，边哭边揩，眼泪像流不完的珍珠，一串一串落下来。这一次，舅奶奶哭了很久，她把像放在胸口上，用胸口温暖着像，抚慰着像，直到昏昏沉沉睡去。

夏天敏，男，1952年出生于云南昭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小说一百五十余万字，著有小说集《乡场上的皮匠》、《乡场雕塑》、《飞来的村庄》、《情海放舟》等。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曾获《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云南省政府文学一等奖。现在云南昭通市文联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难以言喻的，舅奶奶那段时间真是走火入魔了。她渴望听到刘副部长的家乡话，如果可能，哪怕刘副部长批评她、训斥她都行，只要是跟她讲话就行了。可那也做不到的，虽然也开会，但多是居民委员会开的，这样的会，刘副部长是不会常来的。连续两次受挫，她的心情灰暗了许多，一天絮絮叨叨地讲着什么，晚上睡不着觉，有时甚至模仿刘副部长的口气讲话，我吓坏了，以为她神经有了问题。我悄悄跑去跟祖母讲了这事，祖母说莫怕，不会有事的。罪孽呀，她是想家想疯了哩。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太阳从幽暗小屋的板壁缝里射进来，像万把利剑，使屋里变得生动起来。我想，在这有千万束太阳光的屋里，舅奶奶一定会更妩媚，更动人。我用眼睛寻找她，却不在。过一会儿，门开了，一个抱着一捆绳索的人出现在屋里，我一看，是个传说中的邋里邋遢的巫婆，还是那宽大肮脏的衣裤，还是那乱如鸡窝的头发。我惊呆了，时间真是个可怕的魔术师，一夜之间将舅奶奶变成美如天仙的美女，一夜之间又将她变成一个肮脏不堪、面目可憎的女巫。我不明白舅奶奶为何又回复到过去的样子，难道漆黑的夜里需要美丽，而艳阳普照的白天反而需要丑陋？

如果不是祖母来，不知道舅奶奶要怎么办。祖母是挟着寒风披着白霜来的，来的时候自然是深夜。祖母生气，祖母说淑娴，你要干啥？人死灯灭，入土为安，你这样是不行的。赶快埋了，要不然被人发现就麻烦了。舅奶奶身子一软，在祖母身边倒下，祖母抚着她的头，淑娴，我明白你的心了，姐错怪了你，但千疼万疼，终有一别。快将鹏程埋了，不然他不安呀。

想不到，在入殓时，祖母和舅奶奶又争执起来了。两个女人脸红脖粗，怒目相向，谁也不让谁。舅奶奶在舅爷爷已经入棺装殓好时，突然拿出一副崭新的眼镜，眼镜盒是镀铬的，寒凉中闪着灼灼的光，像舅爷爷曾经佩戴过的宝剑上的光芒。舅奶奶轻轻地把眼镜盒放在舅爷爷的头边，说鹏程，我给你配好眼镜了，这是我打了半年草席赚的钱呢？是请光明眼镜店的孙师傅配的呢。戴上它，你以后就看得清报纸了。她刚说完，祖母一下就发作了，她把眼镜一把抢在手，说淑娴你蠢呀，鹏程就是看报纸出事的。他咋能再这样，你还给他配眼镜，你是害他呀。舅奶奶紧紧抓住祖母的手不放，她知道祖母暴躁，她怕祖母将眼镜摔掉，舅奶奶说姐，你让他戴上眼镜走吧，或许那边是可以看书看报的，鹏程看报成癖，没有眼镜咋看呀，你看他那眼睛，啥样了？你忍心让他凑进报纸去看呀。祖母依然不放手，祖母说这边都是这样，那边难说也是这样，你让他安生点儿，平平稳稳过日子。在这边还有你我照应，到那边谁管他呀。祖母这样一说，舅奶奶的手就松了，祖母将眼镜狠狠地摔在石头上，眼镜立即成了碎片，那无数的碎片像无数的泪滴，在枯草和泥土中无声地哭泣。

舅奶奶知道刘副部长有一个孩子在镇小上学。她想听不到刘副部长的声音，听听这孩子的声音也是一样的，见见这个小老乡，也等于见到刘副部长这个老乡了。她算准了镇小放学的时间，整天心神不宁，连饭也没给我做，她怕做饭耽误了时间，让我用开水泡冷饭吃，好在那年头是个饥饿的年头，成天饥肠辘辘，就是见到板凳也想啃两口，所以我用开水泡包谷饭就着富源酱照样吃得津津有味。舅奶奶出门时，我看见她拿了个小包塞在衣袋里，那里面是那年头极为罕见的水果糖，也不晓得她是咋个弄到的，怕有二两吧，昨天晚上她给我吃了一颗，至今嘴里又酸又甜呢。吃得我涎水四溅，越发想吃，她却紧紧捂住口袋再也不给，她疼爱地说以后会有的，以后会有的，以后我要让你吃个够。

