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米亚京(1884～1937)出生于俄罗斯列别甸市。1902年在彼得堡学习时，开始从事写作。1905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多次被捕和放逐。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在欣喜兴奋的同时，又对新政权的法令和政策提出批评。他是个多产作家，作品主要为中篇和短篇小说，还有不少剧本。他的创作偏重主观表现，崇尚技巧，追求个性，被认为是苏联20年代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创作流派——扎米亚京把它称作“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

主人公宇宙飞船设计师Ⅱ-503是个循规蹈矩的“号码”，在一次散步时，他结识了Ⅰ-330，并且爱上了她。Ⅰ-330是个追求个性解放、人性自由的叛逆者。在她的感染与引导下，Ⅱ-503参加了反叛活动。叛逆者们的目标是摧毁“绿色大墙”，推翻极权的“唯一国”。他们在“一致同意节”公然反对“至高恩座”的统治，遭到“保卫局”的残酷镇压。“号码”们人人自危。叛逆者决心抢占宇宙飞船，推倒“绿色大墙”，但是不幸泄密，叛逆者被全部逮捕。Ⅰ-330在最先进的杀人工具“气钟罩”里窒息而死，Ⅱ-503则被施以换脑手术，丧失了思想、感情、记忆和灵魂，重新成为循规蹈矩的“号码”。但是，“绿色大墙”终于在叛逆者的最后一击中被炸开一个缺口，“唯一国”已经危机四伏，维持不了多久了。

《我们》完成于1921年，扎米亚京采用幽默讽刺的风格来蔑视、嘲笑“唯一国”以及“至高恩座”，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极其尖锐、锋利和辛辣。小说被当时的苏联评论界认为是一部“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恶毒讽刺作品”，是对苏联社会的“攻击和污蔑”，是对共产主义的“艺术上的讽刺”，就连曾对扎米亚京的艺术才华大加赞赏的文坛泰斗高尔基也批评它“坏透了”，“是在发泄老处女的愤怒”。

尽管长期以来前苏联当局对扎米亚京很反感，他的作品和理论也常常受到批评，但他真正的厄运还是从1925年在国外出版了《我们》开始的。全俄作家联盟认为这是扎米亚京对前苏联文坛的挑战，把他称作“反苏作家”、“资产阶级”、“富农”、“敌人”。1931年4月，扎米亚京的最后一项职务：作家出版社文学编辑被撤销，他被扫地出门，所有的作品都遭查禁。同年11月，在扎米亚京的要求和高尔基的帮助下，他被获准出国，第二年定居法国巴黎。这个被他为之艰苦奋斗而迎来的新政权、新国家所不容的、追求艺术个性与尊严的文学家，再一次被放逐，在异国他乡孤独地生活，于1937年3月10日在巴黎病逝，从而结束了扎米亚京那备受煎熬的灵魂痛苦和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悲剧。

在世界科幻小说史上，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尔德·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和乔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被称作“反理想主义三部曲”。三部小说所描写的都是未来世界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主人公为维护个性尊严和身心自由而作的反抗斗争，并以此来告诫人们，警惕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将受到的来自无情机器以及国家极权政治的威胁。

扎米亚京在《我们》中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30世纪，即一千多年以后的荒诞故事。那时的地球实现了大一统，只有一个国家：唯一国。它是一座被“绿色大墙”包围着的玻璃城堡，一切生命、一切绿色都被挡在墙外。城堡里生活着几百万个“号码”，他们没有姓名，没有个性，没有灵魂，没有幻想，没有自由，只有按字母编排的号码。“唯一国”的最高统帅是“至高恩座”，他要求所有“号码”在思想和行动上绝对统一，生活中的一切都被精确地计划，纳入数学公式，在同一时间睡觉、起床、吃饭、散步，按照“性生活日期表”被安排凭票同房。“保卫局”严密监视着所有“号码”的言行举止，以维护“唯一国”的运转。

小说在当时的苏联自然被禁止出版，但在国外却大受欢迎。1925年出了英文版，1927年捷克的布拉格先后出版了捷克文版和俄文版。直到扎米亚京撒手人寰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1988年，《我们》才在他的祖国苏联首次与公众见面，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评论界认为，《我们》成功地运用了象征、变形、荒诞、幻觉、梦境、下意识等丰富的艺术手法，来烘托情境，表现主人公的思想和感受，集作者“新现实主义”创作之大成，代表了反理想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但这一评价对于扎米亚京来说，实在是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