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香轻描淡写地说：“我交给老师，做班费了。”

厂里的梧桐树绿了，又黄了，凋零了，又萌发了。日子像一条不竭的大河，源源不断地涌来。新工人一批批地进来了，熟悉的姐妹们一个个地调换了工种，刘香香徒弟的徒弟，都已经带上徒弟了，可是，刘香香仍旧在那些织布机前，穿梭忙碌着。那些轰鸣的机器对她来说，已经是那么的熟悉，熟悉到仿佛是她的一群淘气的喂不饱的孩子，总在不停地向她张着嘴喊饿。

母亲正在厨房里劈柴，头发散乱着，脸上像猫胡子似的画着几条黑道。她头也不抬地说：“那个死鬼，要他回来干什么？他回来，我还要多伺候一个人呢！”

母亲就笑：“家里的事哪里做得完？你快回家去吧，我还要劈柴呢。”

半年后，刘香香果真做了新娘。新郎是厂里的锅炉工，三班倒，干了好多年，他一直想调到机修车间做白班，厂长和书记便一起给他做了这个大媒。他娶了比自己大三岁的刘香香，便不费吹灰之力地把自己调到了机修车间。工厂还给他们解决了住房，虽然是很旧的平房，但他们已经比那些排队等房、望眼欲穿的职工们，不知幸运多少倍了。女工们在刘香香的婚礼上，看到厂长书记都带着礼物前来贺喜，她们的眼睛几乎有些发绿了。

一天傍晚，刘香香看到戴莲挺着一个大肚子，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前一点一点地挪动，似乎在紧张地搜寻着什么。刘香香已经听说了，戴莲的那个麻脸丈夫也被人贴了大字报，说是什么“集团”的成员之一。大字报中，还提到了戴莲，他们骂她是只破鞋，让她滚回车间去劳动改造。刘香香看到戴莲长满蝴蝶斑的脸上，有一双惊惧的老鼠似的眼睛。她已经从一个白嫩娇媚的瓷娃娃，变成了一只大腹便便的灰蟑螂了。刘香香感到针扎一般的难受，可是她犹豫着，到底没有走上前去，和戴莲说句话。现在，谁还敢跟戴莲说话呢？

母亲就笑：“你又不端我们家的碗，又不吃我们家的饭，怎好意思总是麻烦你呢？”

常木匠把木桶里的水灌进刘香香家厨房里的大水缸后，马上又提着桶出去了。等水缸蓄满后，他还缠着母亲问：“嫂子，你看，我气都没喘呢，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第二年，刘香香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取名赵爱党。全家皆大欢喜。女工们在背后议论她时，都说：“这个刘呆子，真是呆人自有呆福。别看她苦了那么多年，但她什么都赶上了，荣誉也得了，实惠也不少，现在丈夫，房子，孩子，什么都到手了，而且还有那么好的工作，整个厂就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有她那么好的运气了！”

刘香香转身跑出家门，扔下一句：“落后分子！”

她八岁上的学堂。因为发育早，到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比别的孩子高出半个头了。家里的孩子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因此刘香香一家的饭桌上，总是一碗炒青菜，加一盘冷咸菜，一年四季都不变的。唯一能变的是咸菜的品种，可以是豇豆，可以是大白菜，可以是萝卜，可以是雪里蕻。天天就着这样的东西吃着白米饭，刘香香还是显出了男孩子般的茁壮和强悍。老师一眼就相中了她，让她做了班长。从此她就成了班长专业户了，无论换了哪个老师，无论升到哪个年级，她的模样、性格、为人处事的姿态，都摆在那里，非班长莫属。她的学习成绩只能算是中上水平，可是在班上的威信，除了班主任之外，就无人能比的，比很多任课老师都要高。刘香香在班上一瞪眼，一拍桌子，一抖嗓子，那些顽皮的男孩子就乖乖地吐吐舌，像冬眠一样地老实了。

刘香香想：真是一文钱也能难倒英雄汉啊。父亲被身后一个个的小萝卜头羁绊着，脑袋里除了过日子，恐怕就再也装不下什么东西了。生活已经把他改造成一个平常的居家男人了，看不出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难道，他一辈子就这样平庸而过了？他年轻时代的理想呢？刘香香不禁为父亲感到了一种深深的难过。

“你吃什么醋？怕是自己对人家也有意思吧？你厉害，你怎么不叫你父母给你提亲说媒呢？弄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回这话的是白白净净的叶裁缝。

父亲握一把剪刀愣在那里。刘香香本来是坚决站在父亲那一边的，她觉得母亲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家庭妇女，水平低，觉悟低。既然上面号召要破“四旧”，那么一床被面算得了什么？从前那些人干革命可都是提着脑袋的呀！不过，母亲这一哭，一诉，那种悲伤欲绝的神情，又让刘香香起了一点怜悯之心。想想看，母亲也真是可怜啊，这些年来，她辛辛苦苦地操持着一个家，像只工蜂似的，绕着丈夫孩子打转，自己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她已经从一个漂亮的少妇，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了，粗俗而臃肿，泼辣而能干。想到母亲从前那窈窕的身影，再看看母亲现在这种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样子，刘香香只觉得自己的鼻子一阵阵发酸。

