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儿，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

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

我有个二大娘，老两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痛痛快快地响应。江泽民同志在10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心胸开阔，顾全大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座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

其实对我来讲，退下来是一种解脱。地位高高，贡献小小，责任重大，常感不安。平衡地结束这如履如临的生活，过几年平常人的日子，是件难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保证对新的班子支持拥护，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闲的生活环境，以便我安度晚年。

我当工人15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8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儿。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去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3年分管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管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自己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没有懈怠,没有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