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班时，史密斯常常遇见一位和颜悦色的官员，名叫奥布赖恩。史密斯偶尔与他交谈，颇感亲切。奥布赖恩邀请史密斯和朱莉娅到他住所闲聊，当他告诉他们，戈德斯坦确实是反叛帝国“老大”的领袖，将组织起义推翻“老大”的统治时，史密斯和朱莉娅对他产生信任，也告诉了他们自己的真实想法。奥布赖恩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加入反“老大”组织，还把戈德斯坦的名著《向往的书》借给他们。

一天中午，他放弃在部里用餐的特权，争取到一点自由支配的时间。他走到监视器看不到的一个死角，偷偷地取出了日记本。这本子的纸质量上好，市面上已经难以找到，这是违禁去了查林顿先生的古董铺才发现的。虽然在大洋洲帝国的法律里，写写日记不算罪过，但要是被人发现肯定会引起怀疑。他匆匆记录了他看到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凶狠的大洋洲帝国军队在地中海向遭受海难的难民扫射。他一边写，一边想，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把反对“老大”的口号反复写了好几遍。即使这是因为多喝了些酒的缘故，也是滔天大罪。实际上，这种口号只要在脑海里出现，就是犯罪。他四下张望，到处都是“老大”的巨幅画像，它们每天成百次地提醒人们，“老大”正在注视着你。

1984年，世界上只剩下大洋洲、欧亚洲和东方洲三大帝国。它们为了巩固国内统治和转移国内矛盾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征战不息并非为了获得胜利，而是为了迫使国内百姓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为了把百姓的怨恨引向国外的敌人。

在此以前，奥威尔虽然经常为《观察者》等报纸杂志撰稿，但是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却是有限的。他那时的小说、散文和报道尽管密切结合时事，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抨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的潜在危机，却没能产生什么显著效应。及至《动物庄园：一个童话》在1945年出版，才使他一举成名。该书一问世即很快被译成20多种文字，仅英文版就达六百万册。该书以动物故事形式讽刺专制独裁。《1984年》在1949年问世，立刻成为二战后最为畅销的书，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奥威尔也因此而声名大噪，但不久却因患肺结核于1950年1月23日辞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奥威尔生平及其创作有专条介绍。

史密斯坦白了，屈服了，但是奥布赖恩认为这还不够，他要进一步感化他的心灵，在处决他之前使他真正地站到帝国“老大”一边，便让史密斯出狱。这时，史密斯已掉光了全部头发和牙齿。他接受过洗脑，被安排到一个辅助小组工作，大部分时间孤寂地坐在酒店喝胜利酒。一次，他见到了朱莉娅，她瘦骨嶙峋，满脸疤痕，两人相对无言。一天，酒店欢庆大洋洲帝国在非洲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步履蹒跚的史密斯受到感染，觉得自己经脱胎换骨，他相信自己终于开始热爱“老大”，热爱帝国了。他怀着一颗如白雪般纯洁的心走在码头上，然而，在他背后却射来了一粒子弹。

《1984年》写于1948年，是作者根据1948年工党领导的英国社会现实，以政治讽刺的笔触设想1984年未来社会在极权统治下阴森恐怖的景象。作者在谈论创作意图时曾说：我这部近作的意图不是攻击英国工党(我是工党的支持者)或其他政党、国家，而是揭示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所可能导致的堕落。它曾在1955年和1984年两次被搬上银幕。在1984年，英美各地为该书出版35周年举行了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1984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产生最大轰动效应的畅销书之一。它与俄国叶甫盖尼·柴米亚金的《我的》(1920年完稿，1924年英文版译为《我们》)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构成西方文学中反乌托邦题材的三大经典。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以记者身份自愿加入国际纵队，支持共和政府反对法西斯，并在战斗中负了伤。他本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笼统强调正义、公平、自由和没有贫困。二战期间，他应征参加保卫国土的部队，还曾参与英国广播公司对印度的广播。1943年，他担任支持工党的《伦敦论坛报》文艺版编辑，1945年以战地记者身份去欧洲报道二战结束的情况。

与当时的许多文人一样，他关心劳苦大众，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为了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况，他深入到巴黎和伦敦的社会底层，住进贫民窟，与流浪者为伍，干过各种杂役。为了写一本反映工人的书，即后来出版的《通向威根堤的路》(1937)，他去了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镇，亲眼看到工人因失业而饥寒交迫的遭遇。奥威尔虽然还出版过《巴黎伦敦落难记》(1933)和《缅甸岁月》(1934)，却穷困潦倒。