“钱，你就知道钱！你的脑袋里就不能装一点其他的东西？如果没有新社会，没有共产党，咱们老百姓是连命都保不住的，要钱有什么用？”

而刘香香自己呢，见到从前在一起劳动的女工们，总像是欠了别人一大截人情似的，有一种羞愧的感觉。离开了喧闹的车间，坐进了安静的办公室，刘香香便觉得自己的“革命之路”算是半途而废了。哪有这么舒服的“革命”呢？“革命”怎么能是如此轻松的事情呢？整理整理文件，发发劳保用品，登记登记名单，动动嘴皮子，闲下来，还能喝喝茶，看看报纸。这是哪门子“革命”呀？刘香香认为自己是个不光彩的逃兵。说实话，当初，要不是真的有点担心丈夫会因为这件事情跟自己离婚的话，刘香香说什么也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日子，扪心自问的话，毕竟还是舒服多了，滋润多了。人一闲下来，刘香香的身体便像面包一样地发了起来，下巴拖了一圈肉，看起来真有一种福相了。现在，她再想起从前那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日子，竟非常的后怕。也不知自己那些年都是怎么挺过来的，如果时光倒流……天哪，那样的日子，谁有勇气一分一秒地再回头过一遍呢？如此看来，“革命”原本就是一股气啊，一种理想的超凡的气，你非得一直鼓着，不能泄，你一旦半途泄了下来，那也就前功尽弃，再也鼓不起来了。

刘香香从课本里读到了很多英雄人物的故事。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十五岁就牺牲的刘胡兰。她们同姓的巧合，让她与书本上的这个女英雄，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刘胡兰，在一个孩子的年龄，居然做着那么伟大的事业。书上说，她当了妇救会主任，送情报，做军鞋，发动群众，掩护共产党员，最后面对敌人的铡刀，只要说一声“今后不给共产党办事了”，一句话就可以挽回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选择了死亡。——一个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了，而刘胡兰为了革命，居然舍弃了自己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骨朵般的生命，这说明，这世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能放出流星一样璀璨的光芒，那么革命的光芒一定就是闪电的亮度，那种有些超乎想象的奇异的亮度。

她一直跑到院子后面的一个小土包上坐下来。想起母亲，就有一些复杂的心绪，像天边的那抹淡云，飘来浮去，无法安定。

不知是因为他的种子成活率高，还是母亲的土壤特别适宜耕种，反正刘香香在逐渐长大的岁月里，不断被冒出的小萝卜头所惊扰，直至习惯。她后来有了五个弟妹。不过，四十年代的兵荒马乱中，刘香香的记忆还是温暖的，因为，那时母亲是温暖的。

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地冒出来，转眼家里就显得拥挤了。那么一个大家庭，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实在有些狼狈。刘香香明显地感到，父亲这几年迅速地老去，好像还有些驼背了，就像时间放久的黄瓜条一样，蔫蔫的，皱皱的。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黝黑的男人，曾经戴着白色的水手帽，英气勃勃地站在甲板上，让江风鼓动着他脑后的那两根黑色的飘带。他是地下党员。他做过什么工作呢？送情报？策反？发动群众？武装暴动？……不管是什么事情，那都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是不怕杀头坐牢的，如果心中没有炽热的理想，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牺牲自我的无私精神，一个人怎么能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刘香香想到父亲，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和敬佩。而相比之下，待在家里的母亲呢，只会生孩子，只会唠唠叨叨，而且还给别人留下了那些像苍蝇一样嗡嗡的议论。

那些同学还想问下去，但刘香香显出一点不耐烦的样子：“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问的，电影里不都演着的吗？”

“嚯！你真是会唱高调呢！我就知道，不管是哪个社会，老百姓到哪里，总要有一口饭吃的！”

过了一些日子，出了一件事情。刘香香在“安全无事故，大干一百天”的日子里，昏倒在织布机旁，血从她的裤腿流到了地上。人们把她送到医院后，才知道，她已经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流掉了。从此，在所有报道刘香香先进事迹的文章中，总会出现这个生动的情节了。那些记者还要刨根问底的：“你因为工作劳累，造成了流产，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刘香香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得体，她涨红了脸，好半天才想到宣传栏里的一句话，有些答非所问地说：“为了革命工作，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那些记者便在本子上刷刷刷地记下了这句话。他们还想挖出她的什么豪言壮语来，又继续开导：“你多少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你的动力何在呢？”这一次，刘香香回答得倒挺爽快的：“我就是不愿意像我妈妈那样过一辈子！”

而刘香香呢，却看不出多大的变化来。她依旧加班加点地做她的挡车工。她和丈夫也仍旧各自在食堂里吃着大锅饭。不过，人们注意到，中午休息的时候，刘香香没有像往常那样，在车间里整理线头，清扫垃圾。她和女工们一起靠在麻袋上，一边拉家常，一边开始织一件毛衣了。一问，果真是给赵光明织的。那些女工们便嬉笑着跟她开玩笑，打听人家两口子的秘密来。

