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年轻的作家，让人喜欢他们那种活力和探索力，让人对他们充满期待。因为许多人是从十几岁、二十几岁开始写作的，所以没有理由怀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创造力。但是现在的媒体，包括文学界，应该多关心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这些人因为太安静，并不被充分注意。重要的事物常常发生在安静的角落。表象和泡沫是在外部的，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泡沫下面是水流”。我们有时候会关注泡沫，但不要忘记下面才是水流。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因为节奏快，没有挖掘和分析的时间，就会找一些很容易找到的东西，拿来就用。其实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在安静的角落。

我读文学书很慢，因为纯文学的最大快感来自细部，来自它的语言艺术、它的细节。我不太读畅销书和通俗作品。将阅读通俗作品的心态和方法习惯，用到了纯文学上，那就读不懂。它们是两码事。听相声和读纯文学书不能是一种心态。用读科学书籍的心态进入文学书，这还差不多，这样就会得到很大的愉悦。比起读通俗小说，纯文学给人的阅读快感太大了，那是很高级的享受。古人说的一杯茶一本书是劳动之余的至福，主要就是指雅文学或思想类的书籍。

写作的动力就是酷爱写作。年纪大了，就会有飞速流逝的时间感，名利就会渐渐退远……重视身边友人，特别是行家里手和好读者的看法。写得久了，译出一些文字也是正常的。但这对作家来说并不重要。

我今天的写作并不让自己满意。回顾起来，这几十年来，也许有两个方面我并没有改变：一是对文学的深爱没有变；二是相信人世间有正义、有真理，并且要追求它。我庆幸这没有改变的两个方面，它使我还能一直往前走下去。

作家追求真理的恒念应当是工作的前提。但是他还应该有更丰富的趣味，比喻对复杂人性的强烈好奇心、对于诗境的痴迷和沉浸……不然一切都会是空洞和大而无当的。文学这种记录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史书，它也许更复杂一些。它的主要功用大概也不是记录。一般来说我是回避“史诗性”的，因为我内心里是同意海明威的嘲讽的：所有二三流的作家都喜欢史诗式的写法。他起码在说传统的“史诗”模式。

常常想念校长，他不仅是鼓励同学写作，而且还创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其实一个人在初中时候的经历，对他确立一生的事业方向和爱好真是非常重要的。到了高中或大学也可以，但初中这个阶段似乎更重要。我在初中的油印刊物上发表了作品，那种兴奋，远比后来出版一本书更重一些。那时候不是铅字，是手刻蜡板印出来的，可这都没有关系。在我和同学们那儿，那种墨味比茉莉花还香！至于老师的赞扬，那就更令人鼓舞了，这是最早来自他人的激赏。由于有这样的老师，我们的阅读范围也宽广起来，算上家里的一点藏书，许多当时不能出版的书都能看得到，而且把它们及时化为了营养。我们当年读过的书除了中国古典名著，俄法英美的作品都能读到一些。回想起来，这真是我们的幸运。

好的会留下来，差的会淘汰掉。最后积累起来的就是未来的那部文学史。不过真正的杰作从来不是为文学史而写的，只不过它在未来肯定是灿烂的，在眼前却不一定。

嘈杂和低俗，绝不是文化界孤立存在的问题，而是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二者互相推波助澜。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期里，让文化界不庸俗不低俗不媚俗是不可能的。这其中有潜心创作追求远大目标的人，但他们的数量不会太多，声音也不会太大。

说到卖，有些很拙劣的书不是卖得更好吗？所以这是不重要的指标。如果一个作家倔了半辈子，最后却被市场说服了，也够不幸的。以市场论英雄这种事，是商人才有的。作家身上的商人气越少越好。《九月寓言》和《古船》都不是为市场竞争准备的。它们销量稍大，那是因为时间积累的关系。一部出版二十四五年了，另一部也出版十八九年了，如果每年印上一点，再加上不同的版本，加来叠去就会印得多了。这两本书都是在我三十多岁以前出版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它们会让我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现在我年纪大一些了，写作这种事就得从头打谱，干一点更大的活计，要节省时间并舍得花费时间才行。这是从长计议、集中时间工作的时候。现在的年纪，不能凭一时冲动和意气用事了，而是要慢慢来，沉住气。责任心，生活方式，这些都一块儿包含在写作这种劳动中了。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前因后果。比如说建国后的前几十年文学功利性太强，再加上极“左”文艺政策让作家大部分失去了创作权利，产生“大师”当然是谈不上的。近几十年社会走向物质化欲望化和实用主义，网络等现代传媒发达，人已经变得空前浮躁，这种环境要产生“大师”也是困难的。

《融入野地》是一篇散文，它不能囊括我的理想。我说的“融入野地”，不是指让人到野地里去生活，背离城市的家，那不可能。我的意思是在现代社会里，在网络声像时代里，人尤其不能陶醉其中，不能忘记我们生存的自然背景——不仅不要忘记，还要极其重视和依赖，与之相依相存。大自然是生命的母体，人在现代生活中却时常会忽略这个。环境问题，精神问题，有许多现代病就出在这里。文学写作是人类精神状况的重要指标，看看我们现在的作品，比起十九世纪，其中关于大自然的饱含情感的描述和记录，简直太少了。这是不祥的征兆。古人讲的“天人合一”思想，其中就包含了对生命自然背景的深入思考。人仅仅依赖自身征服自然的所谓“科学力量”，只会越来越自私，最后走向自绝的末路。

现在仍然是成熟作家得到阅读比较多的一个时期。因为现在的阅读概念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只有书，现在还有网络等。阅读的数量在成倍地增多，但深度阅读和有效阅读在减弱。因为这个时代比较浮躁，各种物质欲望被撩拨起来，人们好像急剧旋转般停不下来。但是数量庞大的浅阅读毫无意义。深度阅读则需要停下来、要安静，这才是真正的阅读。

