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与徐沁总共搜集了一百零八张图像。想当然尔，其中有许多人张岱不认识。其他如高祖天复、曾祖文恭，在他出生前便已辞世，但其遗泽深深烙印在张岱的成长过程。而有幸今生得见者，更直接造就他往后的人生与思维方式。这些人不惟有祖父张汝霖、朱恭人的父亲朱赓和二叔张联芳，还包括朱恒岳这位精于带兵、吃食百无禁忌的将帅，张岱前去吊唁他时曾于海塘上观潮。当然，张岱的两位知交陈洪绶、祁彪佳，同游塘上这传奇一幕，看水花轰怒炝碎，也亦在内。两人皆微微而笑，祁彪佳穿着锦袍，陈洪绶则作布衣打扮。张岱在康熙十九年（1680）写道：“……汇成一集，以寿枣梨，供之塾堂，朝夕礼拜，开卷晤对。”张岱说他企盼这些人像连同赞语能“垂示无穷”，且“所望于后之读是书者”。序言最后是以新取的“古剑老人”署名之。

张岱花了不少笔墨在《石匮书后集》追咎明亡之责，对身陷此危机的诸位人物一一评价。根据张岱的解释，崇祯皇帝称得上正派之人，却因先帝庸碌，自己又无法运用既有资源，开创新局，导致颓势难以扭转。崇祯既可怜、又可恨。不过，对于在顺治元年底、二年初短暂偏安南京的福王，张岱则是深不以为然，更以史学评断，拒纳福王于本纪；张岱评论福王既“昏瞆”又“鲁莽”，起用天下至恶奸臣把持小朝廷，是以“仅列世家，不入本纪”。福王就像是以砒药毒虎之人，“不知己之食砒先，自溃裂”。

张岱心中有数，各类历史自有其难题；张岱写道，“国史失诬”，“家史失谀”，而第三类历史——即所谓“野史”——往往“失臆”。然而，是否还能找到架构历史的原则，将张家人纳进国史洪流之中，而又不失其特立独行与内在本性？张岱踵继司马迁的典范，采尖锐精要的评论，避免阿谀奉承的问题；同时，在顺治八年（1651），即成书的非正式家传中，当时流露的过度情感，也要收敛起来。

尽管对桃花源豁达、无拘无束的世界多所赞赏，不过他自己勾勒“琅嬛福地”却完全采取不同的立场。张岱的笔下也有一迷途之人，不过他是书生，不是渔人；而且这位书生发现的不是落英缤纷的溪流，无忧无虑的农村，而是在石上打盹、愤世嫉俗的隐士。书生在一番寒暄后，跟隐士吹嘘，除晚近二十年的书，无一不曾阅览。隐士微笑无言，打开石壁下的暗门，带着书生走进一间又一间的密室，里头尽搜天下各国与历代著作。其中一间，典藏的全是未曾听闻的卷册，还有一间则是中国与世界诸国的历史、地志。最后他们来到一扇更厚重的门，旁有两只大犬看守，上有署篆“琅嬛福地”，书生入内发现所藏之书“皆秦汉以前及海外诸国事，多所未闻”。在汗牛充栋的福地游历一遭后，隐士拿出“鲜洁”的酒菜尽地主之谊，临踏出石门前，书生言明：“异日裹粮再访，纵观全书。”然隐士仅淡淡一笑，等书生甫出，石门便砰然阖上了。书生回头仔细寻找入口处，一无所获：“但见襍草藤萝，遶石而生。”

张岱在《石匮书后集》的评论，时常感情澎湃，且发自个人的经验——这不仅出现在1640年代、1650年代兵祸连天期间有关殉国者和抵抗者的列传，同样亦可见诸《文苑列传》。在《文苑列传》里，张岱呼应了他在《夜航船》的想法，指出当世许多知名文人，只是“艺林渊薮”，“为文不灵”，与“经笥书橱”无异，远非作家，因为他们皆“食生不化，亦未见其长”。张岱嘲讽，有明一代，秀异文人皆科甲出身；为求平衡，张岱说他宁可把至少一半的篇幅留给“寒士”，以永远昭示文章“非资格科名所能限量者也”。

