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任命了一些强硬分子进入政府，这些人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主导整个国家的思想，支配国家的经济，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负责国民健康事务。公共卫生部部长布卢虽然负责国民健康，但他却不是一个强硬角色。

海上葬礼开始了。没过多久，与其说这是葬礼，更不如说变成了大扫除。甲板上尸体一具挨着一具，说几句话，念一个名字，一具尸体就从船上落入大海里。“威廉敏娜”号（Wilhelmina）上的一名士兵注视着从他们护航的“格兰特”号抛下一具具尸体，没入浪花中，“我承认我感觉喉头哽咽，几乎要潸然泪下。就这样成了海底的孤魂野鬼，这种死亡的形式实在太糟糕了”。

威尔逊对选一个新部长本不操心，但当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却将公共卫生部纳入了军队。公共卫生部主要由检疫站、海军医院和卫生学实验室等组成，检疫站负责检查将要到达的船只上的情况，海军医院则负责商船的水手和一些联邦工作人员。现在，公共卫生部要对国民的健康负责，这样国家才能制造出更多的军需品。布卢在这项工作上毫无长进。

戈加斯的上级无视这则警告。不管怎么样，军营之间的来往仍在继续；直到数周之后，随着一个个军营的瘫痪，毫不夸张地说，是当垂死或者已死的士兵达到数万名时，军队才有些调整。

克劳德取消了征兵，可布卢还是没有为应对紧急情况采取任何行动。相反，负责华盛顿有关事务的公共卫生部高级官员还对新闻界重申，没必要惊慌失措。

在科学对抗自然之时，社会也开始对抗自然的影响。这超出了任何个体或单个团体的应对能力，所以，要想有机会来缓解流行病的破坏，必须做好组织、协调和实施。这需要有一个领导阶层，同时也要求各机构服从领导。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海怪”号和其他运兵舰向欧洲输送了约10万士兵，这一趟趟的横渡酷似火车运送3100人从格兰特军营到汉考克军营去的情况——它们都成了死亡之渡。

威尔逊建立了控制和发放粮食的食品管理署、负责配给煤和汽油的燃料管理署以及监控整个经济的战争产业部。除了铁路实际控制权没有到手之外，他接管了一切。他创立了联邦资助的河流驳船线，将贸易重新引入了密西西比河，那里的贸易曾因竞争不过铁路而一度中止。他建造了许多军事设施，每一个都配备至少数万名士兵或水手。他开创的产业使数十万劳工和在建的几百艘船只一同挤在全美的造船所，还要挖掘新煤矿产煤以满足工厂需要，这些工厂令美国再也不用受制于英、法两国的武器和军需品了——因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美国还不是民主国家的弹药库。

9月17日，病毒传播到普吉特湾。

9月19日，戈加斯还在欧洲，美军公共卫生部代理部长理查德致信美军司令官马奇（Peyton March）将军，规劝他：“已经染病或者接触过疾病的部队不得赴海外服役，直到疾病在该部队内自然消除为止。”

在流感爆发之前，戈加斯想尽各种可能的方法来保护上百万名士兵免受疾病之苦。相比之下，海军医疗部门负责人布雷斯特德就做得少多了，根本无法与戈加斯相提并论，不过他还是支持了波士顿的罗西瑙和费城的刘易斯这些人的工作。

不管怎么样，克劳德的当机立断很可能拯救了数千条生命，但他取消征兵不是为了拯救生命。他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场让人无力抵抗的疾病，会制造混乱，将军营搅个天翻地覆。疾病过去前将不再有训练。他相信让更多的新兵卷入这场混乱只会使混乱更甚，延误秩序的恢复及士兵的训练。在《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中，T·S·艾略特（T. S. Eliot）称之为“最大的背信弃义：以错误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那些因克劳德而保住性命的人也许并不会赞成他的观点。

兴许布卢在公共卫生部职权之外考虑过进一步的行动，反正在他的领导下，这个部门就是一个官僚机构，那里的官僚政治没起过一点好作用。10年之前，他在新奥尔良就任的时候，黄热病流行还袭击了那里，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流行黄热病。公共卫生部命令该市预支250 000美元给联邦政府，作为政府帮助那里击垮流行病的开销的补偿。仅仅数周之前，他刚拒绝了卫生部首席科学家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科尔以及埃弗里关于肺炎研究资金的申请。

