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弟子之一的文殊，对另一大弟子阿难说法。警告他抵抗记忆，甚至对刚才他所听闻的佛所说的话的记忆。

用说明的语句来达到真正了解或证实特别困难：

如果我必须在逃避此世的灵性主义，包括以肉身为耻辱，和一个死硬的、异教的唯物主义之间作选择；又如果我必须专心地默想在我灵魂某一个黑暗角落里的罪恶，和在大溪地与一个半裸的少女同吃香蕉而对罪毫无觉察之间作选择，我愿选择后者。我个人的思想及感觉是不重要的，但如果这是许多近代人的感觉，那就值得那些宗教家去想一想了。圣保罗说：“地上和其中的万物，都是主的。”

所有这些话，我不是谈及在艺术及雕刻上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而是谈及它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并且反过来谈及中国人把佛教演变成合乎他自己天性的情形。我在上文曾提及佛教形上学封宋朝新儒学者的影响，（主后九六○至一二七六）佛教哲学继续改变中国人心，直至儒学家为继续存在起见，不得不考虑它且和它和解。虽然儒家的正统派常常攻击佛教为一种“外国”进口的宗教，佛教加深了中国的哲学且领导它注重意识、实在及心的问题。

如果笛卡儿是这些阿罗汉之一，佛可能曾对笛卡儿说：“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的存在，为什么你又信赖那能感觉的心的本身呢？”因为那个能感觉的心，不过是和其它五个感官（眼、耳、鼻、舌及手指）并列的六个感官之一，它们扰乱我们对真理的知识。佛自己和佛教徒的努力是除去常态的扰乱，及它的对记忆及感觉印象的负担，而把我们能感觉的心置于最佳的情况之下，达到完全自由及一个较高的心、神秘的心的本质。这一点是在下面一段说明中，由佛用一条丝巾有六个结的妙喻来讲述。佛是在一个门徒的大集会中演说，这些门徒都已成为菩萨。

“业”在佛的教训中是指人所负的累赘：生命是一种束缚，充满着痛苦。受制于忧愁、恐惧、痛苦及死亡。这个世界是空幻的，而人在这个空幻的约束中，和一切造物分享有知觉的生命，继续积聚行为、言语及业，沉溺于不正当的欲望及精神上种种形式的卑琐，因此注定要永久堕入轮回；但人可藉逃出空幻及污染，藉一种心智或一种直觉的努力，使他自己获得自由；他可让他的本心支配他的感觉及一般知识，及辨别心；这样，那种有限的、为条件所限制的思想（无论对于生对于死，或其它区别）超脱出来的自由心境，就是无限制的、不受任何条件束缚的涅槃；这是等于法轮常转；最后解脱的途径是在乎三宝：佛、法、僧。整个神学系统是合乎逻辑的，这和它的心智及灵性力量征服整个远东有关。（请注意：佛教灵魂的轮回转生和庄子的“物化”不同，庄子的概念似乎较为原子，人的一部分在他死后成为一只老鼠的肝或一只蟋蟀的腿，或一种无生物如孩子的弹弓。）

我相信佛洛伊德帮助我们对原罪有较多的了解。在现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四个或五个有独创思想的心。包括科学家在内，有佛、康德、佛洛伊德、叔本华及斯宾诺莎。我们所有其余的心，都只复述别人所曾想过的，虽然有许多人已用某些自己的思想来作他们的新发现。“有独创思想的心”，我是指那些为人类的思想开辟未知的园地，那些思想飞翔到其它的人们以前所未到过的地方的思想者。康德用寻根究底的德国方式，探测所谓人类知识真正性质的界限。佛进一步探测及发现一种逃出康德一切纯粹理性之外的方法。当然，他看见一种庄严的灵感的美，尽量接近上帝自己思想的知识的美。叔本华发现一切动物及人类生命的基础，在乎求生存、求繁殖的意志，实际上起自集体的种族本能多过个人本能——这种本能必然逼使在最后的分析中，释明鸟类的迁徙，鲑鱼回到原地产卵，尖牙、角、鳍、爪的生长，及一千种生物学的事实。按照叔本华的说法，“一只公牛不是因为牠有角而抵触，而是因为牠想抵触而有角。”这就是我所谓的深度。斯宾诺莎像庄子一样，发现一切事物的合一，且只看见那个无限的实体（比较道），对于它，那些有限的存在不过是样式或缺憾（比较德）。但斯宾诺莎的“对上帝的知识的爱”是只为人文主义者及知识分子而设。我敢说如果其它宗教不是在手边，民间的想象力将会使这种“知识的爱”变形；而且用圣者及幽灵包围它来使那个泛神世界有生气，使它易于崇拜。

