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鳗鱼计划打动西瑟尔，我告诉她别人借给我们整个夏天的一条划艇，但她没什么要说。于是我们转而把床垫抬到桌子上，和衣躺下。这时她才开始说话。我们把手掌合在一起，她仔细检查了两只手的大小和形状，一边看一边评说，刚好一样大，你的手指厚一点，你在这儿多了一块。她用拇指尖量我的睫毛，希望她的也一样长，她跟我讲她小时候养过的狗，长着长长的白睫毛。她看着我被太阳暴晒的鼻梁，又说到她兄弟姐妹中哪一个晒过之后变红，哪一个变黑，她最小的妹妹有次说过什么。我们慢慢脱去衣服。她蹬掉布鞋，说她的脚烂了。透过敞开的窗户能闻见淤泥、海草和尘埃，我合上眼睛听着，絮絮叨叨。她把自己这种自言自语叫做絮絮叨叨。而我一旦进入她的身体，就情难自禁，我进入了自己的幻想，我那迅速膨胀的知觉和我们能在西瑟尔肚子里孕育生命这一常识无法分隔。我并非想要成为父亲，我想的不是这个，而是卵、精子、染色体、羽毛、鱼鳃、爪子，那生命孕育之际的种种化学反应，在离我体尖仅几英寸远的暗红色黏液上不可遏止地发生着。我的幻觉在于当直面生命的力量和久远时，我是那么无以自持，但只这念头就令高潮来得猝不及防。当我告诉西瑟尔时她笑了。哦，上帝。她说。在我看来，西瑟尔就在这一过程中，她就是过程本身，她增添了幻想的魔力。西瑟尔本应服药的，可是每个月她至少忘记两三次。我们心有灵犀地采取射在体外的方法，但极少成功。当我们滑过长长的陡坡坠入高潮，在那拼尽全力的最后几秒，我努力挣扎着想脱身而出，却像鳗鱼一样被造物的幻想紧紧抓住，那些生命，在黑暗中饥渴地等待，我哺之以狂泻的白沫。在那些不经意的分秒刹那，我放任自己去哺育生命，管它是什么，管它在子宫内外，只和西瑟尔一人做爱，哺育更多生命，在那融化的瞬间，这成了我整个生命的意义。我细心留意西瑟尔的经期，关于女人的一切对于我都是新奇的，不能想当然。我们在西瑟尔轻松而汹涌的月经途中做爱，享受快感以及混合经血的褐色粘稠。这时我感觉我们就是那黏液上的生命，我们就在其中，被由窗户宣泄进来的云朵哺育，被潮湿泥滩上太阳蒸腾的气息哺育。我对自己的幻想感到惶恐，我知道没有它我将无法获得高潮。我问西瑟尔她会想些什么，她咯咯地笑。没有羽毛和鱼鳃，至少。那，你会想什么呢？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再追问，她又退归沉默。
从夏日伊始，我们把轻薄的床垫抬到厚重的橡木桌子上，在宽敞的窗户前做爱，直至此举终显无谓。总有微风吹进房间带来四层楼下码头的气息。我不由自主地陷入幻想，造物的幻想，事后我们躺在巨大的桌面上，在那悠长的沉默里我微微听到它在又跑又抓。这是我头一回察觉，这声响让我不安，我想和西瑟尔说说才能放心。她没什么要说，她从不作抽象表述，也不评价环境，而是活在其中。我们望见海鸥在头顶上那方天空盘旋，或许它们一直都在高处看着我们，这才是我们的话题，对眼下稍作自娱的遐想。西瑟尔总是任由事情主宰自己，搅咖啡，做爱，听录音带，眺望窗外。她从不说诸如我很高兴，或是有点糊涂；我想做爱，或是不想；亦或我厌倦了家里的争吵。没有言语可以把她分为两面，于是我只好独自忍受做爱时自己满脑子类似罪恶感的杂念，又在事后独自倾听它在寂静中唏唏嗦嗦。直到有天下午，西瑟尔小睡醒来，从床垫上抬起头说：“墙后面是什么声音在挠？”
