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做梦，奇怪的是那时候我从不做梦梦到宜兰，那时梦另有去处和用途，可能人的感情还是有一定额度，用于白天就不留给晚上了；倒是这两年我的梦有回头的迹象，但仍不是宜兰，就只是我们那间业已不存在的老房子而已，总是只有我一个人，或应该说都知道有家人存在却不出现在梦的镜头里面，因此总像是某一个星期天或暑假里的下午，有一种只限于小孩的宽广自由之感。我仅有的而且是不自觉的一点怀念（如果梦不骗人的话）凝结成为对一间屋子的回忆和遗忘，似乎意味着人的所谓幸福时光是具体的而且更为原初，是只对自己神奇但对他人平凡的全然私密，当然用不了一个市一个县一个抽象地域的偌大空间。

《世间的名字》这本书并非百工图（“神”也许如海涅所说还可以是某个职业，但“聋子”绝不是，它至多只是某种人的命运处境），横向排列你得多考虑现实成分，书写结构得符合社会的基本结构本身，因此既不容易抵达实存世界遗弃的，不承认不命名的地方，也很容易要你非写结构需要的东西不可，而不是专注写你真心想写以及能写的东西。我对实存世界的认识、判断和评价轻重不一，而且绝不等值，也不愿屈服；我自己不年轻了，没必要虚张声势，更没有足够时间言不由衷，也一如博尔赫斯的鼓励，“虚张声势和言不由衷”正是我想洗脱的年少书写恶习——也因此，这本《世间的名字》我只想到一种顺序，即依照我最原初书写的先后，顺时间之流而下。我隐隐约约察觉这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偶然而已，即使某些意念如天外飞来，它也就遁入了原有的、连续的、日复一日的书写时间之流里，成为它的一部分。神秘一点来说，我愈来愈感觉时间是一切。

念头也许只是一个个火花，但烧起来得靠它；不想进去，背后那一整块东西、那整片天地、以及到此为止人类有关于此的发现、认识和思维成果就不会来了。

但我晓得或说一直深深相信，到此为止（还能持续多久不知道），台北的确有个明明白白的第一，或比较正确来说，有个明显超前所有华人城市一步之遥的东西，那就是台北的小说——我指的不只是小说的数量和质量而已，还指的小说书写横向展开的幅度和直向探问的深度，以及最难说清楚的（但认真的书写者彼此心知肚明），在如今这样一个小说发展已临界书写极限的年代，台北小说领头撞墙及其不断突围的深刻时间意义云云。当然，这部分也是历史不同际遇的缘故，现代小说书写，大体上只有在台北没被真正截断过，没被政治、经济的诸般神圣理由判定为不宜、无效和无意义，小说书写得以稳定的进行并积累，即离不定的呼应着时代的变化，拾遗补阙，驻足于每一个现场每一处废墟，如同从没缺席过的记忆者记录者。

最后，博尔赫斯为斯维登堡的淹没不闻下了这个结论，是最近两年我去大陆、去香港、还有在台湾经常引述的：“我想，这一切部分的归因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命运，凡是发生在那地区的事情都好像只是个梦，都仿佛发生在水晶球里似的，比如，北欧海盗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好几百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写小说的艺术本来起源于冰岛的中世纪北欧传统的《萨迦》，这一创新却没有流传开来。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本应该成为世界性的人物——例如卡尔十二世，可是我们只想到了其他的征服者，而他们的武功战绩也许远不如卡尔十二世。斯维登堡的思想本来应该引起世界各地教会革新，但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命运使然，仅仅是个梦而已。”

在熠熠浮现起来的这些华人大城中，新加坡极可能是避开最多难题的一个城市，这也意味着，如月亮有另一面，新加坡也极可能是最落后的一个城市，诸多曾经以及正在折磨台北、香港、上海、北京的问题，在新加坡甚至还没开始，它能延迟多久呢？加进了这些变数，它的这些成功它的算式还成立吗？——新加坡的动人启示及其正确用途，其实在人类另一道更久远的思维脉络里，它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再进化版本和实践，企业CEO思维取代了柏拉图的老哲学家，也不用费神解释干吗要驱赶诗人，因为，你所知道有哪家公司设有诗人这一职位的呢？