《科学》杂志（当时同现在一样，是一本由科学家写给同行看的杂志）登载的文章写道：“流行病总是突如其来，而且就像一股强大的、无法控制的洪流，产生着猛烈怪异的影响。这种疾病的传播从来不是小心翼翼的，无论何时它突然现身，都令人措手不及。”九九藏书

再过一个月战争就会结束，流行病使军营所有的训练都无法进行。议会——不是皇帝——已经接管了德国政府，并发出了和平试探。德国的同盟国已经开始崩溃、投降，或者正如奥地利那样任威尔逊开出和平条件，但马奇坚持说：“无论为了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停止运送军队。”

9月21日，星期六，华盛顿出现首例流感死亡，死者是乔雷（John Ciore），他是一位铁路制动员，四天前曾在纽约接触到流感病人。同一天，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市外的李军营中有6位流感患者死亡，新泽西州迪克斯军营里有13名士兵和1名护士死亡。

公共卫生部直到9月13日才发表公开评论：“由于欧洲国家的混乱情况，目前还没有关于该疾病本质和流行趋势的官方信息。”同一天，布卢对所有检疫站发布了检查到达船只流感情况的通知，但“在地方卫生当局得知之前”，这则通知不过是建议延缓受感染船只入港而已。

最初，每死亡一人还会间隔数小时。“海怪”号的日志上写着：“下午12:45，汤普森（Thompson）、4252473号士兵、厄尔（Earl），未知连，死于船上……下午3:35，士兵奥里德（O Reeder）因大叶性肺炎死于船上……”离开纽约一周之后，值日官不再费力记下“死于船上”，也不再费心鉴定死者属于军队哪个部门，更不再费事记录死因，而仅仅记下一个名字加上一个时间：凌晨2:00有两个名字，2:02又一个，2:15又有两个，整晚都是如此，日志上的每个符号都是对死亡人数的简单重复。到第二天早上，7:56死亡一人，8:10一人，8:10又一人，8:25一人。

最好的机构会通过两种途径来避免官僚化最糟的方面。它们中有些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机构，仅是个体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每个个体很大程度上是自由行动的，他们的成就与这个机构无关，但他们可以凭借联盟来分享其中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仅提供一个行政单位来扶持个人，让他/她茁壮成长，而合众之力往往超过个人之力的总和（洛克菲勒研究所正是这样一个机构）。另一些机构则通过凝练一个明确目标来避开官僚化最为有害的因素。它们的规则同指挥体系这样的程序性问题无关，而是集中于如何实现某一特定的结果、如何基于经验提供有效的指导。在这种机构中——无论它有多开明——创造力毫无用武之地，但它们执行和完成日常事务的效率却很高。它们像专业人员一样工作，尽责完成任务。

所有这些都来势汹汹、指向明确、势不可挡。

在1918年，联邦政府机构拥有的力量在它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是绝后的，但它正将全部的精气集中到另一个方向。

最后，布卢开始整顿公共卫生部了。医生和护士是人们所需要的，没错，就是医生和护士。但是，那时病毒已经横贯全国，在边界、海滨地区扎根，慢慢向内陆扩展，到达丹佛、奥马哈、明尼阿波利斯、博伊西，侵入阿拉斯加，并跨过太平洋到了夏威夷，病毒已经登陆波多黎各，正向西欧、印度、中国和非洲进发。

马奇表示收到了戈加斯部门的警告，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装载港的总医官重申了——更为强调地——这项警告：“［运兵舰上的］情况如同一个火药库，对未受到前次［流感］发作保护的士兵而言，火星迟早会引发大火。而受到前次疾病发作保护的军队就好比火药库中的火药已被移走一样安全。”马奇依旧视若无睹。戈加斯部门极力主张，前往海外的军队要么在离开前隔离检疫一周，要么避免船上过度拥挤，但马奇什么也没做。

佛蒙特州第57团团长吉布森（Gibson）上校记录了他们团在“海怪”号上的经历：“船上挤满了人……当时的环境使流感以极快的速度扩散……病人的数目急剧增长，华盛顿方面清楚当时的情况，但那时协约国军队求人若渴，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行，而不计可能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很多医生和护士都生病了，所有尚能工作的医护人员都苦苦支撑，到了极限。没有见过那时夜间情景的人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受到惊吓的呻吟和哭泣混杂着患者求救的呼声，看起来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病毒于9月4日到达新奥尔良，9月7日传至五大湖海军训练基地，9月12日扩散至新伦敦和康涅狄格。