这时西瑟尔找了份工作，这使我看清我们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有自己的屋子、住所、工作、事业，这就是所有其他人的生活，他们有间干净点的屋子，好点的工作，我们只是某个角落正在打拼的一对。那是河对岸其中一所没有窗户的工厂，生产罐装水果和蔬菜。每天十小时，她要坐在机器轰隆的传送带边，不能交谈，抢在罐装之前把腐烂的胡萝卜捡出来。第一天收工后西瑟尔穿着红白相间的尼龙雨衣和粉红色帽子回家。我说，你怎么不把它脱掉？西瑟尔耸了耸肩。对她而言都一样，坐在家里或是坐在工厂，在那里他们沿着钢架铺排的喇叭接播BBC一台，四百名妇女半听半怔，她们的手像上足马力的梭子上下纷飞。西瑟尔上班的第二天我搭渡轮过河在工厂门口等她。几名妇女由那面巨大的无窗墙面上开的一扇小铁皮门出入，而后咿呀的汽笛响彻整个工厂大厦。其他小门打开，人们纷纷涌出，簇拥到大门口，成群结队穿着红白相间的尼龙罩衣和粉红色帽子的妇女。我站在矮墙上想看到西瑟尔，忽然间这变得很重要。我感觉要是我不能从这股红色洪流中把她分辨出来，她就消失了，我们将一起消失，我们的时间就将一钱不值。人流在涌向工厂大门时移动得很快。有些人以妇女从小学来的八字步绝望地半跑；另一些则尽可能地快走。后来我才发现她们急匆匆地回家是为了给家人煮晚饭，是为了早一点开始做家务。晚班的迟到者则想逆流冲出一条路来。我看不到西瑟尔，我觉得自己濒临崩溃，我大声叫她的名字，可是声音被人群肆意践踏。两个老一点的女人靠着墙驻足点烟，咧嘴冲我笑。抽你自己去吧。我绕远路从桥上走回家，打算不告诉西瑟尔我去等过她，因为那样我就得解释自己的惊慌失措，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进门的时候她在床上坐着，她还穿着尼龙罩衣，帽子搁在地板上。你干吗不把那玩意儿脱掉？我说。她说，是你在工厂外面？我点点头。你看见我站在那儿干嘛不理我？西瑟尔转过身把脸埋进床里。她的罩衣被机油和泥巴玷污，散发出异味。我不知道，她捂着枕头说，我一片空白。我下了班脑子里就一片空白。她的话好像被隔绝一般，我环顾四壁，陷入沉默。
到了七月中旬，我们在屋里就不那么逍遥了，凌乱和不适与日俱增，看起来还不太可能和西瑟尔说。阿德里安这时每天都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暑假到了他在家里根本呆不住。我们听见他从四层楼下一路高叫一路跺脚，以他特有的方式不期而至。他聒噪地冲进来，炫耀他的手倒立，还动辄跳到西瑟尔背上想吸引我的注意，其实他心怀忐忑，生怕我们不把他当玩伴，要打发他走打发他回家。他也为再弄不懂他姐姐而不安。曾几何时，她总是随时准备打架，她可是个打架的好手，我听他这么跟他的朋友吹嘘，并引以为豪。现在他姐姐完全变了个人，她没好气地推开他，她情愿一个人呆着什么也不做，情愿听录音带。他的脚踩到她的裙子会惹得她很生气，她的胸脯已经长得很像他母亲，她跟他说话的语气也变得跟母亲一样。下来，阿德里安。好了，阿德里安，好了，现在不行，等会儿。他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姐姐只是心情不好，只是这一阵子，于是他满怀希望地不断挑衅，他多么渴望时光倒流到他父亲离家之前，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用小臂锁住西瑟尔的脖子，把她朝后拖到床上的时候，他的眼神落在我身上寻求鼓励，他以为真正的纽带在我们之间，两个男人对一个女孩。看不到鼓励他也毫不理会，他都想疯了。西瑟尔从来不会赶阿德里安走，她明白他为什么在这儿，不过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有一回历尽整个下午的折磨，西瑟尔几乎是哭着黯然离开房间。阿德里安转过脸来对这我，挑起眉毛作骇人状。我刚想和他谈谈，可他已经怪叫一声摆出一副和我搏斗的姿势。西瑟尔也不会在我面前说她弟弟，她从不评判人，因为她从不作评判。有时当我们听到阿德里安上楼，她会瞥我一眼，只有她微微撅起的漂亮嘴唇才会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心思。
