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完剩下的五份卷宗花了我一小时。我在其中三份上做了些笔记，剔除了另外两份。其中一件案子之所以出局，是因为我注意到其案发日期正好跟约翰·布鲁克斯的遇害日期是同一天。如果两件案子有关联，那么凶手不可能在同一天于不同的城市实施犯罪。

我迅速浏览了每份卷宗的结语部分，又把几桩案子排除在外，因为这几桩案子都有各种原因能证实是自杀，要么被好几个证人目睹了自杀经过，要么有其他证据排除他杀的可能。

我点点头，然后才意识到他看不到。“是的，非常值得，还是那句话，多谢了。我得继续工作了。这会儿我都有些困了，想在没精神之前把这些卷宗看完。”

“我不知道，你比我更了解联邦调查局。”

“那么，这就是一个计费的长途电话，对不对？那就会在电话单上留下记录，显示你往我这儿打过电话啊，伙计，你怎么没想到这个？”我不敢相信他会这么粗心大意，尤其是在联邦调查局和沃林探员已经准备插手这个案子的情况下——这还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别担心这个了。你有什么发现吗？”

“家里。为什么这么问？”

他再一次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他太过自愿地卷入其中了，而且提问太多，这跟以前向我秘密提供消息的线人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甩掉他，毕竟他为我冒了那么大风险。“我还在研究那些卷宗，”我说，“这会儿正在读埃德加·爱伦·坡的诗篇，把我自己给吓坏了。”

按照我拟定的这个标准，研究完八名受害者留下的遗书后，又有两件案子被排查出局。这两件案子里，两名去世的警察都给某位特定的人留下了遗书，一个写给母亲，另一个写给妻子，恳求亲人的原谅和理解。遗书里也没有任何看上去像引用自诗歌的句子，或者确切地说，没有任何文学色彩。排除这两件案子后，我手里还剩下六份卷宗。

终于，抿下去的酒开始让我暖和起来。我在床上坐下，看了看表，还有一刻钟就到五点了。我需要重新躺下，我需要睡眠。我钻进被子里，从床头柜上拿过那本文集，翻到《湖》那九九藏书一页，重新读起来。我的目光久久在那两行诗句上徘徊。

“那你可真是碰上了个好编辑。总之，继续干吧。狩猎愉快。”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嘿，你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也不错，嗯，干得好。我很高兴，这个结果对得起我们的冒险。”

然而，这种推论得以验证的兴奋很快就转为越来越深的愤恨。我对我哥哥和其他人的遭遇感到愤怒。我对那些活着的警察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没能早一些查到这些线索，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划过韦克斯勒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终于说服他相信我哥哥死于谋杀。“连一个他妈的记者都……”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现在我理解了他的愤恨，但是我意识到我最恨的就是那个犯下这一切命案的人，而我对他了解得实在太少了。用这个凶手自己的话来讲，他就是个幽灵，我在追踪一个鬼魅的幽影。

“好吧，我就不打扰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给我来个电话，跟我说说你那边的进展。”

另一件案子里，死者自杀——除却其他因素外——主要是受到一桩穷凶极恶的绑架杀人案带来的冲击和绝望，受害者是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年轻姑娘。自杀的警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初看上去，这桩自杀案符合我构建的模式，应当进一步核查，但读到报告的最后，我发现这位警探已经破获了这起绑架杀人案，并且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这就超出我的模式划定的界限了，而且很显然也不符合芝加哥的拉里·华盛顿所提出的并被我认可的观点，即杀害第一位受害者和杀害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察的凶手应当是同一个人。

引起我兴趣的最后三件案子——除科泰特那件外——之一是加兰·佩特里案，一位达拉斯的警探，先是前胸中了一枪，然后面部又挨了一枪。他留下的遗言是：“何其不幸，我知道，我的力量已被侵夺。”我固然不了解佩特里，但我从没听说一个警察会使用“侵夺”这个文绉绉的词。这行被认为是他亲笔写下的遗言太有文学性了，我无法想象这句话竟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笔下，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心里。

四个名字。我研究着他们的卷宗和刚才记下的笔记，然后从旅行包里掏出之前在博尔德城买的爱伦·坡文集。

等我读完最后一首诗，已经是凌晨三点，但我在这些诗篇中只找到了一处和死去的警探遗言相符的诗，就是卷宗里记录的那位来自达拉斯的警探加兰·佩特里的

九九藏书

遗言——“何其不幸，我知道，我的力量已被侵夺”，这句话引自爱伦·坡的《致安妮》。

“没有。编辑还没跟我提过截稿的事。”

