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读了一部《通鉴》，境界上竟然有这样大的转变！是我自己长大了？还是被司马温公改造了呢？

章实斋说得好：“六经皆史也。”

到了那样的火候，山人就自作主张了！

为此，我校在学期结束之前还办了一个短期宣传训练班，并学唱“新生活运动歌”。这个歌我到现在还会唱，前年还在家乡对那些搞“五讲四美”的小朋友们唱过一遍。那歌的开头是：

我认识郭七，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还是想试试，要郭七把他的队伍集合一下。谁知郭七却用他的旱烟杆敲敲我的臂膀，嬉皮笑脸地说：“哥儿，去偷一包大前门来抽抽嘛！”

说着，他把我捕捉的知了全给“放生”了。

我拿了铅笔和拍纸簿，静立一旁，等他们停工，好向他们宣传“新生活”。

记得幼年时代，我曾学过少林拳。有位师父教我们一套拳法，叫鬼拉钻，它的口诀是：学会鬼拉钻，天下把式打一半！

在书房内，父亲搬下了一个小木箱，这个精致的黄木书箱上，刻了几个碗口大的红字“资治通鉴”。

果然不久，那第一部车上一位名叫郭七的大汉忽然大叫一声：“哦……哦……”接着那十七条大汉也跟着大叫：“哦……哦”水车停下了。郭七卡好了水车，便坐下来抽他的旱烟。另外的人则在水桶内用瓢取茶喝，还有几个小汉则溜到河下，泡在水里。

俗语说“隔重肚皮隔重山”，冒认异族做祖宗，你再有生花妙笔，也无法传神的。君如不信愚言，你去读读英译《红楼》、英译《史记》，便知鄙言不虚也。

可是这次吃烧饼，我倒和他聊了半天。我谈的当然是我的看家本领《通鉴》。谁知我提一句（当然是我最熟的），他就接着背一段，我背三句，他就接着背一页——并把这一页中每字每句的精华，讲个清清楚楚。

记得那年我正在家乡一所县立中学读初二。我们那所学堂虽小，口气倒大——以南开自比。平时功课不轻，暑期作业尤重。但是这年——“新生活运动”开始之年——我们的暑期作业忽然全部豁免。原来蒋委员长要我们全部中学生在暑期中“宣传新生活运动”。

我接过书来，立刻便被她美丽的装潢迷住了，真可说是“爱不忍释”。再翻翻内容，觉得并不难读——因为我有读《史记》的底子，故事也颇合我胃口。

废话少说。

那正是个农忙季节，农民们三三两两地在水田内工作，我如何向他们宣传呢？最后总算苍天不负宣传员，我终于找到了一群最理想的宣传对象。

我羡慕他已经有这把年纪，还有此“勇气”、“决心”和“机运”，来“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资治通鉴》！

朋友，你要知道，“读原著”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福气呢。读西洋史，有几本“原著”好读？上帝垂示的《圣经》就不知“翻”了多少筋斗，最后才来污辱我们汉文汉语，印出那种丑恶不堪的东西。

那时我读《通鉴》的境界，似乎每日都在迅速改变之中。最原始的便是我对在我家中出出进进的、满口之乎者也的老食客、老前辈的印象逐渐改变了。他们都是些能说会道之士，讲起话来都是出口成章的。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笨经验，有些书——尤其是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就不能“快读”。相反的，对这种著作要去“啃”，像狗啃骨头一样地去“啃”。我个人的体会便是，在午夜、清晨，孤灯一盏，清茶一杯，独“啃”古人书，真是阿Q的最大乐事。可是在当今这个“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商业社会里，你哪有这种福气和运气去“啃”其爱“啃”之书呢？

乖乖！这一下我简直觉得我是阎罗殿内的一个小鬼，那个大牛头马面，会一下把我抓起来，丢到油锅里去。

我为什么要重违“师训”呢？理由很简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原来阴历里的什么立春、小满……所谓“二十四节”是不定期的藏书网，使用阳历了，则每月两个节日，排得整整齐齐的，好不“方便”也！