有一次祖母遇到瘦骨伶仃、脸上还有伤痕的舅奶奶，祖母不想理她，但一看她这样子祖母心就软了。祖母狠狠地说了她一通，并说要叫我的父亲和叔叔孃孃去收拾糟老头一顿，祖母说欺侮人欺侮到家门口来了，我赵家还有人，不能让他往脸上抹屎。舅奶奶着急地乱摆手，她说不是的，不是的，我脸上的伤是夜里不小心刮着的，我们最多只是拌拌嘴。大姐，求你千万不要叫他们。

我到舅奶奶这里来是祖母的主意，祖母知道她孤独，知道她极爱小孩，祖母内心还有一层意思，有个六七岁的男孩在身边，对有歹心的人总还是个障碍。我就这样被送到舅奶奶这里来了。我到她这里的一天夜里，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了，在舅奶奶住的这一间狭长的耳房中，燃起了一盏煤油灯，煤油灯下漆黑的柜子上，一个缺了口的花瓶里插了满满一大把金色的灯盏花。这是一种田野里到处都有的极贱的野花，金色的灯盏花像一簇簇跳动的火焰，像一轮金色的太阳，在黑暗的房间里灼灼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我看见舅奶奶在墙上挂了一张灰暗陈旧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冰天雪地的高原，上面站着一个面目极像舅奶奶的女人，温和慈祥地笑着，我看见舅奶奶在蒲团上跪下，向照片磕了几个头，叫了一声娘……今天是女儿的生日，我向你请安了。然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她哭得极伤心，极哀痛，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她边哭边诉说，用她的普通话，哀哀地诉说着，诉说着她的孤独、悲哀，诉说着她的艰难、无奈……

那个白天，正像我们想象的一样，舅奶奶翻出了所有的衣服，经过时代的变化，她的成箱成箱的衣服基本没有了，只有几套稍微像样的衣服，耳坠、项链、首饰等东西，当然一件也没有，香水、发膏、口红等美容的东西，连她自己都印象模糊，记不清啥样了。不过，她还是怀春的少女似的哼着忧伤而幸福的歌谣，翻来覆去地折腾，认认真真打扮自己。现在唯一能装扮自己的只有一块香皂了，香皂在我们那里叫香胰子，她平时几乎舍不得用，香胰子有香味，她很慷慨地大把大把地搓，恨不得香胰子的香味浸透到皮肤里去，散发出来，使小学老师闻到香味就有了遐想。

祖母听到报信后赶到城门洞，她没想到舅奶奶却先她来了一步，舅奶奶跪在舅爷爷身边失声痛哭，她哭得气绝声咽，哭得凄凉哀痛，她一边哀哀而哭一边还用她的北方普通话诉说着什么。祖母是个刚强的人，祖母顿着她的小脚说哭啥哭啥，这时有啥好哭的，人死灯灭，恩绝情断，烂崽走了好，走了好，活着也是受罪，早死早超生，祖母叫了两个人来，她让他们给舅爷爷穿衣服，衣服是随身带来的，她说天寒地冻的，鹏程、鹏程，你这烂崽哟，不听姐的话，偏要去从军，从军也罢了，偏要当个烂团长，你是自取的哟。穿上衣服，姐送你上路吧，祖母说着眼泪也流下来了。她让人给舅爷爷穿好衣服，将他抬去埋了。

正当那俩人一人抬头、一人抬脚地要将舅爷爷抬去软埋的时候，舅奶奶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她紧紧地抱着舅爷爷僵硬的身子，她哭着说姐，不能呀，不能让鹏程这样上路，祖母说不要装模作样了，不这样还能咋样？你关心他，你还会和他离婚。舅奶奶哭得更伤心，是死鬼逼我离的，他说让我重新找一个，日子好过点儿。姐，我指天为誓，我说假话让我不得好死。姐，除了鹏程，我还会找谁呢？我从万里远的地方来这里，山重水复孤魂野鬼，我为啥呀？舅奶奶哭得说不下去，几乎晕倒了。祖母听得心里一软，眼泪刷地流下，她说不软埋咋办呢，他……祖母想说的是舅爷爷的身份。同时也想说的是现在穷得片瓦无有了，拿啥来安葬呢？

