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去年七月里丢的工作。那时他在一个玻璃钢绝缘材料厂上班，当时公司一共裁了两百人。从那之后他就靠失业救济金过活。可是到现在，救济金已经发完，他自己的积蓄也都花光了。眼下连医疗保险也没有。工作一丢，保险就没了。他老婆比他大十岁，有糖尿病要治。他只好卖了辆车，是她原来那辆老的旅行车。上星期他又把电视给当了。他跟我说他抱着电视在当铺街上走来走去的，进了好几家当铺，想讨个好价钱。最后好不容易有一家给了他一百块钱。就为这么个倒霉电视，把自己的后背都给扭伤了。他跟我说起电视，然后提到怎么把背给伤着了，好像这样就能让我把钱借他，因为我毕竟不是铁石心肠。
“她说你给了她五十块就再没有了。”
我向窗户外面看去。天空很蓝，上面有几朵白云。不少鸟儿在电话线上歇着。我用袖口抹了把脸。我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因此就突然住了嘴，看着窗外的青山出神儿，就那么等着。我弟弟就在这时开口了：“我其实不愿意麻烦你，可是——”听他这么说着，我的心就开始往下沉。然后他就开始要钱。
“我已经完了。”他说，“只有你能拉我一把。”
我女儿知道澳大利亚这事儿只是我的一个手段，用来告诉大家我受够了。她知道我实际是需要喘口气，需要什么事儿能高兴一下。所以她写信告诉我，夏季一到，她就会把孩子托别人照看，自己去罐头厂上班。她说她自己还年轻，身强力壮。她估计可以每天干12到14小时一班，每星期七天连轴转，没问题。她需要做的就是得跟自己说她能行，让自己从心理上准备好，这样她的身体才会听指挥。她还得找到合适的人带小孩。这才是最难的。得需要特别的那种钟点保姆。主要是带孩子的时间会很长，小孩又特别能折腾，因为他们每天都吃不少冰棍儿，奶糖，巧克力豆之类的东西。小孩子都爱吃这些东西，对吧？不过说来说去，她觉得只要她一直找，总会找到合适的人来看孩子。可是，为了上班她还得要去买靴子和衣服，而这就要靠我来帮她了。
三个月之后，我弟弟给了她五十块钱。这就是他欠了我，而应该还给她的钱。也可能是七十五块。他和她的说法互相矛盾。不过不管你信哪个，五十块还是七十五块，这就是他为那五百块所还的全部的钱。我只好再把缺的那部分补给我妈。我不得不继续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跟过去一样。我妈来电话要完她的钱之后，我給我弟打电话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他完了，他全完了。
乔治耸耸肩。然后他咧嘴笑了一下。他现在把车开得非常快了。风裹着车，在窗外呼哨着。他开得好像我们上班要迟到了似的。可我们不晚，还有的是时间。我已经这么告诉他了。
可是说起这个事儿，他们没有一个人当真相信我会去澳大利亚。他们明白我是攥在他们手上的。他们知道我很绝望，也表示为这觉得难过。但是他们都指望我发作完很快就会过去，到了月初，我还是会坐下来给他们写支票。
我只有接着寄支票。然后我就屏住呼吸地等着。
我等了又等。我弟写信来，求我先别按我们商量好的日子去兑现那张支票。用他的话说，再多等一会儿。出了点意外。人家答应给他的工作在最后一刻吹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意外。而那块属于他老婆的地最终也没卖成。到了最后一刻，她改主意不想卖了。那是她家传了好几代的地。他能怎么办呢？毕竟是她的地，而她听不进道理，他说。
我女儿说她也知道她得改变目前的生活。她也想像别人那样靠自己的双脚站起来。她不想总把自己当做一个可怜虫。有天晚上她在电话里跟我说道：“我不是可怜虫。我只不过是个带着俩孩子，跟一个狗娘养的废物过日子的年轻女人。跟其他很多女人没什么区别。我不怕吃苦。只要给我个机会就行。我对这世界就这么点要求。”她说她自己不需要什么。可是在她时来运转之前，得给那两个孩子操心。她说孩子们总在问她，姥爷什么时候再来看他们。此时此刻，他俩正在画着他们在旅馆里见到过的秋千和游泳池，那就是一年前我去见他们时住的那家旅馆。她说问题的关键是夏天。只要能熬到夏天，一切麻烦都会烟消云散。那时情况一定会好起来。假如能从我这儿得到一丁点帮助，她就会挺过去。“爸，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过下去。”她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心都快碎了。我当然得帮这个忙。我甚至为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帮她而觉得高兴。我不是至少还有份工作吗？跟她和我家里的其他人比起来，我算是吃现成儿的了。跟他们比，我已经身在福中。