在台北，我总是同时看到这两种美的概念，并确确实实感受到这两个世界的不同节奏、不同牵动力量和裂解力量，我对台北最深的同情大概就在这里。

最重要的，斯维登堡是个教士，他创建一个新教，描述出一种绝妙的天国和地狱（是我人生到此惟一听得进去而且愿意向往的天国和地狱），博尔赫斯以为，这本来可以取代天主教和基督教成为基督信仰的第三个宗教。

想想，一座城市，几百万心思、际遇、梦境、生命主张不一致的人挤进来这里，相互冲突彼此妨碍，的确是人类最容易挤压最难能完整保有自己的所在，规范也是必要的。这里于是有两种判准，一是最大可能的一致，得到整洁、速度、力量和效率（这样的城市容易受到注目和赞誉）；一是最大可能的容纳，尽可能保有生命的复杂丰饶本来样貌（这样的城市必须付代价，容易被低估，甚或不耐的指责）。

这么多年来台北怎么了？这个台北，我以九九藏书为如果我们比较准确的看对它、想对它、描述对它，也许很容易发现它的不幸和不智（愿意的话，还有它的不仁不义不廉不勇……），但这样一场可以不是徒劳。事实上，只有在某种成功哲学的要求底下，我们才会粗疏的判定这些是徒劳的、这里是走了弯弯曲曲的冤枉路云云。否则，生命本来就由曲线构成，各自依循蜿蜒的、难能一致的路径前行并试探。所以认真面对人权问题（乃至于非人但一样是生命的动物权）并非徒劳，它只是本来就比较难以成功而已；为一株超过三十年的大树，宁愿多花钱多花工时绕过它，这样不直的马路其实是宜当的而且更好看；思考析辨善恶大战问题不是徒劳（如钱永祥），写没GDP贡献的诗和小说不是徒劳（如舞鹤），读最难的书参与人类最深刻的发现和忧虑这些都不是徒劳（我认得不少这样的人）。当然，吃口香糖抽烟嚼槟榔不仅徒劳而且算是恶习，但学习宽容抵御禁绝，不让法律恣意入侵，防止权力养成更大恶习，这虽不易，但也绝非徒劳。

不必然发生的是台北可能的有意义影响，这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是台北不确定的历史、地理位置，非人力的部分；另一是，台北要如何适切的说出它自己，这是我们自身的麻烦。

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就需要比事件中人更久的时间，在所有人离开之后你还徘徊不走，在所有人遗忘或不堪回首后你还牢记；而且，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你还需要比事件中人更多知识，帮你击破、穿透事件特殊性、个别性的坚硬外壳，认出来我们的经历原是人类整体经验的哪一部分、哪一角、哪一句话、哪一种特殊变奏——不仅仅是因为台北的这趟现代化经历，本来就包含着浓厚的知识成分，它同时也是我们一趟一趟启蒙之旅；而且你只有把它们再置放回人类的总体经验里，我们才可能找到直向的历史线索和横向的比对样品（全世界每个地方的人都参差不齐的面对着历史进展，并做着自己聪慧愚昧不等的选择），较正确较完整的看出来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以及也许更富意义的，没做什么）。歌德说世界上没有只出现一次的东西，我也从不认为天底下有所谓的全然特殊经验这种事这种天外飞来的怪物，就算有它也必定全然的不可解、全然的无意义和没用处，这其实是民族主义拙劣的老把戏之一，只因为理解一定包含着检验，为了躲避检验只能放弃理解，因此除了短暂的自恋，更糟糕是长久的无知。我们一时一地的个别性特殊性，其实是当下现实限制加上我们不确定的选择结果而已，也只有回到总体经验里，它才显现出价值，因为人类社会进展的另一麻烦是它无法刻意的实验，我们只能收集和保存。