现在我们已接近对于禅的研究，它简言之，是在一个闪光中，对真正实在的直觉的把握，难就难在从任何感觉之一达到心的本质的自由。

但遗传的罪的事实，就是为了在丛林中谋生存的遗传的本能，仍然存在。这种本能（你称之为罪也可以），只有当它们终于违犯法律、正当行为及公共秩序的时候，才成为罪。一只狗可能在曼哈坦岛街道上做出讨厌的事，因为牠是活在道中，不知不觉地遵从自然的本能。一个孩子却必须教以不要这样做。对于一切大罪也是一样。罪恶是在每个人的心中，你想做某件愉快而和本能标准看齐的事就是罪；但它常被外在的社会法律或内在的道德律所制止。因此佛洛伊德打开了被抑制的升华及愿望完成的梦的世界。

这把我们带到禅奇怪的最后产物。禅认为它的方法是直接、简单及实用的。一切禅的训练，包括入定，是为直接经验而作的准备。禅是一种突然而来的神秘经验，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禅终于寄托在简单的日常生活，视它为幸福的恩赐，而享受它的每一瞬。我想称它为对生活的感谢，东方存在主义的一种形式。生活的每一种动作都有神秘感。一个禅宗的和尚常以做卑贱的小事为乐。六祸把生命的大部份花在把米捣白，做厨师的助手。有一个著名的禅宗诗人寒山，做厨师助手的工作，从山上把柴薪带回来，且把他的诗写在厨房的壁上。（他令人惊奇的简朴灵性的诗，现在仍然留存。）一个中国禅宗的诗人高呼：“这是一个奇迹——我从井里把水汲上来！”这是禅的生活典型，因为必须如此过活。一个牧童日落时骑在牛背上回家是一个奇迹。蝇拥，草长，及一个人饮一杯水，也是奇迹。一个人饮一杯水，不知道水是什么，也不知道杯是什么。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难道不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吗？一切生命及一切生活都是奇迹。人成为一个诗人，不过像那个农夫拭去他额上的汗，而觉得凉风吹他的头，或像陶渊明差不多用狂喜的心情记录下早晨在田野中的散步，“朝露湿我裙”。把自己及一切有知觉的存在没入愉悦和宁静中，就是佛性的本身。它对于解释中国山水画的灵气有很大的帮助。

摩诃迦叶在佛讲道讲到某一点时微笑，这是一种会心的微笑，禅宗在此溯寻到它的起源。于是佛教最流行的一个宗派从此开始。因为迦叶被认为是禅的教义的第一位老师，经过了二十八代而达摩来到中国，带来了佛心及会心的方法（严格地说是心印，吻合到像印版一样），而成为大家所知的禅宗的始祖。这事发生于六世纪。当时中国人及某些统治者已经信佛教，这种禅的教训在中国人心中得到了迅速的共鸣。这个宗派发展得很快，经过了六代师弟相传，至伟大的六祖慧能止，由这一点起，在南中国及北中国各有丰富而不同的发展。

