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实在是历史长时间冶炼、北方多民族多方交融的结果。后一点对于北京话的形成、发展，在我看来更为重要。自辽金元至清，北京一直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语言不可能不受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明初迁都北京城之后，随迁而来的江淮一带的官员、随从至百姓，无形中使得北方语言和中原语言大融和，呈现语言杂交，使之更为丰富也更富于新鲜的活力。这种活力进入清代，使得北京话演变成更现代的北京话。一部《红楼梦》就是用这种北京话写成的，即使到现在，《红楼梦》里的北京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读起来并不费劲。

一般人认为北京话就是爱带儿字音；要不就像电视剧的侃爷一样能侃，把个稻草说成金条。这实在是对北京话的大大误解。

我敢说，全国各地方言之中，唯北京话最为丰富多采，它的形象、厚实、一语双关、俏皮、幽默，尤其是后一点，大概是没得比的。这不是自夸，是和北京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位置分不开的。现代北京话中仍能找到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朝代的古词；还能找到不少少数民族的语词。比如“嗷糟”（心烦或不净）、“水筲”（水桶），就分别是元明两代的古语。“您”北京人爱称呼的这个词，就是出自蒙古族，“大夫”则来自女真族。同时，北京作为古都，既有上至皇帝的宫廷语言，又有下至五行八作的市井语言，使得北京话雅俗兼备，相互融和。比如“待见”一词，喜欢之意，原是指太监引领臣下去见皇帝，被带着见皇帝，是项荣光的事。而“来劲”这个词则来自妓院。只不过如今人们分不清哪个来自玉宇琼宫，哪个来自下里巴人罢了。这句话最后的“罢了”一词，其实也是从满语演变而来的。这在《红楼梦》一书中常可以看到。

比如说白费事，北京人说“瞎掰”；说别扭，北京说“窝心”；说顺便，北京人说“带手儿”；说不爱回家，北京人说“这人没脚后跟”；说隐瞒，北京说“蒙席盖井”；即使北京人吵架，不说“这事没完，我不服你”，而是嚷嚷一句“姥姥”……

细琢磨地道的北京老话，能看出北京人的智慧，说出话来，仿佛看得见、摸得着，非常形象，十分给劲。

比如天刚黑，北京人说是“擦黑”，刚和黑擦个边，这分寸劲！

比如说讨价还价，北京人说是“打价”。一个“打”字，将价码拟人化。以后北京话出现的“宰人”，价太贵坑人，其实都是从这根筋上繁衍出来的。

现代北京话，应该说是清入关之后，满人和汉人共同创作的结晶，舒乙先生曾说：“满人很有语言天赋，对北京语言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这话讲得很有道理。舒乙先生就是满人，他的父亲老舍先生更是用地道的老北京话写了那么多北京风味的小说，对满人语言有过搜集、研究和创造。当代学者曾经专门研究现今仍流行的北京话中满语词，指出如好生、糟改（贬低、侮辱）、悄默声儿、不碍事、偏（吃饭）、牙碜、外道、关饷（发工资）、打发、哈拉（味道变坏）、各ge色（特别）、拉虎（干事不灵）、敞开、乍乎、巴不得、耷拉、央格（求人）、瞎勒勒（说话）……一一都是满语。而今年轻人爱说的“牌儿亮”（脸蛋漂亮）、“帅”（身材好、气质好），恰恰也是满人的创造。（见爱新觉罗·瀛生著《北京土语中的满语》一书）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北京话，小时候我们还说，如今已经不大讲了。比如“淘唤”（寻找）、“杀口”（味道）、“霸咋”（乱踩）、“转影壁儿”（躲藏）、“蹭棱子”（软磨硬泡）、“拍花子”（拐卖儿童）……语言就是一条河，冲走一些、沉淀一些、流失一些、泛着无数簇新而有生命力的浪花，流向一片新的天地，潮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许多北京话已经不知不觉地流向全国，为各地人运用，只不过没有人再去意识罢了。比如假招子、猫匿儿、巴结、外块、栽跟头、套近乎、找茬儿、倒腾、胡吣……原来实实在在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

也有一些外地人不用或少用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北京话。那是北京的味儿。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语言，使得这个地方让人说起来、听起来，有了色香味特殊的感觉。二百五、二五眼、饬、敢情、皮实、少兴、数落、压根儿、眼力劲儿、撒鸭子、嗄杂子琉璃球、说话噎人、干活溜嗖、背书不打奔儿、神聊海哨胡抡……只要这样的话一说出口，一准能认定是北京人。说这样话最地道的，要数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或者胡同深处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这样的话北京有了色彩，有了历史和现实光影交错的感觉。

比如说办事稀松，北京人说“不着调”，连调门都着不着的主，你还能指望他把事情干成了？

比如说盯着，北京人说是“贼着”，贼读平声。如贼一样不错眼珠一样瞄着你，那是什么劲头？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指出，语言的出现，“不再是机械的、人为的或发明的东西，而是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类精神活动的第一次肯定。”那么，语言的创造和发展，则更是我们创造性的精神财富。别误会北京话只会带儿字音；别鄙夷北京话只会造就侃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