晴朗的日子里我拿着网、铁丝和细绳出去，坐在码头的缆桩上干活。鳗鱼笼呈圆柱形，一端封闭，另一端有长长的锥形入口。它埋伏在河床，鳗鱼游进去吃诱饵，以他们退化的视力是不可能再游出来的。友善的渔民们觉得很好玩。河里倒是有鳗鱼，他们说，你也能抓到几条，但你不能以此为生。潮汐很快就会把你的网冲走的。我们会用铁砣，我告诉他们，他们笑着耸耸肩，并向我示范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把网绑定在铁圈上，他们也都认同我有权亲身尝试。当渔民们驾船而去，我却无心做活，我呆坐着看潮水一次次漫上沼泽地，鳗鱼笼不用着急，不过我确信我们会有钱的。
我原以为是我自己幻想中的生命在唏唏嗦嗦，但自从那天下午西瑟尔也听到它并且开始不安，我意识到她的幻想也加入其中，这声音出自我们的交媾。当我们做完后安静地躺着，当我们空明澄净时，便听到它，极其悄然。那感觉像是一只小爪子在胡乱地挠着墙，声音是那么遥远以至于要两个人才能听得见。我们都认为声音发自墙的某一角，可当我跪在地上把耳朵贴到踏脚板上的时候，它停了，我能感到它在墙的另一面，凝神屏息，在黑暗中等待。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白天又听到过几次，夜晚也偶有发生。我打算问问阿德里安他觉得是什么。听，就是它，阿德里安，闭上一会儿嘴，你感觉那是什么声音，阿德里安？他不耐烦地竖起耳朵听，可他安静不了多一会儿。什么也没有，他叫道，没有，没有，没有。他转而变得异常兴奋，跳到他姐姐背上狂呼怪叫。管它是什么，他可不想听到，他可不想被撇在一旁。我把他从西瑟尔的背上拉下来，我们顺势滚到床上。再听，我摁住他说，又来了。他用力挣脱开，作高低忽悠的警笛声，呼啸着跑出了房间。他的声音在楼下渐渐远去，到完全听不见他的时候我说，也许阿德里安真的害怕耗子。你是说，老鼠，他姐姐说道，把手伸进我两腿之间。
西瑟尔跪在老鼠旁边，阿德里安和我像保镖一样站在她身后，那情形似乎她拥有某种特权，她蹲在那儿，长长的红裙子铺满四周。她用拇指和食指分开老鼠妈妈的伤口，把袋子塞进去，合上血肉模糊的皮毛。她继续跪了一会儿，我们默默地站在后面。然后她把几个碟子从水槽移开好洗手。现在我们都想到外面去，于是西瑟尔用报纸把老鼠包起来，我们裹着它下楼。西瑟尔掀开垃圾桶的盖子，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去。忽然我想起些事，我告诉他们两个等等我，我又跑回楼上。是那条鳗鱼，它一动不动地躺在那么丁点儿水里，我差点以为它也死了，还好我把桶拎起来的时候看到它在扭动。风已经停了，浮云在散开，我们在交错的阳光和云阴中走向码头。潮水涨得很快。我们走下石阶来到水边，我把鳗鱼倒进河里，看着拂动身体，像在褐色的河水下面闪过一道白，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阿德里安跟我们道别，我以为他会拥抱他姐姐。他犹疑片刻，跑开了，又转过脸来喊了句什么。我们大声应他，祝他假期愉快。回去的路上西瑟尔和我停下脚步远望河对岸的工厂。她告诉我，她会辞去那里的工作。