我们接着又聊了一会儿，基本是在说我妈和她的那些麻烦事儿。长话短说，我后来把钱给了他。我不能不给。至少，我觉得不能不给，这其实是一回事。给他寄支票时，我顺便写了封信，让他还钱时直接把钱交给我妈。她又穷又爱财，就住在他那个镇上。我每个月都按时给她寄钱，雷打不动的已经三年了。可我琢磨着，要是他把欠我的钱还给她，没准我就可以撂下这个担子，喘上几口气。因为这样我至少一两个月不用操这份心。而且说心里话，我觉得他把钱给她的可能性更大些，毕竟他们都住在一个镇上，时常能见到。其实，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我自己更保险点。因为即使他的确有心还我钱，也难免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事。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可再怎么样，他也不会赖账赖到他自己的老妈头上。没人能干出那种事儿。
我到哪儿去找一千块钱啊？我攥紧话筒，转身不再看窗户，说：“可是上次你从我这儿借的钱还没还呢。那笔钱怎么办？”
“所以这次我不会拖着不还给你，”他说。“我拿我的名誉担保。这你绝对可以相信。我保证我的支票两个月之后就可以变现，绝不会晚。我只要求两个月。哥，我的确是没有别处可以找。你是我最后的希望。”
我为弟弟的窘境感到难过。可我自己也有一堆麻烦事儿。除了我妈那儿要寄钱之外，还有好几个人我都得送钱去呢。我有个前妻需要每月寄钱。没办法，我也不想寄，可法庭说非寄不可。我还有个女儿，带俩孩子住在贝岭翰，每月我得给她寄点钱。她的孩子得吃饭不是？她嫁的那个男人懒得像头猪，根本不知道去找工作。不要说找工作，你就算白给他份工作他都笨得保不住。可数的那么一两回他有工作了，可不是他睡过了头，就是车在上班路上抛了锚，要么就是连个理由都没有他就被开了。他就是这么块料。
我活得并不轻松。每天都得早起去上班，辛辛苦苦干一天。等回到家里，我就瘫到椅子里，动都不想动。累到连鞋带儿都得磨蹭上一阵子才去解。解完之后我就接着坐在那儿，累得连起来开电视的劲儿都没有了。
他说：“你就相信我吧，我绝不会赖你的帐。”
“比利，我爱你。”我说道。“可我自己有副担子要背。这些日子来我背上的负担已经很重，也许你还不知道。”
这就四个人了，对吧？不算我弟弟。他还不算常客呢。就这我已经快疯了。我从早到晚都在担心，夜里连觉都睡不踏实。每月往外寄的钱已经基本追上我的收入。即使不是个天才或经济学家，你也能明白这种情况肯定不能维持多久。我必需去贷款才能有钱往自己身上花。可还贷款又是一笔每月都要掏的钱。
我不停的走着。后来我开始吹口哨。我觉得只要自己愿意，就有权吹口哨。我一边走一边抡着手。可是手里的午餐盒总是让我失去平衡。我在里面装了三明治，一个苹果，一些饼干，当然还有保温杯。走到一家旧咖啡馆前面我停了下来。它的停车场是石子儿铺的，窗户上钉着板子。从我记得起来的时候开始，这家咖啡馆的窗户上就钉着板子。我决定把午餐盒放下歇会儿。放下之后，我把胳膊抬了起来，举到跟肩一般高的地方。我就那么个样子站在那儿，像个呆子似的。这时有人按响了车喇叭，从高速公路上开到停车场里。我拎起午餐盒，向汽车走过去。车里是我上班时认识的一个同事，叫乔治。他在车里探过身，打开副驾驶这边的车门。“嘿，伙计，上车吧。”他说道。
肖铁 译