以一般人对“宗教”一词的概念而论，中国人可说都是佛教徒。佛教是一个民间的宗教，而所谓民间的宗教，我的意思是指它有一个教会及一个信仰系统，这包括庙宇及修道院，祭师，天堂及地狱，祷告及崇拜，一种从现世的“痛苦”及“无常”得救的方法，一种圣徒与天使的完美圣秩制度（菩萨及阿罗汉），及不少男神及女神（佛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主张仁慈不自私，否定世界种种繁华；教人苦修、压抑一切罪恶的欲望，及坚苦的自我克制、自我训练的信仰系统。佛教在现在的形式中具备一切。

或者固定人的沉思在一个目的物之上。例如人的鼻尖。

但在佛教的形而上学中，有什么东西这般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尊重，且开启了他们的眼呢？所发生的情形是释迦牟尼曾对意识及实体实行无情的测验，而这是笛卡儿及康德后来在那里停止的。如果笛卡儿曾说：“我感觉，故我在”，他是一个庄子（但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曾感觉到它们”，这是情感），或是惠特曼（我就是我）。但为什么笛卡儿要相信或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他曾怀疑那个能感觉的心或“能令人信服的理性”而再向前推进，他使可能已登岸在佛的殿堂。笛卡儿信任那个能感觉的心，佛却猛烈地怀疑它。

但最特殊的观念是业（Karma），意即孽障或“罪的重担”。一种较为简单而稍欠正确的译法是简单地用“束缚”两字。这种束缚驱逼我们继续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事，使我们愈陷愈深。“孽”是罪，而“障”则有一种障碍物或一道屏风之意，它妨碍我们看望真理。佛可以十分正确地运用圣经的经句：“你认识真理，真理将释放你。”

楞严经是一本哲学的杰作，一本披露在康德理想主义之前的冗长作品，在其中空间范畴的本身已被较高的心，或本心，或“佛心”所消灭。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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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者可参考我已编入“中国及印度的智慧”中长达五万字的摘录。这里是整个辩论中佛的话的概略。楞严经是非常迷人的读物，不像康德这样难懂，而它常便于回溯到原始的数据，使人对这些哲学杰作有直接的认识（本质地禅）。我在这里为它们在佛教理想主义的意义，且为让我们对禅的教训有清楚的了解，提供几个没有包括在“中国及印度的智慧”中的简短摘录。

至于康德的空间的范畴，佛把它解释为一种“迷妄的”心境。

这是我对一切宗教而特别是佛教所想说及的。如果宗教是意味着超脱凡世的，我反对它。如果宗教是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这个现世，知觉的生活中走出，且有多快就多快地“逃避”开它，像一只老鼠放弃快要下沈的船一样，我是和它对立的。我以为一个人必须有中国人的共有意识，勇敢地接受现世的生活，且像禅宗的信徒一样和它和平共处。而我强烈地觉得宗教（任何宗教）一天固执着一个来世，趋向于否定现世，且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这般丰富有知觉的生命中逃避，我们将因此种做法而妨碍宗教（任何宗教）与近代青年的意识接触。我们将是上帝真正不知感恩的儿女，甚至不值得禅宗的信徒称我们为堂兄弟。

注：阿难与文殊在佛教万神殿中的地位，可与圣保罗与圣彼得在基督教的地位相比。他们的神像，在中国的佛庙中常站在佛的左右。

经过十余代之后，铃木大拙教授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禅学。用言语来传授一种言语无用的教义，且对具有逻辑观念的西方听众解释逻辑的无用，真是一件伟迹。对于释明某种超乎人类通常了解之外的无限真理而用某些字句，或只解释那些字句，都的确是无用的。禅所想成就的是得到一种在感觉的心以外的“无限制”的心境，而人愈用被文字限定的言语，会愈迷惑。因此中国的大师们发展出让局外人觉得神秘的手势与谜语。当有人问一位大师什么是禅的时候，那位大师在他脸上打一巴掌作为答复；另一位大师只竖起他的手指；另一位大师可能吐口水。所有这些都是教授一种否定一切教义的教义，传达一种本身避免一切言语及一切逻辑的探究真理的方法，用手势或动作来暗示普通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动作的庄严神秘超凡的性质。我知道铃木大拙教授不会给哥伦比亚大学生一个耳光作为传授神圣智慧的工具。其实他是应该这样做的。