多年来，张岱把随文都收录在《琅嬛文集》一书中。他曾在一篇短文写道，琅嬛乃“福地”，几百年前由一位晋朝书生发现。张岱当然知道，自从5世纪陶渊明写下著名的《桃花源记》以来，这种无意间发现不为人知的隐僻天地，从此盘踞在中国人的感性世界。陶渊明在文中提到有个捕鱼人，沿着蜿蜒溪流而行，忽然置身于桃花林之中，落英缤纷。随着溪流窄缩，看见山岩有一裂隙缝，勉强穿越，发现自己处在静谧、祥和的平旷之境，稼穑茂盛，家家怡然自乐。当地人款款相待，说先世为避秦朝统一天下的兵燹之祸而遁世此地，几代以来过着悠然生活，不知外面世界的王朝更迭。他们悉心款待渔人，叹惋细听渔人的见闻。然而渔人辞别时，没有人要随他同行，仅要求不要向外人道出行踪。渔人对此置之不理，还刻意留下石头处处标记入口，急向太守禀告此事。太守虽即刻派人前往寻访，但除发现沿途标志，再找不着返回山谷的路。

至于短暂在绍兴监国，尔后多年亡命在外，却“薄晓琴书”的鲁王，该给予什么评价？鲁王除早年贪图逸乐，并无其他明显特点。张岱基于自己短暂随侍鲁王的经验论道：“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闻多言而卒不得一言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荡，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九九藏书

张岱的长子、次子虽游荡闲散，总不失为读书人。顺治十一年（1654），他们还打算到杭州参加乡试。张岱记述，曾为激战之处的江西，当地许多学子仍拒赴科考，以表达对清朝的敌视；然而，张岱显然不认为这样的抗拒有何意义，所以让儿子自己决定。儿子终究没考上，不过他们追求功名的企图把父亲带回魂牵梦系的杭州。张岱自崇祯十六年（1643）明亡之前一年，就不曾亲睹杭州西湖了。

这是个自古流传下来的故事，所以祖父第一次带着幼年张岱到快园时，才会以“琅嬛福地”形容。等到他避居山中，回忆如旋涡翻搅，开始从中理出头绪写《陶庵梦忆》，从此这四个字成为张岱个人心灵的寄托之所：“陶庵梦有宿因，常梦至一石厂，𡺫窅岩𥨍，前有急湍回溪，水落如雪，松石奇古，杂以名花。梦坐其中，童子进茗果，积书满架，开卷视之，多蝌蚪、鸟迹、霹雳篆文，梦中读之，似能通其棘涩。闲居无事，夜辄梦之，醒后伫思，欲得一胜地仿佛为之。”

再者，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为昏瞆荒淫的福王，或不幸的鲁王以身殉难？他们的殉死，是否顾全国家大义所需与个人对忠义的界定？或者，这些殉死者反而犹如妇人“嫁凶酒撒泼之夫，以沉湎昏聩而笞逐其妻妾，乃妻妾不以为恨，而当其丧亡之日，犹欲为守节殉亡，则与彼情深伉俪，而愿为之比翼连理者，不更难之难哉”？

祁彪佳的主张是，现在或十五年后再死，终究在道德层面上差异不大。但张岱却认为，如果一个人因为多活几年，有更多时间寻思良方，死于何时就太重要了。

随着明朝走入历史的想法流传开来，除了一些坚定信奉的人仍不改其心，对反清复明大业终成的期待形同烟消云散。顺治十六年（1659），支持旧政权的人集结欲收复南京，虽然得到士绅、农民等社会力量的奥援，这群乱党终告失败。最后一位自行僭称帝号的南明藩王，日暮途穷，于康熙元年（1662）在缅甸边境遭亲满的军队杀害。顺治二年（1645）曾在张家作客豪饮的鲁王，自逃离绍兴后即在沿海居无定所，同于康熙元年死于金门岛。一年后，即康熙二年（1663），小张岱十岁的堂弟张培生病没多久即去世，年仅五十六岁。张培是张岱六叔的儿子，是能用想象力操兵的盲医。张岱曾说，张培的死来得突然，令人措手不及：“以暴下之疾，遂至不起。”他如今是张家辈分最高者，于是帮张培主祭、写祭文，他把张培与另一位他熟知的盲学者两相比照，同样是才华过人但只能清苦避世。张岱最记得张培的，就是他令人惊叹的机敏与活活泼泼的样子。