就在韦尔奇踏出德文斯营尸体解剖室、致电戈加斯办公室的当天，他的警示报告就已送达参谋长，强烈要求：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否则必须停止任何人员的转移，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从已受感染的军营中转移人员。该警告称：德文斯营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将超过500……德文斯营的情况很可能在其他大军营中重演……新兵十有八九会染病。九-九-藏-书-网

尽管在离开之前出现流感症状的人都没有上船，离港后48小时内被流感击倒的士兵和水手还是挤满了医务室。病床上一个挤一个，到处都是病人，咳嗽、出血、神志不清，一房又一房的健康者渐渐地变成了病人。护士们也病倒了，恐怖随之降临。

运送那些亟需治疗的人到战场上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一趟趟航行究竟令多少士兵丧命已无从计算，况且还有无数在船上感染而到岸上才死去的人。能知道的是，每一人死去至少对应有四五个人病重得数周之内都没有任何行动能力。这些人在欧洲与其说是帮手，还不如说是负担。

自由公债集会的残暴和愤怒毫无中止之意，煤矿和造船厂狂热的生产压力从来不曾松懈，社论和新闻也从未有过停顿，激励着人们坚决要求德国完全、彻底地投降，所有这些都有着威尔逊意志的影子，尤其是在政府内部，一切都从未停止过。与之前所言不同，威尔逊要施加影响，竭尽全力地施加影响——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大获全胜。

最终，在紧挨着这些报道的一栏中，地方报纸终于发表了政府对疾病的首次通告：

如果连对和平的期望都不能令威尔逊和他的政府回心转意，那他们就更不可能被一种病毒动摇了。美国政府不情愿、无力、或者说彻底地拒绝转移目标，将导致更多的人死亡。关于那场疾病，威尔逊未对公众作出任何解释，政府的重心也不会转移。对流感受害人的救济得不到食品署、燃料署或铁道署的一点支持。无论是白宫，还是任何高级管理层，都不会出面予以领导，也不会做出任何确定重点、协调卫生福利工作的尝试或是下放资源的举动。

每天——实际上是每小时，病毒的爆发性扩散和致死性都在增长。布卢好像突然被吓到了似的，认为那笔钱太少了。他没有向国会抱怨这笔数目，没有记录显示他曾经要求过更多的钱。但在国会同意拨款的那天，他私下里向红十字会的战争委员会寻求经济上的帮助，还有援助。

就公共卫生事关科学的问题而言，医学领域真正的领军人物都认为布卢不能胜任。韦尔奇和沃恩甚至不信任由他提名公共卫生部门的代表进入国家研究会，于是他们选了一个他们自己尊敬的公共卫生部的科学家。格雷森压根不把布卢当回事，开始着手建立另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坦慕尼协会接管纽约市卫生部的时候，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布卢成为公共卫生部部长仅是因为他能妥善完成受命，证明了他的老谋深算、精于外交并善于把握人生良机，除此之外，无他。

布卢依然没有拿出任何与这场疾病作战的组织计划，他只采取了两项行动：发表他对避免染上流感的建议以及要求美国科学院鉴定病原体。他写道：“考虑到流感爆发将影响战争生产，公共卫生部希望能做到十全十美……如果研究会能够安排合适的实验室来进行研究的话，我部将把它视为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关于该传染病有机体的本质。”

将人分成隔离组的安排有一大缺陷。他们需要吃饭。这群人在吃饭时是混在一起的，他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他们的手会接触到自己的嘴和几分钟前别人刚刚摸过的桌子，还有门。

机构是一种群体和个人的奇异混合体。它们是抽象的，其运转遵照一套规则，而不取决于个人判断以及人和人交往时产生的情感反应。建立机构的行为使机构失却人性而机械化，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一种主观专断的障碍。

地方长官和市长们都在要求支援，向华盛顿的所有人恳求帮助。马萨诸塞州的官员特别请求州外的支援，请求州外的医生、护士和实验室的援助。马萨诸塞州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数千人，地方长官麦考尔向其他州的州长们发了电报，寻求他们能提供的任何帮助。9月26日，他正式向联邦政府提请帮助。

布卢长着一张方脸，拥有厚实的运动员身材，还是一名业余拳击手，其体格即便在步入中年后还非常强健。但他在许多要紧的事情上却不显强硬，比如领导能力。当他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那个有无数同行以各色方法开辟新路的领域时，他既毫无起步之意，也没有显示出专业精神，甚至连一点热情都没有。即便他不算蠢材，他也缺乏提出重要问题的真正严谨性或者创造力。他从未在公共卫生方面表现出任何特殊才能或远见卓识。