说起鹿特丹，我自己去荷兰这个生动有劲的小国早在二十年前，藏身在侯孝贤等一干参加鹿特丹影展的人堆里面。每天众人每两小时一场电影的赶，我自己一个在鹿特丹大街小巷乱闯乱走，还进去到它彼时可能就是全球吞吐量最大、丑得什么也不是的货柜码头，在那儿抽了几根烟镇定心神，也应景的想想台北。我知道一点这个国家和这座大城的历史，荣光但也不免伤痕累累，从欧陆才由中世纪挣扎复苏过来的重新启蒙时刻，到日后宗教改革、大航海乃至于资本主义冒出来云云，这个小国家难以置信的持续扮演重大角色，还奇怪的跑到万里之外的台湾和我们先人面对面打仗；我也知道从普法战争一路打到变成德法战争再到世界大战这几百年，这个不幸的低平之国如何持续扮演人家的战场，掀翻它的土壤，炸断它的大桥。鹿特丹的建物尤其不同于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它全是新建的，原来的全毁于战火和大坝的一夕决堤。也许这些他们藏得很好，内衣一样不方便让我们外人看到，但更可能是因为对比，是我自己太习惯台湾人的自怜自恋，我对当地人们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他们的开朗和踏实。我们说，荷兰果然有很多风车，迎着北大西洋长风用作磨坊或抽水；台北也有很多风车，四面张向全世界，但只有我们自己看得见，我们披铠甲骑瘦马，手执长矛来攻打它们。

一如玻利瓦尔对那名法国佬的失控暴怒，我们很容易感觉出来，这些被历史催赶着前行的一个个华人大城，人们总有某种深埋的委屈之厌。从二〇〇五年开始，我自己有三年多时间没进到北京，只因为人在北京的阿城说，北京现在是一个准戒严状态的大工地，等二〇〇八奥运完再说吧。城市的成就及其荣光来之不易，荣光有着相当的抚慰催眠效果，大部分时候堤防般拦得住人四下泼散泛滥的心思，人们也愿意洗净自己作出配合；但这总得是有尽头的，至少有间隙、有停歇、有大家解散各自回家的时刻，毕竟再怎么说，这种单一性、集体性的荣光不真的能取代人泛灵的、遍在的生命需求——我们比较容易留意到荣光对人们行为的冻结效果，但其实这是由里到外的，像关水龙头一样，它向人揭示着某种特殊处境特别时刻，人的思维会先一步触及它并配合它，告诉自己有些事现在不宜多想、先别忙着想下去。

这帮我说出来了，之前我隐隐约约察觉出的台北历史命运。

伏尔泰说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但博尔赫斯说，如果我们可以使用最高级的形容词的话，也许最了不起的人是卡尔十二世臣民中最神秘的一个人，伊曼纽·斯维登堡。

十年前，当时我还是个出版社编辑，我试着把台北这一场经历分解开来，从“国家的故事”“宪法的故事”“社会的故事”“人权的故事”到“小说的故事”“电影的故事”“音乐的故事”等等，并分别找到它们各自的阿德索来说出它们。现在想，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台北仍如火如荼，台北仍有诸多其他可能云云，因此，此事以兴高采烈始（每个阿德索都很给面子地认为值得好好写，侯孝贤还当场说了个美好的开头，讲他童年偷摘芒果困在树顶上不寻常视角所俯瞰的寻常众生相，是他最初的影像震撼，也是他一生电影的开始），以无疾而终——结果是只有我自己写完了《文字的故事》和《阅读的故事》，失败得很寒伧很狼狈，的确有台北式的滑稽味道。99lib.net

我这样想台北，并没有包含着所谓的乡愁，没有丝毫诸如此类的地域性念头，也并无焦虑。跟所有人一样，我也有一个自己无法有意见的出生地点，但不在台北。我是十三岁才进来这城市，穿着初中二年级的冬季学生制服，书包一次塞齐上学期全部课本，以至于最薄的那本健康教育课本就此消失，永远不晓得究竟遗忘在宜兰老家里腐烂还是掉落在北宜公路哪个弯角。我先在台北边缘的三重住租赁公寓两年，见识了彼时三重著名的夏天大水灾和四季皆有的街头械斗，并且认定自己这辈子就是文学这条路了。那是激烈怀乡的两年，余波荡漾到二十岁左右为止，或者说从此用光了。日后我读到博尔赫斯讲他自己：“年轻时我喜欢假装自己是忧伤的，而且通常我会得逞。”不好意思的大笑起来。