爱伦·坡捕获了我深藏心底的恐惧，唤醒了我记忆深处断断续续的回忆——那是我的梦魇。他穿越了一个半世纪，伸出一根冰冷的手指，插入了我的胸膛。

“是啊。哪里出了问题？”

房间的灯和电视仍然开着。我坐起来，环顾四周，一时陷入茫然，好一会儿才想起这是哪里、我在做什么。又等了一会儿，直到那梦魇留下的战栗逐渐散去，我才起身下床。我轻轻关了电视，走到房间的小酒柜前，撕开封条，打开柜门。我选了一瓶苦杏酒，没拿杯子，直接就着瓶口小口抿着。我查看了酒店提供的酒水单短笺，这一小瓶酒六美元。我研究着这份单子和上面高昂的价钱，只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

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案子，是巴尔的摩警察局专门负责凶杀案的警探约翰·P·麦卡弗蒂的自杀案。案卷里并未提及死者曾留下遗书，但我还是把这件案子添加到名单里，因为他的死亡与约翰·布鲁克斯之死出奇相似。和布鲁克斯一样，麦卡弗蒂也被认定先朝自己公寓的地板开了一枪，然后又向自己的喉咙开了致命的一枪。我记得劳伦斯·华盛顿说过，这是一种能够让死亡警探手上沾染射击残留物的方法。

终于，纷乱的思绪屈服于疲倦的身躯。我放下书本，无力地倒在床褥里，沉沉睡去。

一拿起听筒，我便意识到自己猜错了。我没有告诉过格伦我住的是哪家酒店。

“噢，见鬼，我……我想应该没什么要紧的。没有人会想到调查我的通话记录，我又不是泄露了什么国防机密，还大声嚷嚷出来。”

还剩下八件案子难以排查，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件——至少卷宗里扼要的结语显示——看上去都符合我的推论。每一件案子里，都明确提及有某件凶杀案曾给负责调查的警察造成沉重的压力。一桩未侦破的案件给警察带来的沉重心理负担，以及现场留下的引自爱伦·坡诗句的遗书，就是目前我所掌握的这系列案子的基本模式。我只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剩下的八件案子是否

九*九*藏*书*网

属于这一系列被精心伪装成自杀的连环谋杀案。

我强撑着精神抵抗睡意，继续研究笔记，越看越觉得，巴尔的摩的麦卡弗蒂案与芝加哥的布鲁克斯案实在太相似了，绝不可忽视。现在我知道明天我该干什么了——我得前往巴尔的摩寻找更多线索。

我打了个冷战。我找到了。我的哥哥，与这名被认定为朝自己胸口和太阳穴分别开了一枪的来自阿尔伯克基市的莫里斯·科泰特警探，都留下了一行爱伦·坡的诗句作为遗言，并且诗句引自同一诗篇的同一节。我的钥匙终于找到了匹配它的锁。现在都对上了。

我能看到的只有那只手和那条从蓝黑色的水中伸出来的纤细胳膊。我知道那只手意味着死亡。这时我醒了。

打来电话的人是迈克尔·沃伦。“我只是打来确认下你怎么样——我猜你还没有睡——顺便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这些案卷描述的故事大多类似——工作压力、酗酒、婚姻危机和抑郁。警察抑郁症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症状，不过其中抑郁是关键。几乎所有的卷宗都提到死者生前表现出不同形式的抑郁，这种工作本身造成的沮丧悲观心绪不断地折磨着他们。也有几份卷宗提到死者因某件被委派负责的案子而饱受精神折磨，不过很少。这些案子有尚未破获的，也有已经解决的。

“好吧，你说了算。不管怎样，我猜我最后总能在报纸上读到所有的故事。你有截稿时限吗？”

我飞快地翻开记事本，翻到记录《黑甜乡》节选的那一页，那是劳丽·普莱恩从光盘上找到并诵读给我听的。

十三份卷宗，每一份都很薄，其中包括由联邦调查局和执法基金会共同制定的一份五页的制式问卷，还包括由死者的同事提供的几页说明或证明材料，描述死者遭受的工作压力。

我继续读下去，当读到那首《湖》时，已经完全沉浸到了诗人的愁思与忧伤中。

“你不是说你住在马里兰州吗？”