运兵船变成了漂流着的棺材。此时法国虽未达到美国军营里的那种程度，但流感也在慢慢瓦解着军队。10月下旬，在默兹—阿尔贡战役期间——那是整场战争里美国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场进攻，第三师因流感而撤出前线的人比因伤撤出的人还要多。（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军队人数差不多，但欧洲国家死于流感的人数仅有美国的一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前线士兵接触到早期较温和的流感病毒，因此产生了部分免疫力。）一位军医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流感，“一些医院甚至根本不开门，114号战地转运医院里没有任何医官，却有数百名垂死的肺炎患者”。

这真是大胆的一步！克劳德不顾统领美国远征军的潘兴（John J. Pershing）将军尚未消退的欲望，为人类做了件好事。在法国，潘兴正在奋力作战，同一天早些时候还大举进攻了默兹—阿尔贡地区。当美国人跳出战壕开始猛攻时，德国人早就阵脚大乱了。命令手下投降的德军将领冯·加尔维茨（Max von Gallwitz）在官方记录中写道：“我们再也没有烦恼了。”

军队必须决定在流感期间是否继续向法国输送士兵，他们知道代价是什么。这一点军方心知肚明。

1917年4月，美国几乎没作什么准备就投入了战争，不过全民总动员花了点时间。尽管如此，到1918年的夏天，威尔逊已经把政府精神渗透到了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并创建了强大的官僚工具将全国的注意力和热情都集中于战争。

这次成功令布卢结识了一些有权势的盟友。（尽管如此，他在阻止瘟疫从家鼠扩散到野生啮齿类动物身上并非很成功。目前瘟疫存在于松鼠、草原土拨鼠，还有通向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的大部分大西洋海岸和内地的其他动物身上。）1907年，当瘟疫再次现身旧金山市时，布卢被召了回来，这又一次的成功为他赢得了势力更强大的朋友。1912年，他被提拔为公共卫生部部长。同年，国会扩大了公共卫生部的权力范围，布卢以公共卫生部部长的身份全力争取国家医疗保险，这是当时医学界所大力提倡的。1916年，他当上了美国医学会主席。他在就任演说中宣布：“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健康保险将是社会立法下一阶段的重要内容。”

早些时候，威尔逊曾谈及一种“没有胜利的和平”，并相信只有这种和平才能持久。但现在，他没有给出任何战争快要结束的迹象。尽管战争已经结束的传闻曾散播全国，令民心大振，但威尔逊很快就予以否定。他也毫无怜悯之心，与其说是在拼死作战，不如说他只是为了杀戮而战。要战斗，你必须残忍无情。他说，武力！他命令着，把武力用到极限！不给武力加任何限制！正义和成功的武力将成为世界的绝对法则，会将所有自私的统治打倒在地。

后来，布卢为自己未采取更多积极措施进行辩解，他似乎是这么说的：“这是流感，仅仅只是流感。加强严密的隔离检疫其实毫无根据。”

尽管如此，有一个人的确起了作用。9月26日，虽然还有很多训练营尚未出现流感病例，克劳德司令取消了下一批征兵（在这之后的一批征兵也被其取消了）。这次征兵原先是要安排142 000人到军营中的。

布卢几乎还是无动于衷。9月22日，星期天，华盛顿的报纸报道，就在华盛顿市外的汉弗莱斯军营（现今的比弗堡）有65人死亡。

公众已经了解到疾病正在扫荡一个又一个军营，杀死了无数士兵。上面这些口号性的说白实在难以令人安心。三天后，华盛顿出现第二例流感患者死亡——简斯（John Janes），和第一位死者一样，简斯也是在纽约受到感染的。那天，陆军、海军和红十字会的高级医务人员在华盛顿会面，探讨如何帮助个别州来应对疾病。布卢没有与会，公共卫生部也未派遣任何代表列席这次会议。当时已有26个州报告发现了流感患者。