往后十年，其实是世界变化更大的十年，不仅台北一度萧索到濒临破毁，逼人想更多事；更多时候，我反而从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一个个宛如苏醒起来的昂扬城市（但吉凶未卜），看清楚更多的台北，我见过但没真正去想的台北——我自己的人生乏善可陈，我家门口的巷子跟任何人家门口的巷子没两样，实际发生在我身上的具体往事泡一次澡就可以在浴缸里全部想完；我依然而且愈来愈确信，我所拥有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得来的，球迷、读者、聆听者、坐咖啡馆或城市中走来走去的人云云。我绝大部分的记忆其实是认识，当然还有认识有时而穷、认识必然撞墙之后绵延不绝的困惑。这本《世间的名字》仍然是一次旁观者的书写，旁观的位置当然仍在台北，因此可以说只是换一种捕捉形式、另一种回忆形式，视角再低一点细碎一点——它的理想形式也许应该是小说，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本事，无法借由小说之路自自然然的进入到他者（“陌生但相似的自我”），因此只能比较笨拙的把人分割开来，通过人的某个特殊身份（其位置、网络关系以及他所做的事），一次一个地想，一次进行一段回忆。旁观有余进入不足，所以很可能显得严厉，做不到更深刻更绵密的同情。

相对于新加坡的当下典范，我以为，台北的这一趟现代化狼狈经历（有限的成果和一连串的质地真实受挫经验），如果能为后来的华人城市产生意义，也只能在下一阶段发生——这下一阶段是必然到来的，超英赶美的追赶会有尽头，追赶的指标（财富统计、城市规格、现代化配备云云）迟早会一个个还原为实质的生活内容，以及某种文明的见解和主张。“我们究竟所为何来？”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已经是进行式了，在各个华人城市已程度不等的开始了。

“台北的故事”，这是我拿来困扰自己已好些年的难题。我相信广义的说故事形式是较好的捕捉方式，因为有价值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一趟趟旅程、一次次尝试的寸心自知。但最困难的部分在哪里？——你知道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传记，很容易写的和很不容易写的，很容易的传记比方说古代的英雄或当代的成功人士，他的生平高潮迭起有声有色，但脑子里空荡荡的可能两句话就可讲完（阿喀琉斯不就是他那一丁点愤怒吗？毫无深度毫无质量的愤怒）；不容易写的传记比方说博尔赫斯或乔伊斯，他的人生乏善可陈，真正有价值的是他眼睛看到的和脑子所想的，全是深埋于心的东西。我自己始终在场的这四十年的台北，从不是个戏剧性的城市，没战争没饥馑没瘟疫，死亡个别的发生，最接近灾难的东西来自政治，但从另一个可能比较公平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项颇英勇的尝试，很明显也孤单走在所有华人城市最前头，只计较它可疑的结果其实是可惜的。很有趣的是，这一趟台北的政治之行最有价值的东西（理解、思省、被逼着学习的知识和被打开的视野云云），并不理所当然出现在叱咤于不同阶段的政治人物身上，我自己多少接触过一些从最高权力舞台退下来的人（台北很小，大家碰来碰去），我得诚实的说，通常的感觉都很糟糕，只觉得他们是一个个不幸被时代消耗殆尽的人，甚至还变成了他们自己年轻时要打倒的那种种人。他们被困在一己太特定对象、太强烈但窄迫（这两者往往互为因果）的直接经验里面挣脱不出来，于是狼狈的往事只能直接得出狼狈的教训，失意的生命经历只能化为程度不等的虚无生命结论。应该说，他们比较像hｔtｐ://ｗww.9９ｌｉｂ.ｎeｔ故事中人，是故事的材料，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一如《伊里亚特》或《奥德赛》不由阿喀琉斯或尤利西斯第一手讲给我们听（想像一下由他们来说会如何，尤其阿喀琉斯，真让人不寒而栗），说故事的是瞎了眼的诗人荷马。

