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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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作了保证。
然后说:“好,我很高兴战争结束了。”
埃多斯说:“你的小推车,博勒?可是你已经给我了。”
我说:“可是在外边挺好的呀,比在闷热的屋子里坐着好。可是你为什么平常不给人理发呢,博勒先生?”
博勒被罚款二十五元。
我把这事告诉了街上的人:“博勒彻底疯了。这人中了三百元,可就是不信他中了。”
博勒说:“你的功课怎么样啊?”
伴着男友漫步河边。
博勒说:“你出手可真快,伙计。”
博勒说:“你知道是谁教会塞缪尔理发的吗?知道吗?”
他说:“别着急,伙计。别着急。这是件大事,我还得好好想想。”
我说:“四。”
那天晚上很晚,我们去了博勒的小屋,把他留下的所有有用的物品都一扫而光,不太多,就一小块油布,两三把旧梳子,一把弯刀,一条板凳。我们都很伤心。
他若有所思地为我剪了会儿头发。
我说:“可你真的是中奖了,博勒先生。”
“哈,孩子,这是个大问题。事实是,我就是信不过自己。”
埃多斯说:“我在想,对我来说,它似乎挺不错的。”
博勒说:“以后就知道啦。”
博勒说:“周日过来吧,我给你理。”
我犹豫了。
哈特说:“博勒,你还不知道你有多幸运呢。有些这样的人会把你杀了,然后抛尸野外,伙计。他们可不想给委内瑞拉的警察惹麻烦。要知道,去委内瑞拉是违法的。”
一个月之后,我又去博勒那儿,他说:“你识字吗?”
一九四三年,建房互助会的负责人失踪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两三千栋梦想中的住宅。
“失踪的球”一案
在法庭上,博勒说:“你们听着,那个球根本就没有失踪,因为它从来就不在那儿。”
博勒说:“该死的特立尼达人!该死的特立尼达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不来这儿,炸死岛上那些婊子养的。他炸错人了,你们知道吗!”
他说:“不,别急。等你下次过来时我再告诉你。”
战争期间,西班牙港有一阵子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住房紧缺。一九四二年,一名声称能救济无房户的慈善家出现了,他说他预备启动一个建房互助计划,愿意参加这项事业的人,只要存入两百元作为基金,一年后他们就可不花一分钱得到一栋崭新的房子。一些重要人物都支持这个新计划,还举行了许多的宴会,为这个项目打下一个美好的开端。
埃多斯说:“是他自己给我的,又不是我偷的。”
令我吃惊的是,博勒不做理发师后还能维持生活。我猜他是一个登记在册的搬运工,他的手推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
在法院结案后不久,博勒九九藏书网就停止了日常的理发,也不再看《卫报》。
然后,我们看见博勒本人在米格尔街上走。
埃多斯说:“我把它卖了,博勒。瞧这两元钱,是我卖了赚的。”
“不对。你理发理得非常好,比塞缪尔强。”
博勒说:“笑什么,我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小推车呢?埃多斯,你以为你能做出那样的推车?”
他问道:“连二等奖也没中吗?”