秋季返学，更不得了，班上同学似乎也比以前显得粗野无知。那位一向向我夸口、说什么“你数理比我好，我文史比你好”的潘驼子的“文史”，似乎也法宝全失。

笔者也曾一度“啃”过吉本的《罗马衰亡史》。老实说，我就嫌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的作家，用他生花的英文彩笔，隔靴而搔那讲拉丁语罗马皇帝之痒。我的同事之中，今日尚有以拉丁文作文的，但是他们隔靴而搔的丑态，恐怕连长眠地下的吉本也要笑掉大牙了。

胡博士（今后我当拼命叫胡老师“博士”，以免人家误会）觉得奇怪的是，我这个“小门生”也读过《通鉴》，而且也是幼年期读的。我告诉他我未读过《续通鉴》，因为我那位老爸爸把《续通鉴》藏起来了，不让我读。

笔者的“现职”便是“国立中央大学旅美校友会第二书记”，专司向三岸校友写八行书。

我近来最羡慕柏杨。

至于学在下这行、靠历史吃饭的——尤其是终日“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大学者和旅美名学人——倒真要把《通鉴》这种大部头“温习温习”呢。

若有人焉，真把那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啃”得烂熟，他还要请求国学大师们来替他开一纸“基本书目”吗？我看不必了吧！

麻将不必戒嘛，少打一点！抽空看看有趣味而又有用的书，稍稍变换变换山外青山的社会风气，这才叫作“有文化的国家、有文化的社会”嘛。同时也可为儿女做做榜样。

在中国科举时代，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一个“举人”还了得！在民国时代“举人”绝种了，剩下几个老头子，简直是“珍禽异兽”。想不到这些“凤凰”、“麒麟”都被我一部《通鉴》唬住了，余下的飞禽走兽，对一位“通鉴读者”，就只有莫测高深之叹了。

但是我们的温公却有治学的雅量。他遍存诸史之真，广纳百家之言。他没有改写历史，没有“以论带史”，更没有“以论代史”。简言之，我们的司马温公没有糟蹋历史，而糟蹋历史，则正是今日大洋三岸史家之通病！

一次，我正拿了根竹竿，全神贯注地向树上扣知了，忽然发现背后站着个老头子。回头一看，原来是我那位足足有三十多岁的老爸爸！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做暑期作业，而在此捉知了，我据实以对——我这期的暑期作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鬼拉钻是如何打法的呢？其实最简单：一、蹬下马裆；二、左右两拳轮流快速出击，一秒钟打它十几拳——如土木匠“拉钻”一样。据他说学会这一套简单拳法，当之者，无不被打得鼻青眼肿，三江五湖，鲜有敌手！

我个人在中学时代，“读”了一部《通鉴》，那虽然是一个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结果，但我却深深感到这偶然中充满着幸运——我“偶然”地摸上了治学的正途。积数十年的观察和经验，我觉得中国史学家治史——不管治啥史：世界史、欧美史、通史、断代史、秦汉史、明史、清史、民国史、政治史、学术史……第一部应熟读之书就是《通鉴》。

历史实在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总根。离开历史，则一切人文学科皆是无根之花。《通鉴》既是诸史精华之荟萃，则《通鉴》也是通向一切诸家经史子集的总枢纽；掌握此一家，则其他诸子百家之杂学，自能络脉畅通，无往不利。

我家是在农村里，住的是土围子。我的家叫“唐家圩（土音围）”。我是那大土圩子里的小“土少爷”。附近农民中，看我长大的人，都尊称我为“二哥儿”。可是这次返乡，我这个“二哥儿”要向他们做宣传可就难了。

我把《通鉴》读得太沉迷了，有些不明真相的老长辈们还夸奖我“用功”呢。可是我如把《通鉴》换成《七剑十三侠》，他们便不会那样想了，而事实上我看《通鉴》却和看《七剑十三侠》的心情并无两样。讲一句80年代的漂亮话，我只是觉得“历史比小说更藏书网有趣”而已，“用功”云乎哉？！

在下如也练出上述两前辈之功力，有人也要我拟一“国学基本书目”，那我就老实不客气，一书定天下——《资治通鉴》。

“好吧！”老头子说，“那你就替‘我’做点‘暑期作业’吧。”

