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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家彬放下了电话筒,心里盘算着,他一定要向国务院写一封信,反映一下国家计划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四人帮”没垮台的时候,出了问题,责任当然是“四人帮”的。现在“四人帮”垮台了,经济建设中如果还出现这种混乱,怎么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呢?又如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呢?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贺家彬明白,没有哪个政工干部是因为没事好干,忽然会关心起一个无声无息的人物。他猜错了,根本不是什么调动工作的问题。从刚才何婷的话茬儿分析,这场谈话也许和他既不做个人学大庆的规划、又不写年终学大庆的总结有关。冯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聪明呢?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对付冯效先含混的问话:“没什么,一般还过得去。”
罗海涛知道贺家彬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物,于是转了弯子,软了下来:“你这么一来,把这个会全搅乱了,还怎么开下去?”
冯效先把花镜戴上,对着贺家彬直愣愣地看了好一阵子,好像贺家彬顷刻之间变成了动物园里的四不像,需要认真地看个仔细。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对付贺家彬。扣个帽子?不行,那玩意儿现在已不大时兴,而且人们对扣帽子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谁也不再拿它当回事儿了,对贺家彬这种人,就尤其不管事儿。再说,一时也找不到一顶合适的,过去用过的那些帽子,规格品种还不齐全。
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办公室的门,先是无声地开了一道小缝,然后“吱呀”一声大大地敞开。从何婷处长比往日越发显得威严的步态上,从她脸上那种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态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贺家彬的。
“什么怎么样?”
“喂,喂——喂,喂——”
“‘不看看报纸吗?’
“我是长途台,找贺家彬讲话。”
冯效先从一大摞文件上抬起他那思想家才有的、硕大的头颅。也许他的思绪还停留在眼前的文件上,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地把贺家彬看了很久:“啊?我找你?谁通知你的?老何?”他有些想起来了,“哦,对了,我想找你谈谈,请坐,坐。”
“你应该去追求万群,不然这小鸽子早晚有一天会在别人的屋檐下做窝。可有谁能配得上她呢?”
夏天,他喜欢敞开衬衣扣子,把里面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一双手掌,像洗澡时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绒绒的胸脯上搓来搓去,于是,便有细细的泥卷掉落下来。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裤腿儿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双毛绒绒的腿。到了冬天,这一切活动都变得不大方便的时候,他就脱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带子的鞋他不喜欢,穿脱起来都很麻烦——搓脚趾头缝,好在天冷,他才没脱袜子。这些习惯,在开会的时候,尤其显得突出。好像小学生做不出算术题就咬铅笔杆。
想到这里,贺家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说:“造成的浪费谁负责?”这不是废话吗,谁负责?谁也不会负责。还是说句实在的吧:“你们赔偿不赔偿生产厂的损失?”
他漫不经心地向她指出:“应该换个煤气炉。”但他立刻后悔。她曾说过,她不愿意用煤气炉,因为换煤气罐的时候她一个人拿不动,就得求人帮忙,一两次还可以,月月如此,人家不嫌烦吗?而用蜂窝煤,只要煤厂送到院子里,她自己总可以慢慢地搬上楼去,用不着求谁。
“你这古怪的人,净发些古怪的谬论。”
现在,拿眼前这个人怎么办呢?一切事情要看形势,看气候。时间、条件、地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三要素。冯效先暗暗地赞赏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是有一套的。比方,以个人的名义,对某人或某个事件表什么态,搞什么名堂,都是冒险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许就变成了英雄好汉。《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怎么说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点辩证法嘛。孙中山在《总理遗嘱》里又怎么说的?啊,“积四十年革命之经验”嘛。对,凡事总得留个后路。他那硕大的脑袋,活像摆满油、盐、酱、醋的杂货铺,装着七零八碎、五花八门的学问。