几年前，我能说的（能力问题）只是，台北已经是未来华人世界的一座历史名城了。我用的是完成式，因此不是言志，甚至不只是个有把握的猜想，而是俱成的事实，它的价值会在将来浮现，问题只在于人们将来愿意记忆它多久时间而已。我的想法有较多不祥的成分（会不会失之冷酷呢？），像某种特殊的历史时间已眼看着告一段落，像某个季节已止息，或者该说我们自身的能耐已尽力用到极致，“船只走过这里”——我甚至不排除这个城市会衰弱下来，以某种停滞或重复、以某种百无聊赖、以某种不再有棱角的平凡，消失在全世界大同小异的大城市丛林之中。

斯维登堡（1688—1773），是那种人还可能什么都会时代中真的什么都会的人，他是政治家，是战争英雄，是数学家，是天文学家，并精通解剖学和地质学；还早在后来的许多新发明之前就产生过这些念头并实践，比方说康德和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跟达·芬奇一样，他设计过天上飞的运载工具，跟培根预见的一样，他设计过水下行走的工具，还成功设计出一种能让船只登陆的机器，实际运用在“卡尔十二世一次神话般的战争中”，伏尔泰要我们想像，那场战役瑞典人沿着几十公里海岸线搬运他们的战舰，真的是神话般的画面。

“路：带状的土地，可以在上面行走。公路之所以和路不同，不只是因为我们在上头开车，还因为公路就是把一个点连结到另一个点的一条单纯的线。公路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公路所连结的那两个点才有。路的本身，每一段都具有意义，邀我们驻足其间。公路是空间贬值的胜利成果，如今，空间的存在只是阻碍人的移动，浪费人的时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活着的时间缩减到变成只是障碍，我们必须用越来越快的速度去克服它。”这段也许我们或多或少也想过的话，是米兰·昆德拉写的，在他顶尖的小说《不朽》书里，事实上，他先引了那个逃离家乡憎恶家乡的诗人兰波的两句诗前导：

姑且就说从二〇〇八年左右开始吧（社会的进展变化很难抓出数学点），我以为台北“正常”了，或像终于下了决定了，从满天神魔的自身梦境挣扎着苏醒过来，是的，恶魔赶走了，惟天使也无可避免一个个的跟着消失。这个城市的空气为之一轻，也透明了，眼前的路变得明确起来，而且像进到一段直线加速道，未来的结果仿佛看得到，甚至已可以预约——我相信，“务实”将成为这个城市新的、最高的神谕，比方说一直困扰不完、病灶也似的政治，将降格成为“行政”，意思是这不再是个需要奋力思索的大题目了，它就只是一套精准有效率、而且把道德义涵凝缩到最小不妨碍计算的作业程序而已；我也相信，去除掉那些最困难最遥远的问题、那些几乎无望解决的问题、那些即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总是两两冲突无从解决的问题、以及那些只有真正的霸权大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才得被迫替世人思索而且思索成果才有效才被承认的问题，台北将会更安全，而且更轻盈，也就更易取得当下的具体成就和富裕；我也相信，人们会比较喜欢这样，有一种终于、一种松了口大气变聪明的感觉。

