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威尔恒·莫贝里（Vilhelm Moberg）与图尔·尼尔曼（Ture Nerman）在内的记者与作家，常被视为民主斗士，以及对抗司法腐败战争中无畏的武士。但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听到同性恋的反应，就像暴怒的斗犬一般。那仅仅是拉斯穆斯出生前几年的事。
来到城里的人们背后总有一段曲折，背负着充满隔阂、孤独与谎言的经历。那是一种永难痊愈的伤口。伤口始终无法愈合，每触碰一次，就撕裂一次。
仿佛族长亚伯拉罕切断与家园的联结，抛下一切，只为跟随那位应许他新生的、陌生的神。
拉斯穆斯于1982年来到斯德哥尔摩，那年，解放日庆祝活动已扩大为8月底一整个星期的游行活动，由星期六的街头游行与星期日早上在大教堂的讲道为活动画下句号。星期日的讲道吸引了大批人，甚至连斯德哥尔摩大主教拉许·卡尔森也参与了。
“1000名青少年自同性恋帮派魔掌中获救”——《晚报新闻》
在卡尔斯塔或阿尔维卡这种小城市，几乎是不可能。
直到20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上提及同性恋的文章仍为数甚少。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以“那些同性恋”来称呼他们，借此撇清关系，表示自己与读者是同一国的，和同性恋完全无关。对同性恋者进行访谈时，考虑到大众的观感，采访者会给他一个化名，借此证实他就像王尔德的情人——阿佛列德·道格拉斯爵士所写
的 诗一样：一段不敢大方报出姓名的爱情。
如果真有人有这种念头，保证会被人笑翻。老天！你不是在做梦吧！
同性恋者也自然而然地被与暴露狂、恋童癖、进行人兽交媾的人联想在一起，或被单纯否定为青九_九_藏_书_网 少年尚处于对自己身体与性向产生好奇并进行摸索的过渡期。
仿佛找寻泉水的鹿。
那阵沉默。那阵窒息。
受访的同性恋者也只敢从背面照相，这样大家才不会认出他的脸。无名无姓的背影，一个需要化名掩护、逃避社会大众的个体。对一般人来说，同性恋是陌生的他者，是“他们”；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隔绝，是一个帮派，是一群女性化男性组成的阴谋集团，威胁了健康、正直的瑞典社会。大家必须要通过立法保护自己，保护整个社会，以及更重要的——保护青少年免受侵害。他们就像难以抑制的毒素、传染病，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对脆弱、缺乏主见的青少年充满了吸引力。
后来发生的变化就像是从屋檐落下的水滴，即使地面上的积雪仍厚实不可破，屋顶上的冰雪却已经开始融化。
“同性恋者黑名单公布，持续肃清可疑首脑”——《晚报新闻》
“同性恋者在摇头派对中纵欲狂欢”——《晚报新闻》
拉斯穆斯和他的同龄人就在这股仇恨与迫害的阴影下出生，在各自的家乡成长。
仿佛朝圣般，寻求慰藉。
往后，拉斯穆斯会记得，被要求自杀的念头是多么可耻。
理由是这份讣闻“不值得刊登”。
然后，他沉默了，仿佛脑部缺氧，说不出话。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要对青年学子所讲出的字眼而及时打住。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想活下去！
必须走上一段远路，方能找到家园。
这虽只是20年前的事，却展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当时的性解放运动还太不成熟、不成气候，还太柔弱、急切，几乎未经周详考虑。
“450个男孩因同性恋行为受侦讯”——《快捷报》
他们的论点是，就算一个人的天性如何病态，那毕竟是他的天性，怎么可以因为天性而对一个人判刑呢？（直到今天，同一论点仍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例如，同性恋者９９ｌib•ｎet既堕落又病态，同时不道德、违反自然——即使被列举出来的特质往往互不兼容，这种论点仍然屡见不鲜。）
这是仅有的一次，拉斯穆斯在学校生活中听到“同性恋”这个字眼在生物课本的注解以外被提起。他因此知道，他的生命是可悲的，他被预期应该自杀、结束生命。
在斯德哥尔摩活出自己的性向很困难。
注解里的小字像烈焰般燃烧着，重重弹出书页，粘在同性恋者脸上。同性恋者只能希望全班没人同时在读这一页，看见他出于羞耻而脸红，然后了解原来他是同性恋。
尽管他被告知自己该死。
大家先后来到这里，只为凝聚在一起，成为群体，不再孤单。
诗人卡琳·博耶的家人在她死后烧毁了所有可能证明她是同性恋的手稿。塞尔玛·拉格洛芙
切断与出生地的关系，和家人及自己的过去分道扬镳，只求在斯德哥尔摩展开更自由、更真实的新生活。
当时，针对这个议题也有不少瑞典文书籍出版，包括沃斯壮与维德斯坦出版社的《同性恋》一书，声称立场开明，出于善意，或者“致力于为这项怪异缺陷所造成的众多问题提供公正、先进的描述”。这些书籍封底的介绍文字表明了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掘预防同性恋发展的可行性”。《同性恋》一书还引用了动物学家摩根·霍尔加德（Mogens Höjgaard）关于所谓“动物世界中异常的出轨力量”的说法。
他停在那儿，脸红着，嘴巴微张着，眼
九九藏书网 神逡巡着……然后把话题转开。
大家从各地挤到首都来。
一个男人哀悼另一个男人的讣闻是“不值得”刊登的。
请告诉我们，你是谁。
在这样一个偏执的年代，人们从报纸杂志上可以看见下列标题：