如果真是因为郭宏才工作能力差,宣传委员的工作做得不大好,让老罗上,也不是说不过去。可是,见鬼哟。这一套全是摆在明处让人看的样子货。实际是因为郭宏才在支委里,总是一个唱反调的角色,是何婷和罗海涛的眼中钉。他们处处想找岔子整整郭宏才,可是他又没有什么小辫子可供人揪。支部里不团结,闹得群众也分成了两派,团结总是搞不好。为这,贺家彬多次向何婷提过意见:应该开个生活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自从何婷到电力处领导工作,总有几年没开过生活会了,实在说不过去。
贺家彬心头一动:“这样吧,也不能随随便便说退货就退货,你们是不是把事情的经过写个书九*九*藏*书*网面情况,我们也好向生产厂做工作。”
汽车的小窗里,方文煊那张闭着眼睛的脸,一闪而过。
老蔡埋怨他们,他们埋怨别人。实际上这都是经济体制上的大问题,需要认真地改革。什么时候工业经济也能像农业一样,有条放宽的政策,真正搞活起来,这才是解决材料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的根本办法。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活该!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你老喂喂什么,有话就讲嘛,什么毛病!这是长途,你这喂喂就喂了一分钟,要算钱的。”
一九六二年,万群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机关来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惹人注意、惹人喜爱的人物啊。
“最近奥地利才把主机的技术数据寄来,上次订货会议上订的机电设备,有很多不符合主机技术数据的要求。我们要求退货呀。”
当他还在抹着额头上因为大声嚷嚷冒出来的汗珠,思绪还留在计划、基建程序等等问题上的时候,何婷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了敲他的桌子。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有话要对他说,但他并不主动问她。她从来看他不顺眼,对他也很刻薄,要是他好心好意地主动问她,没准儿还会被她抢白一顿。
人人都爱想出点骗三岁小孩的笑话、故事去引逗她。因为,看着那样一双信赖你的眼睛,会享受到一种天真的快乐。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善于诡辩。但是,老弟,搞政治,你那两下子不行,还差着点儿呢。
唯美主义的贺家彬哪里知道,人的某些内涵,非得成为夫妇之后才能了解呢?除此,任什么绝顶要好的朋友都是领会不到的哟。
“那么你不妨说说你的观点嘛,不做规划,不写总结,总得说出个道理来嘛。”
多年来,计划工作成了这么一个模式。每年先开材料订货会,也是过时不候,班车一过就是一年。这种僵硬不合理的体制,生产厂也同样受不了。因为设备订货会开在材料订货会之后,生产厂订材料时还不知道用户要订的设备是什么,也只好先估摸着订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材料。等到用户需要的设备订货下来,生产厂原先订的材料和加工这批设备需要的材料满拧。然后,只好再想办法去串换材料。又没有交易市场,弄得材料库存积压量很大。每年只好再开几次材料调剂会,说是调剂了库存多少吨。领导一看,好像成绩很大,其实都是自己多出来的事。这能怪企业吗?难道不能有一个更灵活的、使材料供应和生产需要相结合的市场吗?
“此外,想过没有?他们还要恋爱、结婚、生孩子……他们是人,不是机器,机器还有个膏油、大修的时候呢……
贺家彬对万群说:“好吧,明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我到你那里去!”他发现,万群的眼睛里,好像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动。
何婷像在牌桌上甩出一张“小王”似的说:“那好吧,冯局长请你去一下。”
贺家彬想,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写学大庆的规划,也没有写学大庆的总结,何婷早就向他汇报过了,何必还这么假模假式地绕弯子呢?要是方局长,绝不这么干,他一定张口就说:“贺家彬同志,你怎么不做学大庆的规划,也不写学大庆的总结呢?”
何婷原来和贺家彬的关系还过得去,但自从去年支部改选以后,便每况愈下了。
罗海涛的脸,阴沉得像个判官:“我们是当着全科室的人讲的,怎么叫背地讲人坏话。”
他决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讲几句:“你不搞学大庆的规划和总结,会影响你们处成为大庆式的处,你们处又会影响我们局嘛。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是应该知道的。不能因为个人影响全局嘛。你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局成不了大庆式的单位,你要不要负责?”