同时逐很多兔的台北于是不容易得一兔，某种不上不下、某种不彻底好像是这个城市的奇特风貌——从有形的成果来看，尤其那些可用一两句话讲完、可化为具体数据的成果来看，同时期发展、总不免彼此看来看去的香港和新加坡，以及稍后苏醒过来大步迈进的上海北京，都比台北容易随手找出鲜明的、可用为新闻标题的成就，财富、市容、规格、不断更新的各式城市尖端配备、可见的未来潜能和企图、乃至于发展的动能和速度感效率感云云。近年来，台北反而是从某些特别胸怀善意、来自其他华人城市的访客朋友口中，得到一些自己并没真正想过、摸模糊糊的赞誉，说不清是什么，更指不出来到底在哪里，大致上只是一种完整的、大而化之的舒适感受，一种素朴人性层面的体贴、温暖感受。我自己面对面听过这些话好几回，有些惊讶，想着台北糟糕的天气、伤痕累累的城市身躯和总是犹豫不前的市民素质，适度的去除掉其中的礼貌成分，我猜想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相对于他们所从来的城市，台北，其实是历史鬼使神差的结果而不是人的意志使然，没（能）在现代化的高速追逐过程中凝结出较清晰、较单一性的意志，没因此被迫切除掉太多东西冻结太多东西；这个城市零乱、没效率、左顾右盼若有所思而且令人气结的自我妨碍自我抵消，惟对应着我们总是复杂多面且矛盾的人性，台北相对的较为完整较不残酷，这尤其对于那些生活于勇猛奋进城市、已习惯于牺牲自己整理自己的人而言，有着莫名的疗愈效果，像复原了一部分人的本来面目，像重拾记忆，像想起来那些已舍弃、已一直被说为不宜、已消亡于集体九九藏书网意志里的个别心思，像有着可以重新观看世界并思省自己的自由，确信自己的存在。

雷蒙·阿隆晚年的访谈之书书名用了他自况的话，“入戏的观众”；小说家阿城也有过类似的生命感受，他称之为“热眼旁观”——往后四十年我鲜少踏出台北，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一名热切的观众，眼睛、耳朵、脑子和皮肤各自参与（我无法像以前未过敏未气喘的朱天心、写《匈牙利之水》那样用气味记忆事情的朱天心，我的嗅觉始终是很糟糕的），但绝大多数时候拉不动一整个人。这四十年虽然是人一生仅有的精华岁月，但跟整个大世界还是不对称，还只是一粒小石子，滚落到哗哗不息的时间大河里。

这样的台北故事，于是碎片也似的散落，凝聚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多一点时间，还需要人的劳动，以及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人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耿耿一念。如果要由我来描述比较适合说出这样台北故事的人，我会说像翁贝托·艾柯笔下的见习僧阿德索这样的人，《玫瑰的名字》这个包含着宗教政争和迫害、一连串谋杀案以及一场几天几夜大火烧去一切的故事，就是多年之后阿德索讲出来的。《玫瑰的名字》最动人也寓意最丰饶的一段，不在事件途中，而是所有该发生的事已全发生、所有人死的死逃的逃、大迷宫图书馆已烧成废墟的多年之后。多年之后，只有阿德索一个人重回荒烟蔓草的现场，他深情款款的捡拾大火和岁月剩留下来的羊皮卷碎片，装了好几个袋子（为此而丢了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且在往后用更多的时间收存它们、整理它们、阅读它们，认出它们原来是哪本书的一角、一句话，甚至循此找到它们的完整版本（阿德索说他因此更加喜悦的阅读它）。他于是造出了一个全由碎片组成的具体而微图书馆。

我以为，昆德拉讲得更好的是下一段话，收敛着他的抉择和讥讽，清明地指出路和公路隐合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概念：“在公路的世界里，美丽风景的义涵是：一座美的孤岛，由一条长长的线连结至其他美的孤岛。/在路的世界里，美是连续的，而且不断在变动；我们每踏出一步，美就会对我们说‘停下来吧’。”

长期以来，欠缺够大够明确的成果，台北一直难以自我说明，尤其要找出相衬于昔日大国梦境的宣传更是难，那种雨伞产量世界第一、螺丝帽生产速率和质量世界第一、还有稍后球鞋、脚踏车和民意代表打架次数世界第一，多讲两次自己都觉得搞笑（说话当时，极可能生产的工厂已打包外移），而且说真的这跟我们的普遍生命处境有什么有意义的联系呢？