作品一直专注于精神问题，苦苦求索，这等于对物质主义时代提示和强调了一种身份、一次说明：作家的时间很有限，所以不必娱乐他人、不必给那些只知满足于物质的各色人等提供服务，作家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样的义务。不写作的人一直对写作的人强调各种“义务”，这真是有些可笑和荒唐。人要各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评奖对作家是一种鼓励，因为总有一些评奖是好心好意的。即便一些比较不靠谱的奖，它的初衷可能也不是为了赌气，不是为了恶作剧。这种活动使文学界变得热闹些，不寂寞。真正的好作品与好评奖是一样的，都需要时间去检验。再大的奖项也只是几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许诺和赞赏，这需要时间去鉴别。写作是一种高尚的劳动，所以给好作家们奖赏总是一种善举。旧社会里有些富人常常自叮自己，要“日行一善”，因为他们知道行大善不易，需要一点点积累才行。对人世间非常坚持的思考、对写作给予鼓励褒扬，大致就是积善。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行善之心，那么花这种钱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只因为手里有了钱和权，就轻浮起来任性起来，那只能是恶，而不是善。人们当然会欣赏“日行一善”那样的诚实和恒心，同时也会蔑视一切形式的轻浮。无论是什么作品，无论奖赏的名头有多么大，都无妨平静自然地对待它。让一个奖把好端端的人搞个半疯，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那是因为利欲熏心。这就像范进中举的道理一样。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作家，可不要当“文学老范进”。一位俄罗斯著名人物说得好：经历了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

这么多年的游走，几乎到哪里都可以待一待。可是为什么离不开最初的那片土地？可以出国，但不如在国内写得好。离开了本土的欢乐和痛苦，一个人的损失是多么大啊。写作者离不开自己的文化母体。

社会的浮躁对于写作或许是好的，这种浮躁、剧烈的竞争状态下，人性的表达会更充分，社会万象会以很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写作者的观察和体验来说，就可以获得一个难得的机会。这好比一场风暴，风暴眼里是平静的。作者在风暴眼里会获得艺术和思想。如果跟上风暴气流旋转，连生存都成问题，哪里还能有艺术。所以一个艺术家、思想者，风暴眼里可能是他的居所、是他思想和创造的空间。他当然不希望这个社会越乱越好，而希望社会是有序的。但实际情形却不一定如此。生活当中，一杯茶一本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再加上劳动。回到这种状态那才是好的。

要做事情也只能专注吧。要写的东西很多，那也就无暇他顾了。现在多么吵，人的心思绝不能过于分散。任何劳动，用在一处的时间多了，看上去就显得“天真”，其实也未必完全是那样。从地域上看，地方性格是存在的，我们这儿属于古代的“东夷人”，就是最东边古登州海角的人，这里的人都热情好客一些。不过任何人年纪一大，也会深沉不少。我觉得再也没有比文学写作更有意义、有趣味的了。还有安静的阅读，这是最激动人心、最让人迷恋的日子。如果周围吵得不得了，中心安静，极其安静，大概就会产生艺术吧。我十分向往这个境界。

半岛地区是国际葡萄酒城的主要葡萄种植基地，我长期以来写的“葡萄园”是实在的，而不是什么比喻。因为我对这样的环境从小就熟悉，对葡萄园的辛苦劳动也习惯了，开手就会写到它。我经历的一些地方，常常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葡萄园，园子里是被生计累得要死要活的民众。这个环境在我看来没有多少浪漫，倒是经常想起斯坦培克一本书的名字：“愤怒的葡萄”。

以前生活在龙口，后来去栖霞，再后来就是烟台，最后定居在济南。今天再回到龙口，并不觉得陌生。龙口在我眼中的变化，不是骤变，而是渐变，不知不觉……现在胶东半岛是整个山东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龙口在胶东半岛又是排名首位的市区，有葡萄酿造、粉丝、铝合金、渔业、水泥、煤炭，有铁路和港口等。这样看来，小时候的龙口和今天似乎不是同一个地方了。儿时熟悉的人大部分都不在了，和我同龄的人许多到外面闯世界去了。

写作有艰苦的一面，但劳动的享受还是远远大于苦涩。但凡是大的享受都会有大的辛苦在里面，反过来也一样，是这个道理吧。人生下来是要在这个世上做些建设、有一点贡献的，写作也就是这个意义。这样的责任心会让自己的艺术一点点精湛起来，而不是相反。劳动可以让人健康，最好的劳动往往都不太具有强烈的名利心。太强的名利心会毁人，糟蹋劳动也糟蹋身体。劳动是人生的大享受。写作是创造性的劳动，是大的劳动，所以应该是有大愉快的。

想想看，这些损失太大了。精神家园不再，没有人替我们的民族文化做点事情，只会搞城市化，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说白了，无非是看中人家的地了。爱农民，为什么不能让其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几十年了，现在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多出一个电视机，并没有发生什么更大的变化。甚至电视机也是让农民更痛苦的东西，因为里面常演城市里那些富人的生活，过去不知道还好，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还有很多低俗的节目，这会把孩子们教坏了。以前农村人哪有随便在街上亲吻的？现在一切都乱七八糟。

读书最多的日子要算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当时我在南部山区一个人游荡，主要的享受和安慰就是读书了，所以印象深刻，接受的影响也特别大。后来书多了，条件好了，书对我的帮助倒好像没有那时候大。谈到喜欢，至今最喜欢的是鲁迅的书，再就是俄罗斯作家的书。欧美当代作家中的一部分、拉美作家的一部分，也是让我十分入迷的。

走出家乡才知道，要真正写出自己，一定要写那片土地……山区有林子和狐狸，然而地形更加复杂，不光有山林，还有高山、峡谷，奔腾的河流，深邃的洞穴。

每个国家不一样、东方西方也不一样。西方一部分优秀作家很安静，我们读翻译过来的一些代表作品，觉得是如此。他们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不同的是那么安静。他们一笔一笔写下去，并没有像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作家那样，用我们胶东人的话讲，就像“狼赶驴”一样激烈地奔跑。安静才有不同的心得，有见地，有好的艺术。我们从国外交流当中应该学到一些好品质，而不光是看作品的技巧。一些杰出作家都是很安静的，他们一笔一笔写下去，慢慢修葺自己的作品。