注：一九四四年，我在近广东省北方边界的曲江，看到一间寺庙，据说六祖的真身在那里（译者按：那寺是南华寺）。这里有两具作坐姿的真身（木乃伊），他们的身体和面部都涂以厚厚的红漆来保护，保持如生的表情。他们的身体披上衣服，放入庵中，供人崇拜。我之所以提及它，因为知道的人不多。

（“弹指超无学”那句话成为禅宗发展的佛言根据，读下文便知。）

当然，它简直是神秘主义，但却是很特殊的一种。佛所想教的，无论用禅或任何其它方法，击倒思想先入范畴的本身，毁去一切由所闻、所见、声音，及一切其它感官而来的辨别力。换句话说，如果这种矛盾的字眼可被了解的话，佛努力在禅的悟字上成功的目的，是想成为某种温和的超人。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已消灭他自己的知觉心，而因此消灭空间与时间的概念；他已升到脱离一切有情及精神拘束的自由地位，而从一种超感觉的心的本质（就是佛性的本身）来看望这个世界及人生，他就是超人。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时间观念和神的时间观念是不相同，因而可能得着一种超奥林帕斯山的看法，洞悉一切暂时的存在，一切区别、一切性质及一切个性都不过是对事物有限或歪曲之见。如果有人用这种超乎常人的努力来这样做，即是，如果有人能使他的一切人类经验非人类化，他可以得到什么？一种像神一样的稳定、宁静、和平，如迦叶所说：“身常圆满紫金光聚”，它就是佛性的本身。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这样做是一种胜利。因为他已克服那个自我（叔本华及佛洛伊德所谓的鬼怪），且因此克服了一切恐惧、一切忧愁、一切欲望，及一切区别。一旦这个自我的感觉被消灭，便有小我成为大我的“升华”及“转移”，这个万物的行列中，包括一切人类、狗、猫，及其它动物。人获得了对整个宇宙的同情心。这足以解释观音的大慈大悲。如观音在一个谈及他个人灵性上的解脱故事中描写他自己说（以观世音菩萨的身分）：“初于闻中，人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幻灭，生灭所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士方圆九九藏书明，获二殊胜……二者下会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在与佛教的竞争中，道教崛兴，想同样提供许多神祇和精灵鬼怪，及一个道教的不朽的天堂，甚至想做到把某些印度神祇也兼收并蓄来胜过它。虽然中国学者是一个卑视道教及佛教二者为绝对迷信的阶级，但佛教的哲学有一套精美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系统，赢得中国学者的尊重，而让道教渐渐降低，成为书符念咒，遂鬼驱魔的术士。在我故乡，我曾看到一种最低级的形式，用饮一碗“咒水”来医胃痛，那咒水是一碗清水，和一张上面写满了玄秘的符号的纸。道教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三世纪炼金术的发展。他们找寻“哲学家的石头”，目的有二，一是找寻不老的良药，一是较为实际及有商业价值的，就是把那些贱价的金属变为黄金。这种“科学”，后来由阿拉伯人传至欧洲。

现在度一个菩萨，可能仍是一个菩萨，仍在分析他自己的十八种精神领域，八十一种意境，卅一种变化，十四种大无畏境等等。但对于一个中国人，它是纯理论的，引起纠纷的，及高度的不真实。世尊不是说它只是一种直觉的闪光吗？他不是也说虽然有些人以长年累月循序渐进的修炼，才获得这种完全开明的心境，但也有人可以由于睿智突然的闪光而获得它。有睿智的人说：“我已经得到它。”但当他的心再度被区别之见所拖累时，他可能再失去它；而在睿智的另一瞬间，他也可能再大声欢叫：“我已经得到它！”

