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关于阿莱科斯的说法，法拉奇听得很多——他曾企图谋杀希腊军政府独裁者帕帕多普洛斯，结果被判处死刑；当军人政权慑于国内外舆论而对他下了赦免令时，骄傲的阿莱科斯拒不签字；为了不使阿莱科斯成为英雄，他们最终才没有枪毙他。

法拉奇的反叛来自家族的遗传，又在成长过程中更深入地溶入她的血液。她1929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她的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多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反抗墨索里尼的统治，并因此被捕、遭受折磨。

她说，这一生中，她只嫉妒过有孩子的女人。

法拉奇和阿莱科斯的寓所时常受到政府便衣人员的“光顾”。有一次甚至几天中，他们都在深夜用强光照射寓所的窗户，使两人的休息受到干扰。一次，阿莱科斯愤怒起身，叫喊着：“胆小鬼，有本事的出来，我来了！”起身要冲出门去。法拉奇在门口死死地拉住他，阿莱科斯急于甩开她，竟狠狠踢了正在怀孕中的法拉奇一脚。“啊，孩子！”法拉奇惊叫着。

2006年9月17日，她死了，死于乳腺癌。

长大以后，她成了名记者，采访过世界上最有权势、最有影响的大人物。一个美国记者形容她为“一个没有哪个世界领袖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接受法拉奇采访需要勇气，她的问题总是充满挑战性。面对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她始终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这种方式让全世界为之叫好，却让那些大人物感到“害怕”。

这一生，她采访过基辛格、邓小平、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色列强硬派女总理果尔达·梅厄、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她敢对抗宗教领袖，气得对方嗷嗷直叫；也敢嘲讽政界要人，说微小得可以放进她的粉扑。这个睥睨众生的女人，她羡慕过谁？

即使是这般并不完美的爱情，也最终未能天长地久。1976年，阿莱科斯在一场有预谋的车祸中丧生。法拉奇的爱情，也随他入土。那么多年的惊心动魄，化作一生一世的刻骨铭心，安放在记忆里，从此，缅怀……

在接受完手术之后，她坚持要看一眼手术中摘除的肿瘤。大夫说，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满了癌细胞的血肉，她说：“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于是他们把它拿进来，它是一块又长又白的东西，她开始对它说话“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她恨它，她接着羞辱它“你不敢再回来了。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那些医生看着这个场面，喃喃地说：“哦，上帝……”

法拉奇在《愤怒与骄傲》一书中回忆说，“二战”时盟军轰炸佛罗伦萨，14岁的她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她父亲非常生气，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此后她从未再哭过，即便她挚爱的爱人去世她也没有哭泣。

法拉奇流产了。她一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她深沉的母爱必然要倾诉笔端，于是，一本生动而充满女性情结的作品《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在次年面世了。这是法拉奇对自己未能出生的孩子的倾诉，是她唯一一次怀孕经历的悲喜记录。

对女人来说，爱情总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即便刚毅如法拉奇，最终也没有从它温情的掌心中逃脱。1973年，43岁的法拉奇去雅典采访34岁的希腊抵抗运动英雄阿莱科斯。正是这次采访，这个男人，成全了她一生唯一一次在爱情中的沦陷。

法拉奇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主题是死亡：没有后代而死等于死了两次，就像无花的植物、无果的树木一样可怕，这意味着永远的死亡。

在采访基辛格时，法拉奇旁敲侧击，基辛格最后不得不承认越战毫无益处。在谈及对权力的看法时，她的一系列大胆发问最终诱使基辛格做出了让他懊悔一生的回答，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这个傲慢的回答不仅惹怒了总统，还惹恼了普通民众，即便在数年之后，基辛格回忆起来还痛心疾首，称这次采访是“一生中与媒体打交道最具灾难性的一次”。

法拉奇的遗体被安葬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公墓。依照她生前愿望，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出席了葬礼。没有任何追悼仪式。也不允许拍摄任何照片和录像。下葬的一刻，她母亲经常去祈祷的教堂为她这个无神论者敲响了钟声。

这样一个男人，无论他美与丑，文雅与残暴，都深深地契合了法拉奇的内心。她欣赏他的激情和口才，她忍受着他的任性和固执，她和他一起承担无处不在的危险……她一直说阿莱科斯是唐·吉诃德，而她就是他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她的使命就是跟着主人梦呓、撒谎、夸夸其谈，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想象中的敌人格斗。

尽管这个男人从不帮法拉奇分担生活的悲苦，也毫不珍惜她的付出。甚至，当他得知法拉奇怀孕的消息后，竟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她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这个男人伤透了法拉奇的心，她矛盾过，徘徊过，感叹“爱的锁链是自由最沉重的羁绊”，但仍坚定地选择和阿莱科斯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