在等着的这些天里，有个晚上我做了这么个梦。实际上是两个梦。我是在同一个晚上梦见它们的。在头一个梦里，我爸又活了，他带我骑在他肩膀上出门。我还是个小孩，也就五六岁。他说，骑上来。然后就攥住我的手，把我抡到他肩膀上。我离地很高，可是也不觉得害怕。他一直攥着我。我们互相抓住。然后他就顺着便道往前走。我把手从他肩上移到他额头上。他说，别把我头发弄乱了。然后他又说，你可以松开手，我抓着你呢，掉不下来。他这么一说，我才感到他的手牢牢的攥着我的脚踝，于是就松开手。我放松下来，把胳膊在身体两边伸开，就那样来保持平衡。我爸自顾往前走，我一直骑在他肩上，假装他是头大象。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没准我们是去商店，或者，是去公园，到那儿他会推我荡秋千。
“你应该把钱还给咱妈，”我说道。“可你没还。结果我还得和过去一样，每月一直给她钱。这样下去没有个尽头儿，比利。你看，每次我往前走一步，都得往回退两步。我要沉底儿了。你们把我跟你们一起拽沉了。”
我前妻对这事儿一句话没说。她不用说。她知道每月初都会从我这儿拿到钱，哪怕我人到了悉尼，也得从那儿把钱寄来。如果万一拿不到，她只要抄起电话给律师通个话就齐了。
“我没还吗？”他装着很惊讶地说。“我以为我已经还了呢。我的确是想还来着。我向上帝发誓，我确实努过力。”
“有什么新鲜事儿吗？”乔治说道。他往嘴里放了支雪茄，但是没有点上。
小鸟在叫，高速公路上不时有车从我身边开过去。我心想，弟弟，我也祝你好运。我希望你能挣到钱。有了钱别忘还给我。还有我的前妻，我曾经那么迷恋的女人。她也还活着，活得还挺好，至少我是这么觉得。我也祝她幸福。尘埃落定之后，我觉得事情本来有可能比现在还要糟糕很多。当然，现在人们的日子已经够困难的了。其实，大家不过就是都走了霉运而已。但是情形很快就会变的。没准到了秋天情况就会好起来。大家都有不少的盼头。
“五百块。多了我也用得上。敢情，花钱谁不会呀？”他说。“可我想还是实际点儿好。五百块我还能还得起。再多了，说老实话我就拿不准了。哥，我也不愿意开口要钱，可你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要不然我跟老婆眼看就得流浪街头了。我绝不会赖你的帐。”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原话。
我妈和我女儿还有我前妻。不算我弟弟，这已经是三个人在靠我给她们钱花了。可除此之外我儿子也需要钱。他高中毕业后，自己打了个包，就离开他妈妈的家回东部来了。这么多地方，他偏偏挑新罕布什尔去上大学。谁听说过新罕布什尔啊？不过他毕竟是这两边家庭里，头一个想要去上大学的孩子，所以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儿。我起先也是这么想的。我哪儿知道这几乎要花掉我的盒儿钱了？开始他从银行那儿东借西借的先应付着。他不愿意非得一边打工上班一边念书。他就是这么说的。好吧，我想我能理解。从某种角度我甚至和他有同感。谁愿意上班啊？我自己就不愿意。不过，他已经把能借的都借了，包括借到了足够的钱去德国读大三。当他再也借不出来钱之后，我就不得不开始给他寄钱，而且一寄就不少。到了最后，我告诉他我没钱可寄了。他给我回信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我确实这么觉得的话，那他就去贩卖毒品，或者去抢银行。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如果他没被打死或者被关进监狱，那就是我的福气。
我女儿给我写信，说她和孩子们如何靠喝稀粥度日。（我猜她男人也饿着肚子，不过她知道，给我写的信里最好不要提他的名字。）她还告诉我说，只需要接济她到夏天就行。到那时她的情形就会好起来。她肯定夏天一到事情就会有转机。如果其他的办法都不奏效的话——当然她确信总会有办法的；她已经想好了几条出路——她到时至少可以到离家不远的那个鱼罐头厂找份工作。她会穿戴好橡胶靴子、橡胶外套和手套，往罐头里塞马哈鱼。或者她可以到靠近边境的公路边摆摊卖冷饮。那条路上总是有人坐在自己的小车里，排队等着去加拿大。大夏天坐车里的人总是会口渴的，对吧？他们会哭着喊着要冷饮喝。不管怎么样，她想到的任何一条出路，到了夏天都可以让她过得下去。她只是需要挺到那个时候，而这就要靠我来做了。