其他人在隔壁房间等着听那声为他生命画上休止符的枪响，证明当他不能活下去时，至少能像个男人般死去。
假如拉斯穆斯在记忆中仔细搜索，便会想起瑞典文学老师苏恩·林德瓦尔也曾朗读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一首诗。他告诉全班，王尔德写下这首诗时人正在监狱里，原因是——
那是一个完全叫人无法理解的年代。我们总认为瑞典是个开明到近乎宽宏大量的国家，而且似乎一直如此。但就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国最大的早报《今日新闻》还拒绝刊登一份讣闻：死者是男性，他最亲近的家属也是男性。
在斯德哥尔摩，受到美国男同志解放运动启发，同性恋者曾数次庆祝同性恋解放纪念日。全国性平等与平反协会（RFSL）由更具攻击性与战斗力的成员接管之后，抗议活动正式点燃战火。在最初数年间，只有少数几个人集合起来，一同穿越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高喊着“看看我们在这里游行，请告诉我们你是谁”与“我们是愤怒的同性恋者，我们不是好欺负的”等口号。
“警方针对同性恋者进行大扫荡，逮捕14人”——《今日新闻》
因此，年轻不安、想要探索自己身份的同性恋者得像拉斯穆斯一样：在确定没人发现时，偷偷摸摸地溜进阿尔维卡图书馆，在标示为“医学”的书架上找寻自己存在的证据，而这证据又是何其渺小，何其卑贱。
仅仅在三年前，瑞典政府还将同性恋列为疾病，包括尤汉·库贝里（Johan Cullberg）这样的心理学权威仍将同性恋形容成一种缺陷。同性恋男子真
是 幼稚的可怜虫，身心发展还停滞在肛门期，依赖母亲，无法独立自主，简直就是个悲剧。
九*九*藏*书*网 在科彭这种鸟不拉屎的鬼地方？门儿都没有。
同性恋会被贴上疾病标签，部分可归咎于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社会运动人士，像卡尔·亨瑞奇·伍瑞克（Karl Heinrich Ulrichs）、卡尔·马利亚·卡本尼（Karl Maria Kertbeny）与马格努斯·赫斯菲尔（Magnus Hirschfeld）等人。他们极力推动的论述与活动，最后却造成同性恋在社会大众眼里，从行为上的恶性负担变成一种生物性缺陷，一种自然界悲剧性的怪异现象。他们的用意本是为了反驳禁止同性恋、对同性恋者处以刑罚的法条，最后却适得其反。
在学校的生物课本里，在关于性教育知识章节的结尾处，可以找到关于性倾向异常所造成干扰与影响的注解。
例如，首相帕尔梅在1970年回复来自奥勒布鲁的索伦·科普菲尔的来信时写道：“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的性倾向与其他人不同，就从道德观点上责难他们……在性生活领域里，学校必须明确与任何类似种族歧视的趋势保持距离。”
当时的西德法律还保留着将同性恋者视为罪犯的第175号条例——纳粹时期，男同性恋是非法行为，他们被关进集中营，佩戴粉红色三角形标志，在所有入营的犯人中地位最低下。传言指出，曾有同性恋囚犯互相杀戮，试图获得犹太人的黄星标志，借此提升自己在集中营囚犯中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一拨又一拨围剿同性恋者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带头冲锋的就是《斯德哥尔摩日报》《今日新闻》《快捷报》《晚报新闻》与《工人报》等知名大报。它们以“狂轰滥炸”的方式九九藏书 刊登未经证实的信息八卦，如同性恋妓院、用烟头灼烧青少年的虐待狂医生、同性恋势力秘密掌控全世界等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仿佛这些全是真人实事。
一千名勇敢的男性与女性。
拉斯穆斯看到自己被关在禁闭的房间里，独自来回踱着步。啜泣着，呜咽着，颤抖着，想要活下去——但又知道自己必须，必须将枪口放进嘴巴，然后扣下扳机。而他真正想做的，其实是活下去。
超过一千人参加了游行。这是不折不扣的重大成就。
上述的一切发生在1982年秋天，一个已经遥不可及、模糊不清的年代，与现在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时代，难以理解。
一个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年代，社会对陌生的他者全然一无所知。
街道两旁挤满围观的人群，许多人带着些许好奇、有趣的眼神瞧着经过的游行行列，眼神有点像在动物园观赏珍禽异兽。其他人则在远处羞怯地偷瞧着，心热切地跳着，梦想着自己以后也有勇气加入。
那是一个偷偷摸摸，充满藏匿、谎言与保密的时代。
“46名男性涉嫌诱奸幼童已遭起诉，警方针对同性恋者持续进行整肃”——《晚报新闻》
最后他们还不得不欣然接受这些形容，至少这能证实自己的存在，证实社会上还有其他类似的人。
拿着手枪走来走去，手心冒汗，了解到自己必须将枪口放进嘴巴，然后扣下扳机。
他们蹲坐在书架前，心怦怦狂跳，想多了解自己一点，翻开书看到的却是“病态”“脱轨”“不正常”“不快乐”“堕落”“邪恶”等字眼，还有“凶残”“异常”“恶心”“惹人嫌恶”。
拉斯穆斯就读阳山高中时，有位音乐老师曾在全班学生面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然后告诉所有学生，这音乐很可悲，因为作曲家是同性恋者，最后还因此自杀身亡。他甚至是被要求自杀的。
就这样，许多人从乡村小镇迁徙到大城市的人海中。大城市里，遇见志同道合者的机会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