石全清确实在密切地注意着贺家彬的一举一动,但他从不流露出注意的样子。他正在看《参考消息》。不要以为他看《参考消息》是装样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观六路,又可耳听八方,四下里全不耽误。
他们这里什么都不缺。黄花、木耳、花生米、人参……全国哪一个省不需要建设电站呢?又有哪一个省没有土特产呢?当地的管电的又有什么弄不到手呢?需要什么,只要张张嘴,不想办法送来,就拉你的闸,停你的电!哪个单位能离了电呢?就连土特产公司也不能例外。建电站的单位,要想很快把电站建设起来,除了要为投资以及木材、钢材、水泥……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机电设备能不能及时地、按质按量地拿到手也是关键哪。要想按质按量把设备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关系。人熟好办事嘛。到时候,可给可不给的,也许就给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货的,也能顺顺当当地提前了。
得,还是让他逮着了。
“还说什么赶美超修!人家采油工的工作量比我们轻多了,靠什么赶超?靠拼体力?那是不行的,只有靠机械化、现代化。当然,我们的工人阶级有觉悟,能吃苦、能耐劳,我们的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可我们应该爱惜他们,不能这样挥霍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早晚要做现代化企业的工人,不给他们时间学习技术,提高文化,将来怎么掌握、操纵先进的设备?
“我不是早说过了,我压根儿就没有写个人学大庆的规划。”
她走到贺家彬的办公桌前,刚要对他说些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冯效先被将了一军,感到不能再和贺家彬纠缠下去,谁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更让他尴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领导的私人生活。甚至连谁找谁吃过饭,谁不花钱让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诸如此类的琐事,一下子就闹得满城风雨。风气大不如前了,谁也不再把维护领导的威信当回事,堂堂一个单位的领导竟还不如眼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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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般干部气儿粗。人们动不动就向上级机关反映你,或是纷纷扬扬地给你扩散,要是你稍稍做点儿消除影响的工作,有人又会指控你打击报复……现在当领导真难啊!人们的思想象豆腐渣,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谁敢对本单位的领导这样讲话呢。
这个方文煊,有什么能力?又有多少资历?四一年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晚两年,竟然当了正局长。凭什么?无非肚子里有那么点文化水。有点文化水也许是坏事,净爱想点邪门歪道的事儿。
五十年代是让人留恋的,多少人怀恋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状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冯效先也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贺家彬这样的言论,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难怪他们支部把他的组织问题撂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组织观念这么差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不是祸害吗?
“‘不看。’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来了之后再订配套设备,你们就是不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生产厂早已经投料了,你退货,生产厂怎么办?”
还是让何婷自己去对付他吧。
但是,这位主管政治、人事工作的局长,在与何婷谈话时,把贺家彬几个人反映的问题,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何婷。如果说,在一个政治生活正常的单位,又有一个政治水平比较高的领导,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什么不好的后果。但客观上是,贺家彬几乎就要拿到支部大会上讨论的组织问题,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理由是他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有待进一步改造。而多年不抓政治学习的何婷,把几位向冯局长反映过问题的同志组织起来,学习了一周毛主席关于反对自由主义的论述。
“笑话!这么普通的常识,怎么还会搞错?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配套电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六千伏,怎么会写成三百八十伏?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挤进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那张摊在桌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机电设备弄到手的。”
就是对顶蹩脚的笑话,她也会热心地哈哈大笑。
下班的时候,贺家彬在机关大院门口,碰见了万群。她站在泥泞的融雪里,紧紧地锁着眉头。她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也许没有。那不过是她眉心之间几条深深的皱纹留给他的感觉。她叫住贺家彬:“老贺,明天是星期天,帮我去煤厂拉点蜂窝煤。”
这是无赖汉的诡辩。“背着当事人讲,就是背后讲。作为一个党员科长,你不但怂恿石全清讲那些诽谤和诬陷郭宏才同志的话,自己还参与了这种活动,这是错误的。这种会议,我拒绝参加。”说着,贺家彬就站了起来。
万群从未在婚姻这件事上体味过幸福:先是对爱情的失望;然后是政治上的包袱。固然,平反了,不再按自杀、按反革命分子论处,但是谁帮她挑生活这份重担呢?