有人说在时下这样一个普遍阅读水准相当低下的情状，畅销书肯定是垃圾——但不能说得太绝对吧。准确说，文学写作从来不是一桩买卖，就算是，那也要具体分析。八十年代我们参观上海闵行的一家合资玩具厂，那里当时正在制造各种玩具汽车，一箱箱产品装满了大卡车，而每一箱都装了几百辆“汽车”：这些“小汽车”都有模有样的，但其实只是玩具，内里并没有怦怦跳动的燃烧的发动机。将它们比作书籍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只看外表只听名称，而要看它们有没有燃烧的内在的发动机。所以，文学作品销售的单纯计数从来都是无意义的，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要看它们是不是小孩儿玩具、有没有内在的发动机。有内在的燃烧的发动机的真汽车，一辆的价值相当于不知多少汽车玩具，说白了就是这样。

即便是一个短篇的写作也会有许多困难要克服，那么更长的书自然要处理更多的问题。放弃的想法不要有，因为这只是一种日常劳作。劳动的快乐必然包含了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长期的文学工作一旦有了过于功利性的目标，出现阶段性的沮丧倒在其次，严重的后果一定是——最终的失败。

我出生在山东龙口，整个童年时代，就在龙口海边的林子里度过。胶东半岛是齐文化的腹地，现在人们说起山东，都知道是齐鲁之地，以为齐鲁文化是同一种文化，实际上齐文化和鲁文化差异很大，甚至有许多对立的方面。比方说鲁文化是陆地文化，讲究“规范”，君君臣臣，孔孟思想就是典型的鲁文化。齐文化却是海洋培育出来的文化，倡导幻想和自由。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世界分为九州，天外有天。还有秦代的徐福，奉始皇帝之命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大约就是在胶东蓬莱这一带。

毛姆说：“伟大的作家一定是多产的作家，多产的作家却不一定伟大。”这里是说，有一种巨大的才能会推动他的劳动，所以他必然是勤奋过人的；但是多产却不意味着他的浮躁，因为他的生命能力还决定了他的耐心、他的深邃。所以他会一次又一次修改、一次又一次更正自己，他在耐心方面同样是不同寻常的。我们总是从杰作那里读到安静。一本书不给人以安静，一般来说就坏掉了一半。我们不必读让人不安静的书，也不必写这样的书。

现在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很多优点年长一代并不具备。年轻时候青春的勇气、单纯、勇敢，后来会少一些。不言而喻，到了中年之后，会比过去想得更多一些，在阅读方面会留恋一些老书，经典回头看得比较多。不同年龄的作家肯定拥有不同的优势和资源，互相学习互相容忍、互相宽容互相支援，就显得很重要。但是无论怎么，都应该静下来好好读书好好思索，要追求真理。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真理是有的。还要有道德激情，是这些决定着一个作家能不能走远。不能过分相信自己的才华。对人和世界要有感情。感情最重要。

日常杂务对写作会有负面影响——但事物都是正反两方面的。总之既然要做，就要尽力，还要力所能及。这和写作的意义是一样的。任何事情都有难度，也都有积极的意义。作家的主要工作还是写作，这不应该有什么变化。说到“社会转型”，我们会觉得中国上百年来一直在转型，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怎样安居乐业？致富和社会变革不能过于峻急，如果一代代人都在巨大的颠簸中度过，哪里还有幸福？

但即便这样，我个人仍然赞叹孟子的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作家始终要有深沉的志向。

文化成果尤其需要时间的积累，创造性的劳动更是需要空间的容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我们都还缺少相应的必要的条件，所以作为创作个体，就要有极大的忍耐力和沉静心，有气量有包容力。

作者对谁来阅读、怎样阅读，总是想得不多。不过现实一点讲，我们的阅读史上历来都是如此：只有不陷入时尚物欲，不受时下摆布，使“人”的本质特征强大者，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文学和思想。有志气的作家显然是为这样的阅读留下文字。有些书看起来也算通俗，但要真正进入它的内质并有所领会，还要有点超拔的心气。

一部雅文学能在三五年内逐步印出几万册，已经相当不错了。一方面印少一点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书印得多一点。有的作家对自己不太满意的书，并非希望它印得越多越好。有的书，印一点就可以了。有一部分人读读，传看一下，听一下意见，交流一下，也蛮不错。作品印出来就有了商业属性。好的作家写作时不能太挂记卖的问题，卖是书店和出版社的事，他们的心作家不必操得太多。作家好好写wwｗ.９９lｉｂ.nｅt书，书店和出版社好好卖书。现在的问题不正常，在于资本主义把这一套搅在了一起。作家操书店和出版社的心，书店和出版社则操作家的心。这是不应该的。一个写作三十年或更长时间的人，已经很累了，不能操额外的心。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书卖得不好，但他很伟大。拉美的马尔克斯卖得极好，他也很杰出。可见不能在卖上较劲。

文学主要是给本民族看的。文学的“走出去”并非一定是好事，如果“走出去”的尽是一些“声色犬马”、一些浮浅之物，反而会带来可怕的民族误解。比如，我们许多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理解和尊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从小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师的结果。可见关键不是“走出去”，而是什么东西正在“走出去”。中国文学目前完全不必要急于“走出去”，这是浮躁和不自信的表现。就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好作家来看，他们当中越是优秀者就越是安于写作，从来不急于“走出去”。一个国家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输出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强大的人格力量、追求和创造完美的巨大能力，这些东西震撼和感动了其他民族，才算是真正地“走出去”，也是对世界的贡献。反之，如果只是让其他民族得到观察萎缩和渺小的机会，欣赏一群畸形的精神侏儒，那么这种“走出去”还是越少越好。

保守其实是很好的，我们加入保守者这个行列还不见得够格呢……外国好的思想，同样有利于这个民族，简单地排斥外国，那是既可笑又幼稚的，我们不能这样简单。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融合外来思想和文化的历史，从佛教到目前种种影响最巨大的一些东西，分明都来自外国。中国的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我们如果全部丢掉，一味邯郸学步，以商业物质主义来统领我们生活的话，那一定是悲惨的，等待我们的只会是最不好的结局。我们只会变得更可怜，不会有什么幸福。现在许多人以学西方发达国家像不像为标准，好像谁学得像，谁就靠近了真理和科学。我们关键是要学来他们最好的东西。过分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将精神挤到垃圾堆里的做法，还有战争强势主义，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基督教好，儒学好，可是我们现在急于获取物质利益、急于发泄欲望，会去遵守它们？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信仰，那还不要一切全乱了套？失去信仰的社会，只相信物质和科技力量的民众，是最可悲的。我们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得多么好啊！它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骨骼，如果我们将它抽掉了，身上没有骨头了，就会像一摊烂泥一样萎泄在地，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践踏我们。为了争名夺利不择手段，堂而皇之地倡导实用主义，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地面上发生这样的事，是多么危险多么不幸啊。当年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几句大话吗？多少读书人把它植在了心里！现在的某些知识人呢，还敢于正视和恪守它吗？