其实，刘香香也想父亲。她经常看着父亲给她留下的那顶水手帽，问母亲：“怎么爸爸总不回家呢？”

那年年底，刘香香被评上了车间的先进个人。人们都略带惊讶地夸奖她，小小年龄，真不简单啊。而她却在心里暗暗地想：我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当上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呢。

说来也是凑巧。当刘香香在厂里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戴上了大红花，成了一名先进生产者的时候，戴莲也戴上了大红花。她终于把自己成功地推销出去了。她嫁给了人事部的廖主任。虽然廖主任五短身材，还有一张大麻脸，但这并不妨碍他有能力把戴莲从挡车工的岗位上，换到了质检科的检验员。戴莲给刘香香送喜糖的时候，不无得意地说：“你呀，真傻，就知道闷着头干活，你不要忘了，自己是女人呀。”

她把车间奖励的两条印着“奖”字的毛巾，拿回了家。父亲笑着夸奖道：“好样的，不错，爸爸就知道你到哪里都是好样的，好好干！”母亲掂量着毛巾，撇撇嘴说：“你一年加了那么多的义务班，人都瘦了几圈，到头来，就换回了两条毛巾，你们厂真是会算账呢！”刘香香“刷”地从母亲的手上抽回了毛巾，什么也没说，鼻子里轻蔑地哼出一声。

就这样，刘香香在丈夫和厂领导的双重压力下，无奈地坐进了办公室，成了工会的一名干事，做些计划生育、女工保健、劳动保护、家庭调解之类的工作。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从前那些“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员”的帽子，刘香香统统地谢绝了。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个劲儿地说：“不行的，不行的，我现在这样，怎么好意思再得这些东西呀？”好像自己是个犯了错误的人。

“就这么一床漂亮点的被面，你要干吗？一床被面多少钱，你知道吗？不就是画了几只龙、几只凤，这算什么‘四旧’呢？再说，又有谁会到我们家来？就算人家来了，人家难道还直奔我们家的床，检查一下我们家的被子吗？哪有你这样的笨人呀？”这是母亲的激愤的声音，但因为怕别人听到，极力压着，有种变调的刺耳。

刘香香的眉目、五官就像浮出水面的木瓢一样，渐渐地清晰了起来。她圆脸，宽额，短眉，细眼，厚唇，狮子鼻，身材也是扁扁的，宽宽的，板板的，横竖看着都不像个女孩。幸亏她的皮肤不似父亲，而是继承了点母亲的基因，细腻白净，让人看着也还有点神清气爽、大气开阔的感觉。

刘香香看着戴莲一张神采飞扬的脸，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和戴莲，哪个更傻呢？不过，有一点戴莲是说对了，刘香香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女人。

好在这时，王木匠已经成了家了。叶裁缝后来也成了家。父亲回来后，他们都不大上刘家来了。但刘家的开销实在太紧巴了。母亲为了赚点零花钱，贴补家用，经常要到叶裁缝那里揽点拆旧衣、锁扣眼、滚边、钉纽扣、打补丁之类的针线活。父亲对这事好像还挺支持的，不时催促母亲道：“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是去叶裁缝那里看看有什么活儿做吧。”母亲就收拾收拾，将围裙扯下来，套一件干净的蓝布罩衫，将头发用梳子拢拢，揣一条洒过花露水的手绢，迈出了院门。

刘香香想：长得随自己的爹有什么不好？难道还应该随你们吗？她知道，父亲宽脸阔鼻三角眼，个子又很矮壮，母亲经常骂他是丑八怪，但父亲在她的心里，那是神气得不得了的角色，虽然他给她留下的印象，总是像漂在水上的一片远帆。

“没见过你这样的。上面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为上面做的事情还不够吗？可你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到现在还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科长吗？你这么卖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没见过你这么傻、这么笨的！”

车间里有个叫戴莲的女孩，整天找刘香香发牢骚。她长得像个面粉捏的洋娃娃，妩媚可爱，说话的声音也娇声嗲气的。虽然她比刘香香还年长好几岁，却喜欢像藤萝一样地依附着刘香香。刘香香看她细皮嫩肉的样子，也会生出一点真心的怜惜来。戴莲总是在刘香香面前哭诉，她说自己没法在这里干下去了，这样的噪音，这样的辛苦，比上了磨的驴子还不如呢，再这样干下去，她真的不想活了。刘香香总是大姐姐般地劝导她：“我们的工作是比别人累点，但你想想看，总得有人干呀，你不干就得他人干，你咬着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再说，劳动多光荣呀，我们这是在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啊。”