那天早上天气很好。太阳升起在镇子后面的群山之上。一群小鸟在山谷里飞来飞去。我连门都没锁。我想到了女儿遇到的那档子事儿，可是觉得我这儿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一偷的东西。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缺了就活不下去的。我有电视，可是我已经看腻味了电视。要是有人闯进来把它偷走，那简直就是帮了我一个忙。
我妈写信来说她今后没钱再添置紧身袜，也没办法染头发了。她原来还指望今年能攒些钱以备今后的不测，可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她的时运不济。“你还好吗？”她在信里问。“其他人怎么样？我希望你们都好。”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写信，想让他们明白谁该干什么，最后结果是什么。我还给我妈打了好几个长途，向她解释这个事儿。可是她根本对整个安排就不放心。我在电话上一步步具体的都讲到，但她就是放不下心。我告诉她，原本三月一号和四月一号从我这儿给她的钱，将由我弟弟给她。那是他欠我的钱。她终归会拿到她的钱，这一点不用担心，唯一的区别是这两个月的钱从我弟弟那儿给她，而不是从我这儿。他到时候给她的钱就是平时由我寄给她的，只不过这次由他直接给她，而不是先从他那儿寄给我，我再转回头寄到她那儿去。不管怎么说，她都不用担心。她肯定会拿到她的钱，但这两个月钱是从他那儿来，因为那是他欠我的钱。老天爷，我都不知道我在电话上跟她这么翻来覆去说了多久。我还给我弟写信，告诉他我跟她所说的这些话，也写信告诉我妈，她会从他那儿得到什么。总之诸如此类的东西写了不少。要是我每写一封信就能挣五毛钱该多好！
我顺着路边走着走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想起我儿子。不管他在哪儿，我祝他平安。如果他当真回到了德国——他应该已经到了——我希望他能开心。他还没写信回来告诉我他的新地址，但我确信不久就会有他的消息。至于我女儿，愿上帝爱护她保佑她。我希望她也过得好。我决定当晚就给她写封信，告诉她我会给她撑腰。我妈还活着，而且身体总的说来还不错，这也是我的福气。如果不出意外，她还会有几年的日子跟我们在一起。
“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出这事时他在哪儿？”我问。
“有的时侯会。”我说。“不过不一定。实际上，我刚才是在站着。”我说着，点上一支烟，靠在座椅上。
“我也不想操这个心。”她说。“可我没办法啊。我替自己的孩子操心，然后我才替自己操心。我从来没想到我自己的孩子里会有一个变成这样。幸亏你爸死得早，没见到这个。”
很久以前有一次，那时我还像个热血汉子，曾吓唬说要宰了他。不过现在再说这个也没用了。而且那时我经常喝高。不管怎么说，那个杂种现在还继续和她住一起。
她说那天开始的时候他出去找工作了。她觉得可能那时他和朋友在一起。其实，她不知道出事的时候他到底在哪儿。现在她也不清楚他在哪儿。她说：“我希望他沉到河底儿去了。”出事的时候孩子们在保姆家。不过不管那些了，她说如果我能借给她些钱，她可以去买些二手家具对付一下。等拿到第一张工资支票时她就把钱还给我。如果这个星期之内她能收到我的钱——没准我能电汇给她——她就可以去买些生活必需品。“有人糟蹋了我的家。”她说道。“我觉得好像被强奸了一样。”
“来吧。乔治，你还等什么？”我说。这下我们真的飞了起来。风声在窗外嚎叫。他把油门踩到底，我们全速前进。就在他这辆欠着钱的大车里，我们一路奔了下去。