“其所著《石匮书》，埋之琅嬛山中，所见《梦忆》一卷，为序而藏之。”

张岱写道，该如何解开这种种不可解，任人为之。至于他自己，他倒挺乐意保留这些前后矛盾的特质，反正他几乎是无一事不败，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仙学佛不成，学文章不成，学农学圃，俱不成。

“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如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安全无恙也。因想余梦与李供奉（李白）异，供奉之梦天姥也，如神女名姝，梦所未见，其梦也幻。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

康熙八年（1669年，或许稍晚），张岱特就修史一事致书好友，自道终能心平气和看待过去，置之度外、平静观察史事。“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事实上，身为史学家，张岱对几乎将自己摧毁的过往，一直是个感情丰富的见证者。尤其《石匮书后集》各篇皆有论赞列于文末（有时则在开篇处综述全篇题旨），有意师法司马迁精辟扼要、富道德洞察力的神韵——张岱认为这正是太史公独到之处。

在简述自崇祯十二年（1640）起，方国安在倥偬十年间所参与的战役之后，张岱提出对此人的评价：“国安不识字，凡有移会，使人旁读之，所改窜多合文理。当至危不惧，谈笑自若，赏罚严，常悬大金，使人上巵酒为寿，不惜也。犯者副将以下不假，进以奇计，率不解，其卒工对搏，而走险击虚诸法。无所事尚气，故其部傲不下人。”

张岱搜集的图像越多，这些夙昔典范就越深植他的生命，影响越深：“见理学诸公则自愧衾影，见忠孝诸公则自惭有愧忠孝，见清介诸公则自恨纠缠名利，见文学诸公则自悔枉读诗书，见勋业诸公则自惜空蝗梁黍，见文艺诸公则惟恐莫名寸长。以此愧厉久之，震慑精神，严惮丰采，寤寐之地如或遇之，其奋发兴起，必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其他（有时并不明显）与张岱过去或先前嗜好有关的事物，也都收录在这部巨著。譬如，在天文志中可看出张岱对利玛窦的兴趣是被祖父张汝霖所挑起的。张岱提到利玛窦与几位明代的历法家一同共事，但利玛窦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有限，原因在于“钦天监灵台保章诸官以为外夷而轻视之，遂与之凿枘不入，故终利玛窦之身，而不得究其用，则是西学虽精，而法以人废也”。

张岱的破题，虽然跟他大部分谈自己的文章一样，采第三人称的笔法勾勒，但他一一数落自己不是的呈现方式，既抒情又有想象力。在这篇墓志铭，张岱开头就写：“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围棋），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对照少年时光，张岱述及往后岁月，仍下笔如写他人：“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幸存者，破床破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逃亡的几年当中，张岱曾写过一首诗回应亡友，这首诗正是在反驳祁彪佳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的逻辑：

纵然儿子的表现让张岱失望，他曾乐于冶游的杭州山水也面目全非，他还是在顺治十四年（1657）回到杭州。这回张岱是应甫就任的浙江提督学政谷应泰之邀。谷应泰在清入关后取得进士，官运亨通。顺治十三年夏，谷应泰带着共计八十卷、几乎完稿的《明史纪事本末》前往杭州。谷应泰于西湖畔建有著书处，让自己得以完成编史计划，他知道张岱专精明史，力邀他共同纂修。张岱在这一整年都与谷应泰共事修史，而接受这份工作想必解决他捉襟见肘的窘境。谷应泰倾慕张岱的学识，他在自撰的《明史纪事本末》里，有相关章节大量引自《石匮书》。