博勒说:“你了解黑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拿别人东西的时候手很快,轮到给别人点什么就不情愿了。这就是黑人过不好的原因。”
他给我剪头发的手停下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打印的纸。
他说:“我想让你帮我看看这张彩票是不是中了。”
我说:“可你没听见吗,博勒先生?战争结束了。”
如果你说你什么都没有梦到,博勒就会非常失望。我常常会编几个说说,博勒就会来解梦,把它们和失踪的球联系上。
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那之前他常常说:“那仅仅是宣传,只是用来欺骗黑人的谎言。”
这话以前我也听过。博勒活了六十岁了,他发现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一天,博伊对博勒说:“喂,博勒,你到底还是中了彩票呀。”
博勒说:“我想让你帮我做点事,但又不确定该不该找你。”
大伙儿开始叫博勒“失踪的球”。
博勒开始标两份X图了。然后三份、四份、六份。他没有赢到一分钱,人却变得越来越暴躁。

塞缪尔是我们这儿最成功的理发师。他很富有,每年都会花一周时间去度假,而且喜欢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事。
一个周日,我去找博勒,他一边给我剪发,一边说:“听说战争结束了。”
我说:“是的,我能保守秘密。”
他又对着我喊道:“人都以为我好愚弄。”
博勒从此终止读《新闻报》。
一九四七年,美国人开始拆除乔治五世公园里的兵营,为此许多人感到失落。
《卫报》正举行一种叫“失踪的球”的有奖游戏。他们在报上印出足球比赛的图片,但不标出球的位置。你只要用“X”标出球的位置,就有机会赢一大笔钱。
再看见我时,他说:“你就是这样保守秘密的?就这样保守秘密?你们这帮特立尼达人怎么都这样,嗯?”
这是他全部的哲学,但这并没有使他高兴。他成为这条街上最悲伤的人。
那年十一月的一个周日,博勒向我们这帮坐在芒果树下等着他理发的人宣布了一个声明。
“什么事呀,博勒先生?”
博勒说:“现在不行。我有些事要先去办一下。埃多斯,我的小推车呢?”
我说:“博勒先生,我也拿走了一件东西,但我送回来了。就是那99lib•net块油布,我拿给我妈了,可她让我拿回来。”
“可收音机已经播了,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
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博勒追着博伊,大吼道:“你这蠢货,竟敢嘲笑一个可以当你爷爷的人。”
博勒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疲倦更沮丧。

哈特说:“这个国家的人对可怜的博勒的确不怎么样,我对他的离开没有一点责怪。”
博勒看着舞蹈的人们,说:“愚蠢!愚蠢!黑人怎么这么愚蠢?”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期间,博勒的号码中奖了。虽然不多,只有三百元左右。
埃多斯很实际地环顾房间,说:“但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伙计。”
我告诉博勒:“这是真的。”可他拒绝相信我。
后来,他孤零零地在他的小屋里待着,很少出门来到街上,也不再和谁说话。每月唯一出来的那次,就是去领养老金。
理完发,我一边付钱一边说:“你认为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你觉得我们要去庆祝一下吗?”
我摇摇头。
我说:“交给我办吧,博勒先生。我愿意为你办任何事。”
博勒大笑。他说:“任何人都会把你当孩子看。你自以为长大了,但你居然还相信报纸上的一切?”
哈特常说:“瞧那丢了球的家伙。”
起初每一周,博勒都很高兴地给《卫报》寄上一份标有“X”的报纸。
有时博勒会问我们:“这星期你们梦到过什么没?”
我说:“可是你让我帮你做什么呢,博勒先生?”
哈特说:“坐下吧,博勒。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向他保证说识。
那些日子里,博勒老说:“有许多人自以为可以摆布别人的生活,他们以为我们穷,我们就无知。可我偏不信这个邪,你们听着,我会每天坐下来读报纸,天天这么做。”
博勒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传的行家,但我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他们要继续打仗,就会保留这些兵营的。”
博勒买了一沓坐标纸,放在印着“失踪的球”图片的报纸上面,然后在每条线的交叉处,他都标上一个X。为了做好这事,博勒不得不每周买一百到一百五十几份的《卫报》。
标注这个失踪的球便成了博勒最大的乐趣之一。
尽管博勒花了将近三百元试图标中失踪的球,但是连个安慰奖都没得到。
哈特说:“你去哪儿,博勒?”
埃多斯站了起来。
他吐了口唾沫说:“你知道什么?你去打仗了?”