这就是我在五月初的情况。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弟弟打电话来了。当时我把窗户开着，屋里有舒服的清风飘荡，收音机里放着音乐，房子后面山坡上鲜花盛开。可是一听到电话里是他的声音，我的汗就下来了。自从上次为那五百块的事闹别扭之后，我就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此刻我并不信他还敢再跟我要钱。话虽如此，可我还是开始冒汗。他问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就开始念叨给每个人寄钱的这些事儿。我说起稀粥，毒品，鱼罐头厂，自杀，抢银行，还有我没钱去看电影或下馆子。我说起鞋子已经破了个洞，还说起给我前妻一笔一笔的赡养费。他对这些其实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告诉他的每件事，他都知道。不过他还是说，听到这些很为我难过。我只管不断的说。反正打电话花的是他的钱。等到他说话的时候，我开始想，比利，你拿什么来付这次的电话钱呢？后来我才明白最后还是我掏的钱。只花了几分钟，或几秒钟，这事儿就定了。
总而言之，我感觉良好。我决定走着去上班。其实不算远，时间还有富余。不错，我是能因此省点油钱，可那不是主要原因。毕竟已经是夏天了，再不多久夏天就要过去了。我忍不住想起，夏天里每个人的运气都会变好。
于是我开始消减开支。比如我不再下馆子。因为我单身，去外面吃饭已经成了习惯。如今这习惯不得不戒掉。此外我还要告诫自己不要去想看电影。我买不起衣服，也没钱去治牙。车子眼看要散架。我还需要新鞋……算了，还是忘掉这事儿吧。
我烧了咖啡，对着窗户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我推着杯子在桌上划着小圈，又开始认真琢磨去澳大利亚的事情。然后一下子，我就想象出当我吓唬家里人要搬到澳大利亚时，他们听到后会是什么样子。起先肯定很震惊，甚至会有点害怕。但是，因为太了解我了，他们很可能会接着笑出来。一想到他们的笑声，我也忍不住笑了。哈，哈，哈。我当时在桌子边上就是这么笑的。——哈，哈，哈——就好像我从什么地方读到该怎么笑似的。
我没从我前妻那儿听见什么动静。我也不用听见什么。我们俩都知道，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
虽然如此，他还是开得越来越快。过了高速路的出口，还在往前开。那时我们直接朝着山里开了过去。他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放到衬衫口袋里。“我借了些钱，刚把这个宝贝儿整个大修一遍。”他说道。他告诉我想给我看看。他用了全力踩下油门。我系好了安全带，抓住车门。
我给他回信说我改主意了。我努努力还是能再给他寄些钱的。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不想让他死在我手上。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被关进监狱，或者连监狱都不如的什么地方。没有这些，我的良心已经负担很重了。
“不对。”他说道。“我给了她七十五块。她忘了那二十五块。有天下午我去她那儿，我给了她两张十块的和一张五块的。我给的是现金，她转过头就忘。她的记性快丢光了。这样吧，我保证这次我一定还你，我向上帝发誓。你把我上次欠你的钱加一块儿，然后加到这次我要借的钱上，我就按那个数给你张支票。咱们交换一下支票。我求你做的，就是先等上两个月再去兑现我那张支票。两个月后我就能缓过来。那样你就能拿回你的钱。到七月一号就行。我保证，不会晚。这次我有绝对把握。我们眼下正在卖掉我老婆从她叔叔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小块地。差不多已经算卖掉。买卖都说好了。现在剩下的就是敲定一两个具体细节，然后就可以签合同。另外，我也找好了下份工作，已经定了。我以后得每天开车来回五十里去上班，不过这不在话下。——根本不算什么。如果需要的话，开一百五十里我也能行，而且我也乐意。我的意思就是两个月之后我在银行里就会存上钱。到七月一号，你就能把钱收回去，一分不少。你可以绝对放心”
“我能理解。”我说。我确实能。可是理解也于事无补。这么事儿赶事儿的，我到底也没能从他那儿把钱拿回来。我妈也没从他那儿拿到钱。所以我还是得按月给她寄钱。