张岱有些诗还是不脱田园诗的传统框架，失落、果报也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主题。不过，有时张岱也会有破格之举，仅是写实为之。他有一首诗，诗中说自己年已六十有七，可以推断这首诗成于康熙二年左右（1663）。张岱在诗的第三句引出梁鸿这个人，使全诗读来特别令人感伤。梁鸿是早陶渊明一世纪的名诗人，因家无恒产，被迫舂米维生。梁鸿的妻子出身富室之家，却能在困顿的岁月和梁鸿同甘共苦，不离不弃随侍在侧。张岱把这首诗命名为《舂米》：

梦中之物或许确凿，但在说梦时总会有某些东西佚失。张岱说他犹如山中人自海上返乡（他讲到表演时也曾用相同意象），欲与人分享所见之奇观、所尝之珍馐，诚云“乡人竞来共舐其眼”，然美味不复存在，“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

张岱继续说，偶一反省自身，就觉得自己活在七不可解之中：“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晋代石崇所建的奢华园邸），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于陵（古代隐士陈仲子所居之所），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救济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蒲（古之赌博游戏），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是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

张岱曾为文评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他认为如此的空间叙述实在少见，它超脱所有时间的形式类型。世上别的地方都依循着历法、周期、朝代、冬夏季与节庆而行，独桃花源的人“有寒暑而无冬夏，有稼穑而无春秋；以无历，故无岁时伏腊之扰，无王税催科之苦”。张岱的意思不是桃花源的人也要照外在世界的历法才行，反而是认为如果外在世界能像桃花源那样不知日月，根据生死的自然律动过活，一切将会更美好。

有关张岱人生的最后时光，如今仅能得匆匆数瞥。从其诗文，张岱深深思念降生时母亲诵念的白衣大士咒，已是高龄八十一。又过了一年，他作了一首简单题为《己未元旦》的短诗。其时南方内战方殷，有前明叛贼正在起事反清，或许是思及战斗可期，诗中多少嗅出张岱的热血昂扬，原来同为中国求长寿的松鹤象征，好像也有了弦外之音：

身为史家，张岱当然必须决定要给自家人多少篇幅，然而张家确实不乏非凡之士，所以无怪乎《石匮书》的列传部分，还是有内举不避亲的味道。譬如，张岱就认为曾祖张文恭（张元忭）在明代道学有其重要地位。在这篇不算短的传记中，张岱关注的，主要是张文恭在晚明变化多端的政论中所抱持的哲学旨趣，然而却先行彰显的张文九_九_藏_书_网恭的清高人品：“古貌魁然，岳岳负意气”，热衷探索道德议题，年轻时就服膺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张岱在传记里没有记下太多细节，仅提到高祖张天复在西南战事得罪当道而卷入讼狱，此时张文恭展现无比勇气，为其父申冤。

吾人可从字里行间窥知，张岱撰述明代各朝时态度谨慎：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402年永乐篡位；朱元璋传帝位于建文帝，而永乐帝是建文帝之叔。张岱字斟句酌，从中可见朝廷对莽撞论断的报复令史家噤若寒蝉。所以，论及永乐“尚有武未尽善之疑”，“于后世夫拘孪之行岂所以论上圣之主哉”。至于遭篡位的建文帝，张岱把他置于中国历来同遭篡夺天命之人的脉络：“殉国千古罕俪，拊心腐笔而已。呜呼！此非臣之所得言也。”唯有在连番痛陈1572年至1627年三朝两位君王之颟顸时（万历至天启年间），才能从《石匮书》看出明朝沦亡后，确实影响了张岱对所处朝代弱点（偶尔也有优点）的遣词用字。