那晚，我又做了那个梦。那是我一生中唯一挥之不去、一遍又一遍萦绕心头的梦魇。像九*九*藏*书*网之前无数个梦中场景一样，我在一片浩瀚冰封的湖面上穿行，脚踏着冰层，冰层下是蓝黑色的深渊。我迷失了方向，只觉四野茫茫不知通向何处，眼前只有一片无尽的白，刺目的冰冷灼烧着我的心。我垂下头，继续在冰面上行走，忽然听到了一个女孩呼救的喊声。我迟疑地停下了脚步，四下看看，却看不到女孩，于是我转身继续往前走。一步，两步，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破冰而出，紧紧攫住了我。它抓着我，向那个不断变大的窟窿拖去。它是要把我拖下去，还是想借着我把自己拖上来？我不知道。这个梦我已经做了无数次，但这个问题始终没弄明白。

第二件案子里，遗言同样只有一句话。克利福德·贝尔特伦，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的一名警探，三年前被认定为自杀身亡——是这一系列案子中最早发生的——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简单地写道：“主啊，救赎我可怜的灵魂。”同样地，就我看来，这句遗言的遣词造句不像是出自警察之口，任何警察都不会这么说话。虽然这只是一种直觉，我还是将贝尔特伦的案子纳入了自己的名单。

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收录了已被确认或推测为爱伦·坡创作的全部诗文小说。我查了下目录，发现光是诗歌就占了七十六页。我意识到这个漫漫长夜还得延续更久，便通过客房服务点了壶八杯分量的咖啡，又叮嘱他们顺便送来些阿司匹林以防头痛。我很确信，喝下这么多咖啡因，我的头会炸的。之后，我开始了夜读。

他笑出了声，纯礼节性的。“目前掌握的自杀案子中，有看上去值得跟进的吗？”

我很快又回到诗篇辞章的怀抱。诗人已经死了一百五十年，但仍从坟墓中伸出手攫住了我。爱伦·坡是营造气氛、掌控节奏的大师，作品中的气氛是如此阴郁，节奏常常近乎癫狂。我觉得这些阴郁癫狂的诗句恰如其分地映照出我的生活。“我孑然独居，在一个呻吟不已的世界里，”爱伦·坡这样写道，“我的灵魂是一潭死水，潮来不惊。”至少在这一刻，这些极具穿透力的诗句是如此贴合我。

抽出其中一份，细读完卷宗之后，我拿起受害者的遗书——只有一句，与我哥哥和布鲁克斯留下的类似——附在本案经手警官撰写的调查报告的补遗里。读着这一行字，顿时仿佛有一束电流击穿我的身体，我难以控制地打了个冷战，因九-九-藏-书-网为我知道这句诗。

我躺在床上，靠着枕头，把床头两侧的灯都打开，在一片通明下继续阅读，但当门外走廊突然响起一声尖锐的大笑时，我仍然被吓得差点弹起来。我重新倒下去，舒舒服服地躺到枕头上压出来的凹坑里。正当我读着一首名为“谜”的诗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又把我吓了一大跳，这种双响的铃声跟我家的电话铃声完全不同。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我猜是丹佛的格雷格·格伦打过来的，丹佛和这儿有两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才十点半。

“我刚才说了，我还在看卷宗。我找到了几个可能有关联的案子，但就是几个而已。”

“我不确定这是个好主意，迈克尔。我觉得咱们还是低调行事为好。”

我不是那种害怕孤独和长夜的人，从未害怕过。我已经独自一人生活了十年，曾经一个人在国家公园露宿，也曾为了写篇报道独自穿行在烧毁的废墟上。我曾坐在黑暗的汽车里，守在更加黑暗的街头，等待跟候选人、帮派成员或者胆小的线人会面。当然，等待帮派成员的时候，我还是会心生怯意，但我从不惧怕在黑暗中独处也是事实。不过我不得不说，这个晚上，爱伦·坡的诗句却让我心里一阵阵发冷，或许是因为孤身一人住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酒店房间里，或许是因为正被一份份记录着死亡与谋杀的卷宗重重包围，又或者那时我莫名地觉得我死去哥哥的亡魂正在我身边飘荡，也许还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阅读的这些诗句可能正在被人恶毒地使用。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夜读爱伦·坡的过程中，我的心里始终感到一种沉甸甸的恐惧，甚至在我打开电视用节目的声音充当背景音后，那种恐惧仍然盘亘在我的心头。

我没有在爱伦·坡的诗篇里找到任何诗句能够跟萨拉索塔县警探贝尔特伦的遗言匹配。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疲倦了，以至于遗漏了这句诗；但转念一想，虽然读到这么晚，但我读得非常仔细，不可能遗漏，答案就是确实不匹配。“主啊，救赎我可怜的灵魂。”这句话并未出现在爱伦·坡的诗作里。现在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位自杀者最后真实的祈祷词。我从名单上划掉了贝尔特伦的名字。之前我还认为这遗言的遣词造句不像是出自警察之口，现在看来我错了——这满含痛苦的词句的确是他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