在小城的街头上，竖有一块报栏，上面贴着不多的几张报纸，报栏前是清寂的地方，很少有人光顾。小城人多不识字，又多为生活所累，看书看报是种奢侈。但我却常常看见一个人在报栏前反反复复地看报纸，这人穿着的破烂和肮脏是不用说了，他眼睛极度近视，看报纸时脸几乎是贴近报纸的，有时还要用手指撑着眼皮，那动作是很滑稽很好笑的。他看时摇头晃脑、嘴里喃喃有声，声音却含混不清，他的身边放着一挑白泥巴，这就是我的舅爷爷。一天祖母牵着我的手走过报栏，祖母急匆匆走过去，猛地扯了一下舅爷爷的下襟，鹏程，你又在看了，再说你也不听。舅爷爷惊得浑身哆嗦，回过头见是祖母，说姐你干啥？祖母说走，回家，舅爷爷极不情愿，让我看完这一段吧，祖母把他推开，将挑烧炭泥巴的扁担放在他肩上，径直走了。他才极不情愿地走开。

舅奶奶搬了一个大木盆放在房间中间，她往里面倒了热气腾腾的水，看得出她要洗澡。她是该洗澡了，我不明白像舅奶奶这样漂亮的女人，为啥要把自己弄得那样邋遢，那样恶心，她看了看床上睡着的我，似乎有些犹豫，她想找块布帘之类的东西挡住，终究没有找到，她再次走到床边，看着紧闭双眼的我，才犹犹豫豫地到木盆边脱衣服。脱了衣服的舅奶奶立即变了个人，她身材匀称，皮肤细腻，虽是三十来岁的人，腰身却极细，胸前突出，臀部浑圆，尤其是胸前的那对奶，饱满、结实、坚挺地耸立着，散发出温馨、甜蜜的气息，舅奶奶在木盆里认真地搓洗着，她看着自己的身体，怜爱地揉搓着乳房，洗着洗着，她又哭起来了，她哭得很压抑，很伤感，她在哭什么呢？以我当时的年龄是无法知晓的。

有一天，舅奶奶远远看见祖母来打粮了，她紧张得要命，这是一条死胡同，逃是逃不出去的，她怕挨祖母的骂。她紧紧地缩着脑袋佝偻着身子，装着打粮的人，但还是被祖母发现了，祖母早就听人说她像叫花子样在扫粮，祖母气不打一处来，当着很多人的面吵了她一顿，吵得她面红耳赤、眼泪汪汪的。吵完，祖母狠狠心，将刚打来的大米倒了小半口袋给她，口袋细长细长，怕有四五斤吧。四五斤呀，在那时是个大数字哩。我们天天吃糠咽菜，吃得全身浮肿，想吃一顿米饭把我都快想疯了。

舅爷爷是被舅奶奶深夜弄回到她的小屋里的，为了不让人知道，她一个人硬是将舅爷爷背了回去。我不知道在那年的那个寒冷的夜晚，舅奶奶是如何将这具又冷又硬的尸体背回去的，这个瘦弱、单薄、像纸片一样轻飘飘的女人，以什么样的毅力以什么样的意念，竟然将这具尸体背回去了。我后来听她说她背的时候死沉死沉，她背的时候他的脚拖在地上，拖得又冷又硬的路面咚咚响，她心疼得叫起来，她怕拖伤他的脚，她听到了他喊疼的声音，真的，她确实是听到了的。但他僵硬的脚不会弯，她只得使劲儿地往上伸，这样的姿势压得她几乎匍匐在地下。她累得一身湿透，手和脚酸疼得不行，她还是在青石路上摔了一跤，她听到了舅爷爷哎哟的叫痛声，摔倒的时候她努力地朝前倾，想使尸体压在她身上，但尸体还是摔到路面上了，她急得叫起来，她把他抱在怀里，小心地摸着他的膝盖，连连地说疼吗？疼吗？鹏程，你忍一忍，都怪我，都怪我。她边摸边流眼泪，最后，总算弄回了她的屋里。