所以要把一部古典名著真正搞透了，最彻底的办法还是翻译——汉译西、西译汉、古译今。

唱歌之外，我们又练习了一些当时山东韩青天所不能理解的“走路靠左边”、“扣好风纪扣”、“刷牙上下刷，不应左右拉”等新生活的规律。

可是近些年来教读海内外，我也觉得倒霉的“古汉语”太难了。要青少年们再去享受点古典文艺训练简直是不可能。那种佶屈聱牙的怪东西，连他们的老师——乃至好多名震一时的海外名学人——已经很难应付了，何况他们。

笔者噜噜苏苏搞了这半天，问良心，实在不是为好友柏杨伉俪拉生意、做推销员。天日可表，我讲的实在是肺腑之言。

江湖上有名了，以后不论你加入什么同乡会、同学会、校友会、研究会、歌咏团、伙食团、麻将社、桥牌社、登山队、旅游队……你都不会失业。他们会选你做秘书、文案、书记、通讯员等要职，使你不负所学。

所以搞《通鉴》今译，为着让大众读起来有兴趣，则译者表演点“文字秀”，也是绝对必要的。

后来郭廷以老师在纽约告诉我，说缪老师曾一度“避难”来台，但是在台湾却找不到适当的工作，结果又返回大陆。

“读”书——如果没有个人拿着戒尺或皮鞭站在后面的话——是会偷懒的。再到难懂之处、不明不白之处、半明半白之处、索然无味之处，你会学杨传广跳高栏的——一跃而过，永不回头。所以从治学方面来说，“跳高栏”和“啃骨头”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了。

书多了，读不了，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来他个“一目十行，千目万行”。针对这个“需要”，聪明的美国文化商人便提出了“供应”——他们搞出个赚钱的行业叫“快读”（rapid reading），这也是今日美国商场很时髦的生意。

离开沙坪坝不久，我在美国就遇到另一位老师——那位反对古文的老祖宗胡适之了。那时最使我瞠目结舌的便是发现胡老师居然也是读《通鉴》起家的。“历史”原是他的“训练”，而他受“训”期间的看家本领便是《通鉴》！胡适也是“我背一句，他背一段”的“大书箱”——他读《通鉴》是从十一岁开始的，他“啃”过《通鉴》。

《通鉴》是有其酸溜溜的“臣光曰”的哲学的。我们的“臣光”先生是要上接春秋、下开百世的。但那一套是写给皇帝看的，看官们既不想做皇帝，则大可一笑置之。

更惭愧的则是，我对《通鉴》只是“读”过，而没有“啃”过。

我跟父亲回到家里的书房。这个三开间、全面落地玻璃窗、面向一座大花园的书房，有个现代化的名字，叫“唐树德堂家庭图书馆”。这个洋名字是当年清华学校足球队中锋唐伦起的。唐伦是我的三叔，他那足球队的队长名字叫孙立人。

其实我那场病与读书并无关系，“书”只是替“病”背黑锅而已。但是那时无现代医药常识的乡巴佬哪里知道呢？

我为什么被“下放”去“专搞笔墨”呢？据说是因为我“汉学底子好”，满口之乎者也。之乎者也哪里来的呢？全部出于《资治通鉴》！为什么专读《通鉴》呢？那是“替老子读的”！“老子为什么要强迫你读《通鉴》呢？”无他，在下是“我的老师”蒋中正（我在中央大学读书时，蒋先生兼校长，称“我的老师”并非招摇）的坏学生——把“新生活运动”宣传糟了的结果。一着之错便干了一辈子幕僚、师爷、教书匠！

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先师胡适之博士曾经告诉我说，读名著要写札记，然后消化、改组，再自己写出来，这样才能“据知识为己有”。这条教训，对我这个笨学生、懒学生来说，还嫌不够呢！因为有些“知识”我“消化”不了，“改组”不了，“写”不出来，我就把它肢解一番，放在冰箱里去了。

在一次野餐会中，我和那位绰号“大书箱”的缪凤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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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吃烧饼，缪老师当时在沙扇区师生之间并不太popular。他食量大如牛，教师食堂内的老师们拒绝和他“同桌”，所以他只好一人一桌“单吃”。