文学写作是各种各样的，只有如此才能交织成复杂的声音。但这不是说如此一来就没有了标准。作家只有顽强地追求自己的标准这一条路，而不必挂记阅读大众是否认可。谈到文学写作、作品的价值，那还得等待时间的检验，文学从来不是个销售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大概至少要有一百年才能检验出艺术的好坏和真伪吧。有人可能嫌时间太长了，我们等不到了，这也是实情；可是没有办法，艺术检验就是这么漫长的事情。

十九世纪以后，特别是现代主义运动以后，文学的内部空间无限开拓，卡夫卡之后的许多作家，写尽了人类内心的异化、对客观事物的恐惧。但是与此同时，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再没有像托尔斯泰那些十九世纪的大师们，能够描写辽阔的景物。事实上生命的自然背景不能被忘掉，生存空间决定了人的个性。

这样的语言让人心醉神迷。命名的趣味还体现在地名上，铺开龙口地图，会看到每个地名都有故事。有个地方叫“撇羊”，几乎可以肯定，当年有过一只羊被忘在那儿、被撇下了。还有“洽泊”“妙果”，这类名字很多。一旦村子没了，还有“妙果”吗？

所谓的纯文学书籍一旦做成了电子读物，也只能用来检索和浏览，深入阅读和欣赏是不可能的。网上发布是一种宣传，可以促销。屏幕文字改变了人类千万年来形成的阅读姿态，要取代纸质书的阅读效果，那就要等待千万年的演化和进化。

中学毕业不久到了栖霞，那里被称为“胶东屋脊”，地势在半岛上是最高的。栖霞和龙口尽管隔得不是特别遥远，可是地理风貌差异很大。从小在海边长大，突然来到山里，生活很不习惯。我有几年在整个半岛上游荡，是毫无计划的游走，到处寻找新的文学伙伴。

一些夸张的赞誉只能让人惭愧，怎么会接受呢？在时间的长河里，在许多作家的卓越劳动面前，我们写出的一点东西充其量只是沧海一粟。失败才是常事，但愿它们都能变成“成功之母”才好。如果是一个更笨拙和更倔强的劳动者，除此再没有什么过人的特长，那不是也很好吗？只要能获得正常劳动的空间，能让我们好好劳动，这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已经是很幸福了，除此以外就别期待太多了。人不能有过多的奢望。我静下来常常想到一些有大能的前辈，他们生不逢时，写得不够多也不够久，那是个人悲剧和时代悲剧。我们虽然不再年轻了，算是知道了一些事情，积累了一点成绩，可说到底还是幼稚苍白的。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生功课和艺术功课，还在前边等着我们呢。可惜时间太快了，这儿不由得想到一个词：白驹过隙。

如果有什么较高的评价，那也是对我寄托的一种希望而已。我好在还知道自己离他们的期待有多远。事实上我这些年从同行身上学到的东西很多，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共同努力，才把文学推到了时下一步。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也有令人痛心的一大堆问题，但即便这样也很不容易，也是在往前走着的。我们对照一下百年来的文学脚印，就能看出一些实情来。一个文学时代不是孤立的，它是由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甚至是许多牺牲才换来的。今天的很多结果，不论好的或坏的，都能从昨天找到一些原因。经过了几番折腾，到了这个年头还一如既往地爱着文学，也不容易。要知道这种爱没有改变也是很难的。这其实远远不止是个文学问题。至于我，不过是一直这样工作下来而已，说多么优秀还远远谈不上。

一个文化素质相对低贫的农业国，对新的科技就会格外好奇和敏感。其实这无伤于真正的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因为传播手段以后还会继续发展，这与写作是两个不同的轨道：一个属于科技，一个属于心灵。文学轨道是从屈原李白杜甫那儿延伸过来的，也要按照自己的方向往前走，这是不会改变的。别说“第四媒体”，将来就是有了“第八媒体”，也仍然代替不了灵魂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也许他只需再次提醒自己这个浅显的道理：怎样阅读、多少人阅读，这一切并不能改变作品的固有品质。许多人一直在谈“网络文学”，哪有这样的“文学”？它并不存在，而只有文学——它们印在纸上、流动在荧光屏上，还曾经刻在竹简上、龟板上……如果总是热衷于分类“毛笔文学”“瓦片文学”“草纸文学”或“打字机文学”，这不是很无聊吗？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也难以影响到大的文学格局。但只要坚持个人的追求就有意义，大家都这样坚持，水就涨起来了，泡沫就少了。

文学创作活动是人类生命现象的一种，它总要发生，不能遏止。它从产生那一天起就一直是这样，没有停止过，大概也不会先于人类消失。它包含了情感的倾诉和思想的探索，可好像还不止这些。人的志趣、追求完美的能力、对人性的好奇心、对整个客观世界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想象探究，都囊括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常常想，文学不可以当成一门专业和一门职业去对待的，所有仅仅是从专业和职业的意义上理解文学的，都可能过于简单一些了吧。有一次我随口作了一个比喻，说“文学是生命中的闪电”。这样作比，不知是不是过于夸大了灵魂的激越性质？因为文学创作中也包含了相对平静的记述和描绘。不过我相信，文学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炽热的，就像地球内核是熔岩一样。

