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在床上，头痛欲裂，心里边乱糟糟的没个着落，我想，实在不行就去找晓征吧，好在有她，总会有办法的。这样想了，心里稍安，整个人又睡了过去。

胖圆脸的师傅姓曾。曾师傅他们和我竟然住在一个招待所。

他和那几个人小声说了几句什么，之后，冲我招手，让我过去。我也不怯生，端了碗，就坐过去了。他看了看我碗里的酒，一扬手，泼了，顺手抄起“绿豆大曲”的瓶子。

19岁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喝酒，而且，很能喝，一次能喝半斤。

我住在宣武门外西椿树胡同的地下室里。防空洞改的招待所，三元钱一个床铺，那床铺一个连着一个，根本看不见尽头。以后的多少年里，我几次去西椿树胡同打听这个招待所，可惜，竟没有人说得清楚了。也难怪，快三十年了，北京三十年来的变化太大了。

后来，我们都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北京的天空正下着斜斜细雨。天快亮了，原来我们八个人互相依靠着在路边睡了半宿。我的外衣丢了，丢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衣服口袋里有我仅剩的车票钱。

于是，“咚咚咚”倒上了一大碗。酒喝上了，话匣子也就打开了，大家根本不像是萍水相逢，倒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异地不期而遇。说河南，说东北，说煤矿，说粮食，心胸开阔得不得了。后来，不知怎么着唠到了武术上，我借着酒劲儿，走了一趟罗汉拳；不曾料，长头发、胖圆脸的师傅高兴了，趁兴也打了一趟红拳，只记得红拳刚劲有力，被他演泽得虎虎生风。这下子好了，又一轮高潮兴起，无数的白酒落进肚子。

曾师傅知道我丢了衣服和钱，并没表示什么，我们一行人默默地回到地下室。

有一天，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在饺子馆里喝酒。突然，从外边闯进来七个铁塔般的汉子，进了屋，就哇哇哇哇地和确山姐姐说了一通，然后围着一张桌儿坐了下来。饺子、炒菜、四瓶“绿豆大曲”，七个人吆五喝六地开喝了。忽然，有一个长头发、胖圆脸，二十七八岁的师傅发现了我，便好奇地打量一番。我想，他好奇，是因为我年龄不大，竟一个人坐在那里大碗喝酒吧？后来，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他真的就是这样的心理。

我为什么要找这家地下招待所呢？这里边，或者说这一带，留下过我温暖的记忆。

应该是1985的夏天，我第一次去北京。

“能喝。”我点头。

我拿着纸包，不知所措。

从北京回长春的列车上，十几个小时，我毫无睡意。我开着窗子，任风吹乱我的头发。我喝着酒，吃确山姐姐送我的松花蛋，享受着人间至纯的情感，一点点完成自己的朝圣之旅。

再醒来，就是天大亮了，是上午九点钟的时候。收拾东西，到寄存处拿包，准备退宿。这时，柜台后的阿姨递给我一个纸包，说：“宿费有人给你交了。”

我的眼睛湿了。我要回长春了，确山姐姐给我包了七个松花蛋，一瓶“绿豆大曲”。现在想来，这些东西一定得从她的工资里扣的，那时的人，怎么都活得那么简单而干净？

阿姨说：“是你那几个朋友留给你的。”

火车咣当咣当地穿过了夜的腹地。

“能喝？”他问。

我打开纸包，是一张小纸条和七十元钱。小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兄弟，我们去天津了。到平顶山，就来找我们。

曾有那么几年，大家都说河南人如何如何坏，可我对河南人根本恨不起来。1985年，在北京，我第一次接触河南人，七个，平顶山煤矿的工人；还有一个，女孩，确山农村的，我叫她姐姐。他们八个人，让我对“河南”两个字产生了本质的记忆。

我说的那个女孩，就叫她确山姐姐吧，就在西椿树胡同口处开了一家饺子馆，卖大馅饺子，还有炒菜。我每天出去玩够了，就在她那里吃饭，不是一盘饺子，就是一盘麻辣豆腐外加一碗大米饭，铁打不动，就这两样。但无论饺子还是米饭，总要喝半斤散装白酒。一来二去，和确山姐姐熟了，就多少有点吹嘘地说，自己是搞文学的，已经考上了文学院，马上就要去读书了。确山姐姐很佩服我，给我盛饭的时候就多盛半勺。她不是老板，老板是她的一个亲戚。后来，我去吃饭，她还偶尔送给我一个松花蛋，这对于好喝酒的我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佐酒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