但回过头来说，一个城市，在它发生最多事、在它最决定性的几十年时间，没有相衬的文学作品产生（我指的不是专业的文学成就问题，而是某种人的整体感受、思省和记忆形成），这不是很奇怪而且肯定哪里不对劲了不是吗？

我自己，跟所有人一样，听都没听过斯维登堡此人，我所知道他的一切，都是间接从博尔赫斯文章看来的（在波德莱尔等其他人文章里，他只是个无色无味的名字）——博尔赫斯为他写过两篇不短的文章，一首诗，还不断在其他文字中提他名字、事迹和话语，但仍然没用。

童话故事里的爱丽丝梦游过两回，镜子加棋盘那一次，不是树洞加扑克牌那一次，好心领路、带着她走出森林迷宫的是笨拙但温柔的白骑士。博尔赫斯说故事的结尾真叫人悲伤，因为白骑士知道自己只是爱丽丝梦出来的人物，而爱丽丝马上就要醒了，而梦境一结束他就永远消失了不存在了——我在想，台湾一直以来过度的自伤（不是没有过悲恸的、不公平的历史经历，而是太不合比例了），是不是有一部分其实来自这里？来自于对真实自己的察觉？我们自己同时也是我们梦出来的人物，随着时间，我们逐渐知道这是梦境，同时也逐渐知道我们终究会醒过来，醒来时我们会变小，而且身在一个世界边缘的小岛上头。

依我看，台北是个特别辛苦的城市，日后也因此必定有着较容易疲惫、较快速苍老的危险，这很可能已在此时此刻露出征兆了。我们说，在压缩的历史时间内同时要做完所有事、要如南美洲大解放者玻利瓦尔对那名白目法国佬咆哮的“要我们在短短二十年内做成功你们两百年都处理不好的事”，这原是亚洲这些领头华人大城共同感知而且各自认领目标和行动的历史命运。台北最大的麻烦是它真的什么都来，几乎一样不缺的、平行的、同时的发生。惟一幸免的，我想只有宗教的冲突问题——这个最原初作为一个所有人“异乡”、总是有各种不得已理由才远涉重洋抵达的孤岛，只有在宗教一事上还保有它泛灵的模糊松弛样态，但求神能护佑，不很计较他究竟是哪个天堂掉下来的。

有一个台北，已可以像博尔赫斯说的，放进水晶球里来看了。

其中最沉重的也许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一个大国的灵魂用力塞进到一个很小的岛屿里头，以至于台北原来的尺寸和地理位置比较接近香港，但花更大力气的却是今天北京才需要做以及还没开始做的事——今天回想起来会很觉错愕，但的确真有几十年时间，这个小岛曾经还代表联合国仅有五个名额的永久安理会成员之一，台北必须是这样一种都市，和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排在一起，像柏林九*九*藏*书*网罗马东京上海以及你念得出名字的所有城市尚不在此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或说怎么可能持久的相信。这个置身世界中心的自觉自许终究只能是幻觉没错，但确确实实是台北一度的真诚心志，日后它的发展（或说追赶）也一直携带着这样大小比例错乱、有点不自量力的残余心思。如此巨大的世界感，理所当然的，让台北焦虑的远比成就的多，因为目标相对于它的能力和条件绝不相衬；也让台北难以回归到它较为明智务实的区域位置和较为合适称职的国际分工角色，像香港，像梦醒得很早的大城鹿特丹。

如此说台北的小说书写成果，除了对这些小说家心怀敬意而外，并没有丝毫夸耀的成分，事实上正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个颇为辛酸的华人城市第一，恰恰好说明了台北满目的、处处都有时时都是的不成功不成就；也是个不会有多少市民在意的第一，可以的话，我相信人们很乐意拿来换取比方说新加坡的国民所得和其无菌室般的秩序社会——我们知道，吸引小说家的通常不是人的成功，而是人的失败暨其不满、不舍、哀伤、瓦解和毁坏云云。成功是已完结的事了，是“一头死狮子”，华美的毛皮已失去了所有生命奥秘的光彩，小说家会第一个选择掉头离开；如果他还逗留这样的现场，那他反而会站到最后，耐心等到第二天的无可遮蔽天光驱散彻夜狂欢的光鲜人们，等到真相毕露。他的目光会比平常更阴郁，看的是成功背后或说丢下来的东西，想的是成功的某些无可弥补代价，被砍掉的树，被驱役的人们，被废置一地的价值信念，以及“成功之后人深刻的意志消沉”云云。小说，相当程度来说，是一门如此不祥的、也不讨喜的行当。

