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妈去世的时候，心雨才三四岁，她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意思。那阵子，大人们总问：“心雨，你想外婆吗？”她就会点点头，说：“想。”大人继续问：“哪里想？”她摸摸肚皮，说：“心里想。”这时大人们就会笑起来，告诉她圆滚滚的肚子不是心，她老记不住。我们反复玩这个游戏，问哪里想？她就会摸着肚子说心里想。她从小就有点胖，脸盘圆嘟嘟的。后来，心雨随着父母搬去了津市县，户口也随父落在那里。每年她总要回来几次，过年时就来我家拜年，她从小就可爱，但因分开太久，我没太多机会了解她。

但我和苏覃两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那她是什么学校？”

我全然忘记了她在那通电话里说还了什么。心雨即将大学毕业，正在长沙一家媒体实习。去年冬天，苏娟说心雨想当记者，问我能不能帮她找找。我说没问题呀，我恰好认识当地媒体，做了推介。

覃三姐帮了他。她借给我爸爸一笔钱，并把她家的堂屋腾出来，让几台设备轰隆隆地开工了。没过两年，工厂的利润已能让爸爸修建厂棚，把工厂搬出了苏家。由于这份情谊，两家人变得来往密切。我的童年似乎都泡在那爿杂货店里。还不到6岁的时候，我就能跑进长长的柜台后卖香烟瓜子芝麻糖，不记错价格。

2016年1月，离过年还有20天，我正在北京望京的办公室里为KPI焦头烂额时，接到妈妈电话，她绕了几句后说：“告诉你一件事，你要放宽心。”我以为她和爸爸又吵架了，她却说：“向心雨死了，在长沙。”

记者觉察到了我不合适接受采访，挂断了电话。

最终，双方同意坐下来谈判。几经博弈，官方同意把赔偿金额从几万元提高到每户45万，释放被抓的几个家属。这期间，我见惯了官腔。有一位官员说，你们这些事我见多了，我一年要处理200多起死人事故。我站起来说：“你不要这样说话，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去世的4个孩子全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都过了生育年龄，后半生失独。

我全想起来了，那年八月十五，苏娟在三楼房内，她躺在床上，三妈、我妈和接生婆围在床前。因为时间很长，我觉得有些无聊，跑到阳台上。我清晰地记得，我看到了巨大的月亮出现在夜空上——似乎只有月亮，皎洁的、饱满的、圆形的月亮。它如此近地出现在我眼前，光辉铺洒了小镇，眼前的屋顶和道路浮现出清晰的沦落，恍如被明灯照耀，就像一切都还有希望，就像伤害没有发生过。

他们会在20多岁结婚生子，然后男人赚钱，女人带孩子。这是小镇的人生范本，我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种生活，可是我的外甥女向心雨已以不同的方式脱离路径，这一个小小的偏差修正了我的观点，人生从来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

曾轰隆了数十年的工厂停歇了，火车提速，小镇的火车站被废弃，人们被迫要去临县的大车站才能搭火车。商业繁华起来，有人开起了镇上的第一间超市，开放的货架取代了柜台。有人离开了工厂做起小生意，苏覃两家的亲戚更快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临街的铺面迅速升值，有头脑的人扩建店铺，投资更多生意。有亲戚在这轮商业发展和地产增值里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1997年已过去了19个年头。这些年里，我只有三年没有回家过年，除了这三年，每到过年我都会带着香烛去三妈坟上磕头。只有今年不同，我去的时间略早了一些。

事情比我们想象中更严重。一共有4个孩子因煤气中毒而同时去世。他们是同学，其中三个女孩，包括心雨，都是常德津市县人，还有一个孩子，是其中一个女孩的男朋友。

我坐在床上，把苏娟的电话号码发送给记者，又把其他孩子的父母的电话发过去。我环顾房间，因为没窗，不知道此刻是什么时间，感觉一切都很茫然而不真实。手机显示时间是早上9点，我睡了一个小时。那时我突然想起来，心雨是八月十五出生的，中秋节。我回拨了记者的电话，想把这个信息告诉她。

“那她住在什么小区？合住的人叫什么？”

我没有耐心听下去，去了一趟殡仪馆。心雨就躺在大厅中央，玻璃盒子罩住了她。一群同学围着她，喊她醒过来。我慢慢走过去，看到了她，跟平时的样子区别不大，我想她肯定还是那么可爱，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关心她，那个撬门的女孩扑在棺罩上哭晕了过去。

似乎是1月16日（我们始终无法弄清他们确切的死亡时间），同事看到心雨在微信群里说了几句话后，就再没有收到她的消息。两天后，心雨的同学找不到她，傍晚时直接去了住处，找人撬开了门。苏娟得知消息后，通知了另两个女孩的父母，连夜赶往长沙。