在学校下面的街口，舅奶奶小心翼翼地拦住了刘副部长的孩子，这是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后脑勺是平的。舅奶奶曾说北方睡火炕，小孩子的后脑勺是压平的。她见到有这样特征的孩子，眼里灼灼放光，欣喜不已心疼不已的样子，她像特务跟踪地下工作者一样地在潮流一般的学生中盯梢。放学的学生像憋了很久的泄洪的闸门一开启，山洪一样飞奔而去，她被横冲直撞的饿极了的学生冲得趔趔趄趄，她不敢稍懈松弛，眼睛死死盯住那个平平的后脑勺，但人流飞速冲走了平平的后脑勺，舅奶奶急得撞倒了一个小女生，小女生哇哇地哭起来，舅奶奶抓耳挠腮，不知咋才好。她情急中连忙掏出衣袋里的糖，拈了几颗给小姑娘，也不管她哭不哭，飞快地穿过人流去找平平的后脑勺，可追了一条街，平平的后脑勺早就不见了，舅奶奶急得差点哭起来，她在街头的转角处痴痴地站着。像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的山洪，学生的人流眨眼间就不见了，空空的街头寂寞而忧愁。正在这时，舅奶奶突然看见从街的那头跑过两个互相追逐的学生，她的眼睛霎地一亮，跑在后面的那个不就是平平的后脑勺吗？她急急地招呼，平平的后脑勺有些不解地走过来，歪着脑袋看她，舅奶奶心想马上就会听到浓浓的乡音了，看着这个小老乡她无比的激动。她问他话，结果小家伙讲的却是地道的小城方言，舅奶奶天天在大杂院里听到的那种土不拉唧的话。舅奶奶有些失望，但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她问了小家伙家里的情况，自称是他老家的人，并哆哆嗦嗦地掏出那些糖给他。小家伙疑惑不解，这灰暗、肮脏、破烂的小城里怎么会有一个和他爸爸一样讲普通话的人呢？比他爸爸讲得还好，可穿的呢，却像个捡垃圾的老妈妈，看到糖，他并不激动，就是在困难年代，他家里也不缺的。他疑惑地转着眼看这个奇怪的女人，他突然想起一些叔叔讲的故事，特务会把放了毒的糖拿给人吃，吃了就会昏迷，听她指挥，把情报讲出来，他是小孩子，不知道啥情报呀。但糖是不能吃的。他摇着头拒绝了，舅奶奶急了，硬往他怀里塞，他硬不要，小家伙也被塞急了，叫了起来。有人路过，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这人不是拐卖儿童的吧？舅奶奶看到有人看，心里又急又怕，这下她不敢再往平平的后脑勺怀里塞东西了，她一松手，小家伙兔子样飞奔，眨眼就不见了，舅奶奶无限心酸、无限惆怅地捡起地下的水果糖，怏怏地回来了。

夏天的夜里，大杂院里的人都睡了，舅奶奶睡不着，她让我和她一起坐在高高的廊檐下，坐在稻草上，廊檐上看得到一方深邃的天空，满天的星星，大一颗、小一颗地分布在天上，天空深邃得叫人心生忧愁，叫人伤感。舅奶奶让我枕着她的头，她不停地咳嗽，咳得喘不过气，我要给捶背她却不准，她说猴娃子，舅奶奶怕要死了，怕回不了北方，见不了亲人了。说着她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知道舅奶奶是太孤独、太想念故乡、想念亲人了。我说舅奶奶，你不会死的。我长大了挣到钱，要买火车票让你回北方去。舅奶奶一下激动了，她一把搂住我的头，在我的脸上亲起来，喃喃地说猴娃子，猴娃子，真是我的好孙子，有你这句话，舅奶奶心里就安了。

自然，那米被舅奶奶换成了白面。可麻烦的是，这位癞子样的大爷竟然要吃荠菜馅儿的饺子，好在他没提肉馅，不然就只有从舅奶奶身上割了。舅奶奶看着半死不活的糟老头，心里又气又急。她恨他的异想天开，但她又觉得他病成这样子想吃一顿饺子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死了，她把他从遥远的地方带到这山高水远的云南，连顿饺子也吃不上，她这辈子，就永远不会心安了。

对舅奶奶垂涎的人不止瘦子一人，好些不三不四的男人被舅奶奶纯正的普通话所吸引，更被她的美貌、风韵吸引，他们认为舅奶奶是孤身一人，又是北方人，加之成分高，似乎要获得她是不费什么力气的。可舅奶奶却是一个守身如玉的女人，为了阻止这些人的非分之想，她采取了许多措施，她不再穿合身的对襟衣服。她穿大裤裆的裤子，特意把衣服做成没有腰身的衣服，穿上这种衣服人就像是被一个鸡罩罩住，松松垮垮、臃肿肥大，人就像个会移动的鸡罩。她的头发是剪过、烫过的，像旧上海出的年画上的美女，小城过去只有一个理发师会剪这样的头发。现在她让它随便地散乱着，鸡窝不像鸡窝，头发不像头发。她还不洗脸，经常让脸花着，她这副形象比小城妇女还邋遢，连口也不漱了，过去这条街上只有她一个人刷牙。她是想用这个办法保护自己。