因此，禅发展出一种革命的教义。它不能忍受所有经典，所有思惟系统，一切逻辑的分析，一切用木或用石造成的偶像，一切僧侣制度，一切神学，及一切修炼的直接方法。它有一种毁灭所有教义的教义。正如铃木大拙教授所说：“在经典中所提及的佛的教训，在禅看来，只是多费纸张，它们的用处是在乎抹去知识的污染而已。”那么禅所教的是什么？铃木大拙回答说：“它不教什么，它只显示一个观点。”直觉怎能教呢？觉悟的天国是在你心中。在一种高度的“寂灭”感中，一个禅的信徒不介意有无上帝，有无天堂及地狱，有无抽象的灵魂。他生存，感觉，及知觉；他绝不推论或思考。

简言之，佛教进入中国取道中亚细亚，经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的西北。每一个中国暴君，由建筑长城的秦始皇开始都希望长生。他们达到地上权势的颠峰之后，便想长生不死。有些想渡过中国海去寻取长生药，有些则从中国土尔其斯坦渡过帕米尔高原。当佛教在第一世纪被介绍进入中国时（按照某些中国记载，大抵是在主后一年，虽然没有确实日期），佛教已在印度的大部分及中亚细亚很兴盛，特别是在阿苏卡王统治之下（主后二七二至二三一年，摩利亚帝国的皇帝）。一个中国皇帝正式派遣一位使者去西域，在主后六十五年把佛经带回，但为佛教在中国民间广布开路的，是在四世纪、五世纪及六世纪约五胡对中国北方的占领。某些龙门及云岗的伟大雕刻品是始于那个时代。主后四百年，大部分中国北方的中国家庭都已成为佛教徒。中国和尚法显在主后三九九年到印度去，而在十五年后把佛经带回来。印度和尚鸠摩罗什——佛经最早的翻译者，在主后四○五年被中国西北一个王国的统治者立为国师，而他的工作在中国流行宗教中，结出永恒的果实。六世纪左右，佛教已广布在整个中国，虽然短期间有来自儒家学者或某些统治者的迫害，它已表露出自己是一个庞大的势力。从印度出发，蔓延至锡兰、缅甸、暹罗、阿富汗、土耳其斯坦、西藏、中国，且远至高丽。从五一七年至六一八年的一百年间，佛教大藏经已经出版了五种版本。且在六世纪最初二十年间，传说最多的达摩取道锡兰来中国成为禅宗的始祖，一位著名的皇帝梁武帝，曾两度剃发为僧，由他的朝臣们苦劝才不情愿的离开和尚寺。

我们可以不理会佛的道德教训，世界上从没有一个宗教曾教人欺骗、偷窃、奸淫、不诚实、憎恨或报复的，我们不必为此而担心。我们只须指出轮回教义的结果，是教人对一切动物仁慈，且禁止杀生及吃被屠杀的牲口的肉。中国除了国王的宫廷有动物园外，民间从来没有，唯一有的就是佛庙的鱼类放生池。我常喜欢在杭州著名的放生池观鱼，那里有七八尾长达二三尺的鲤鱼，养在一个不断有山泉流过的池中，有机会来过它们宁静的日子，不至受人类的逼害。在一个佛教徒的眼中，这些大鲤鱼的任何一尾最后都会转生为人类，或者甚至会成佛。

我认为佛洛伊德是一个最奇怪的造物。他有土拨鼠的本能，能向黑暗隐藏的地方钻，搜出东西隐藏的地方，把一大堆污泥拨到地上。在千万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佛洛伊德。这些有独创思想的人的作品，读来很有趣，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新鲜的，直到凋萎及变坏的时候，也未经人手一再接触，不当的接触。且佛洛伊德发现一个内在的我，所呈现的影像和佛的没有多大差别。一个有多么讨厌的蛋在其中的巢！叔本华的未确知的、阴森的、原始的种族驱逼及种族督促，也同样是实在的。但至少我们已经从这些近代学者学到对于罪有较佳的了解。我们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作者及其它的人要谈及魔鬼的势力，且把它们化为撒旦。佛洛伊德也谈及超乎理性控制本能的强暴而主动的力量。如果你喜欢，可把这些本能说成魔鬼，但人没有必要用言词来催眠自己。