我认真想了想，我都不知道。人是不会按照清晰的数字和地址来记住自己的家人的。

记者的电话一直占线，我握着忙音的电话，终于嚎啕大哭起来。我哭得太大声了，我想起来了——是的，是八月十五，那么大的月亮啊，月亮。

“你是遇害者家属吗？”

几天以后，湖南下了一场大雪，好多年都没有下过这样大的雪了，妈妈拍了些照片发给我，说：“上次下这么大雪的时候，三妈还在世呢。”我看着那些被雪压弯的树枝、变白的屋顶，泥泞的公路，说：“是啊，又下雪了。”

“向心雨。”

她又说了一遍，我又问了一遍。

临终前，三妈拉着我爸的手说：你帮我看着我们家两个孩子。她的孩子就是苏平和苏娟，我的哥哥和姐姐，苏娟结婚后生了个女儿，叫向心雨，算是我的外甥女。

我必须回到30年前来讲这个故事，那时我还未出生。

“她是哪一年出生的？”

似乎没住几年新房，三妈就得白血病去世。那段时间，她总说不舒服，腿肿得很粗，绿色的血管全暴起来了。她刚进医院那天，我妈妈陪她一起去，她躺下后，说：你看，门背后有两个人，我爸妈都来了。我妈扭头一看，没人。三妈的父母早已去世多年。楚地多巫，我妈妈赶紧回家烧了纸钱给三妈的父母，希望他们不要接走她。

当时我父母正在镇上的草编厂上班，我爸爸是销售，妈妈是车间女工，沿着苏召月家数，第八幢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妈妈经常去苏家的杂货铺买东西，爸爸老去打牌，两家人熟识起来。我的父母并未在工厂呆多久。我爸爸头脑聪明，他立志做个体户，自己开一间草编厂。他摸清设备、原料和销售渠道，做好了创业的准备——唯一的问题是，他没有本钱和没有厂房。

回家那天很冷，天气预报说湖南第二天要下雪，我们担心道路结冰，连夜回家。我开车载着爸爸和亲戚回到小镇，我看到了熟悉的街道，只是那间水果店关了门。第二天早上，雪没有落下来。我和妈妈去了坟地。湖南的风俗是只有夫妻两人都去世后，女人才可以立碑，于是三妈坟上是没有墓碑的。我妈甚至弄混了位置，只有我能清楚地记得她埋在哪里。我走到坟前，跪下磕头。不等一切处理完，我就直接回了北京。

苏召月家似乎运气不佳，因为地段不好，曾气派的四层楼房已不值得羡慕，而苏平一直在水电厂上班，老婆与亲戚搭伙，还是在街头的铺面里卖水果。苏娟的丈夫向龙华是盐业公司的职员，他们结婚时，这还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后来铁饭碗不再值钱，他也只是能养家糊口而已。

苏平比我早一天得知消息，他告诉我，他只记得一路在打车，打车去车站，上高铁，打车去姐姐身边。他们在长沙等了一天一夜，不允许见家属，也没人和他们解释。只是听一个警察说，心雨租住的房子所用新奥燃气公司的管道有隐患。

我觉得赔偿金额过少，建议苏娟再找律师，她说：“孩子已经走了，我再多要钱有什么意思，我只想把她带回家。”——小镇人有种天生的街头智慧，他们能迅速绕过法律和常理来判断对错，衡量得失，不放过最重要的东西。最终她还是没能把心雨带回家，四具遗体在殡仪馆火化。

我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天鹅大楼正对面，是苏召月的家。在新安镇，苏是大姓，本地人姓苏的很多。他的老婆覃三姐在家门口开了一爿杂货店。覃家人似乎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在这里住了很多年，覃三姐和她的兄弟姐妹在这片地修起了四五幢房子，苏家也有四五个兄弟姐妹。这两家人散布在镇上不同的地方，大多数都是小生意人，沿着街卖水果、卖油饼和开五金铺。小时候，我放学回家，总有眼睛盯着我，而我也总能沿路吃到免费的食物，在没有带钱的时候，赊到洗发水、袜子和酱油。

90年代初，苏家拆掉旧屋，在原地修起了四层新房，一楼是杂货铺，二楼三楼的大套间作儿子女儿房间，两层还有8个房间，用于出租，四楼存货与旧物。那年头，小镇很少有外来人口，似乎只有怪人才会租房住。