还有，我们读历史的怎能不读点“原著”呢？

这对我是个难忘的时刻。事隔数十年了，书被烧了，房子被拆了，人也被整死了……但是此情此景，却随时在梦中和冥想中不断地出现。

论“年高德劭”，我本应荣任校友会会长的，恨只恨我那些“沙坪旧侣”不知敬老尊贤，连个“第一书记”也不让我干，因为那一崇高职位还要“兼管其他会务”，量材器使，我只能“专搞笔墨”！

准备停当，暑假返家，我就当起“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员”了。在下原是个好学生、佳子弟，老师怎说，咱怎做。

胸无丘壑，腹无名著，只是终日捡垃圾，到头来，还是难免不通的。笔者浅薄一生，午夜梦回，每每悚汗不已。谨以个人感受，质诸同文，不知以为然否？

吾友柏杨，饱学之外，搞“文字秀”也是天下少有的。以他的博学，以他的彩笔，司马光之力作将重光于海内外，是屈指可待的。

在学的青少年大中学生，课余之暇、情书情话之暇，搞一点学术性的“鬼拉钻”，也不是坏事嘛。年纪大了，你会发现它的好处的。

司马光是个小心谨慎的迂夫子，他不像他远房远祖司马迁那样天马行空、大而化之。正因为他“迂”、他小心翼翼，所以他才能用了十九年的工夫，编出这部千古奇书、诸史之根的《资治通鉴》来。

我羡慕柏杨，这大把年纪，还能搞“为己之学”，来“啃”这块大“骨头”！

渐渐地，我觉得他们所讲的故事一一都在我书中出现了，而书中的故事和他们所讲的则颇有出入。

郭七这话并没有冒犯我，事实上我以前也替他不知“偷”了多少包大前门呢，但是这次我是来“宣传新生活”的。“宣传新生活”，怎能继续做小偷呢？所以我们二人谈判决裂。

这些老长辈们一向都是我的“法力无边”的老师，他们对我们这批孩子们的“训诲”也是居之不疑的。谁又想到在一两个月之内，在我的“老师”司马光比照之下，一个个都面目全非了呢？

说句更丢人的话，在下做了一辈子“学人”，如今将到“已无朝士称前辈”的昏庸阶层，我一辈子也只读过这么一部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她和我白头偕老，我也仗着她招摇撞骗一辈子，终老不能改。

其实今日台湾——甚至整个海内外——哪里能找到另外一只和他容量相同的“大书箱”？

翻译工作，一定要对原著一字一句、翻来覆去地“啃”，是一点含糊不得的。

“哦……哦……”郭七吹了个大口哨，十八条好汉，又去骑他们的水单车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读古典名著今译亦非易事。古文亦有古文的局限性，如果把它毫无技巧地直译为白话，则其佶屈聱牙的程度，或有甚于原文。

“宣传员”做不成了，但是昼长无事，我却学会了用马尾丝扣知了（蝉）的新玩意儿，乐趣无穷。

原来那年雨水不多。我乡农民乃结伙自大河内车水灌田，俗名“打河车”。那便是把深在河床底下的水，通过一条“之”字形的渠道，用三部足踏大水车连环把河水车向地面。那大水车每部要用六个人去蹬，三部车便有十八条蹬车好汉——这岂不是我最理想的宣传对象？

搞“古汉语”既然连老师、学人都要傻眼，那就至少要读点“名著今译”。真读了“今译”，再回头去翻翻“古本”，“古汉语”往往会豁然而悟的——咱们方块字、文言文就有这点玄妙，它可无师自通。

父亲抽开木箱盖，取出一本线装书给我说：“这书，你的程度，可以读。”

我个人读《通鉴》，是爱读其原文的。

至于军师孔明呢？我也一反传统的“诸葛用兵如神”的老调，说武侯“用兵非其所长也”。

他们都欢喜掉文。渐渐我也觉得他们所“掉”之“文”大有问题（与“书”上不对嘛），有时竟漏洞百出，有时wｗｗ•99lｉｂ•net甚至驴头不对马嘴。

知了早已忘记了，老头子何时离去，我也未注意。拖了一张圆藤椅，我便在那花香阵阵的紫藤架下读起《通鉴》来了。

我发现，自从“宣传新生活运动”铩羽归来、替老头子读了两个月的《资治通鉴》，居然也学会了一套鬼拉钻。其后所到之处，只要之乎者也一番，自然就有人说你“汉学底子好”。反对你“汉学底子好”的，你使出鬼拉钻来，一秒钟你就可把反对者打得鼻青眼肿，“三江五湖，鲜有敌手”！