要点是：佛、叔本华，及佛洛伊德，虽然开辟了想及人类生命思想的新前线，但都面临罪恶及欲望的事实。而这三位也都发现在人中有某些东西来节制罪恶及欲望，这暗指在一切时间中都有一种奋斗在进行，而人不必在本能的暴力面前屈膝。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难解的连祷中被逼假定了一个“本我”（id，本能活动力的泉源——超藏书网我的道德监察者）。佛及叔本华都提倡欲望的抑制及苦行主义；这种观念我不大喜欢，因为那是假定欲望的本身是罪恶的，这显然不真实而且无法使近代人的良心信服。斯宾诺莎发现人除了那些基本的本能之外，还有为善的高贵本能来完成他自己。其它的人——康德、孟子、王阳明——追溯“良知”是像罪的本身一样是上帝所赐，即说它也是遗传的及“原有的”。为什么没有神学家发现一个“原良心”而让加尔文和他的“完全堕落”走开？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并非因为耶稣说得不够清楚及坦白，“天国是在你心中”。如果天国是在你心中，堕落又怎会是“完全”？这点真理要渗透神学家的心是多么难！（我必须说长老会是比加尔文伟大。我信耶稣，但反对加尔文。）

我以为基督教原罪的观念太神秘了。第一，亚当的罪当然在意义上只是象征的；因为我们生于这个肉体，生而具有同样的软弱、同样的冲动，以及从祖宗遗传下来的有害的本能。它在与生俱来的意义上是原始的，没有动物或人类生而不具有饥饿、求偶、恐惧、仇敌等等本能的，它是在丛林生活中求生存所不可少的本能。但没有把这种“原罪”造成神秘实质的必要，好像每一个人都生而烙上罪印而命定要堕入地狱。也没有必要诽谤上帝，把他说成是因为一个罪人一次的行为，而罚他千代子孙的暴君。即使假定这种犯罪的倾向是“遗传的”，是“原有的”，但在他没有干犯法律的行为以前，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这种倾向而罚一个罪人。基督徒常缺乏智慧来了解那一点，他们使原罪成为一个神话，包在一个“拯救”的“包裹”里面，给来买的人拿走。人将只因为有遗传的倾向而受罚。这是为什么我曾说：“我是这般对宗教有深厚的与趣，以至宗教常触怒我。”最使我愤怒的莫如一个新生的婴儿，带着天真的圆眼，被一个全爱基督教的上帝送到地狱去的信仰。这种信仰违反母亲的每一种天性，违反一切人类的正当行为，而甚至上帝也不能违背一般人类正当行为的规律，上帝不是虐待狂。

新儒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孟子的作品，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与中庸，连同论语，合为给中国每个学童诵读的四书。第一本书“大学”，是以这几句话开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如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所有这些话，其中有令人惊异的佛教含义。那个“止”字和天台宗用来简括说明它首要教义的是同一个字。“至善”，朱熹用佛教的方式解释为“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后来在“致知”的讨论上，朱熹藉经文显然有缺漏的机会，放入一点十二世纪宋儒的形而上学：“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之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这显然是那些中国的儒家学者为佛教哲学所排斥，而被激刺起去找寻同样的东西。在“大学与中庸章句”的序言上（写于一一八九年二月及三月）朱熹特别提到佛教思想的存在：“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某些程氏二子的门徒）“倍其师说，淫于老佛者……”这就是佛教对于儒家所做的事。