开会回来，舅奶奶魔魔怔怔的，她一脸的满足，一脸的陶醉，一脸的迷茫，一脸的惆怅，我很难理解她的感情，她在回味那来自遥远的北方的乡音。那时没有录音机，连收音机，小喇叭啥的都没有，如果有，我想她一定会把那个北方来的镇武装部副部长的声音录下来，一天不知要放多少遍的。

舅奶奶一生无子女，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我曾在一次睡醒之后听到祖母问舅奶奶，舅奶奶一脸羞怯，低垂着头，说他们原来是有一个儿子的，在战场上丢失了找也找不到，以后舅爷爷在渡江和日本人作战时，和士兵一起下水去搭浮桥，天气太冷，冻成了冰棍，以后就再也不行了。没有子女的舅奶奶非常孤独，她特别喜欢小孩子，在她居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有许多泥猴样的脏孩子，大杂院里的人家多数是拉手推车的，当搬运工的，靠打草席纺羊毛为生的，他们成天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照管孩子。每个孩子都是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他们流着清鼻涕，脸上的污垢像鳞甲，脚上穿着前面露脚趾后面露脚跟的鞋，有的根本就不兴穿鞋。他们的父母成天在外面讨生活，根本无暇管他们，像放猫放狗样任其活着完事。舅奶奶心疼他们，她打来清水，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洗脸，满满一盆水顷刻就成污泥了。舅奶奶又换了一盆水，再给他们洗，那时很忙，很多大人都到外面去忙跃进了，这些孩子一到天黑，就像无巢可归的麻雀一样蹲在屋檐下，大人们怕他们玩儿火，怕偷盗，都把孩子关在门外，看着这些在黑暗的夜里又冷又怕的小家伙，舅奶奶心疼不已，她把他们叫进家里，让他们坐在火塘边，屋里的煤油灯昏暗地跳着，火塘里的火苗断断续续地窜出来，一切都显得温馨和宁静。舅奶奶看着这些孩子，心情很复杂，她有酸楚，有疼痛，有难以言喻的疮疤，她时而摸摸这个的脸，时而摸摸那个的头，无比怜爱的样子。小孩子的家长们陆续回来了，他们来到舅奶奶的小屋里领回自己的孩子，有的已经睡着了，他们抱着、牵着，说一些感激之类的话。但也有一家不领情，那就是居民委员黄湘云，她每次见到她的小女儿到舅奶奶家，她都要硬生生地将她扯出来，嘴里说些难听的话。小女儿不愿走，哭着喊着，她就给她屁股上几巴掌，打得舅奶奶又心疼又尴尬。以后小姑娘来，舅奶奶要她也不是，不要她也不是，弄得舅奶奶比小姑娘更伤心。

就是这样一个舅爷爷，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的偏厦里，那猪窝似的偏厦又臭又脏，各种说不出来的味窒息得我喘不过气来，他在他的床下摸索了半天，他找出一样用布包着的东西，他说给你舅奶奶送去，她住在顺城街西边的大杂院里，记住，门牌是97号，你只要问讲普通话的人，人家就知道是她。我摸着那用橡皮筋扎得紧紧的布包，布包不大，里面的东西硬硬的，我好奇，说舅爷爷，我可以打开看吗？舅爷爷说乖孙子，你不要打开了，里面是一块香皂，一盒雪花膏。记住，你告诉你舅奶奶，说要活得漂亮，活得体面，活得尊严，叫她经常擦，没有了，我再买。看着我茫然的眼睛，舅爷爷叹口气说我孙子小，不懂这些话的，你啥也不说，交给她就是了。

舅爷爷挑烧炭泥巴是极苦的，又挣不到钱，很多时候他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如果不是我的祖母经常接济他，恐怕他早就饿死了。祖母不时让我去找他，叫他到家里吃一顿饭，那时粮食是限量供应的，粗粮多细粮少，尽管如此，仍然填不饱肚子。祖母最爱去买一种用麦麸子和少许的面做的干壳饼，那饼又干又硬可以作凶器砸死人的。每次来了，舅爷爷鼓起腮帮快速地嚼，咽得眼睛鼓了起来，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地打嗝，连喝点儿水他都不肯，祖母心疼地看着他叹着气，眼里含着泪，祖母忘不了咒骂那个从北方来的妖精，骂她薄情寡义，骂她这样那样，舅爷爷也不解释，实在骂得狠了，他才愤愤地蹾一下装着凉水的粗碗，姐，你再这样我就不来了。走，你走，我怕是吃饱了撑的，省嘴落牙给你吃，你不领情。倒是那个贱人，妖精，你还忘不了。说着撩起衣襟擦泪。话虽这样说，过不了几天，她又会念叨起来，小猴子，你这没良心的，你去看看那贼杀的在哪里，叫他来撑肚子。