羡慕他，不是因为他名满天下、稿费如潮、美眷如花。

以前为着指导青年人研究国学，梁启超、胡适之两先生曾为诸后生拟订一份洋洋数十部的国学基本书目。

文章交上之后，举人老师显然大为欣赏。他把我叫到他桌子旁边，问长问短，着实嘉奖一番，并用朱笔划给我九十九分——他扣了一分，原因是“小楷欠工整”。

胡老师闻言，连说“可惜，可惜”，但是却又说“不晚，不晚”。后来我这位恩师大人（我现在是叫他“恩师”呀！）终于把他书架上整套《通鉴》、《续通鉴》和《明纪》都送给我了。书内还有恩师亲批的手迹，还有恩师亲书的读通鉴札记呢！

我更敬重柏杨，在“为人之学”方面，能把《通鉴》这部世界第一流巨著译成白话，以飨大众，真是为中华民族子孙造福。

本乎此，我敢大胆地说，《通鉴》一书，实在是诸史之根、百家之门。

我什么时候也“读”过一部《通鉴》呢？

其实他老人家读是读过的，只是年老昏庸，忘记了；不像孩子们，一读就记住。一下当起文抄公来，连堂堂举人公也给我唬住了。

不用说，那教我们历史的女老师，在课堂上时时出岔子——我当然不敢更正她。就是我们一向顶礼崇拜的教国文的蔡老师，他的学问，似乎也跑掉了一半。

另外还有一首《宣传使用阳历歌》。什么：

所以专就“为己”之“学”而言，翻译一部巨著，真要有不世的“机运”和“福气”，进而能“人己两利”，兼以“为人”，岂不更好？

羡慕柏杨译《通鉴》，我还有点私情，因为咱也读过《通鉴》。《通鉴》“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childhood sweetheart），一度卿卿我我，恩爱弥笃；为着她，我也曾闯过点“言祸”，而为士林泰斗所不谅。

在海外待久了，才真正体会出所谓“学术的世界性”。我们这部《资治通鉴》，不管从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来看，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著和巨著！在人类总文明的累积中，找不到几部。

前已言之，我在中学时代，学了一套鬼拉钻，完全是个“偶然事件”。我老子要不是讨厌我捉知了，他是不会要我学的。斯时我祖父已去世，否则他也不许他儿子强迫他儿子的儿子去读什么《通鉴》的。胡适之先生生前便夸奖先祖是位“新人物”，“新人物”怎能叫儿子的儿子读《资治通鉴》呢？

缪公之外，我也发现那群教我中国文史的老教授，如胡小石、金静庵、顾颉刚、贺昌群、郭廷以，乃至授西洋史的沈刚伯诸先生，无一而非《通鉴》起家的。他们大半都“啃”过《通鉴》，不像余后生小子之只会“跳高栏”也。自此以后，我也咬牙切齿，恨我自己不学无术，那点花拳绣腿，遇到真教师，人家一巴掌，就可把你打入大相国寺的粪坑里去。自此以后，我一辈子的志向，也就是想下点“啃”的功夫。可是就一辈子没有真正“啃”过。一大把年纪了，碰到有人把我也列入“学人”之列，实在自觉脸红。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样漂亮的线装书。那时我最恨线装书，但对这部书却一见钟情。那米黄色的纸那么赏心悦目，字体又那么端正、整齐、清晰，书又是崭新的，真是美观极了。

“替‘我’做！”他又老气横秋地重复一遍。

缪老师那套功夫，乖乖，了得！

我九九藏书们是有福读我们自己的“原著”了。但是古典浩如烟海、真伪杂糅。远在宋朝便已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之叹，今日再来摩挲古籍，那就更无从摸起了。所以温公的长处，便是把十七史精华，并旁采百家，纳于一炉，从而融会贯通之。精读此二百九十四卷，则赵宋以前，诸史精华，尽在其中矣。采精去芜，君实（温公）独任之，毋待足下烦心也。