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从床上爬起来，去了趟厕所。外面天开始有点儿变亮，离我平时起床还有一个小时左右。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煮咖啡，穿衣服。可是后来还是决定接着上床。我并没有打算睡，就是想再躺一会儿，把手放后脖子上，等着外面天亮，同时再接着想想我爸。我有很长时间没有想起过我爸了。不管我是醒着还是睡着，他都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总之我回到床上。可是也许不到一分钟我就又睡着了。这次就梦到了第二个梦。我的前妻出现在梦里。梦里她不是我的前妻。她还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也在梦里。他们还小，在吃土豆片。在梦里，我觉得可以闻到土豆片的味道，听到它们被吃掉的声音。我们坐在毯子上，靠近水边的一个地方。梦里有种满足和幸福的感觉。然后突然之间，我发现我和其他一些陌生人在一起。接下来变成我在踹我儿子的车窗，威胁要杀了他，就像很久以前我做过的一次那样。我的鞋把玻璃踹碎时，他就在车里。这时我猛的睁开眼，醒了过来。闹钟在响。我伸手过去把它按停，躺在那儿又呆了几分钟，心跳得很快。在第二个梦里，有人给了我点威士忌，我喝了下去。喝威士忌这事儿真的吓着我了。这是所有事情里最糟糕的。算是糟到底儿了。跟它比起来，其他那些都算是小菜一碟。我又多躺了一分钟，想平静下来。然后我就起床了。
我把她要的钱给了她。每次她来要钱我都给。后来我干脆告诉她，为了省事儿，以后我每月一号就会给她寄些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毕竟是钱。这笔钱她可以放心等着，是只给她用的——给她和她的孩子们用的，而不是给别人的。至少我希望是这么用的。我恨不得能有办法确保跟她住一起的那个杂种，连用这钱买的哪怕是一个橘子或一片面包都碰不着。可是我做不到。我只能把钱寄给她，然后不去想他很快就会端起装着我的鸡蛋和饼干的盘子大吃一通。
有一次，我在给我妈的信里提起搬到澳大利亚的事儿，我妈回信说，她不想再当我的包袱。一旦她的腿消了肿，就打算出去找份工作。她说尽管她已经75岁，但没准还是能回去当餐馆女招待。我写信告诉她别胡来。我说能帮上她的忙我很乐意。我确实这么想。能帮忙我很乐意。我只是需要去中个乐透奖什么的。
我心里的确不痛快。换了谁谁会痛快呢？我是很同情他，而且我也希望麻烦没有找到他门上，可问题是我自己现在也是捉襟见肘的。不过，至少从此以后，不管他再怎么着，应该也不会再回来找我要钱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欠着我的了。反正我觉得没人能再来开这个口。这也说明我有多天真。
到底我还是照办了。连我都没想到，在银行眼里我还有些信用，所以我借到钱，给他寄了去。我们俩人的支票在邮局擦肩而过。我用图钉把他的支票钉到厨房的墙上，挨着日历本和我儿子那张在大树下的照片。然后就开始等。
“我给过她些钱。”他说。“我给了她一点钱。实事求是的说，我真的给了她些钱。”
“没什么新鲜事儿。”我说道。“你呢？”
就因为这个，我给我弟打了电话，看他到底是暂时耽误，还是根本没钱。按我弟的说法，他已经分文不剩，彻底没戏了。他马上就要把房子上市卖掉。他还后悔自己没能早就这么做。现在他屋里已经没有能卖的了。他卖光了所有的东西，家里只剩下吃饭用的桌椅。“我还想去卖血呢。”他说道。“可是谁会买呢？就我这倒霉劲儿，没准血里都有不治之症。”可想而知，那个投资的事儿也打了水漂。我在电话上问起他这事儿，他只是说它最后没成。他的退税也没拿到。税务局说那笔钱要先去付他以前的什么欠款。“屋漏偏逢连雨天，”他说。“我对不起你，哥。可是我也不想有这种事啊。”
我儿子在信里也说为他自己造成的负担感到对不起。他觉得不如干脆自己做个了断，这样对他对我都好。比如他发现自己对可卡因过敏。它让他眼睛流泪，呼吸不畅。这就意味着一旦进行毒品买卖时，他将没办法尝出毒品的好坏。因此，作为毒品贩子的生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他说，索性冲自己太阳穴来一枪算了，一了百了。要不然就去上吊，还省了借枪的麻烦，也给我们省下子弹钱。说来你可能不信，可他在信里真就是那么写的。他还在信里附了一张去年夏天在德国留学时的照片。照片上，他站在一棵大树下面，一根很粗的树杈就垂在他头上几尺的地方。他面无笑容。