然而张岱并无父亲张耀芳的预言本领，死亡并未接踵而至。他反倒继续撰述、钻研治史之道。随着材料的加入，《石匮书后集》的篇幅愈来愈长，也让他小心提防对其思想控制的对象，已从明移换成清。虽然对张岱来说，谈晚明的乱臣贼子与帝王昏庸无能已不是禁忌，不过一旦处理到引领清军逐鹿中原或烧杀掳掠的人，他还是得处处小心谨慎，即便是列入目录，有些较富争议性的人物始终是付之阙如，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张岱很爱修润文章，会不断修改如《西湖梦寻》的手稿，四书与《夜航船》的注疏；纳入明朝史料，更新《史阙》，连以前写好的《明季史阙》也要增添新章节。

修史不仅给张岱带来额外收入，也让他有渠道接触谷应泰搜罗的崇祯朝《邸报》——崇祯朝国史的草稿。张岱一眼即知《邸报》弥足珍贵，其中每周记载明亡前崇祯朝的政务。张岱在族祖张汝方的传记曾提到，汝方在报房工作达二十年之久。张岱在完成《石匮书》前，即利用这无价的《邸报》史料，强化《石匮书》细节的铺陈，并着手撰写后集，以涵盖1628年到1640年代末这段大明王朝的尾声。顺治十五年初，谷应泰的计划告成，《石匮书后集》的修撰持续进行，并完成了数卷，张岱时年六十一，回到快园和绍兴家中。余后六年，张岱按部就班，进行这项宏伟计划，康熙三年（1664）可视为《石匮书》竣工之时，张岱仍继续潜心撰写《石匮书后集》。

祁彪佳说他个人生死实无足轻重，无论他是否再为明朝效命十五年，本质上又有何异。所以，对祁彪佳而言，如何抉择再清楚不过了：

或许是堂弟张培的骤逝，令张岱兴起撰写他称为《自为墓志铭》的念头，该文成于康熙四年（1665）。张岱很清楚，墓志铭有其神圣性，不只他推崇的陶渊明写过，曾祖张文恭好友徐渭也有一篇传世。张岱在墓志铭提及他决定动笔的来龙去脉：“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王绩）、陶靖节（陶渊明）、徐文长（徐渭）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

其实张岱几年前就写过另一首诗，提到他身边的这些侍妾，没一个像梁鸿的妻子如此优雅自持：

张岱不厌其烦地记下张文恭的为人处世：“庚午游太学，明年举南宫射策，赐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自以遭逢圣明释蹻取上第，廪禀期有以自树。”张文恭的方法很简单，张岱继续说道：“日橐笔守官下，搜罗金匮宪典而研究之。词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自高。稍涉事，辄引代庖为解，乃独聚徒讲求世务。人才相与籍记之，户外屦尝满；每抵掌，论天下事不为首鼠两端。”

张岱须决定《石匮书》要纳入多少亲友事迹，《石匮书后集》也是如此。张岱并没有刻意为之，而是在《石匮书后集·妙艺列传》重复二叔张联芳与陈洪绶在《石匮书》的简要列传。（事实上，有可能是张岱最初为《石匮书后集》撰写这两人的列传之后，才决定也穿插在《石匮书》中。）同时，张岱也在变节奸臣马士英的列传，穿插他以布衣身份给鲁王的上书。而在描述江西殉国者的列传中，张岱总结时提到他曾亲访遭兵燹蹂躏的江西，并访讯当地遗老。

在墓志铭结尾处，张岱突然改以第一人称行文。他有些离题，提到童年的健康问题，以及少年时在文字和对子的早慧，然后才言归正传，谈自己的身后事：“曾营生圹（生前预造的墓穴）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梁鸿之字），高士，冢近要离（春秋时代的刺客），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

“且遭时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梗，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藏书网不为。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老人辄自喜，遂更名曰蝶庵，又曰石公。”

欲缘河北走远行，必先经过一座跨河之桥。石桥极古朴，上有灌木以为荫凉。兴致一来，便能至桥上停泊，小憩树荫片刻，听风声涛涛。他在树下任风吹拂，红尘羁绊尽脱，与明月相伴依偎。