舅奶奶那时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她的身材依旧婀娜，她的容貌依旧姣好，尤其是她小巧笔挺的鼻子和那双似梦非梦、似幻非幻的眼睛，那双眼睛水汪汪地掩映在厚厚的睫毛里，像深秋的深潭，叫人魂魄俱飞，尽管舅奶奶已经沦落成一个靠打草席为生的女人，尽管舅奶奶的纤巧细嫩的手掌已经被草绳搓得像树皮一样粗糙，尽管舅奶奶穿着宽大深黑的对襟衣和大杂院里的妇人没有区别，但仍然掩盖不了她的神采、风韵，她的神采、风韵总是不经意地从宽大的对襟衣服里溢出来，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是别具一格的。舅爷爷死后，瘦子寻找机会经常来纠缠舅奶奶，他是有家室的，他的老婆是个粗壮而凶悍的女人，瘦子则双颊瘦削，眼眶深陷，黄牙暴露，看着就恶心。

她咬咬牙，还是决定去郊外找荠菜，我们这地方到处是大山到处是深壑，我们这个小城镇的坝子是很小的，走出十多里路就是山，她在城外的田地里什么也没找到，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她非常失望，但她绝不放弃，她朝山里走去，走出十几里路就是山脚，她沿着山脚向上爬，同样啥也没找到。她一边诅咒糟老头，一边给自己鼓劲，她肚里的东西早就消化殆尽，每爬一步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爬到山顶，她终于在一个断崖处发现了一点绿，那面断崖背阴，她猜想肯定能找到野菜。她是北方人，平时见到高耸的山崖就头晕，可这天她竟然攀着岩石爬上崖，又攀着树枝往崖下爬。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这个孱弱疲惫肚里缺食手脚瘫软的女人看到崖下的深渊，看到深渊她就禁不住头晕眼花身子直抖，她紧紧抓住一棵松枝，如果是当地人挪个地方就行了，可她不行，她闭着眼半步不敢挪，手紧紧抓住松枝，越抓越紧，松枝断了，她像一块黑色的石头朝崖下坠去。

在老城墙根儿的一座大杂院里，我见到了舅奶奶。

舅奶奶指着满天的繁星让我辨认，我一个也说不出，舅奶奶指着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说好孙子，你就认这颗星吧，这是北斗星，舅奶奶的家就在北斗星下。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将我送到北方老家。说着她又流下了眼泪。舅奶奶一哭，我也哭了，我说我一定将你送到北方老家去。

我的祖母原谅我的舅奶奶是因为舅爷爷的死，舅爷爷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死的。我们这里是高严寒山区，小城四周群山环绕，空阔的高原坝子里寒风肆虐，才到初秋青石板上就铺满了厚厚的白霜，人们蜷缩着身子在青石板街道上蹒跚而行。到深秋时就非常非常的冷了，没有火炉人们是待不住的。舅爷爷和几个无家可归的人栖息在城门洞里，城门洞里有一个侧洞，他们在里面堆满了烂草，再厚的烂草也抵挡不住长驱而入的寒风，舅爷爷就是在一个严霜遍布的早晨死的。

写给北方老家的信，常常被退回来，上面一概写着查无此人。近些日子，舅奶奶常常写信，只有写信，才能给她些许安慰。舅奶奶的钢笔字竟写得这样好，许多年后，我回忆起她的字，我都很敬仰，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练就那一笔娟秀、工整、流畅的钢笔字的。她一夜一夜地写，信很长，内容很多，有的时候她的眼泪落下来，溶化了上面的字，她也不去揩它，任它像一朵残败的梅花一样凄清着。她在焦急中盼望着回信，絮絮叨叨地念着一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絮絮叨叨地说话，她说话时表情生动，一会儿眉头紧锁，语气忧郁，一会儿眉眼舒展，面带微笑。我在被窝里看到她的神态，我被吓坏了，我觉得舅奶奶的神经恐怕出了问题，我们在的那条街上就有这么一个疯子，絮絮叨叨地讲着，突如其来的大吼一声，噢……呀……声音悲凉、激愤，把人吓得半死。