开始写作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中学的校长爱好文学，爱得很深，但是他没有发表过作品。那个年代发表作品多难，他就在学校里办了一个油印刊物，鼓动我们学生投稿。我们写了以后他就夸，他写了文章也给我们看。还有各种文学书籍，大家都传看。

http://wｗw.９9lｉｂ.nｅｔ思考文化界，就首先要思考社会的大环境，大环境不改变，文化界自身的变化是没有多少可能性的。

写作和体育活动不一样，比如跳高助跑、发力，要考虑会不会失败，因为是纯粹身体技能方面的尝试。思想活动、艺术活动没有那么简单的失败或成功。就是对于生命的完整的、质朴的展现。个人的生命很自然地走到这一段了，如实地写出来，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感动，尽你所能把它表达出来，因为个人生命的质地决定了书的质地。不存在失败的问题。

我发表诗比较早，发表小说是1980年。这之前积累了许多稿子，因为后来有了一定的影响，刊物约稿的渐渐多了，有时就会偷懒，从练笔的这三百多万字里找点东西出来应付一下。人是有惰性的。这当然很不好。所以为了干脆杜绝这种事，有一个办法，就是彻底烧掉它们。这样再要发表作品，那就非重写不可了。这并不表明我有多么“决绝”和顽强，而是说明了我的性情软弱，不得不采用一种办法根治：一烧算完。

关于书籍和现代传播工具，萨特说过一些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世界早就进入电视时代了。他把音像之类比喻成“飞弹”，认为书籍才是可依赖的“步兵精神”。他在艺术行当里是个老干家了，对自己的结论可能有充分的经验支持。他肯定有些深刻体会。他的作品在舞台上曾经很热门。但是他知道留下来的是什么，不是一闪而过的荧屏之类，而是书籍。书籍的形式可以变换，比如从竹简到线装书再到今天的无线装订，甚至某一天完全普及了电子阅读器。不过即便到了那一天，它的本质还是没有变，它还是书籍，还得人来写。历史上，有人不止一次惊呼文学就要绝迹了，书籍也要绝迹了。这样的惊呼从雨果和左拉的时代就有，几百年了。他们二位都嘲讽过这种论调。可见一惊一乍是人的特点，每个时代都有。文学与人是共生共存的，放心吧，只要人活着，文学也就活着。但书籍的印刷方式会随着技术的提高不断改变。有人从网络上读文学书籍，那也好，那不过是传播记录的方式变了。到了哪一天电脑代替人脑创作文学作品了，作家们才会真正歇工。可是这一天会到来吗？我不太相信。在很遥远的未来，畅销书由电脑写出来还有可能，因为它基本上是“套活”，是故事、语言乃至思想的平均值和公约数。纯文学呢？大概还是不可能。现在的各种“飞弹”很多，影响也很大，的确引起许多人的不安。不过它呼隆一阵，也就过去了，不能最终解决战斗。就像打仗，即便有了激光武器，天上的卫星飞来飞去的，要占领和巩固一块阵地，还是需要出动步兵。步兵得长时间靠在那儿。萨特的意思，至今看也还是不错的。

这是表达的需要，同时，它一定跟中国的本土经验、本土的传统表现手法高度融合，得以落地生根。纯粹技法的模仿是不难的，但不会有好的结果，会遭到排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不可能不涉及各种各样的现代表现手法。它不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中国的艺术传统也为西方所用。

印刷材质不断改变，但是纸质书也许很难被根本替代。从竹简到今天的纸走过了几千年，印刷或刻写的本质却一直没有变。几十年前有人惊叹说就要实现“无纸化办公”了，结果今天办公室耗掉的纸张却是以前的几十倍。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如果由此推理，那么新的阅读媒介只会极大地刺激纸质书的印刷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电子技术使纸质印刷更方便了，二是屏幕文字进一步引诱了纸质印刷的兴趣。

直到现在也会听说狐仙的故事，但是少多了，也许一年就听到一次。环境被破坏了，没有无边无际的林子了。没有林子，就养不住狐狸。狐狸少了，狐仙就更少。

我在林子里一直住到十多岁。从林子里拐出来不远，是煤矿和园艺场。当时林场周边的村庄，联合在果园里建了一所中学。“文革”时期冲击虽然很大，可是狐仙和黄鼠狼都没有给冲走。大家只是暂时不敢说了，因为“扫四旧”的缘故。可是民间的生活和传统，不因为这一“扫”而不存在。一个同班同学，有一天上课迟到了，老师问他怎么这么晚才来？他说帮叔叔逮了一夜狐狸精，它是附在婶子身上的。这种事在我们那里不是笑话，老师听了也就没再批评他。

目前这样的状态下，出现了真正的杰作我们也不会认识，因为时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鉴别力。事实上我们在当下肯定和赞赏的，往往是应时的、比较浮浅的写作，深沉有力的精神和艺术之果极少有人看到。

甚至这些也不完全是传说。那时候龙口海边是无边无际的林子，有几万亩，是高大的橡树和杨树之类。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应该改过来，林子大了，什么怪事儿都有。村子里经常听说，谁谁被狐狸或者黄鼠狼附身了。几乎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事。我们那边对“附身”叫“调理”，说某人被“调理”时，这个人就会知道很多他本不该知道的事情，说出与他身份不符的话，有时采用的完全是狐狸或黄鼠狼的视角。

书院有“万松浦网站”，还在建诗歌博物馆。诗歌，也许是施向实用主义的一味解药。实用主义贻害了这个世界，它和虚假的理想主义一样可怕。建诗歌博物馆，等于是在黄沙上植树种草。这样的博物馆，英国有一座。它应该包括古今中外诗歌创作成果的收集、保管、研究，还要促进和推动当代诗歌运动。诗歌在今天是最不实用、最少商业价值的。这个馆目前正在建设中。要慢慢做。做事情虽然不是越慢越好，但慢慢做出来的事情更让人信任一点。

真正有个性的写作才会产生杰出的作品。越是个人的就越是大众的，作者如果考虑读者太多的话，就会达成妥协，这样的作品就会重复。杰出的作品要与读者有深度交流。文学的检验从来都是来自时间，所有好作家都是放眼时间的。民众也不等于“乌合之众”，民众的意志和趣味总是通过时间来体现的。写作就是要“自说自话”，就是要写出自己。这种对话是无法复制的，也是最具保留价值的。“自说自话”才能走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平时是安静的，但一旦写起来还是会很激越……不是那种安于职业写作的人，而是感动了才能伏案……不断读到好的作品，这是一种鼓励。一直写下去对作家很重要，不停地工作就会保持持久性。但是数量并不是很重要，作家精准地击中了梦幻一样的艺术目标才有意义。