这种发展的结果，在哲学方面与起了天台宗，我可称它为历史学派。它想调解大乘和小乘的不同解释，认为都是表达佛教的同一真理。华严宗有一大堆圣诗及祷文，但这些东西在其把一切东西及本性并入于太初“一”的基本教义上，清楚显示出老子及庄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禅宗的原则可以直接溯源于庄子，而本质上是中国精神的产品，特别是庄子的幽默和对逻辑的否定，在佛教哲学之下发生作用。在民间方面，有一个上文已经谈及的净土宗，民间十分需要它。民间的想象力特别被一位男菩萨观世音所抓住。这位菩萨为人生的苦难所感，自愿不进入涅桨的幸福，回到人间直至把众生救尽为止。他然后变形为一个女神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女神），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女神。（比较亨利·亚当在“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一书中，十一至十三世纪同样的崇拜在欧洲发展的研究。）自此之后，观音对群众想象力的把握，因为她的慈悲，成为无可抗御。我们必须提及念魔咒及作近乎降神术表演的真言宗。它在西藏及青海（班禅及达赖）有坚固的立足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它是一个活的势力，有保持完整的修道院教育与训练——一般来说比中国其它部分的流行佛教保存得好得多。

佛教是对古代中国思想唯一心智上外来的影响，这是因为有一个我在上文已说过的好理由。佛教有一个正确的，有时太复杂的形而上学系统为中国学者所爱好。但无论学者阶级怎样想法，中国人民却需要一个流行的宗教，要有神祇来向他祷告，有一个天堂来盼望；在较高尚的意识中，他们也需要罪恶的忏悔，从痛苦、疾病、仇恨、贫乏，及死亡中拯救出来的方法。佛教藉平民进入中国，有时则藉朝廷中的男人或女人。直到那些学者不能不面对及考虑它时，它没有侵犯到中国的学者阶级。

事实上，这种禅的精神，这种禅的特殊方法及特殊措辞都是庄子的。禅基本不信任用意义已被决定的言词，来解释未决定的真理，这一点庄子已一再言之。“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如果我们像一个庄子的学生来跟从铃木大拙教授，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庄子是禅的前驱者。99lib•net我们在他“禅的佛教”的导言中读到：“当我说在禅中没有神，那些虔诚的读者可能震惊，但这并非意指禅否认上帝的存在；禅是既非否认也不肯定。当一种东西被否认，那否认的本身会有某些未被否认的东西。对于肯定也可以这样说。禅想超出逻辑之上，禅想找出一种较高的肯定，在那里没有任何反比。这使人容易想起庄子的话：‘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以天。’庄子很讨厌儒家及墨家的是是非非。庄子相信是与非同样混合于无限的一。对逻辑的否定及万物与一切反比的齐一，刚好是庄子一切教训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再从铃木大拙读到关于入定的无用：“入定是人工的伪装；它不属于心的天然活动。空中的鸟在哪里入定呢？水中的鱼在哪里入定呢？它们飞翔，它们游泳。这不够吗？”我们再想庄子强调从道是像对自然的方面不知不觉的践履。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用埃默森派的话来说，对道的跟从，应是没有着意的努力而自然流出的善。庄子用一种更惊人的说法说：“忘脚，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我们也记起庄子蜈蚣的寓言。蜈蚣动它的诸足，而不知道它怎样动它们；有一天蜈蚣知道自己有十七对、十九对或二十对足，他便不能再动它们了。人冉在铃木大拙教授的书中读到：“禅既非一神的也非泛神的；禅反对所有这些名称。……禅是一朵在天空中的浮云。”铃木教授怕的是那些像一神教或泛神教这样的字眼，它们的意义可能人各一说，但你愈多界说或争辩，便带给你的心更多的迷惑。我们记起有人同样问及庄子关于道的内在性的问题。如果道是内在于宇宙中，它是在这件东西中吗？抑或在那件东西中呢？庄子的回答是：“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关于这一切技术的最后结果，铃木大拙写：“禅在街上一个平凡人最乏味、最呆板的生命之中，认识在生命之中生活的事实就是过活。禅有系统的训练那个心去看这一点，它打开一个人的眼去看那最伟大的神秘，因为它在每天及每小时表演。……”很奇怪，而这是最重要的，庄子也刚好达到同样的结论。“唯达者如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他；通他者，得也。适得而几已，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现在，对于中国人，佛的一句话，迦叶尊者的一个微笑已经够了。为什么要有一切那些为否定言语而说的言语？为什么要有一切那些为分析现象的空虚而有的沉思系统？佛对于知觉及此世的一切成分的无情分析，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独创思想。中国的学者从未听过如来佛在申斥阿难的迷惑时所说的话：钟声，耳所听闻的声；心所了解的声，是声尘、耳根、心识，三种东西。这是为什么所有弟子，那一大群菩萨，这样爱慕他崇高的智慧，他对种种问题的清楚答复，及他一件一件地破除心的一切迷惑。当然这位大师是很感动人的，但这位大师曾同时教人思虑是无益的，它是有如“自咬肚脐”一样徒劳无功。为什么还要什么天台宗及华严宗？庄子也曾说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中国宗教是不排除异己的，这和基督教不同。大多数中国人如果有人问他属于什么宗教，他将会迷惑而不知所答。没有教区，也没有教徒的名册，就是出生名册也是由政府机关设置才有。没有一个家庭是纯粹地佛教的、道教的或儒教的。信仰的路线经过一个家庭，有点像政党在一个美国家庭一样。或者也有一种情形，妻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为许下某种愿而在佛前持斋一月或一年，而她的丈夫，是一个儒家的学者，宽容她。