从表面上看，他与帝国“老大”同心同德。他喝苦涩的胜利酒，抽走味的胜利烟。早晨，他在监视屏前认真做操。指导员在双向电视里对他说话时，他几乎谦卑得五体投地。他的住所阴暗摇晃，可他39岁，还未曾见过比这更好的住房。每天上班时，电视荧屏上总有两分钟要露出帝国敌人戈德斯坦的头像，同时还播出一位政府官员谴责他组织策划反叛“老大”的罪行，言词极其激昂慷慨，富于煽动性。史密斯便和别人一样，狠狠地跺脚，表示义愤填膺。

然而，离经叛道的人总是有的。温斯顿·史密斯记忆力强，使用“新话”流畅，所以在真理部任职，还是外层党的成员。他每天从旧报纸和旧书中删去任何同当前的政策相抵触的内容，歪曲事实，编造修改“老大”和他手下亲信过去的言论，造成他们一贯正确的形象。

以伦敦为中心的大洋洲帝国是由从不公开露面，却又无所不在的“老大”统治。此人一贯正确，无所不能，是帝国的象征。大洋洲政府由以“老大”为首的内层党组成，下面是外层党，而在社会最底层的则是占人口85％的劳动大众。为了实行绝对的统治，大洋洲设有四个职能机构：真理部(随时改写历史，歪曲和捏造事实)，和干部(使国家常年处于交战状态)，爱情部(包办婚姻、限制性生活)和福利部(保持国民经济在一定水平之下)。

这个帝国统治集团的口号是：“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屈服”和“无知就是力量”。人们的生活受到“思想警察”无孔不入的控制。在街上，在屋内，甚至在卧室，到处都安装了窃听器和监视器。思想警察可以随时使独立思考的思想犯“失踪”。这里使用的官方语言叫“新话”，由于减少了词汇量和改变了词义，故而也成了限制和操纵人们思想的工具。在这里，人们的理性和感性都受帝国思想支配，丝毫没有个人色彩。通过奖励胜利公寓、胜利酒、胜利烟、胜利咖啡等办法，“老大”得以笼络人心，一手遮天。

在办公室和食堂里，史密斯常常意识到一位戴着红色贞洁腰带的黑发女郎有意向他靠近。他担心她是思想警察，每次在真理部外边看到她，他总怀疑她在跟踪他。有时，他竟产生杀死她的念头。一天上班时，她给他递来了一张纸条，向他表示爱意。史密斯感到为难，他已经结婚，但是妻子属于反性生活社团的。在她看来，生儿育女是忠于帝国的表现；既然他们婚后没有子女，她也就应离他而去。但尽管史密斯十分谨慎，他还是禁不住与这位名叫朱莉娅的姑娘在远离监视器的乡间幽会。她得意地告诉史密斯，她同时与好几位官员有着私情。她虽然为反性生活社团服务，却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她还敢在黑市上买紧缺的糖吃。他们两人还去了查林顿先生的店里看古董，老板把二楼一间保持着帝国建立前原样的卧室租给了他们。于是，他俩幽会时有了一张舒服的床，有了一间看不到监视器的房间。

奥威尔原名埃里克·布莱尔，生于当时隶属印度的孟加拉邦，父亲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在当地的一名小官员。奥威尔1917年至1921年凭奖学金在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就读，毕业后出任英国皇家警察，1922年至1927年在缅甸服役。他目睹英国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既反对殖民主义却又不得不为它服务，所以内心非常矛盾和痛苦，渐渐走上无政府主义的道路。1927年回国后，他辞去警察的职务，移居巴黎，开始他的写作生涯。

他们欣喜若狂，赶回租用的卧室，大声朗读《向往的书》。突然，屋里响起子一个可怕的声音，命令他们站到屋子中央。挥舞警棍的警察蜂拥而入，后面跟着查林顿，原来他是奥布赖恩手下的一名便衣警察。史密斯和朱莉娅中了奥布赖恩的奸计，锒铛入狱，连日受刑。史密斯在酷刑之下承认自己阴谋推翻大洋洲帝国，他还交待了所有关于朱莉娅的情况。从奥布赖恩口中，史密斯得知，所谓的戈德斯坦名著实际上是由内层党所炮制的，奥布赖恩自己也执笔撰写了书中的部分章节。史密斯饱尝酷刑，心中仍然爱着朱莉娅。奥布赖恩为了断绝他的情丝，利用史密斯生性怕鼠的弱点，把他关进满是老鼠的囚笼，还在他头上绑了几只活鼠。史密斯惊恐万状，精神错乱地请求他们把老鼠赶到朱莉娅的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