张岱下笔谨慎，用字精妙，勾勒张文恭秉承儒学伟大传统的形象：张文恭重实践，轻空谈，然而父亲在云南遭到妒才的贪官构陷，无法为父昭雪，击垮了张文恭。平反失败挫伤了他的自尊，自觉愧为人子，最后抑郁而终。张岱记述张文恭临终弟子随侍在侧的情景，张文恭突然数度口呼“陛下”，然后喃喃说道“朝廷亦多有人”。张岱在最后不经意犯了错误——如果这算是错误的话——两度称已故的文恭为“先子”，而不像其他史家以名讳来称自己的族人。张岱在文恭的传记末尾处下了一个总结：“阳明之学，失则禅乘，先子其一砥之矣。”

在铺陈战争及朝代沦亡的全貌中，张岱企盼能阐释各类人的生活样态——朝廷的叛变者和拥护者，殉国者、勇士和变节者，女人和男人，贩夫走卒和冠盖之士，画家和阉官，而忠贞思想的意义和重要性一直是贯穿其间的要旨。在《甲申（1644）死难列传》的总论里，张岱试图探索忠义与死殉的分野，而这个议题初见《古今义烈传》的自序，该书成于天启年间。如今，张岱又以不同的措辞表述：“若人也，于死而无愧色，若人也，于死而有愧色；犹之烈妇人以身殉节，𢵧然曰：余拼一死；淫妇人以身殉淫，亦𢵧然曰：余拼一死。死则无异，其所以处死者，则有异也。”张岱又以不同的譬喻，“救火者死于火，抢火者亦死于火，二者同死于火，不可谓抢火之死与救火之死同其一死也”。张岱认为，厄乱年代的臣僚不啻为抢火者：“无奈居官者，一当职守，便如燕人之视越；遍地烽烟，皆谓不干己事。及至火燎其室，玉石俱焚，扑灯之蛾与处堂之燕，皆成灰烬；则烈皇帝（崇祯）殉难诸臣，以区区一死，遂可以塞责乎哉？”

《石匮书》还旁及张家其他族人和交游。在篇幅较短的《妙艺列传》，张岱收录了仲叔张联芳的小传，盛赞他作为收藏家、画家的博大与才华。张岱是这么说的：“少精画理，以舅氏朱石门多藏古画，朝夕观摩，弱冠时即驰名画苑。”张岱尤其称颂张联芳的长帧大幅，技艺超绝，“气韵生动”，认为他的造诣甚至超越元朝的山水画大师。张岱引述晚明知名画家董其昌赞美张联芳之词：“胸中读万卷书，脚下行万里路，襟怀超旷自然。”张岱在结尾处顺便介绍了陈洪绶，称他身为张联芳的女婿，画风与技巧颇得其真髓。

这些年来，张岱虽相交满天下，子孙满堂，为了不让一些人的生命平白凋零，更是长年孜孜矻矻，然而他自己的旅途终点，似乎没有人愿意不嫌麻烦为他记下个时辰或景况。这样一来，我们反倒可以随自己的意，想象他写完最后一篇作品时，肯定像刚分娩完的麻风女子一样，立刻叫人拿火来，查看他视为心头肉的孩子是否身形健全。又或者，我们亦可想象，跟许多张家人的坐姿如出一辙，他弯坐于书几，凝视着最后搜集到的史料图像：有个老人突然发觉自己如鬼使神差般手舞足蹈起来。

张岱把高祖张天复事迹置于文恭传记的开头，并在结尾处又为祖父张汝霖留下篇幅。而为曾祖张文恭同门好友邓以赞立传时，行文一两页后，又让张汝霖现身，这回他所占的篇幅更长；此乃书写技巧的佳例，修史者铺陈内容时，间或论及自家人。在《石匮书》的邓以赞传中，张岱就穿插了一段轶事。张文恭辞世后，邓以赞时而造访绍兴，有一回还质疑张汝霖的学问。邓以赞责难张汝霖不肖，蹉跎时光，没想到张汝霖以论语之说为题，洋洋洒洒写就一篇斐然文章，回敬邓以赞的批评，教邓以赞击节称快，说这年轻人岂止科场功名而已，必然能光耀张家门楣。张岱在说完此事之后，随即在结尾处又提到张汝霖应考乡试，列名第六。翌年，张汝霖前往京师，会试及第。