“为什么不做呢,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哼,他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了,冯效先不满意地想。要是连贺家彬这样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试巴、试巴,他冯效先又往哪儿放呢?
“就这么办。”
贺家彬连挖苦带损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工作简直不好干。要么不干,只要干,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你有什么事呀?”
就拿这位小舅子来说,虽然没给哪位首长当过警卫员,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儿。前不久,运来了不少核桃、红枣、鸡蛋,还有名酒……处里大家分了。当然,给钱了。谁能不要呢?外头买不着哇!而且价钱还便宜得多。就连贺家彬也买了十斤鸡蛋。他是单身汉,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个副食供应本,每月凭本还可以供应两斤。
小汽车的喇叭轻轻地、不停地响着,他们挡住了汽车的去路。贺家彬拖着万群拣着泥水稍浅的地方让开去。
老蔡满腹牢骚地申辩着:“你老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怎么个等法?订货会议一年才一次,这趟班车一误就是一年。到时候外国人的主机到了,国内的配套设备还没订上怎么办?只能先这样估摸着订上货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订的制度嘛。人家国外都是用户随时订货,生产厂随时接。有买卖就干,哪有一年只许订一次货的,人家要是也这么干,工厂早关门了。你们把这套办法改改行不行?让我们参加订货会,也是上头的安排嘛,我们不订货行吗?到时候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进度,我们受得了吗?我们是按国家计划办事嘛,怎么能怪我们呢?”
“喂,喂,你是老贺吗?我是洮江水电站的老蔡呀。”
“‘没什么业余时间,除了星期六晚上,每天晚上就是政治学习。学习完了洗洗涮涮也该睡觉了。洗澡堂子也是最近才有的……’
贺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虑措词,还是压根儿忘记了为什么把他找来。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要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电站,打的不就是这块招牌吗?——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问题啊。不想出这样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处长、九_九_藏_书_网冯局长那里汇报点什么呢?他不是要争取入党吗?
她爱唱那首《鸽子》:“当我告别了亲爱的故乡,爱人含着眼泪悄悄地对我讲,亲爱的,我愿随你一同去远航,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那时候,她自己就像一只鸽子,一天到晚咕咕咕地叫着。可现在呢,她身上早已看不到当年那种可爱的稚气和洒脱劲儿了。眼眶深深地凹了进去,原来那任性的、俏皮的、向上翘着的嘴角,像被愁苦所压服,终于承认了失败似的耷拉下来。那些毛茸茸的、环绕在额头上、永远不会长长的柔发早已不知去向,把宽宽的脑门儿露了出来。她太瘦了,即使在不发脾气的时候,脑门儿上的青筋也凸现着。刻薄的人会说:“一脸寡妇相!”她是寡妇。一九七〇年丈夫因为受不了“五·一六”嫌疑的审查,在干校自杀了。
在去213房间的路上,贺家彬把这些方面的情况都思量了一遍,除了调动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似乎都不和他沾边儿。调动工作?!现在他还能干什么呢?快五十岁的人了,在这个岗位上消磨了二十多年,什么成绩也没干出来。他原是学物理的,如果大学毕业时,就分配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也许会做出点儿什么。唉,还提当初干什么。这里当然也用得上一点物理学方面的常识,不过,再照现在这个办法组织基本建设工作,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干起来也富富有余。二十多年就这么混过去了,别说世界上,就连国内物理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他也不甚了了。学过的那点东西,也差不多全都忘光了。他怀着虚度年华的无限感慨,走进了213房间——冯效先的办公室。
“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贺家彬心中暗笑,要是他告诉冯效先,处里有些人学大庆的规划,是以某同志的规划为蓝本,互相传抄的,他会怎样呢?