但事情并不是如愿望那样美好的。舅奶奶带回来这个糟老头子其实真是很糟糕的，他是个懒汉，在大饥荒的年代死了老婆，他的老婆不死他也是养活不了的，就是他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也不管他，让他像野狗一样四处乱窜，最后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年头不参加劳动是不行的，村里曾经斗过他，打过他，将他捆起来游行，让他敲着锣喊人人不要学我，我是懒汉二流子。尽管这样，放了他，他依然找个草堆就睡，他的睡是出名的，在墙根角，在沟边，在人家大门外，他都可以或蹲或卧，成天不动一下。他脸上很脏，常流涎水，逗得苍蝇不停地在他脸上盘旋，他有时挥几下手，赶赶苍蝇，更多时候连赶也懒得赶，任它们自由来去。村里拿他实在无法，也就不管他。他成了村里唯一的一个不参加劳动的自由人。

这一去，将近月余，这期间我们没有任何消息。祖母有些担心，说她怕不会回来了吧？不回来也好，这里她是没有啥牵挂了的。你舅爷爷这死鬼也没后人，不来也罢。我很伤心，感到一种难言的痛楚，我喜欢舅奶奶，喜欢她那有着浓浓味儿的北方普通话，那韵味十足的普通话经常在我耳畔萦绕，一种淡淡的忧伤，在我童年的心里拂之不去。

有段时间，舅奶奶把我送回祖母那里，她说她最近心里烦，很想一个人清静一下，再说，他也该上学了。等他上了学，我再把他接过来。祖母疑惑地看着她，看得她惶惑起来。她搓着手坐立不安，很快就告辞回去了。祖母思索了一阵，一拍大胯，说这贱人是想男人了，她要支开你好和野男人幽会。你见没见有男人到她那里。我想了想说没有呀，只是她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吵人。祖母说要出事，不行，不能让她胡来。当初，我就对你舅爷爷说咋个要带这么个人来，你舅爷爷糊涂哩，啥人不找偏找这种人。祖母是个严厉而恪守妇道的人，这个私塾先生的女儿二十多岁就守了寡，硬是凭着自己一根针，把个残破的家缝补起来，将三个子女都养育成人。

当祖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祖母端起那碗热腾腾的面条就要泼，嘴里说肯定是那贱人，全城人没有哪个讲那种屁话。她还好意思拿钱给你。舅爷爷突然窜起，他身手异常的矫健，和他那佝偻、委琐的样子极不相称，舅爷爷从祖母手里抢过那碗面，抓起筷子就飞快地将面条吞下肚。那速度之快，说风卷残云一点儿不为过。一碗面条下肚，他辣得额上的汗一串串滚下来，嘴里咝咝地哈气。祖母摇着头，说不争气的东西，你看你这德行，跟下三滥有啥区别。舅爷爷傻笑着，揉着他那红线锁眼边的烂眼睛。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再有一副眼镜就好了。祖母气得给他一巴掌，烂崽，还提眼镜的事。叫你不要看报纸你偏不听，你要死在报纸上。祖母的话不幸而言中，舅爷爷后来果然死在报纸上。

深更半夜，连夜连晚，祖母和舅奶奶请了乡下的亲戚将舅爷爷弄到离城很远的乡下，舅奶奶倾其所有，给舅爷爷买了一具薄皮棺材，当舅奶奶在身上翻了又翻，拿出一沓藏在内衣里的钱，当祖母看着舅奶奶将缝在内衣里的口袋上的线头咬断，手里拿着那沓湿润、温热的钱时，祖母又哭了，祖母哽咽着说，淑娴，这是你的养命钱呀，你留着，钱我来凑。舅奶奶坚决地说姐，我跟鹏程半辈子，他辉煌一生，潦倒一生，落魄一生，我难过呀。这钱，用在他身上，值。想到舅爷爷坎坷、潦倒的一生，想到她们的遭遇，两个女人抱着头，失声痛哭，哭得周围的人心里发憷，大家都有无尽的心事，无尽的伤心，大家都流下了伤感的泪，一时间，墓地上哭声阵阵，哀号连连，天地动容，阴风劲吹。