我女儿在这前后打来电话，说她住的活动房被贼闯了进去，洗劫一空。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没了。她第一天晚上从罐头厂下班回来时，家里的每件家具都不见了。连把能坐下来的椅子都没留下。她的床也被偷走。她说她们得像吉普赛人一样睡在地上了。
“多少钱？”我问。
有的时侯我烦透了，就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信，告诉他们我要改名换姓，辞掉工作。我跟他们说要搬到澳大利亚去住。事实上，我说起去澳大利亚的事儿时，心里是很当真的，尽管我对那里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它在地球的另外一边，而我要去的就是那儿。
“那我就给你钱。”我说。“就像以前那样。万一他不给你，我会给你。不过他一定会给你的，不用操心。他说了会给你的，那就一定会。”
“我看到你了。”乔治说。“没错，我确实看见你了。你在练什么把式，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看看我，然后又看回到公路上。他开得很快。“你走路的时候总是像你刚才那样伸着胳膊吗？”他笑着说——哈，哈，哈——然后踩下油门。
我去了澳大利亚又能干什么呀？其实我不会去那儿，就跟我不会去爪哇国，不会去月亮上，也不会去北极一样。见鬼，我才不想要去澳大利亚。一旦我想明白这个，一旦我明白了我不愿意去那儿——或者去其他任何地方——我的感觉就好起来了。我又点了支烟，添了些咖啡。家里没有牛奶往咖啡里加了，不过我不在乎。偶尔喝一天不加牛奶的咖啡没什么，要不了我的命。我很快打点好午餐，把保温杯灌满咖啡，装进午餐盒里，然后走了出去。
我知道不该把那笔钱借给我弟。我不需要有更多的人欠着我了。可当他打电话来，说他付不出房钱时，我又能怎么办呢？尽管我压根没进过他的家门——他住在千里之外的加州，我连他房子什么样儿都没见过——可我还是不想让他丢了住处。他在电话上哭了出来，说他干活儿挣来的所有东西都要没了。他还说会把钱还给我的。按他说，二月份就能还，没准还能提前。最迟不会晚过三月份。他说今年退给他的税钱已经在路上了。而且二月份他的一笔小投资会连本带利收回来。对于这个投资，他的口风很紧，所以我也就没多问。
我妈跟我说，“我还让邮递员回邮车里去找，看你寄来的信是不是掉到座位后面去了。后来我又挨家挨户到邻居那里去问，看是不是他们错收了我的信。为这我都快急疯了，孩子。当妈的还能怎么想呢？”她想知道，在这种事情上谁在替她着想呢？她什么时候能拿到她的钱呢？
这次是要一千。一千块！他现在比上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更糟。他跟我透了些底儿。债主就在门口——门口啊！他说——他们用拳头砸门的时候，窗户震的哗啦响，房子也震得直摇晃。咚，咚，咚。到哪儿都躲不掉他们。他的房子就要从他脚下被拽走了。“帮帮我吧，哥。”他说道。
“哈罗，乔治。”我说。我上了车，关上门。车子窜了出去，把石子从轱辘下面扬出去不少。
我儿子从新罕布什尔写信来，说他一定要重回欧洲。他说这是性命关天的事。暑期课结束后他就要毕业了。可毕业后，多一天他都不愿意在美国呆着。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他已经忍无可忍。美国这儿的人如果不提到钱，简直都不会说话了，他对此深恶痛绝。他并不是个雅痞，也不想当个雅痞，那不是他的天性。他说如果能最后一次从我这儿借到钱，买张去德国的机票，他以后就再也不会来烦我了。
可是我妈就是信不过我弟。“要是他到时候掏不出这笔钱怎么办呢？”她在电话上问我。“那该怎么办？他现在条件不好，我也替他难过。”她说道。“可是，孩子，我想知道万一他没办法给我钱怎么办？他要是没钱呢？那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