你就是对她说,有人长了四只耳朵这种荒谬绝伦的传闻,她也会歪着脑袋,认真地听下去,然后睁大一对眼睛,对这种绝不可信的事情,竟然还要将信将疑地问一声:“真的吗?”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你是个唯美主义者。”
那么,批评他?一时还搞不清他真正的意思,如何批评?但是,他对学大庆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苗头。他既然是分工管人事、政工的副局长,就更加感到这个问题的分量。大庆,是老人家树的旗帜,从没见过有人持不同意见,怎么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就出在他主管的单位?这还了得?而且这个人不分场合,到处都敢乱放炮。张扬出去,对他本人怎样暂且不说,对他这个主管政工、人事的副局长却极为不利。怎么办呢?首先,他想到的是立刻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不能让人人都按照我的观念去生活呀!与其别人把她娶了去,还不如你娶。”
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就像人体某个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会影响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进行这种畸形的循环,把养料不断地送进那累赘的瘤子里去,养肥那多余的细胞,任它长大、膨胀,慢慢地侵吞着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
“怎么不等煤厂送呢?”
“‘不看。’
“‘不看看电视吗?’
“他们那套模式我们就非得遵循吗?那套企业管理办法很值得研究,只要用一点经济手段,哪怕是一小点,完全可以达到他们那种强制性的手段达不到的效果。共产党人不是要讲辩证法吗?不能一个模式互相抄袭,年年老一套,十年如一日。应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的管理办法。并且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使之适合现代化的需要。”
那油脸的汉子立即显出一副解恨的模样。
“这个会开不成,倒是对你的一个挽救,否则越开下去,你的错误就越大。”
“说谁也不对,何况王梦云早就调出我们处了,和这些事情根本无关。搞什么名堂!”
“你学大庆的个人规划执行得怎么样啊?”
石全清接着说:“我没有说你,我是说王梦云。”
老蔡说得对,能光怪他们吗?
“您听听,是她们不关心时事,没有提高文化、技术的要求吗?不是。她们是累得直不起腰来,没那个精力了。再说洗澡,也许是小事一桩,可人家是采油工啊。总算不错,到底还是修了一个洗澡堂子。
而石全清连忙垂下眼睑,挡住眼睛里满得快要淌出来的快意。
贺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着急呢。他不过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罢了。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个。贺家彬这种人,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就是走冯局长的后门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但也不能为了屁大的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像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而这,就是他的思想政治工作。
他犯不着当面和老方顶撞,逢到他们的矛盾趋向表面化的当儿,冯效先总是显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暗地里,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在方文煊周围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九九藏书网但会有人及时汇报给他,就连方文煊还在脑子里想着的事情,也会有人加以分析,然后具体化、形象化地反映给他。
“你为什么不追求她呢?”
“我是贺家彬,请讲吧。”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这样奇妙地平衡着。一种生物常会攀附在另一种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藓类、蔓藤类的植物攀附在老树的周身。它们不像菌类,只在死亡的树干上依存,它们是在活活地掠夺着、吸吮着老树的生命。
贺家彬本来不想理他们,可石全清这一闷棍是朝他打来的。贺家彬能不挺身而出吗?他说:“这些话,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当着郭宏才同志的面,拿到桌面上说呢?非得背地里说见不得人的话。因为别人不愿意和你们同流合污,就甩闲话。你去打听打听,我在局里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干过拨弄是非的事?究竟谁在闹不团结?”
而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又不那么认真执行,比方上面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有设计批准书,设计任务书,设计审批文件,全部的设计资料、图纸,主、副机及配套设备的技术数据……并在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参加订货。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订货会议上,光是贺家彬分管的几个省,就有三个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电站参加了订货。一个连主机究竟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还未落实;一个连厂址还没有确定,究竟烧油还是烧煤也不知道,不用说,主机根本也就无从设计;再一个就是老蔡他们这个水电站。刚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主机技术数据还没有拿到,就敢拍脑袋,凭着想当然提出配套设备。那么以后,还要这基本建设程序有什么用呢?
“听你们科长说,你个人学大庆的总结还没有交?”