无论是文学的实践和吸纳，我们这一茬写作者都受惠良多。这之前及同期作家、国外作家，在文体上的开拓与实验，都提供了综合的营养。所有这些方法无非归结为两种：想象和描述，也就是诗与真。现代主义使其变得更为自由，却没有背离它们。这就是今天感受和实践的现代主义。“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学习中能够有所进步，心里就会常存感谢。更主要的是，在急遽变化的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极为复杂的精神环境中，总会看到一些榜样，看到一些正直、清晰、坚忍和洁净的人。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龙口最让人伤感的是，农村正在远去，人们离开了村子，不再养猪和牛羊，因为没地方。而过去连田野的秸秆都要储藏起来，各种农具，多少年不用的东西，包括老一辈人用过的土纺机，都要堆放在仓库里。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当然不算文物，却是触手可及的记忆。为什么好多人到了城里能安心地住在高楼上？因为他会偶尔想起，老家还有一个小房子，那是保留了记忆。老家的房子如果没了，城里头那个人也会没了底气，没了根。

那里的人生活的地方，每天都能看到海天一色，无限辽远。所以他们说话嗓门都很大，生性直爽、浪漫。蒲松龄就是典型的齐国人，他能写出《聊斋志异》这样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在齐文化的土壤上自然生长。其实胶东半岛全是这些东西，大家对狐仙的传说很熟悉，每个村子里都流传着大量这样的故事。

对于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还谈不到遏制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现在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大行其道，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卖掉，能卖出去就是成功。什么良知和责任，提一句都会被人笑上半天。在这种社会气氛中，还要谈论“文学”如何，也未免太简单太迂腐了。

作品的“神话”气质可能并不是刻意的追求和经营，因为对我来说许多时候是不自觉中形成的。后来关于“齐文化”、关于“东夷文化”注意得多了，这才想到自己是在它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这种神话传统在古登州海角是十分久远的。我们如果读一些关于东夷的古代九*九*藏*书*网记载、一些文学作品，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在文化散文作品《芳心似火》中，比较集中地探索了这方面的问题。东夷这块土壤上发生的事情，在其他地方看来可能有些怪异，而在当地人那儿是十分平常的。我的作品在胶东半岛人眼里，都是写了很熟悉的事物，所用的口吻也不陌生。

书院是公家的一个单位，它的发展取决于公家。不过，文化人的一己之力无论多么微小，都应该贡献出来。书院精神应该是知识人的梦想。做事不能怕麻烦，需要一点耐心，还需要一些公益心。

劳动才能心安，才是正事。有一些话要说，并且要说透，要文学地说。这都是一些极为复杂的工作，很难一下完成得了。凡是作为一生的事业，都需要慢慢来，需要有个艮性子。我做事情不但不快，一般来说还比较慢，正是这种慢给我一些思考的机会。一些当代作家给我许多启发，大家在这条路上出发或早或晚，但是都没有放弃，这就是一种相互鼓励了。

前些时候去香港，有个学者告诉我，香港人得忧郁症的很多，各个阶层都有。在香港这样的闹市，人们过得十分匆忙。香港的山水美极了，外国人都坐飞机到香港来登山。我在香港登山四次，每次只看到很少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世上很难说有多么纯粹的东西。不过一个文学写作者，算是以笔发声、交出自己艺术和思想的人。对他来说，书籍等印刷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理想的了。其他的方式，其他的一些载体，也很好。但仅仅从思想的接受和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字读物仍然是最好的。我们已经用得习惯了，用熟了，也更信任它。如果通过荧屏办事，会觉得它太小也太冷，它可能不太理想。借助声像艺术的话，又担心它不能给人足够的思索自由和联想空间。对我们来说，文字更能够深入下去，能抵达思想和艺术的深处。就因为这种理解，这种实践的鼓励，才选择了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写作，选择以书籍的形式与别人交流。方式各有所长，关键是个习惯。不能把所有方式的长处都拥在怀里，总得有个最熟悉和最方便的使用才好。

融入野地并不是让人到野外生活，也不是简单地让人去外边行走，是不要忘记、不要失去生命的自然背景。尊重自然，接受自然对我们的教化，跟大自然和谐相处，那样人才能有智慧，才能有长远的眼光，才能不自私、不得现代病、不被异化。所以，融入野地仍然是我个人所向往的一种境界。

瞄着“诗史”而去，这一般都是蹩脚的写作。这根本奔不到那个地方去。作家也许最该朴朴实实，从实在的情感、实在的故事、实际的生活出发，这是最好的工作状态。瞄着“诗史”这个高峰爬去，一定累倒在半路。一些人很愿意采用诗史式的写法，动不动就是时间跨度一百年、二百年，最后什么也不是。

健康的写作是一种很愉快的体验，一旦进入到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世界里，就会经历大喧哗、大热闹、大思考、大快乐。它有寂寞的时刻，有各种思考的交错，就像一个多声部的交响，所以是快乐充实的。可能外面的人看起来觉得他在独自写作，太寂寞太孤独——实则恰恰相反，他在那个世界里与更高的精神对话，多么快乐！如果走出这个世界，那就无人交流了，那就真的寂寞和孤独了。大哲学家康德一辈子没有出科尼斯堡那个地方，每天到了下午固定的时间就提着一个拐杖出去散步，他孤独吗？他有灵魂深处的大享乐。作家也是这样。

乡村人祖祖辈辈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命名。我们对方言都怀有深切的感情，一个东西在本地叫这个名字，在外地就不叫这个。命名的方式，就是文化生长的方式。比如向日葵，在龙口叫“转莲”，因为向日葵像莲花一样，能随着太阳转动。我们吃向日葵瓜子，说吃了“转莲子”，很美。龙口人问一件东西好不好，会说：“奚好？”这都是古汉语的说法，在龙口至今保留下来。更有趣的是，你如果问一个龙口人，能不能做某件事，他会回答：“能矣”。