他们惟一的不安是，“他们（外星智慧生物）会不会认为我们人类实在太自夸了呢？”

当未来从迷雾一团转变成为指日可待，此时此刻，我们有一部分心思已可抢先一步飞到结果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那样，回望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如同已决定已无可修改的过去——说台北已结束太沉重了，也不是真的，顶多只是百无聊赖起来；但很多事的确像拍岸又退回去的潮水一般，至少已丧失了公共性，只能收回各自的人心，成为纯个人志业的实践。仍然怀抱诸如此类心志的不懈之人（我认识的比方说专注于外劳移工人权的顾玉玲到思索大问题不休的钱永祥等等），将会一次一次发现，他讲给异国异地但有着类似心思的陌生人听，远比讲给同一座城市、同在一个生命现场几十年的熟人容易，而且容易很多。

很一段时日了，比较心急的、尤其是右翼倾向的那一部分台北一直有着学习新加坡的此起彼落声音，谢天谢地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并没真的要付诸实践——新加坡是最典型的直线构成城市，它原来是个国家，但它让自己凝缩为只是一座城市，还进一步再简化为一个企业一家公司，这是新加坡最有趣、也最决定性的一步，由此巧妙的改变，或正确的说，“倒置”了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和其人民的基本关系（比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无法选择它的人民，能被开除的是主事者掌权者，但一个企业当然可以而且通常被开除的总是员工；比方在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里，要求的主体是人民，但在一家公司里，要求的主体则是公司本身），由此躲掉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最沉重的那部分责任和最难以兑现的那些承诺。摊开数据来看新加坡成就惊人，一直是华人大城发展的典范，所有困难的问题在这里看起来都是简单的、有效率的（是的，包括设置大型赌场，由此也可见新加坡鲜明的道德色泽，其实只是工具理性的、精算师的“道德”），一般认为系来自主事者的坚毅、廉洁和聪明，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从不以为这是关键，真正的奥秘在于，我们说，可以化为算式、可计算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麻烦在于变量，每多考虑一个变量存在，计算的难度和复杂度便呈幂数增加，直到算式自身瓦解为止。因此，一座尽可能保有复杂丰饶生命可能的城市，不是横向排列的有更多事要做、需要更多专业人员而已，而是为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都增加一系列的变量，要求人们愈来愈稀有的宏观能力以及在价值诸神冲突中寻求和解的韧性和耐心，乃至于坚定保有对人的同情。快速，正如翁贝托·艾柯说的，往往才是最令人害怕的东西。

我自己对这批文字的另一不满在于，还是哪里会冒出来不必要的感伤语调但已无从修改了——我读章诒和的新书《这样事和谁细讲》更加确信这点，章诒和那样的事才真的令人悲伤，台北这一场，我们努力保持心思清明其实就可以了。

我倒是想起来另一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某篇国外科学文章读来的——我们晓得，人类一直想着外星智慧生物这事，也挥之不去地球末日这一念头，因此，科学家们也有过某种瓶中书的浪漫想法，比方说把一艘无人宇宙飞船像抛入大海中射向宇宙深处，这艘宇宙飞船只装载着人类在地球这颗蓝色小行星几百万年的这一场经历记录。如果末日还没来，那就算递名片自我介绍，如果彼时地球已灰飞烟灭了，那就成了某种遗书某种墓志铭或纪念碑也似的东西。但想到要说些什么、说到什么地步、要用何种言形式来确实说出人类这如梦一场就头痛了，几经考虑之后，他们想到巴赫，只用巴赫的音乐来代表、来说明人的存在和生命。这个选择让所有参与的科学家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