在大学,他们是不错的朋友。他虽然是理工科的大学生,但在绘画、音乐、文学……方面的修养都很高,人也生得风流倜傥,有什么配不上万群的地方呢?
这种事传得很快,不过不是贺家彬传出去的。局党委很快就知道了电力处处长和科长、科长和科长之间的不团结的情况。冯效先找几个群众了解情况。自然,也找到了贺家彬。贺家彬把处里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作了一次汇报。
这种问题让人怎么回答?
“我才不负这个责呢。我干吗非得学大庆,不学大庆我就搞不好工作啦?咱们单位年年搞这一套,总结呀,评比呀,传经送宝呀,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玩艺儿?有这时间,干点踏踏实实、正儿八经的事好不好?比方说,认真解决一下我们处的团结问题,干部问题。”
而且,据说这么一个县办的小电站,就派了五六个人在北京坐跑投资(只靠县里自筹资金根本不够,还是得靠国家贴补)、材料和设备。在招待所里包了一间房子,一包就是几个月,进出都是出租小汽车。光小汽车一项开支几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县农民的血汗钱哪。如果能办事,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就像这风机卡片一样,电压等级六千伏写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Z也可以写成阿拉伯数码2。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那一定是长途电话,铃声急促而持续。
“还搞什么蒙上眼睛摸零件,一个人要不要熟悉自己的业务?要。作为个人,这种精神也是可嘉的,可对主管人来说,却是思想上的一种倒退。世界已经进入了电子化时代,我们却还要倒退到连眼睛也不必用的地步。都这样闭着眼睛去摸,又何必搞什么现代化?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这就好像让人回到用四肢在地上爬的时代,然后还要警告那些用两条腿走路的人:‘人们,你们让两只手闲起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你们会变成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二流子,还是像我们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诚地在地上爬吧!’
不,冯效先不过正在记忆里搜索,把与贺家彬有关的印象连缀起来,然后决定用什么分寸和贺家彬谈话。这个人不是学大庆的标兵,也不是先进工作者,喜欢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尖刻。爱发奇谈怪论,爱吵架抬杠。有点理论水平,张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他还到方文煊那里反映过家乡为感谢自己对当地兴建电站的支援,送来过“土特产”。幸亏我让何婷去处理了那些东西,并且一再声明我什么也不要。核桃和竹叶青酒是何婷给送到家里去的,我付了钱。虽然那是个象征性的价钱。这是何婷的不慎,这种事怎么搞了个满城风雨?什么事要给人留下把柄,就是顶大的笨蛋。老方不是抓住了这一点嘛,在党委会上提出什么不能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分配给计划外的建设单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响呀,等等。哼,大惊小怪,装模作样。冯效先当即作了一个文不对题的、调子很高的发言:“是啊,我们应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过去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比现在难不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抗美援朝,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都抗过去了。那是为什么?党的威信高啊。党的威信是通过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来体现的。现在,有些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的事业。”
“他们好久都不送煤了,催了几次,答应得倒挺好:‘马上送,马上送。’就是不见行动。我的煤都烧完了,不自己拉,怎么办?”
冯效先皱了一下眉头。这叫什么答复?跟领导谈话,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呢?太不尊重领导了。不过他并不表现出来,还是耐心地解释着:“哦,这个,比如说,思想、工作、生活……”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他必须敲打敲打贺家彬:“大庆这面红旗可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你不要犯糊涂!”
“我没有做过学大庆规划。”
“过得去可不行啊,按照我们局的www•99lib.net规划,两年达到大庆式的单位嘛,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大庆的标准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也许吧。”
往下砍吧,压缩一下吧,你砍谁的?谁的后台都挺硬。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谁也别想快,一个大中型的建设项目,搞个十年八年完不成谁也不着急,反正离自己的心、肝、肺还远着呢。
“这我知道。”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个孩子过日子真不容易。她为什么不再结婚呢?他再也不敢劝她去干这种事。如果当初他不劝她结婚,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贺家彬想,他该不该对万群的眼泪负责呢?