虽然康熙二、三年间（1663、1664）张岱刚完成了《石匮书》，史笔也开始受谷应泰与其他文人公开肯定，然而写的诗却透着前所未有的苍凉，诗中描述自己尚得挑起一家三餐温饱的重担。张岱助谷应泰修史应有一定的报酬，但我们看不出张家在绍兴的生活比四处飘零时优渥。其中有几首大致成于张培去世之时，张岱语带挖苦，述说自己的愚行——连夜挑粪灌溉，拯救枯萎的茄树、南瓜，或者嫉妒邻人桑树枝叶繁茂能养蚕。张岱在庭园打转，环顾几乎枯槁的树，束手无策只能自问：“学问与经济，到此何所施。”

或许，对张岱而言，把陈洪绶纳入《石匮书·妙艺列传》是再自然不过了。陈洪绶卒于顺治九年（1652），一度效命鲁王，也曾削发为僧，最后以画家之姿爆发狂放的能量，在十一天内创作了四十二幅画，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一帧以陶渊明诗作为题，描绘他贪得杯中物。陈洪绶的传记篇幅虽短，读来仍知张岱对陈洪绶知之甚稔。张岱载述陈洪绶效命鲁王，擅绘山水花卉、仙佛鬼怪，画笔奇绝，最后直言老友的艺术生涯：“画虽近人，已享重价，然其为人佻傝，不事生产，死无以殓。自题其像曰：‘浪得虚名，穷鬼见诮，国亡不死，不忠不孝。’”以这种方式向老友告别并不寻常：探其原委，或许是到了顺治七年，陈洪绶终究卸下效忠明朝的伪装，投靠新朝权贵的门下。

张岱说，这是他心目中的清修之地。空间清幽，井然有序，树木蓊郁。有流水、小丘、花草，有曲径通往溪涧。亭阁可眺望群峰。也藏书网会有一匾额，题曰“琅嬛福地”。旁为草庵一间，碑上写着张岱之墓穴，邻近寺院的僧人会来到庵里，帮张岱奉香火。这里有书斋，幽然“前临大沼，秋水明瑟，深柳读书”。小河蜿蜒，得取舟楫入池沼徜徉，至于大河，则能续往北行。

“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载，梦中犹在故居。旧役小傒，今已白头，梦中仍是总角。”

在如是纳贿、贪婪、昏聩的气氛里，像方国安这类军阀反而迅速窜起擅权。方国安个人虽给张岱与家人带来不幸，张岱对他的描述却出奇公允，虽然开场听来略为刺耳：“方国安，字磐石，浙江诸暨人。少无赖，逐樗蒲、淫酒，使气搏人，里不齿数。至私牵其族人耕牛贸之，为牛主所觉，于是族人共逐之，不令即祖祠。国安野走从军，隶宁南侯左良玉下……自卒伍起，历管军。”

然而出于某种与生俱来的傲气，张岱还是一一列出他已完成的所有著述。开头列的是《石匮书》与张家人物传记《张氏家谱》，当然也有其他几部杰出历史人物列传的著作，以及对四书与《易经》等的研究。还有成书于顺治三年（1646）的《陶庵梦忆》，与尚在撰写的《西湖梦寻》亦入内。张岱总共胪列了十五本书，其中多数尚为初稿，唯《古今义烈传》一书已刊刻印行。

明亡时第一本写的集子《陶庵梦忆》，张岱当然也没忘，并在康熙十三年（1674）七十八岁时，为该书重作新序。开头像是一纸放弃声明：“陶庵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匮》一书。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诸生名。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