之后博勒把他的小推车推到埃多斯屋前,说:“埃多斯,你不是想要我的小推车吗?给你,拿去吧。”
接着,他拿起弯刀把小推车砍得稀烂。
我认为博勒生性就是悲伤的。十一年来,我每周至少见他一次,但确信从没见他笑过,除了冷99lib•net笑。他个子高挑,不胖不瘦,却面带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挂,两眼大而无神。
我说:“我也听说了,可还是有些怀疑。”
他说:“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些事情。请上帝为我作证,如果我违背了我的誓言,那就让我的两只眼睛瞎掉。听着,从今天起,我不会再看报,哪怕我学会了中文,我也绝不看中文报纸,你们听清了吗?你们不要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他看起来十分沮丧,我想他就要哭出来了。
埃多斯嘟哝着离开了。“这个世界真可笑,还真有人把一辆小推车看得那么重。它能跟我的蓝色清洁车一样吗?”
哈特说:“这事你做得太他妈急了,知道不,埃多斯。”
我说:“是呀,我知道塞缪尔。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碰我的头发。他根本不会理发,只会在我头上乱抓一气。”
我问:“一张彩票。”
于是周日我过去了。
但博勒并不失望。“果然不出所料。”他说。
有时博勒会叫博伊、埃罗尔和我过去,说:“现在,孩子们,你们认为那个失踪的球在哪儿?瞧,我要你们闭上眼睛,用这支铅笔标出它的位置。”
埃多斯说:“博勒真是个好人呀,他走了我很难过。你们知道,有些人还对博勒留下的小推车眼红呢。”
我说:“我看报纸了。”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当停战的消息传到西班牙港,人们疯狂不已,街上就像在过狂欢节。一首新的卡里普索小调不胫而走,街上的每个人都随歌而舞:
我记不得博勒为什么不再看《晚报》了,但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再看《新闻报》。
博勒对《特立尼达卫报》特别感兴趣,有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买下二十多份。
一听到这儿,博勒真的生气了,他一把抓起我的衣领,尖声嚷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你这个没用的小杂种,绝不要相信报上的任何东西。”
那天晚上,他离开了我们。
博勒说:“你在害怕吗?别傻了,我喜欢你。”
“是的。你真聪明,孩子。的确是张彩票。”
“我,是我教塞缪尔的。他刚开始学理发时,连自己的胡子还不会刮呢。他哭着求我说,‘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么给人理发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现在怎样了,嗯?塞缪尔是越来越发了,但我仍旧住在这间破烂的老房子里。塞缪尔有一间专门理发的屋子,而我还得在那棵芒果树下露天理发。”
博勒说:“如果我能亲手抓住那个拿了钱却没把我送去委内瑞拉的孬种,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们知道那人干了什么吗?他开着摩托艇带我们兜了一晚上,然后把我们扔在了一片沼泽地,说到委内瑞拉了。我碰见一些人,就和他们说西班牙语,但他们摇着头大笑。你们知道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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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回事吗?他还是把我们搁在特立尼达,只不过距离拉布雷亚三四英里。”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孩子。当一个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欢这个人,手里还捏着一把剃刀,这个时候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这些天,我只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给他理发,我可不愿意随随便便给谁理发。”
我们不必好好琢磨哈特的决定,因为几天后,博勒就来告诉我们说:“我会一个一个地拜访你们这帮家伙,因为那将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
那不过是两个轮子上架了一个小盒子,他独自推着。那高大的身躯,带着一副听天由命、无所谓的架势,让你觉着他这么做是何苦呢。小车上只装了两三包面粉或糖。
《新闻报》登出一则消息:
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哈特说:“不。他是去委内瑞拉了。他之所以保守秘密,是因为委内瑞拉的警察不喜欢从特立尼达过去的人。”
他说:“这些特立尼达人就会撒谎、撒谎。他们就知道骗人。他们骗得了你,可骗不了我。”
哈特说:“怎么了,博勒?你创纪录了,伙计。别跟我说,你去了一趟委内瑞拉,又回来了。”
他说:“好吧。我要做一件秘密的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能保守这个秘密吗?”
有一天,博勒走进了《卫报》办公室,在警察赶到之前,狠狠揍了一个助理编辑一顿。
博勒说:“确实。二加二等于几?告诉我,等于几?”