铅字感受是不同的。当然会再读，这时候会发现一些毛病。当然也有自我欣赏的时候，不过这会儿主要还是找毛病，这是出版发表前的主要任务，作家一般都有这样的习惯。也有人对出版后的作品不太严厉了，因为他觉得已经问世了，就这样了。其实作品直到最后发现了毛病，也还是让人心里沉甸甸的。作品出版后还是要看，会继续判断它们，看看是不是足够好。这对以后写新作品也有好处。

职业写作的日子长了会有一种“职业病”。一个人安稳地过起室内案头生活很好，但是“精神小康”的平庸性也会出现。而创作是需要随时准备迎接陡立和峻峭的情感冲击的，是不能自抑的，所以不得不时时告别一些职业习气。通常是换一种劳动方式，比如常常深入山地平原去游走……

有人被“调理”了，他家人就会去请法师驱邪，法师被称为“阴阳先生”。我小时候看到过阴阳先生作法，比比画画，不知怎么弄弄，那个人就好了。大人们说，阴阳先生把狐仙吓走了，或是逮住了一只大黄鼠狼，被“调理”的那个人就会一下子躺在地上，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昏昏沉沉睡两天，醒过来就恢复正常了。

十三亿人当口中何尝没有好的青年作家，但是我们不认识他们。这样下去会耽误事情。

这是精神上的痛苦。有人会说物质丰富了，但是物质上没有痛苦吗？土地被占了，空气和水都遭到了污染，去哪里找几条干净的河流？他们的电视和冰箱来得并不容易，那是用健康作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果是大多数底层的人不能从中受益，这种发展就要受到质疑。

有些老太太一个字也不识，吃饭的时候尝一口，说一声：“甚好”。有小孩子淘气，老太太会举起拐棍吓唬他：“我打你何如？”

屈原的全部诗章，还有鲁迅的全部杂文，看来就像一部浩浩长卷。学习他们的精神，做小说则要恪守现代长篇小说的内外法度。新时期以来诸多的辛苦劳作、求索，都会给人许多营养和启示。

创造性的劳动是愉快的，它通常有足够的魅力让写作坚持下去。写作者关键是既要保持每次创作的冲动和新鲜感，又要有日常劳动的朴素心情。这二者是需要结合起来的。一旦缺了前者，作品会“粘疲”；如果没了后者，漫长的写作生涯就不会很好地持续下来。

长篇写作主要是个时间的智慧——等待时间送来思想，这需要有足够的耐性。一个人的体力和思维力无论怎样强大，都不能代替时间的作用。当人的身体弱下来时，更能感受时间这个神秘的存在了。长篇写作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时间的问题：看舍不舍得给它相应的时间……

建设书院，这等于是在实用主义的荒漠上植树种草。对这个民族、社会和文化有意义的事情，就不能放弃。今天特别需要从传统书院那里继承坚韧的独立精神。

我不只写了乡土。其实作品中写农村和小城镇的占一半，另一半写城市和知识分子。从二十多岁就生活在城市里，和大家一样，每天大量的事情，没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产生特别强烈的写作冲动，那就只好忍住。长时间的阅读是幸福的，可是这种幸福很难享受到。现代人的生活太急促，我想学会慢下来。

所以蒲松龄写的那些东西，胶东人从小就耳闻目睹。有人说他的书是为了讽刺官僚和封建，不完全是，相信蒲松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会目击很多怪事。蒲松龄的老家临淄，是齐国的都城，假如蒲松龄生活在曲阜一带，在鲁文化的环境中，很难想象他还能写出狐仙的故事。文学作品不能总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看，过分强调其社会意义不好，而首先需要有趣。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难找好作品了。更可怕的是，时间一长，孩子们连什么是好作品都分不清了。

现在从网上、报上找一些资料是方便多了，不过这还是两码事，它没法满足写作的需要。足不出户就成了，世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在网上找情感、找故事，这是不成的。三手的资料是害人的。一个人对人间社会、对山川大地的实感，再高明的科技都不能取代。相反，传播方面的高科技在许多时候是影响情感和见解的，如果只会利用这种工具，那会成为现代知识人的大害。它将使人变得眼界狭窄、心胸不宽、目光短浅。我们现在文学写作的浅薄和恶俗，还有现代人的许多不好的品质，有一些就是网络之类的现代传媒造成的。古人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里面包含的内容是不会变的，网络时代也不会变。那个“万里路”仍然需要用两只脚去丈量，“万卷书”也要一个字一个字看下来。网络等高科技媒体也有９９ｌib•nｅｔ好的一面，问题是我们怎么使用它。

这些年读老书多一些。外国译著中杰出的当代文学同样较少，市场上流动的一般都是千方百计想卖出去的东西，没有什么精神力道，难以卒读。中国古代和外国十九世纪的名著，是最常看的。

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生活的，平常所说的“大地母亲”，对我而言具体就是指这里。

从翻译过来的许多外国作品看，真实感受是，总体水准比中国当代文学或许还要差。不过更有可能是最好的我们还没有翻译过来——一般来说尖叫的写作会首先被注意，而真正深沉的杰作留在那儿自己生长，这方面国内国外到处都一样。

其实书籍是不会因为阅读而改变品质的，这个道理虽然简单，但许多人就是不愿直接说出来。事实上所有的好作品，都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才能写出来。书出版之后，可以与美好的阅读沟通交流，这当然也是人生的愉快。但是这种快乐的预设最好不要出现在写作当中，那时更需要的是单纯和专注。书出版之后，作者直接或间接获得了许多交流，这让人感动。有人读得十分细致，甚至已经在读第二遍，作者一方面欣慰，另一方面又觉得太耽误他们宝贵的时间了，多少有些不安。如果作品是有价值的，那么真正的“回馈”一定会放在漫长的时间中的。

说到高雅文学的命运，我看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消亡；但是在一个素质低下、无信仰无精神追求的族群里，它也只能变得越来越孤傲、越来越悲愤，鲜有知音，最终成为民族文化构成中的稀有品种。可怕的是，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表征。如果文学到了这一步，伴随这个过程的，一定是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野蛮，不再适宜于人的生存了。

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取决于整个社会气氛的改变。如果我们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一切向钱看、无公理无信义的倾向再发展下去，文学只会变得越来越低俗，不会有什么希望。当然我们仍然会有一些杰出的作家，但他们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泼到火上连一丝白烟都不会有。