所有的新工人都哭了鼻子。有些人几乎一天要哭上好几回。虽然上岗前，大家已经通过了培训，也对这个工种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没有人会想到，原来这个活儿真要干起来，是那么累，那么苦，简直能要了人的命。可刘香香却从不在人前掉眼泪。她只在上厕所时，偷偷地用手背抹一下眼睛。她一边抹，一边就在心里默诵着：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是啊，这不也是一种革命吗？和平年代的革命，为改变祖国落后面貌而进行的革命。不苦不累，能叫革命吗？这么一想，刘香香咬咬牙，狠狠心，又站到了那些像怪兽一样的织布机前。她在那些怪兽一张一合的嘴里，全神贯注，手指翻飞着。

有时，是叶裁缝帮母亲扛一袋米回来。叶裁缝见到母亲就脸红，就说不出话。他只是用发亮的眼睛看着母亲。刘香香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眼睛可以那么亮，比星星还亮。

刘香香装出镇定的样子，好好地宽慰了母亲一番，然后才带着七上八下的心，沮丧地回到了工厂。她反复对自己说，父亲肯定没事的，谁都知道他从前做过地下党，也算是老革命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呢？父亲一直教育自己要听党的话，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有事呢？不过，她对父亲的处境依然忧心忡忡的。

刘香香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当然。”

那一次，父亲一直没有回家。等母亲快要临产的时候，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母亲只好一边骂着父亲，一边带着刘香香去了乡下的外婆家。母亲给刘香香添了一个弟弟。而父亲一直到弟弟长了牙之后，才把他们接回城里。

那时，母亲的肚子又鼓了起来。她叮嘱刘香香在家里老实待着，不许玩火，自己提着一只大木桶到井边汲水。刘香香看到母亲换了一件干净点的衣服，把脸擦干净了，临出门的时候，还在头上抹了点香油。刘香香想：母亲是去打水，又不是去走亲戚，或是串门，干吗这么费事呢？

她喜欢父亲。虽然父亲上班回来后，也只是吃吃饭，逗逗孩子，干点家务，有时还和母亲吵吵架，看起来和母亲没什么两样。但父亲毕竟做过地下党啊，毕竟为革命出过力啊，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秘密啊。

刘香香不屑道：“干革命呗。”

刘香香刚一进家门，就听到父亲和母亲激烈争吵的声音。

刘香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母亲因为第一胎生了个不带把的丫头片子，心里沮丧了半天。倒是父亲抱着她，将她举过头顶，用粗硬的胡须扎着她的小肚皮。是刘香香让他“升级”做了父亲，因此他对这个粉粉的小人儿，还是怀着一种新鲜的快乐。当然，他也知道，他刘大副没有儿子是不行的，就像一个人除了小名，必须有大号，否则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似的。好在他的“装备”依然充足富裕。

母亲那时才二十出头的年龄。雪白俏丽的一个美人，是那一条街男人们背后常常念叨的女人。她爱穿一件白地碎花的棉布斜襟小褂，肥腿的葱绿色布裤，一双黑色带袢的布鞋，头发在脑后绾着一丝不苟的髻，是个青丝丝、水条条的女人。母亲为什么嫁给父亲，刘香香不知，父母从没有对她提起过这件事情。等她大一点，可以在院子里和别人家的孩子一起蹦蹦跳跳的时候，她似乎总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议论：

母亲看她没事总是提着一只旧篮子出门，以为她捡垃圾去卖，是为了帮助家里挣点零花钱，于是不住地夸她懂事。刘香香也不说话。母亲和邻居大妈大婶闲聊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说：“还是生女儿好呀，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呀，你看我家香香，也没人教她，她自己看到家里生活困难，就主动捡垃圾卖呢。”

刘香香见母亲浑身哆嗦，气急败坏的样子，有些不屑道：“你就当我没捡过那些垃圾嘛。”

新郎叫赵光明。俩人虽在一个厂里上班，但很少看到他们在一起并肩走路的。说实话，赵光明虽谈不上如何英俊，但眉眼都还周正，身材也适中，又比刘香香年龄小，他和刘香香在外貌上还是有些距离的，但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委屈。毕竟他一个无权无势无声无息的小工人，因为娶了个模范老婆，换了工种，有了房子，得到了厂长书记的笑脸，知名度在厂里急升，也算是有失有得的，算起来，得到的，似乎还更多一点。因此赵光明结婚后，脸上倒添了一些喜气了。

漂亮有什么用呀？一个被别人风言风雨的女人再漂亮，不都像一只害了虫眼的苹果吗？刘香香不由得对母亲多了一些怨愤和鄙夷。

刘香香等得着急的时候，母亲终于回来了。她甩着手走在前边，后边跟着常木匠。他提着装满水的木桶，对母亲说：“嫂子，你身子都不方便了，刘大副又不在家，今后这些出力流汗的活，你看得起我的话，就尽管吩咐我去做吧。”

后来，母亲总也不见香香将那些钱拿回家，就问：“香香，你卖废品的钱呢？你没有都买零食吃了吧？”

“我是觉悟低，我是落后，可是我知道，一床被面就是我们一家一个月的伙食费呀！你能把我们的喉咙都封住吗？你能让我们把西北风当饭吃吗？要不是我这里节省一点，那里节省一点，就你那么点钱——”