可是那时令我奇怪的便是，我的恩师十一二岁时便“啃”过《通鉴》（显然获益匪浅），为什么他“啃”过的“骨头”，却偏不让那些可以“啃”、也情愿“啃”的青少年后生去“啃”呢？我自己如果不是贪着捉知了，不就连“读”的机会也没有了吗？

“进步”的同学们，也因为他“圈点二十四史”，嫌他“封建反动”。我对他也不大“佩服”，因为我比他“左”倾。

据说夏曾佑、陈寅恪诸大学者，胸藏万卷，读到无书可读——他们嫌天下书太少了。我是个大笨蛋，越读觉得书越多，好书太多，读不胜读——我嫌天下书太多了，有时真有点同情秦始皇。

记得自那天起，我替父亲做“暑期作业”，便一刻未停过，终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之外。有时我自黎明开始，一读便读到日落西山，蚊雷阵阵，我还不肯放书。我读得那样入迷——直使母亲抱怨父亲，父亲自己也懊悔不迭。原因是我有读书生病的前科——一场伤寒，几乎把小命送掉。

且说我这套鬼拉钻拉到重庆沙坪坝就失灵了。我发现在那儿，我那些师兄师姊们也各有一套，旁观之下，便再也不敢学香港街头的李小龙，去“找人打架”了。

未碰而先怕，这种“先怯症”一般青年是很难克服的。“古典文艺”岂真如此难哉？胡适之辈十一二岁就可通晓，岂真“神童”哉？非也！免再惹是非，且说句洋文遮盖遮盖，那只是damage already done而已耳。

我为什么说柏杨在“啃”呢？这也是根据我自己的读书经验而言。痴生数十年，啥事未干过，只读了一辈子的书。如今谋生吃饭的“正常工作”便是读“正书”。工作之暇，去寻点消遣、找点“娱乐”，则去读点“歪书”（借用一句我乡前辈苏阿姨的名言）。结果呢，工作、娱乐，正书、歪书，弄得一天到晚“手不释卷”。

最初，当老师叫我进去时，我很有点紧张，怕他给我不及格，因为我这篇大文，大半是从记忆中，抄我老师司马光的。做了文抄公，按理是该拿鸭蛋的。我拿了九十九分出来时，虽然受宠若惊，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举人老师连部《通鉴》也未读过呢？

对于这部巨著，我也曾“跳高栏”地跳过一遍，从头跳到尾。我对《通鉴》有偏爱，数十年来，时时刻刻想再“啃”她一遍；但是数十年来，就从无此“机运”、“勇气”和“决心”来干这“傻事”。今见柏杨为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所以我以后和我的恩师抬了好几年的杠，我认为“中学国文教科书”里，白话和文言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白话文不应该搞“民主专政”！

我们沙坪坝那座大庙里，当时还有几位老和尚，他们的功夫，可就不是鬼拉钻了。

读“名著今译”——我承认这是个人成见——第一部巨著应该就是《白话通鉴》。各界职业仕女、知识分子，周末少打八圈麻将，看看《通鉴》，是会变化气质的。

我只有失望而归。

我想把他们集合起来来听我讲“走路靠左边”，显然不易做到了。“扣好风纪扣”就更难了，他们之中有几位连裤子也没穿，只在屁股周围围了一条又脏又大的白布——他们叫“大手巾”，哪有“风纪扣”好“扣”呢？

不过读历史和读小说也多少有点不同。因为读历史有个逐渐向前发展的“境界”，一个接一个迫人而来，读小说则是一泓秋水，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升入高中之后，我的第一位国文老师竟是个不折不扣的“江南乡试”试出来的“举人”。他自己也和范进一样，颇为自命不凡。一次作文时，他出了个题目叫“三国人物选论”。我一下就“选”中了“五虎上将”中的关、张二将，另加军师孔明。在两小时的时限中，我交了一篇作文，大意我还有点记得，在文章的结论上，我说：

说来好笑，那是当年蒋委员长在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