禅完全景直觉。因此它发展出一种特殊技巧及目的不同的效果。禅是梵文“dhyana”的中译，意义是入定，原是佛教徒六种修炼方法之一。但它比单是“入定”走的远得多。传说佛曾将这种“教外别传的特殊教训”传授给迦叶，以佛心教义为基础。因为人人皆有佛心，或佛心在他们之中；想恢复这个心的原始状态所应做的事，只是把一切由感觉印象、知觉心、区别心，及因言语、逻辑分析，及教义而致乱七八糟的心的污染洗净。因此有人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对佛教的翻译及研究在第六世纪奠定了基础。想把大乘和小乘作具体表现的著名天台宗在这个世纪作了有系统的说明。然后在第七世纪，哲学的华严派建立（现在应用的华严经版本，是由自大狂的武则天女皇下令作第三次翻译，在主后六九九年完成。武则天僭称佛身临凡，而伪造一部佛经来支持它）。同时最著名的中国译经者唐三藏，曾到阿富汗及印度十六年，于主后六四五年带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回国。这些佛经，他花了一生光阴和他的助手在朝廷的资助之下译成中文。同时在这个世纪，有很多日本学生来到唐朝的京城长安研究佛教，且把佛学带回日本（佛教已经由高丽渗入日本）。接近主后八百年的时候，十个佛教宗派已经完成，其中八个属于大乘，两个属于小乘。小乘宗派（以巴利语为基础），或初期的，或古典的佛教在十世纪完全绝迹，不能与能引起大众兴趣的大乘宗派相竞争，尤其是溯源于鸠摩罗什的“净土宗”。

我曾在上文说过，在佛教教训中最奇特的观念是业，或罪。这种罪，如某智者所曾说，绝非新创；它是一切人类所同有。佛对于这种世界性的束缚深为关切，这种驱逼人去追随动物，如叔本华所谓“求生意志”及“求繁殖的意志”的束缚，和贪欲及色欲的束缚。叔本华的求生意志是披上欧洲衣服的佛教，而它著名的悲观主义和佛教怜悯的整个情调有相等的性质。佛对人类生命的评语可并合为四个字：怜悯一切！而叔本华也达到用苦行主义及克服自我来逃避的同样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