“你，你——”父亲气得嘴唇哆嗦。他用手指着母亲的鼻子，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刘香香恨自己没有出生在战争年代，否则她也要做刘胡兰第二。她看着母亲整天奶孩子、洗尿布、烧饭、刷锅、洗衣、骂人、攒钱的生活，就觉得她太窝囊了，太庸俗了，太落后了。谁说女人就该待在家里，过这种生活呢？人家刘胡兰不也是女人吗？人家的觉悟和境界怎么就可以那么不同凡响呢？

几个月之后，父亲托熟人给母亲带来消息，说自己正在几百里之外的某个农场，劳动锻炼。他让家里捎点衣服和食物给他。这样的消息，让全家人都喜出望外。深深地松了口气。母亲更是激动万分，她双手合十地在胸口作揖，一个劲儿地念叨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刘香香看着母亲脸上抑制不住的泪水，突然觉得，自己从前似乎并不了解父母的感情。她想，这夫妻间的感情，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啊，恨起来比仇人还仇人，好起来又比亲人还亲人，也许只有他们自己能够明白吧？

母亲在他的面前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她只是低着头，跟在他身后，然后默默地看他把米缸里的陈米小心地倒出来，装在一只布袋里，然后再把新米倒进缸里，最后再把那个装陈米的袋子放在新米的上面。

父亲脸上的青筋突然鼓出来，一跳一跳的。他一步奔到桌子旁，从抽屉里翻出一把有些生锈的剪刀，冲到床上，扯过那条鲜艳的被子。母亲奔过去，不顾一切地想揪住父亲操剪刀的那只手。可是，晚了，父亲已经把那床五彩缎子的被面，“哧”地剪开了一条长口子。

刘香香在工会一直干到了退休。那时候，工厂早已不那么红火了，效益年年滑坡，到最后竟从市里的纳税大户变成了亏损大户，处于半停产状态。刘香香退休没多久，工厂就被一家上市集团公司收购了。说来也巧，她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恰在这家上市集团公司做了一名职员，现在已成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了。

那时，已经“换了人间”了。父亲做了港务局的一名科级干部，虽然官衔不算大，但毕竟是穿着四只口袋衣服的机关工作人员了。人们都说：原来刘大副做了这么多年的地下党呢，原来刘大副在国民党的船上参加了革命呢。

八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已经换了好几茬人了，可是刘香香却像块礁石似的，顽固地留了下来。说起来，女人到了年龄总归还是要嫁人的，嫁了人，乌鸦也好，麻雀也罢，就得跟着男人一起飞走的。可是，没有一只鸟儿，在刘香香的身边停歇下来。转眼，刘香香已经被人说成“老姑娘”了。她有好几个弟弟妹妹都相继成了家了，可她这个做大姐的，依然岿然不动的。母亲急得头发白了不少，她把自己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发动了起来，强迫人家给女儿当红娘。但好事多磨，几番折腾下来，都是无花无果的。

“是啊，是啊，都是命。你看人家嫁给刘大副之后，也没多委屈，反而生得比以前还要白胖点。这怎么说？”

“我不管。这条被面上有这些龙、这些凤，这都是封建剥削的那一套，都是‘四旧’，那就都要破！”是父亲同样愤怒的声音，但也压抑着。

其实，刘香香自己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做过什么。她曾经缠着父亲，问过他。可是父亲完全像电影里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员一样，一个字也没透露过。刘香香不懂了，她不是敌人，而是他喜欢的大女儿呀，为什么父亲在她的面前也那么守口如瓶呢？看来，这“革命”就是不一般的东西，是不能随便说的东西，是神圣的东西，是与她熟悉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东西，是长着翅膀的东西。这么想着，刘香香越发觉得革命就像自己心中的那片曙光了，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光亮和无法言说的神秘。

每天，刘香香在上班前，都要把儿子送到工厂的幼儿园去，下班后，再把他接回家。这一天两趟的路程，刘香香都走出了一种幸福。她把儿子抱在手上，不时地跟他说些简单的对话。看着儿子的胖手胖脸，她忍不住会在上面轻轻地咬几下。一路上都有同事跟她打招呼，她笑笑地应着。有热心的女工还会凑上来，摸摸她儿子的小脸，跟她儿子逗弄一番，再和她扯一阵家常话。那一刻，刘香香涌出了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满足得要溢出蜜来似的。

戴莲不以为然地说：“你说的这些都是大道理，都是书本上的话，有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凭什么非得该我们吃这种苦呀？我知道，现在换个工种挺难的，但我一定要换，否则，我真的觉得生不如死呢。”

我不知道，这一切对于我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

初中毕业，刘香香为了给家里挣份工资，没有继续升学，而是招工进了一家国营纺织厂。她成了年龄最小的工人。进来的这批新工人都被安排到了最苦最累的织布车间，做挡车工。领导见她年龄小，本想照顾她，让她去棉纱车间，做轻巧一点的勤杂工，可她自己的内心却鼓荡着一种激情，仿佛要上前线似的，耳边莫名地响着冲锋号嘀嘀哒哒的高音。于是，她带着发亮的眼眸，坚决不要厂里的特殊照顾，做了一名挡车工。

