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中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上海沦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群孩子都相差两岁，常在一块玩。钟书变着法儿，或做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脏话”，就赖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追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

我们曾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之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了，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钟书小时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游戏。我听他讲得津津有味，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这大概也算是“痴气”吧。

我问钟书为什么不向父亲要钱。他说，从来没想到过。有时伯母叫他向父亲要钱，他也不说。伯母抽大烟，早上起得晚，钟书由伯母的陪嫁大丫头热些馊粥吃了上学。他同学、他弟弟都穿洋袜，他还穿布袜，自己觉得脚背上有条拼缝很刺眼，只希望穿上棉鞋可遮掩不见。雨天，同学和弟弟穿皮鞋，他穿钉鞋，且是伯伯的钉鞋，太大，鞋头塞些纸团。一次雨天上学，路上看见许多小青蛙满地蹦跳，觉得好玩，就脱了鞋捉来放在鞋里，抱着鞋光脚上学；到了教室里，把盛着小青蛙的钉鞋放在桌下。上课的时候，小青蛙从鞋里出来，满地蹦跳。同学都忙着看青蛙，窃窃笑乐。老师问出因由，知道青蛙是从钟书鞋里出来的，就叫他出来罚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