随着登门求像的消息传开，张岱描述，不少人因此“或千里而惠寄一像”，虽然也有其他人家，“或数载而未获一图”。

很难相信张岱写这些文字时，心里头没想到好友祁彪佳。虽然他在《石匮书后集》替祁彪佳写的传，篇幅既长又多表肯定，但最后总评仍旧是下笔力求无私。祁彪佳多年前自沉时，当晚曾书诗一首留予家人，提到明朝既亡，他只剩两条路可走：一是号召强大的反抗势力，为汉人收复华夏河山；一是自裁，以示对故主的效忠，以免教祖先和子孙蒙羞。要夺回失去的江山恐怕要花上好几辈子，然而另一条路只在一念之间。祁彪佳写道：

如是之梦乃张岱的哑谜：“夙昔未除，故态难脱，而今而后，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于徐，惟吾旧梦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也。儿曹诘问，偶为言之，总是梦中说梦，非魇即呓也。”

根据张岱自陈，他从1628年着手编纂明史，此时崇祯皇帝甫登基，是以早在明亡之前，张岱对于历史已有定论——由于撰述之时明朝仍在，对于何者能说，何者不能说，时而秉笔直书，时而有所隐讳。不过，纵因焦点转移而衍生种种问题，《石匮书》还是为1368年至1627年间治理中国的十五位皇帝，勾勒引人入胜的全貌：他们对权力与篡位的态度，边疆与对外政策，令人折服的战术与迂腐不化的战略，税赋与军费的难题，杰出的艺术天分与宏伟的宫殿营造计划。

这次游历却令人心碎。张岱二十几岁时夸言西湖教人乐而忘忧，教人思虑澄明，如戳身上疮或拔肉中刺。如今张岱五十八岁了，发觉西湖令人不堪回首。在晚年辑成的《西湖梦寻》序文中，张岱回想重访夙昔胜景时的震惊，百感交集。“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

张岱又在陶渊明的诗文寻得共鸣。陶渊明那首《责子》诗是诗中逸品，“总不好纸笔”，陶渊明如是悲叹五个儿子不能痛改前非。陶渊明自道诸子懒惰至极，不成器，他只好多进杯中物了。

此后到《石匮书后集》，张岱感觉有必要把话说清楚说完；当然这样说并不容易，但张岱仍认为祁彪佳以身殉国，尤其是为福王或尔后觊觎王位的无用之人，实非义行，然其举仍正气凛然，足堪表率：“嗟乎，祁中丞之死而名之曰忠，则可及也。名之曰敏，则不可及也。盖处中丞之地无一可死，乃时事致此，万不可为。明眼人视之，除却一死别无他法……凡中丞之忠孝节义，皆中丞之聪明智慧所仓皇而急就之者也。”祁彪佳能受人景仰，名列圣贤，张岱的明晰论断与折服之力实功不可没。

世人所知张岱亲手写下的最后作品，完稿于康熙十九年（1680）阴历八月，约当他八十四岁生日之时。它其实是一篇序，书则尚未完成，名为《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序中可知，即便已晚年迟暮，张岱还忙于构思如何编纂历史。他在序文自陈，好几年来他如何忙于编写一部不朽人物群像的著作，尤其是“立德、立功、立言以三不朽垂世者”，正是他不断搜集图像且加以评点的对象。张岱写道，徐渭之孙徐沁成了他的合作伙伴，陪着他在绍兴一带挨家挨户穿梭，四处寻访那些愿意提供史料图像的人。

张岱归返龙山，寓居快园著书立说，然而亲情并未更雍睦：

康熙三年（1664），张岱终于完成《石匮书》，全书篇幅凡两百五十万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迄天启崩殂（1360年代至1627）。《石匮书后集》依序提到几位皇帝与南明诸王的史实梗概，只有二十余年，篇幅自然较短。不过由于内容几乎遍及朝廷治理的各个面向，上自天文历法，下至经世济民，举凡《石匮书》涉及的层面全都统摄其内，且张岱胪列的列传共计五十六卷，内容细密又繁复，《石匮书后集》最终完稿时仍约有五十万字。张岱整部明史共计三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