反正，四下里都知道了，刘香香是那个最好的好学生，学校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十四岁那年，她将一枚闪闪发亮的团徽，骄傲地别到了自己刚刚突起的左胸前。那枚团徽，在她看来，就是自己为自己赢得的奖牌，有着无上的荣光。

下课的时候，有不少同学围住她：“听说你爸爸做过地下党，是吗？”

纺织厂的女工多，漂亮的也多，男人在厂里都像金子一样地宝贝着，女工不稀罕。戴莲见到坐办公室的男人，就像蜜糖似的粘上去。她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遭到一个又一个白眼，可是她还是涎着脸，厚着皮，想用自己做鱼饵，钓上一个能改变自己工种的男人。刘香香在食堂里看着戴莲跟那些男人套近乎，赔笑脸，搔首弄姿，奉承巴结的，觉得她真是可怜。她想不通，戴莲为什么宁愿把力气和脑筋花在这上面，而不愿意花在那些轰鸣的织布机上呢？要说累，难道这种事情不是更累人吗？而且还要贴上脸面。看来人和人真是不同啊。刘香香宁愿累死，也不会主动把自己往一个男人身上凑的。

唉，这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真是像鼻涕一样，黏糊糊地甩不脱，让人烦透了啊。正好厂里的集体宿舍空了张床，刘香香就申请搬进了集体宿舍。工厂，那还是让人心情舒畅的地方。机器一响，人的目光反而能像湖水一样地安宁下来……

刘香香生于1945年，那一年，日本人扛着膏药旗灰溜溜地逃走了。一些穿着土布衣服、目光明净的人，指挥着饿肚子的穷人在闹着一场革命。那时，最黑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天空中现出了一道橙红的曙光。刘香香睁开眼屎扒拉的小眼睛，就看到了窗外那一片诱人的橙红。那是梦的颜色，预示着光明。

“那他是做什么的？”

这件意外发生后，刘香香的肚子好久都没了动静。赵光明急眼了，刘香香的公公婆婆和父亲母亲都急眼了。公公婆婆是着急想抱孙子，而父亲母亲呢，心里有隐隐的担忧：人家赵光明比自家的女儿年龄小，长相好，如果没有孩子，将来人家会不会找个借口，把女儿“休”掉啊？两家的老人都行动起来了。寻老中医，找偏方，补营养，土办法洋办法都让小两口试了个遍。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太避讳人，而是口口声声责怪着工厂。毕竟谁都知道，刘香香的孩子是在“大干一百天”的时候，在织布机前流掉的。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刘香香突然断了经血，一到医院检查，竟然又怀上了孩子。想到千辛万苦才得到了这么个宝贝疙瘩，赵光明豁出去了。他挨个地找到厂领导，厚着脸皮，把那些该说不该说的话，都在他们的面前，挨个地重复了一遍。最后他梗着脖子来了一句：“你们不能只想着树立典型，而让我断子绝孙吧？！”

“哇——”母亲一声哀号。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她一边哭，一边诉：“我不活了，这日子没法过啦，你剪吧，你把所有的被子都剪破吧，你干脆放一把火把这个家烧了算了，呜——连我也是‘四旧’呢，你干脆把我也烧死算了，我不活了——”

仿佛是一夜之间，大字报便像白色的海水，淹没了一切。一个个惊叹号像一张张错愕的脸。一个个大红叉像一道道流血的伤口。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都响着激昂的口号，批判，砸烂，誓死，保卫……刘香香还没弄明白什么，工厂就停工了。轰鸣的机器突然死一般地沉寂下来。随即工人们无端地就分成了两派，都摆出了势不两立的架势。刘香香完全蒙了，不知道自己该参加哪一派，因为他们都说自己代表了革命，都说对方是反革命。她回到家里，准备请教干过地下党的父亲。她想，父亲见过那么多的斗争风云，应该能看明白这种形势的。可是，没想到，父亲并不在家里。母亲疲惫不堪地告诉她，父亲好几天都没回来了，他走得非常匆忙，走之前只顺手拿了几件衣服，说是要参加港务局的一个学习班，全封闭式的，不准对外联系。但是学习班在哪里学习，要学多久，他都没有说。母亲一边说，一边浑身发抖。她告诉刘香香：“我去港务局打听过了，没人告诉我你父亲去了哪里，局领导只是让我要相信组织，说什么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这几天，我一直为你父亲提心吊胆的，晚上都没合过眼呢。”

“跟你这么觉悟低的人，没什么好说的。”

母亲一时被戗得无语，伸手要打她：“你，你说得倒轻巧！”

父亲有一顶水手的白帽子，圆圆的顶，背后拖着两根细细的黑带子。那只帽子在刘香香的眼里，就像一只可爱的听话的大白鹅。她经常把它戴在自己的头上。帽子对于她的小脑袋来说，好像是只白蒸笼，一下子就罩到了她的眉棱上。但她会神气活现地戴着它，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时地拿手指顶一顶帽檐。很多的拖着鼻涕的小孩，会眼馋地跟着她，也想和那只“大白鹅”亲热一下。那时她就会骄傲地向小伙伴们宣布：