走过煤堆，祖母牵着我的手，爬上了一道陡陡的石阶，石阶已残损，却看得出当年的气派。在石阶上，又是一排房子，南方的房子都有深深的檐，这座房子的檐也是深深的。檐下有两口巨大的石缸，据祖母说是栽荷花的，现在却装满垃圾。檐前立着几架打草席的架子，地下堆满稻草和草绳，顺着墙边立着一排已经打好的草席，一群穿着裤衩的娃娃在草堆里胡闹，几个女人一边吆喝一边不停地打草席。看见我们来，有人说北方婆，你亲戚来了。我们穿过打草席的人，走进堂屋侧边的门，在黑黑的门前站了一会儿，才看清有个女人正佝偻着腰在搓草绳，祖母说淑娴，你孙子看你来了。女人悠悠地抬起头，然后站起来，她缓缓走过来，快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步伐快了起来，几乎是小跑，她一把搂过我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搂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闻到了一股难以说清的味道，既是酸臭的又是微香的很奇妙的味道，接着，这个我叫舅奶奶的女人蹲下来，两眼紧紧地盯着我看，看了一阵，长叹一声，她在我脸上亲了又亲，粘了很多涎水在我脸上，弄得我很不舒服。

其实，舅奶奶是看上了一个人。舅奶奶认识的这个人是个小学教师，在城关小学教书，不知啥原因四十多了一直没结婚，这个岁数在当时是很大的了。他们是在教普通话那段时间认识的，他喜欢听舅奶奶的普通话，她觉得在我们这个地遥天远的地方有一个普通话讲得这样好的人简直是奇迹，他被她纯正流畅富有韵味的北方普通话迷住了，他还在她那沧桑、疲惫的面容后面发现了气质、气韵，他知道这是在我们这个灰蒙蒙的小城里熏陶不出来的，没有财富，没有文化作背景，这种内在的东西是不可能有的。尽管这个女人内敛得近于卑琐，近于颓唐。他很谦虚地跟舅奶奶学普通话，普及普通话这个荒唐的活动为他们提供了机会，街道委员会因为实在找不出人，只得让她去教普通话。说是控制使用。困难时期普及普通话是个政治运动，谁也不敢怠慢的，否则他们是不可能有机会接触的。尽管其他人对他们在一起教普通话很反感，很厌恶，但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等普及普通话这个活动结束时，舅奶奶已经喜欢上这个小学教师了，但他们没有机会见面，小学教师是不敢上大杂院来的，舅奶奶也不敢去学校，她常常背着草席在小学老师必经的地方盘桓，有的时候能顺利地见到他，有的时候等了很长时间也见不到。见到时也是匆匆讲几句话，小学老师夹着课本，很忙的样子，跟她点点头匆匆去了。舅奶奶心里一忽儿冷一忽儿热，她不知道小学老师到底是不是真正喜欢她，一个动了真情的女人是很执著、很狂热、很投入的，动了真情的舅奶奶为此弄得神魂颠倒，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仿佛变成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有时她泪流满面，有时很开心，弄得事情也不做饭也不认真吃，夜里翻来覆去，爬起爬落睡不成觉。小学老师躲躲闪闪、含糊不明的态度，使她心力交瘁。她想她是不是穿得太窝囊太邋遢了，她觉得她应该穿好一些，收拾得像样些，人的视觉和感官效果是很重要的，但她费尽心思收拾打扮好之后，临到出门，她却只有脱了下来。这事弄得她很伤心，穿一次、脱一次之间她都要经受一次内心的煎熬，人被折磨得哭哭笑笑，疯疯傻傻的。她费尽心机，终于约了小学老师出来一次。

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孤独无助地蹲在街角偷偷哭泣。正在这时，一个背着一大捆草席的女人从我身边经过，草席太多太重，像座山样地压在她身上，她佝偻着腰，憋得脸都青了。这座草席的山从我面前经过后又移回来，她说你是小猴子吧？我惊慌不已，我眼前这个又瘦又脏的女人竟讲普通话。她默默地看了我一阵，幽幽叹了口气，在我手里塞了一角钱，说你把它吃了吧，重新再去买一碗，说完，那沉沉的小山又缓缓移动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舅爷爷”，这个舅爷爷和我们那个亲的舅爷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祖母背后撇着嘴说，你舅奶奶简直疯了，捡这么个龌龊的叫花子来，丢人现眼。当年你舅爷爷，身腰挺直，高鼻大眼，就是倒霉了，气质也还在的，倒马不倒架。我印象中倒霉时的舅爷爷倒真的看不出啥气质，但比起糟老头来，还是强了许多倍。

木已成舟，米已成饭，祖母也就不再多说什么。祖母终是个识大体、有见识的人，祖母觉得她和自己兄弟是离了婚的人，要怎么干是她自己的事。但祖母从感情上是斩断了和这个女人的联系了的，她看不起这糟老头，她看不起舅奶奶的选择，她从此不许我再去舅奶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