这种加塞儿、走门子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何足为奇!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就是大的又怎么样?那一年,某位首长,不就是塞进来一个十二万五千千瓦的大机组嘛!因为那个电厂的基本建设指挥长,战争时期是那位首长的警卫员,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可以直入首长府,话就好说多了嘛。贺家彬在重工业部呆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哪年没有几个头头脑脑说上就上的建设项目呢。计划内没有?算不了什么,可以增补计划嘛。那计划的严肃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战线过长,没法儿不长。制订得好端端的计划(这计划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总结),谁想往上加一个就加一个。五个人吃的饭十个人吃,谁也别想吃饱。还要强词夺理,叫做“有饭大家吃”。
“那好吧,就这么办。”
“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水轮机是在奥地利订货的——”
“我没有什么观点。只是有个朋友的妹妹在大庆的一个女子采油队工作,那年她回家探亲,我碰到她。随便闲聊的时候,我问过她:‘你们平时下班以后,都干点什么?’
她怎么了?这神经质的女人!
贺家彬心里想: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眼前这个贺家彬和方文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想到这一点,他好像有了谱,便开始了迂回的包围:“你最近怎么样啊?”
“你这种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我没有说大庆不好。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没有油,大庆人为我们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国民经济弄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大庆硬是顶住了,抓住了生产。可是,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先进就永远先进?再没有可以改进的了?为什么不提超大庆?我们干什么都喜欢划个杠杠,不许超过,不许发展。发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这叫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您看着吧,将来准会超过,限制是限制不住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前进的,丰富多彩的……”贺家彬越说越兴奋,而对冯效先来说,什么企业管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听起来实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他把贺家彬说过的话很快地过了一遍筛子,决定别的都不记,只记住他反对大庆红旗这条最根本的就行了。别看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实质性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还没有说过我是什么观点呢。”
“‘那你们怎么打发业余时间?’
“‘不看。’
“‘不干什么。’
比方眼前这个人,据他所知,早先是他们县供销社的售货员。他要好好干他的售货员,也许是块挺好的材料——也难说,就凭他这油滑劲儿,要不贪污才叫见鬼——可偏偏要当什么采购员。有些人,准把采购员当成售货员了,以为那不过是和卖针、卖线、卖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儿,而且还可以借着这个差事遍游名山大川。为什么?无非因为他是那个电厂厂长的小舅子。正因为如此,才闹出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闹了这样的笑话,赔了公家的钱都算不了什么,反正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一分钱。
人们不得不对永远关闭着的213房间怀着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因为,人们的命运常常是由这里决定的。从这扇门里,不断发布出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某某人提拔处长、科长职务;某某人长工资、提级;某某人发展入党;给某某人处分;调动某某人的工作……
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会的人谁也搞不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
“冯局长,您找我有事?”
当初真不该劝他向她求婚。但谁能预卜未来呢?谁又能解答婚姻这斯芬克斯之谜呢。
“我?不行!我只能把女人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不愿意破坏这艺术品的完美。要是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妻子怀孕,像袋鼠一样挺着个大肚子,同哺乳类的动物一样哺乳,我会觉得我犯了大罪,而,我也不会再爱她了。”
从穿着打扮来看,冯效先似乎和刚进城时差不多。没有穿过皮鞋,脚上老是一双小圆口的千层底布鞋。一套中山装,原先是灰布的,而后是蓝咔叽的,再后是蓝涤卡的,当然,也有蓝色毛哔叽的。
老蔡真是老油子,立刻痛快地说:“赔偿!”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怂恿我去追求她呢?”
冯效先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一点,摘下自己那副从地摊上买来的花镜,拿在手里把玩着。
何婷这才下了大决心,全处开了一次生活会。平时,罗海涛对郭宏才意见大极了,总在何婷面前说三道四,会上却一言不发。等到散了大会,回到科里分小组继续开时,却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贺家彬实在看不下去,石全清却在一旁煽动说:“说话小心,当心有人传闲话,影响团结。”
“‘不干什么?比如说,不看看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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