她懂了些事，知道邻居们围绕母亲的那些窃窃私语里藏着的那点东西了。那是像霉点一样的东西。像苔藓一样的东西。那种东西使她和母亲之间，始终隔着一些冷冷的距离。

那次，是刘香香第一次听到“革命”这个词。这个词是跟着父亲一起回来的。这个词，就像她降临人世时，第一眼看到的那片橙色的曙光，神奇而亮堂。

提到丈夫，刘香香的嘴角还是抿出了一点笑意：“他呀，小孩子一样，贪吃贪睡，心眼倒不坏的。”大家再想问出一些细节来，她便吞吐着，眼睛里的笑意倒更深了。

常木匠就差拍胸脯了：“嫂子，你太见外了。这远亲不如近邻的，这么点小事，还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再说，你看看我这胳膊，这把力气，不出点力还闷得慌呢。”

“怎么说？牛粪养人呗。”——这是众人的议论。

没有父亲的指点，刘香香不敢贸然参加厂里的运动。好在她年龄小，人缘好，人家也没过分为难她，只是将一顶逍遥派的帽子扣到了她的头上。一贯积极上进，已经是入党积极分子的刘香香，第一次对自己的革命之路，充满了迷茫和失落的悲观——因为她已经完全糊涂，辨不清方向了。

刘香香答不上来。她憋了半天，憋出一句：“那轮船是要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

刘香香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就白了他们一眼，转身跑开了。身后随即传来一阵莫名其妙的笑声。

她看着母亲依然漂亮的脸蛋，有点瞧不起地怨恨。

——刘香香就是我的母亲。我就是那个小名叫“宝宝”、大号叫“赵爱党”的男孩。我听着工厂里轰鸣的机器声长大。等我长大后，工厂里再也没有机器的轰鸣了。

刘香香的父亲在长江上的一只大货轮上做大副。她母亲是个只管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的家庭妇女。父亲不常回来，有时甚至半年才胡子拉碴地回来一趟。他待在家里的时间也不定，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两个月。他回来的日子，就是播种的日子。

其实，此时的刘香香已经算是响当当的名人了。她被工厂树立成爱岗敬业的标兵，不仅是年年的厂先进生产者，而且在市里也多次获得过“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这些荣誉了。她做的事情已经被当成先进事迹，在广播台播送过好多次了，她和其他劳动模范胸挂大红花的照片，也已经上过不少回报纸了。这么多年来，她为工厂加过多少次的义务班，她一分钟能接多少个线头，这些都已经成为工厂的历史纪录，永久地留在厂史档案里了。她在织布机前奔走的路途，也已经被人换算成一个骇人的数据，成为教育新职工的生动教材了。刘香香早已入了党。本来工厂准备把她调到工会，培养她做工会主席的，可是她自己坚持要在生产一线继续奉献。按她的话说：“荣誉得了那么多，不做点事情的话，晚上还睡不踏实呢。”

“你妈妈？”记者们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我爸爸是开大轮船的！”

那些小伙伴就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问：“可是，你爸爸怎么总是不回家呢？”

他们说这话，并不避讳刘香香。他们甚至还对着刘香香，脸上略带讥讽的微笑：“这丫头，长得随她那个爹！”

“是啊，她是个家庭妇女，一辈子就知道围着锅台打转！”

别人都附和：“是啊，是啊，你家那个香香真是没得说，见人就帮忙，天生一副热心肠。”

母亲找到了厂长和书记。她把刘香香这些年积攒的病历和假条，都一张张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她声泪俱下地说：“你们厂要树刘香香这个典型，我没意见，但你们不能把她往死路上逼啊。她又不是个铁人，那些成绩都是玩命干出来的呀。你们瞧，这些病，这些假条，她休息过一次吗？我知道，这些都是刘香香自己情愿的，但她还是个未出嫁的闺女，我就不能看着不管啊。女大不由娘，只要她出嫁了，我就不管她了，随她怎么糟蹋自己的身体。你们工厂如果真要对自己树立的典型负责到底的话，那就帮她成个家吧，否则，你们真是害了她一辈子啊！”一席话，说得厂领导们面面相觑，心里发虚。他们把那些病历和假条，一张张地翻动着，嘴里不停地哀叹：唉，这个小刘啊，唉——

车间里充满了震耳欲聋的机器的轰鸣，好像有几万面锣鼓在四面八方一起擂响，震得人心脏欲裂，双膝发麻。空气中飞舞着无数像雪花一样的细小棉絮。偌大的车间简直像个轰隆隆的大蒸汽机，不适应的话，待上几分钟，人就要落荒而逃的。刘香香剪了个运动头，把头发束在白帽子里，穿着崭新的蓝色工作服，挂一条白色的围裙，捂一面大口罩，努力地瞪大眼睛，穿梭在一台一台的织布机之间。一天下来，她的耳朵就听不见什么声音了，腰像折断了一样，衣服被汗水粘贴在后背上，腿也软得站立不稳。她不停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坚持住，坚持住，我每走一步，每查一台织布机，每接一个线头，就是在为社会主义的巍峨大厦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呢。