哈特笑了。
行凶者被罚
博勒说:“我要离开这个岛,永远不再回来。这儿到处是该死的骗子。”
“我这样的老头子也没多少时日了,”博勒说,“我这样孤零零的老头子活着总该图点什么吧,所以我要告诉你下面这件事。”
他说:“首先你必须向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打这之后,我们很少见着博勒。埃多斯设法找回了那辆推车,让我转交给博勒。
哈特说:“埃多斯,你有麻烦了。”
哈特常说:“博勒,我打赌,你一旦赢钱了,就会忘了我们大家。你会离开米格尔街,在圣克莱尔大道买栋大房子,伙计,是吧?”
他总是说:“你们听着,这是一个巨大的恶作剧,那些办报纸的家伙早就阴谋好了,他们已经定下了谁会拿这个奖,他们只想把所有黑人的钱骗到手。”
我摇了摇头。
“可他们拆除了兵营。”我说。
尽管在一九四五年时,博勒并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惊小怪的人之一。当时西班牙港仅有的三份报纸,《特立尼达卫报》、《西班牙港新闻报》和《晚报》,他每期都买。战争爆发后,《晚报》开始发行特刊,他也买。
埃多斯说:“你知道黑人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就过不好吗99lib•net?当时你也在场,他自己给我的,现在又让我还给他。就给他吧,告诉他,埃多斯让他见鬼去吧。”
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这一直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在这些日子里,博勒买了每一期的彩票,但没有一张中过。没有人知道这事,甚至连哈特和别的人都对他说:“博勒,我觉得有件事你该去试一下。你干吗不去买买彩票?”博勒总回答:“我早就不干这种事了,伙计。”
每逢周日,博勒又变回理发师。如果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那就是会理发。
我只能向特立尼达赛马俱乐部核实。
我不想说大话。
博勒说:“不,我不会留在特立尼达,我想走,去美国。”
第二天下午,埃多斯宣布:“你们知道那辆小推车我换了多少钱?两元!”
博勒说:“埃多斯,有一件事我求你以后别再做了。听着,埃多斯,当我求你了,别再找我理发了,我都不相信自己。去把我的那辆小推车买回来吧。”
博勒说:“不要紧。对了,孩子,这些天谁给你理发的呀?你的头看起来像只鸡窝。”
埃多斯说:“博勒,你会带走小推车吗?”
当时他正在给哈特理发,哈特听完后立刻站起身离开了。
博勒说:“埃多斯,车归你了。”
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一周中最激动人心的事。
六周后开奖了,我去看博勒的彩票中了没有,然后告诉他:“你的号码没有中,博勒先生。”
后来哈特说:“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我们再也不能让博勒理发了。你们明白,这家伙真的把我吓着了。”
我对博勒说:“埃多斯说很抱歉,让我把这辆小推车送回来。”
我跑到博勒的屋子,对他说:“博勒先生,你中奖了。”
博勒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说:“瞧,孩子,你现在倒是能耐大了。你可别把我惹毛了,否则看我不揍扁你。”
然后他掏出彩票,把它撕碎,冲到我面前,硬是把那些碎纸片塞到我的衬衣口袋里。
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的广告,据说有五六栋楼盘已经建成,并交付给了一些参加过宴会的人。报上刊登出多张人们手拿钥匙开门并迁入新居的照片。
他问:“你他妈的怎么知道的?”
我说:“是塞缪尔给我理的,博勒先生。我告诉过你,他根本不会理发。你瞧他把我的头理成什么了。”
博勒说:“我要你把它还给我。”
博勒经常对我说:“你知道塞缪尔吗?”
博勒说:“不会,怎么,你喜欢它?”
哈特说:“这下你要做什么?”
哈特说:“你不要灰心,再认真地试一次就行。”

博勒看了《新闻报》上的这些照片和广告后,掏了两百元。
埃多斯说:“你们认为博勒是疯了吗?”
日日夜夜,玛丽·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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