心雨实习的时候，我和苏娟偶尔打电话，总是担心她太胖，以后找不到男朋友。她还有点幼稚，为人处世不老练。最后一次跟她联系，是她发简历给我，让我看看写好得不好。我告诉她，文件的扩展名要写成“向心雨简历”，而不是“简历”，这样对方下载后才能分得清是谁的简历。那几篇报道写得不错。她又问我：编辑帮我改了，算我自己的作品吗？我说：可以呀，只要是你独立写的都算。那时我希望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可是现在她躺在这里，还是有点胖——如果我知道会这样，那我只希望她活着，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不重要。

入院第7天，三妈就去世了。

“那遇害者叫什么名字？”

没过多久，父母将我送到市里上寄宿中学，我离开了小镇，新世纪即将开始，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我又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是。”

湘西北人习惯于称呼爸爸兄弟的妻子为妈妈，爸爸管苏召月叫苏大哥，于是我就管覃三姐叫三妈。

我想起在长沙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那天我找了间酒店睡觉。那是酒店最后的房间，没有窗户。我胡乱睡了一会儿，被电话吵醒，一名记者打来电话采访。

我似乎有些迟钝，每年回家都觉得小镇没什么不同，但它确实在悄然变化，新建筑在旧建筑上建起，但也仅仅只是翻修而已。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但小镇从没真正变化过。这里仍然只有一间小学，一间中学，孩子需要离开这里才能上高中。真正有变化是，人们正在离开小镇，苏覃两家的孩子们长大了，在外地工作安家，老人们赶着孩子搬到了外地去住，有的在广东，有的在贵州，而我，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留在北京，但我每次回家，从车站出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水果铺，仍然可以吃到免费的水果。

我的父母初到一个位于湘西北的小镇。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新安是个“大城市”，它的两条主要街道在镇中心交汇，所有建筑沿着公路散开。这座小镇拥有数间工厂，每间工厂有上千名职工、设有幼儿园、食堂和篮球场。镇上的人共用一个菜市场、小学、中学和舞厅。舞厅位于天鹅大楼顶层，除了一间宽阔的舞厅，门外甚至还有露天的舞场，中心是个喷泉，半人高的水泥围墙上曾挂满了彩灯。

第二天晚上，等待太久的孩子父母决定到雨花区市政府门口讨个公道，等待他们的是守在门口的上百名警察——不知道谁先哭了，又推搡起来，警察抓住了伏地大哭的苏娟，亲戚们上前扯开他们，苏平和向家的兄弟们不免有些激动，试图翻过政府大门，与手持电棍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苏家到我家只隔了6幢房子，因为在无数个父母吵架的夜晚，我跑到苏家门口敲门，喊三妈到我家平息恶战。我永远记得那段路有多长，在黑暗里朝三妈跑过去，一步两步，只要一百步就可以跑到她家口，灯总会亮起。随着我长大，迈开的步子越来越少——那段奔跑停止在1997年，三妈离世，我再也没有可以奔向的人。这似乎也是我们两家关系疏远的开始，后来苏召月续弦，娶的女人不常住在镇上，我很少再去他家，那爿杂货铺也没有再开，租给一家人开餐馆。

我问：“什么？”

等我到长沙时，苏平和几个亲戚已被抓入警察局。我站在黑暗的街道上，看着守住政府大门的上百名警察、散落一地的物品，还有我的亲戚们——他们有的是身价千万的老板，有的是在广东带外孙的家庭主妇，有的是开米粉店的小店主。我，一名记者，突然就成了新闻当事人，和他们站在这黑暗的街道上，觉察到了某种巨大的情绪——我们这些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因为血缘站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暴民。

后来我才知道，心雨是有男朋友的，虽然她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为她高兴。因为人生的欢愉，我希望她体验过，而不是在最好的年纪刚开始时一切就结束了。如果按照小镇的人生路径，男人应该在20多岁找一份工作，女人应该在20多岁时找一个丈夫，他们会结婚生子，然后男人赚钱，女人带孩子。这是小镇的人生范本，和大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类似。由于这种生活太过庸常，我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种生活，可是心雨以不同的方式脱离了路径，这一个小小的偏差修正了我的观点，人生从来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在殡仪馆见到心雨，对我来说，这件事里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人是需要道别的，而我已经跟她道别过了。

有一次，我跑进天鹅大楼，闯入了四楼的舞厅，杂乱的大厅里，四处倒着破烂的椅子，落满灰层的帷幕，露天的喷泉里积满雨水，长着深绿的水草。那时我不知道，这里曾是小镇的精神中心。作家苏小和曾是这里的贝斯手，他告诉我，1988年，这舞厅曾辉煌一时，每晚都是100多号人，一元一张门票，街头的混混买不起票，会和守门人打起来，拖着砍刀在楼梯间追赶，而乐队仍在奏乐，人们跳着舞，身体挨得很近，喷泉边坐满了谈恋爱搞暧昧的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