万松浦书院是与当地大学合作的一个文化事业单位，有150亩左右的林地。研究齐文化，是书院的课题之一，我每年都在书院和大学讲些课。古代书院倡导个性化教育，今天我们尝试的，也是对现代大学批量教育模式的一种弥补。

好的作家获得深层阅读和深层交流的机会更多，所以更不寂寞。只有心灵上的沟通，才会获得强烈的愉悦。相反，一味地迎合读者就会孤独，因为这根本就不会发生心灵上的交流。

我一直在写诗，可是苦恼于表达的困境。现在我正在克服，这也带来了喜悦。同时，我认为小说与诗内在的核心部分是一样的，我好像一直在写各种诗。

诗的地位还是最高的。当然如果小说的文学纯度如诗，小说也会很高。但诗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花花草草、不是所谓的“空灵”之类，而是人生最敏感的一次次面对——对全部生命秘境的透彻把握，当然包含了生死幽深以及锐利、黑暗和痛苦，许多许多……有人通常理解的“诗”过于简单了，他们不曾晓悟荷尔德林“黑夜里我走遍大地”是什么意思……

写文章得到校长的表扬，会让自己高兴很多天，于是就不断地写。这位校长是第一位唤起虚荣心的读者。当年觉得他很老，现在看他也就四十岁左右。

九十年代初，我们没有加入国际版权条约的时候，我的书开始被翻译。有的译者很是认真，翻译的过程很长，绝不是急就篇，有的竟然将翻译的时间拖过了五六年之久，有的还更长一些。这很像中国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干活的认真。这种事真的不能急，就像创作一样。现在译者与作者交流很方便，都用电子邮件，一来一往十分便捷。有的除了通电子邮件，还亲自来故事发生地看了，并与我多次讨论一些问题。这种严格的工作作风，正是译作质量的保证。

作品出版后留有未能解决的问题，还有遗憾，那是肯定的。这就只好找机会加以改正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很自然，不过也不要紧，既然看出来了，说明我们还有提高的余地。有时候作品出版很多年了，回头看还是大为失望，这种情况是很让人沮丧的。因为不能一直改下去吧，这里面还有个为读者负责的问题。其实作者自己是很愿意改的，修改得越来越完美，这是多好的工作啊。

我主要还是在闹市里写作的，因为生活中总有许多日常事情要处理，离家独处不可能太多。不过如果有机会独处一段时间，思考和阅读，不受外界的打扰，那大概是很多读书人写作人的梦想吧。我这些年来因为要准备一些工作的资料，有机会到山里乡间之类的地方走一走待一待，得到了不少见识的大机会，算是很幸运的事。文学人一天到晚在闹市里挤，也能挤出一些心得。不过一直这样挤下去，代价太大了，一辈子会过得很苦。可有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胶东是齐文化发源地，我的作品想没有齐文化的因子都不行。我的语言和故事，都来自那片土地；写了一千多万字，显然还要继续写下去。

中国城镇化的一大问题是农村空了，把农村拆掉，集中起来盖楼，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根基就在乡村，保存传统的希望就在乡村，现在村子没有了，这个变化是致命的。有人说我们得学西方发达国家，就要把农村变成城镇。可是我去西方发达国家看过，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那些乡村多美。

有时也会想起儿时的山林。回到那样的环境里最好了，在童年的林子里，和一群搞艺术的人喝茶看书、种地劳动，恐怕是最大的梦想。对不起，这样的条件几乎没有了。胶东半岛的林子因为开发，大多盖上了非常拥挤的房子，外地人在那边买房子的很多。那里四季分明，即使那种海景房也没有湿气，不用天天晒被子。

我平时花费时间最多的大概就是阅读了，这已经成了生活习惯。我读过去的老书比较多，因为当代的书要找好的、能让人兴致勃勃一直看下去的并不太多。如果拿到一本新书读不下去，就只好再回到老书上了。想重温过去的激动，那时的一些感受，常常是这样。不知是人渐渐年纪大了的缘故还是别的，我读老书的收获远大于读现在的书。不过这样说也不要引起误解，我并不是说现在绝对没有好书，相反，一旦找到一本当代的上乘之作，那种愉悦和兴奋会是加倍的。可实在说，现在找一部好电影和好书都太难了，不能只听宣传，那样十有八九要上当，因为那是广告投入的结果。很差的书和电影，往往被宣传得好得不得了，其实根本就没法看，里面可能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有的还极其拙劣，实在不能看。问题出在哪里？我想是商业物质时代的症结吧，网络传播，各种娱乐方式，把人的欲望给全部煽动起来了，很难再有认真一点的思索，结果人的创造力也就全面下降了。人变得不再专注，也没有真情实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半变成了利益交换，随处都要耍小聪明。这样的社会气氛下要产生杰作会是十分困难的。要一时热闹，玩玩还行，要从内心里生发出真正的思想和艺术来，那很难。各门艺术都走商业套路：加大宣传力度，争取一次性的推销，过后谁也不管。可以想象，人口这么多，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出于好奇“一次性”看一下，就会获得商业上的惊人成就，这与作品本身的质量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还是会想念那些行走的日子，想念茂密的丛林。

虚构需要依赖现实，这就像粮食和酒的关系一样：造大量的酒就需要大量的粮食，但粮食不等于酒。作者在找大量的粮食，因为他想造出更多的酒。这个过程接下去是发生一系列“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

文化方面的改革当然是必须的。但这种改革并不意味着把一切推向自由市场算完。比如高雅文学就不可能产业化，而且所有的高雅艺术都不太可能以市场为导向，不然就是自毁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前程。事实上任何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向上难，向下易，低俗的娱乐从来都是有市场的，容易让人着迷。可以想象，如果让几亿人都坐在台下，咧着大嘴傻笑，我们这个民族就完了。

独立思考，积累文化。这个积累当然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独立思考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的生活还处在一个初期的物质积累阶段，没有进入更现代的思维与追求。但人类不能满足于这种初级的要求，不能仅止于此。我们既要理解现实，还应有更高的、更现代的理想诉求。

所有极力迎合读者的写作，都是没有志向的、失败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