但刘香香没有赶上父亲那样的时代。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刘香香不知该怎样为革命出力。她想，上面的号召，老师的话，书本上的教导，应该就是她生活的信条，努力的方向，也就是她的革命之路。为此，她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表现积极。同学阑尾发炎的时候，是她背着那个胖墩墩的男孩，一路跑到医院。去福利院送温暖的时候，是她在寒冷的冬天，第一个脱了鞋，光着脚，跳到一只冰透刺骨的大水盆里，洗着那些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的床单。放学的时候，她不是帮陌生的路人推车子、挑担子，就是搀扶盲人和老人过马路。拾到一分钱，她也要走很远的路，来到小城唯一一条设有交通岗亭的大马路上，将那分钱郑重地交给警察叔叔。她还利用放假的时间，挎一只旧篮子到处捡破烂，什么空酒瓶、牙膏管子、废纸盒、碎玻璃，积攒到一定的数量，就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回几毛钱，交给老师做班费，或是送给那些交不起学费、买不起本子和铅笔的同学。

母亲一声惊呼：“什么？你交公了？凭什么呢？——你这个败家子！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呢。这么多张嘴吃饭不要钱啊？你们这几个催命鬼上学读书不要钱啊？你们身上穿的不要钱啊？就你爸爸那么点工资管什么用啊？平时我是一分钱也要掰成两瓣花，你，你——你倒是会做好人啊！”

唉，没办法，英雄气短，英雄气短哪。刘香香在心里不断地念叨着这句话，她感到家里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憋闷。可是，一到学校她就不一样了。所有的老师都表扬她，所有的同学都以跟她的关系亲密为荣。一个人一旦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一种公众印象，那印象就不受她自己支配了。那印象牵着她走，她搞不清是自己在走，还是被驱赶着走了。

“哎呀，劈柴这种事，你可做不得，万一闪了身子怎么办？我来，我来，你还是交给我来吧。”

当然，这么多年来，要说变化呢，也是有的，那就是刘香香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她的耳朵是半聋的，全身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双腿静脉曲张，腰肌重度劳损，另外，还有胃溃疡，偏头痛，神经衰弱……机器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健康。

从家里到幼儿园或从幼儿园到家里，刘香香和她的儿子都要经过织布车间。窗户里传出了织布机震撼般的轰鸣声。在那里，刘香香洒过那么多的汗水，她伺候过那么多张难对付的“嘴巴”。现在，那巨大的噪音听上去就像潮水一般的波澜壮阔。那是多么亲切的声音啊，像波涛拍打着她的心房。听到那样的声音，刘香香会觉得自己周身发热，眼睛湿润，心里鼓荡着一种莫名的东西。她说不出是怀念，是释然，还是失落和伤感。她只是把儿子举起来，贴着他的耳朵说：“宝宝，你听，你听，这就是机器的声音啊！”

那天，母亲忙乎了一夜。她连夜做出了两大罐肉丁辣酱，热乎乎地，跟着一大包东西，一起交给了来家的那个熟人。刘香香知道，母亲做的肉丁辣酱，是父亲平时最爱吃的美味佳肴了。

“刘大副就是有本事嘛，人家是光做不说的牛，先把地犁了再说。哪像你，偷偷地喜欢了那么久，可是光是憋在心里做痴梦，还不是被人家占了窝？哼，我看着刘大副那副德行就来气，分明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嘛。”——说这话的是五大三粗的常木匠。

父亲并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实际上，他对孩子们还挺温和的。孩子们犯了错，倒是母亲会骂，会打，父亲却常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他只是非常沉默，不像母亲，高兴了，生气了，都摆在脸上。父亲不爱说话，一般你不问他，他从不主动说话，就算你问了他，他也是问什么，答什么，好像说话是一件很伤神的事情。连母亲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有时憋急了，母亲就忍不住骂他：“你是墙壁呀？是墙壁还有回声呢，你成天闷着，到底想什么呀？”刘香香就在心里盘算：父亲是当过地下党的人，这嘴巴上的功夫到底与众不同啊。她从心里佩服他。

叶裁缝干完这些，来回搓着他那双戴着一只顶针的手。他的手指又长又尖，像女人。他动了几下嘴唇，终于什么也没说。他看了一眼母亲就走了。母亲还是不说什么，也没送他出门。

盛琼，女，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在电视台工作多年。已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随笔百万余字。出版有长篇小说《我的东方》、《杨花之痛》和随笔集《舍弃的智慧》等。长篇小说《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获“广东省新人新作奖”，曾入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唉，你们不要争了，这婚姻都是前世修的，人家刘大副天生就有这种艳福，有什么好说的？”——是一些七嘴八舌的酸溜溜的男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