只是眼下西瑟尔和我的身体接触越来越少了，无言之间我们都不太能提起劲头。并非我俩在走下坡路，并非我们不再两情相悦，而是机缘在萎缩。这恰恰就是因为房间本身。它不再是四层楼上的空中阁楼了，不再有微风吹进窗户，只有从码头周围水母死尸上蒸腾的潮热和成群结队的苍蝇：凶悍的海乌蝇专找我们的腋窝猛叮，家蝇则抱团在我们的食物上盘旋。我们的头发又长又油，挂下来挡着了眼睛。我们买的食物都化开，吃起来像河水。我们不再把床垫抬上桌子了，现在地板上最凉，而地板上粘满了腻腻的沙子，永远都除不尽。西瑟尔开始厌倦她的磁带，她脚上的溃烂从一只脚感染到另一只脚，并开始散发出气味。房间很臭。我们没有说起要走，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起。每天夜里我们都被墙那边唏唏嗦嗦的声音弄醒，如今声音比以前响了，也更持久。我们做爱的时候它在墙边听。我们少了做爱，垃圾围绕着我们聚集：我们懒得去丢的牛奶瓶、淌着灰白色汁的奶酪、奶油纸皮、酸奶盒、熟过头的腊肠。这还不算，在这一片狼藉中，阿德里安推车，怪叫，扫射，偷袭西瑟尔。我本打算就我的幻想写一首关于生命的诗，可看起来是无计契入，我什么也没写，连首句也没有。我转而沿着河沟远行，一路纵深到诺福克腹地，看阴郁的甜菜地、电线杆和制服般灰色的天空。还要再做两个鳗鱼网，每天我都强迫自己坐下来干活。可是我内心已对其厌倦，我无法真的相信鳗鱼会钻进去，并且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这么期待，鳗鱼安静地藏身于河床底下阴凉的淤泥里其实会不会更好。不过我还是继续做，因为西瑟尔的父亲已经准备就绪，因为我得让所有我业已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有所回报，因为这主意已经有它脆弱的势头，我停不下来，正如我始终没能把牛奶瓶拿出房间。
额掰开铁丝衣架，把它拉直然后对折，交给阿德里安。他现在安静多了，更有一点害怕。他姐姐则双手抱膝坐在床上。我站在离书堆缺口几英尺远的地方，双手紧握着拨火棍。我向下扫了一眼，看见自己苍白的双脚，一直老鼠的幽灵整呲着牙把指甲从肉上咬掉。我大声叫道，等会儿，我得穿上鞋。可已经太迟，阿德里安在用铁丝朝抽屉柜后面猛戳，我不敢走开。我蹲得稍稍低一点，像个板球手一样压住拨火棍。阿德里安爬上抽屉柜，将铁丝对准角落直刺下去。他正对我喊着什么，我没听清，气急败坏的老鼠冲出缺口，朝我的脚奔袭过来寻仇。它像老鼠幽灵一样呲着牙。我双手向下挥舞拨火棍，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它的肚子底下，它飞离地面，由半空划过，伴随着西瑟尔从捂着嘴的指缝中发出的持久尖叫，它狠狠地砸在墙上，那一瞬我在想，一定摔断了脊梁。它跌到地上，四脚朝天叉开，像只熟果子。西瑟尔没有把手从嘴边撤下来，阿德里安在抽屉柜那边没动，我也保持着挥击时的重心，谁都没敢出气。一股淡淡的气味在屋子里蔓延，腥腐而私密，宛如西瑟尔经血的气味。这时阿德里安放了个屁，他从胆怯的畏缩中笑了出来，他的人体之气混入弥漫的老鼠气味之中。我站在老鼠前，用拨火棍轻轻戳了戳它。它翻向一侧，它的肚子上有一条长长的伤口，从里面淌出一个半透明的紫色袋子，里面蜷缩着五个暗淡的身形，双膝顶着下颌。当那袋子碰到地面的时候，我看见里面动弹了一下，是一条未出世的老鼠的腿在抽搐，仿佛在盼望，可老鼠妈妈已经无望地死去，任何盼望都已成云烟。
两天后的星期六下午，我买了几磅浸透血像橡皮一样的牛腓作诱饵（他们称之为“轻料”）。我们当即填好捕笼，趁落潮时划船到中游把它们沉到河床。七只捕笼每只都系着浮标。星期天凌晨四点西瑟尔的父亲就来叫我，我们乘着他的旅行车朝存放借来的小船的地方进发。现在我们要划船出去寻找浮标，拉起捕笼。检验的时刻到了，笼子里会不会有鳗鱼，多做点捕笼，多抓点鳗鱼，每周一次开车去比令思门鱼市会不会有利可图，我们会不会有钱？这是个阴郁多风的清晨，我感觉不到兴奋，有的只是疲惫以及持续的勃起。在旅行车空调的暖风下我半睡半醒。夜里许多时候我醒着听墙那边唏唏嗦嗦的动静。有一次我起身拿调羹敲了一下踢脚板。它停了一下，而后又继续挖。现在听起来很明显它是在向房间里挖一条通道。西瑟尔的父亲划船，我从船舷望出去寻找浮标。找到它们并不像我原先想的那么容易，水面衬不出它们的白色，而只是显出一般幽暗的剪影。我们花了二十分钟才找到一个。当我们把它拉起来，我惊异于从渔具店买来的干净的白绳子这么快就变得与河边其他绳子一模一样，褐色、挂满了绿色的细丝水草。网看上去也旧得离谱，不敢相信是出自我俩之手。网里有两只螃蟹和一条大鳗鱼。他揭开捕笼封死的那头，让两只螃蟹跌落水里，再把鳗鱼放进我们随身带来的塑料桶。我们在捕笼里放进新鲜的“轻料”，从船侧重新把它沉下去。我们又花了十五分钟找到第二只捕笼，但里面空无一物。我们在那段河面上上下下划了半小时，再也没找到其他捕笼，此时潮水开始上涨并盖过了浮标。这下轮到我接过船桨，划向岸边。
我们回到西瑟尔父亲住的小旅店，他做了早餐。我们都不愿谈及失踪的捕笼，自欺欺人地装出一副下次退潮就能找到它们的样子。可是我们心里明白它们已经消失了，被汹涌的潮水卷到上游或是下游，我也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再做鳗鱼笼了。我还知道我的搭档将带着阿德里安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他们下午就走。他们将参观军用机场，并预期以皇家战争博物馆做为旅行的终点。我们吃了鸡蛋、腌肉和蘑菇，还喝了咖啡。西瑟尔的父亲又告诉我一个主意，既简单可行又获利丰厚。虾在码头这一代根本不值钱，但在布鲁塞尔很贵。我们可以每个星期运两车过去，谈笑间他轻松、友善、乐观，有一刻我真的觉得他这计划一定行。我喝完了最后一点咖啡。好了，我说，我想这需要考虑一下。我拎起装着鳗鱼的桶，至少这一条西瑟尔和我可以吃。我的搭档在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告诉我杀鳗鱼最稳妥的办法是先用盐把它埋起来。我祝他假日愉快，然后我们分了手，依然心照不宣地假装我们中的一个会在下次退潮时撑船出去搜寻鳗鱼笼。
我们把床垫抬到桌子上，在敞开的窗前躺下，面对面，像夏日伊始那样。我们有一丝清风吹进，带来淡远如烟的秋天气息，我感到恬静，无比清澈。西瑟尔说，下午我们先清理房间，然后去远行，沿着河渠去远行。我把掌心按在她温暖的肚子上说，好。
只有一个法子能让阿德里安放过我们。他见不得我们身体接触，这样会刺痛他，真的会让他恶心。一看到我俩其中一个穿过房间向另一个走去，他就会无声地向我们恳求，跑道我们中间，假作顽皮，想哄我们玩另一个游戏。最后实在没办法，他便抽疯似地模仿我俩，让我们看看自己的样子有多愚昧。最后他无法支撑，多门而去，在楼梯口用机关枪扫射德国鬼子和年轻的情侣。
在工厂上了一个星期的班，我本以为回到家时西瑟尔还没醒来，可她坐在床上，面色惨白，紧抱双腿，两眼紧盯着房屋一角。它在这儿。她说，它在地板上堆的那些书后面。我坐在床上脱下湿乎乎的鞋袜。耗子？你是说你看到耗子了？西瑟尔轻声说，是老鼠。我看见她穿过房间，是只老鼠。我走过去踢那堆书，它立刻现身，我先是听见它的爪子着地，而后我看见它沿着墙跑，霎时我觉得它似乎和一只小狗差不多大，一只老鼠，一只矮胖壮硕的老鼠，肚皮擦着地板在跑。它横过整堵墙爬到抽屉柜后面。我们得把它赶出去，西瑟尔以一种我完全陌生的声音哀号。我点点头，可一时却动弹不得，也说不出话，它是那么大，那只老鼠，整个夏天它都和我们呆在一起，在我们干完以后深沉的空虚寂静里，在我们熟睡之际开始挠墙，它是我们的邻居。我感到十分恐惧，比西瑟尔还要害怕，我肯定老鼠了解我们就像我们了解老鼠，它现在明白我们在屋子里就像我们知道它躲在抽屉柜后面一样。西瑟尔刚想开口再说什么，外面楼梯上响起了一阵吵闹声，是熟悉的跺脚和机关枪的声音。听到这声音我松了一口气。阿德里安以他惯常的方式驾临，踢开门，跳进来，猫着腰，斜挎机关枪。他从喉咙底部向我们喷射粗粝的噪声，我们在嘴唇上竖起手指，想让他别吱声。你们死了，你们两个。说着他已经准备推车横穿屋子。西瑟尔又朝他嘘，招手让他到床这边来。嘘什么？你们怎么啦？我们指指抽屉柜，是老鼠，我们告诉他。他立刻跪下身来，观望。老鼠？他倒抽一口气。太妙了，是只大的，看呀。太妙了。你们想怎么办？我们把它逮住。我飞快地穿过房间从壁炉处操起一根拨火棍，在阿德里安的兴奋感召下我得以暂时摆脱恐惧，假装这只是我们房间里的一只胖老鼠，逮住它是场刺激的游戏。床上又传来西瑟尔的哀号。你拿着那个想干吗？一时间我感到握着拨火棍的手松了，我们都明白，那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这也不是一场刺激的游戏。与此同时，阿德里安在手舞足蹈，对，那个，就用那个。阿德里安帮我把书搬到屋子中间，我们围着抽屉柜垒了一堵墙，只在中间留了一处缺口供老鼠通过。西瑟尔还在不停地问，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用这个做什么？不过她不敢离开床。我们垒好了墙，我递给阿德里安一只衣架，让他用来把老鼠赶出来，忽然西瑟尔跳过来想从我手里夺过拨火棍。把它给我，她叫喊着吊在我仰起的胳膊上。就在这时老鼠从书墙的缺口处冲出来，它直奔我们，我看见它咬牙切齿的样子。我们四下逃窜，阿德里安跳上桌子，西瑟尔和我又退到床上。老鼠在屋子中央停顿了片刻，而后继续向前冲，这下我们几个有时间打量它了，我们有时间看清它有多壮、多胖、多块；它的整个身体是如何颤抖；它的尾巴是如何像条附着的寄生虫一样拖在身后。它认识我们，我觉得，它要我们。我不敢去看西瑟尔。当我站在床上，举起拨火棍瞄准它时，她尖叫起来。我使尽力气掷出拨火棍，它先击中地板，离老鼠削尖的脑袋仅几英寸远。它立刻调转身，跑回书堆的缺口中。我们听见它用爪子刨地的声音，而后把自己藏在抽屉柜后面，不动。
我的朋友们远在伦敦，他们曾寄来痛苦而深沉的信，他们还会干什么呢？他们是谁？他们这是干吗？他们和我一般大，十七八岁，可我假装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我寄回了明信片，告诉他们，我找到一张大桌子和一扇敞亮的窗。我很快乐，生活看起来很简单，我在做鳗鱼笼，找到人生目标真是太简单了。夏日绵绵，我没有再收到他们的来信。只有阿德里安来看我们，他是西瑟尔十岁的弟弟，他来是为了逃避破裂家庭的折磨：母亲反复无常的脾气；姐姐们没完没了的争弹钢琴；还有父亲偶尔难堪的到访。西瑟尔和阿德里安的父母在经历了二十七年婚姻并收获了六个孩子之后互相憎恶只能作罢，最终无法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父亲搬到几条街外的一家小旅馆，为的是离孩子们比较近。他是个业已赋闲的生意人相貌好似格里高利·派克，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怀揣满腹有趣的挣钱计划。我以前常在酒吧里见到他。他不愿谈论本人的失业或是自己的婚姻，他也不介意我和她女儿同住在码头上面的屋子里，而是跟我大讲他在朝鲜战争的岁月；他跑国际业务时的情形；还有他那曾经营私舞弊的朋友而今却高高在上封了爵；后来有一天说到了奥斯河里的鳗鱼，河床上如何有成群的鳗鱼浮游，如果捉活的拿去伦敦卖能挣多少钱。我告诉他我在银行里有八十英镑，于是第二天我们买来了网、细绳、铁丝圈、还有一个旧的储水槽用来装鳗鱼。我用了之后的两个月来做鳗鱼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