威尔逊没有作任何关于流感的公众发言。他不会转移他的重心，一秒钟都不会。然而，他信赖的人和他谈到了这场疾病，特别谈到在运送士兵途中那些无谓的死亡，其中最主要的人当然是海军上将格雷森（Cary Grayson）博士，他是威尔逊的私人医生，在泰迪·罗斯福和塔夫脱任总统时就当过他们的私人医生。能力很强的格雷森已经成为威尔逊的心腹，并慢慢担当起顾问的角色（1919年威尔逊中风后，他被指控与威尔逊的妻子联合控制着整个国家）。格雷森对戈加斯和韦尔奇信心十足并同他们关系甚佳。很可能有军医报告了格雷森，格雷森劝马奇将军停止向欧洲运送军队，但马奇拒绝了他。

其他船上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地板上到处是出血病人的斑斑血迹，健康者踩着走过去，弄得甲板上湿滑不堪。最后，医务室的房间不够用了，临时房间也不够用了，某段时间里，医护兵和护士不得不将病人抬到甲板上去，他们在那一躺就是几天。当时在“大不列颠”号上的华莱士（Robert Wallace）记得，他们躺在甲板上时遭遇到暴风雨，船不停地摇晃，海水冲刷着排水孔，冲刷着他们的身体。他们浑身都湿透了，衣服、毯子也都湿透了，这令他们不停地咳嗽，唾沫四溅。每天早上勤务兵都要搬走好多具尸体。99lib•net

威尔逊用史无前例的方式将政府影响渗透到了国民生活之中。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于1918年春到达极点，置流感侵袭的浪潮已经漫过了一个又一个军营于不顾，政府仍把征召男性入伍的年龄范围从21—30岁扩大到了18—45岁。就在1918年5月23日那天，负责监察征兵的克劳德司令下达了“要么工作，要么战斗”的命令，要求没有受雇于支柱产业的人必须入伍——这项命令导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缩短了赛季并让许多球员赶紧去做“必须”的工作，并期望“扩招年龄段内的所有男性将于一年内被征召入伍”。政府说的所有男性，据估计有1300万人，在9月12日按规定登记注册。克劳德吹嘘自己“在一天之内做到了普鲁士独裁政府用了近50年去完成的事情”。

医生和护士人手不够，特别是护士。正当疾病像韦尔奇、沃恩、戈加斯以及数十位私人医生警告过的那样扩散开来时，终于，布卢参与进来了，国会开始起作用了。省去了听证或辩论的过程，国会向公共卫生部拨款100万美元，这笔钱足够布卢雇用5000名用于应对紧急事故的医生工作一个月——如果他找得到那么多能担当此任的医生的话。

尽管军队对医疗部门反映的大部分请求视若无睹，但还是在出海前调走了所有出现流感症状的人。为了将流感限制在船上，士兵们被隔离起来，并有军警持枪加强监控——“海怪”号上就配备了432名军警。士兵们被封闭在船上一个个分隔的区域内，封闭在紧锁的甚至不透水的门后，他们挤在狭窄的角落里，除了躺在铺位上或者在一点小空地上掷骰子、玩扑克外，几乎无事可干。他们害怕被潜艇攻击，一到晚上人们就紧闭舷窗，即使在白天，紧闭的大门和拥挤的人群也使通风系统形同虚设。不许到甲板上去接触户外，数百人的汗味和体臭——每个房间基本上要容纳400人——在封闭的小空间里很快变成恶臭。各种声音在钢床、钢地板、钢墙、钢天花板间回响。他们简直就像笼中的动物一样活着，慢慢发展成了幽闭恐惧症，神经始终紧绷着。然而，这至少是安全的——他们这样认为。

然而机构也一如人类，能反映出其内在的逐渐养成的个性，尤其是领导力。遗憾的是，它们倾向于镜射人性不怎么光彩的一些特性——扩张、保护一己之私乃至勃勃野心。机构几乎从不作出牺牲。由于依规则而生存，机构又缺乏自发性，它们与艺术家和科学家不同，并不是借助于产生体系和规律的既定视角来规整混乱，而是通过封锁和隔离不适合自己的东西达到此目的，这使得它们变得非常官僚。

9月18日前，布卢甚至没有过问美国哪些地区受到病毒感染。

连对和平的期盼都无法扭转这股势头。8月中旬，当这股致命的流感浪潮愈发强大的时候，奥地利已经在探询和谈条件了，但威尔逊彻底回绝了。当流行病的势头积聚到顶峰之时，距和平仅几周之遥了。9月29日，保加利亚签署了停战协议。30日，德皇威廉（Kaiser Wilhelm）准许德政府实行议会制；同一天，鲁登道夫警告政府说，德国方面要是再不推进和平试探，灾难——一场马上就要爆发的灾难——将接踵而来。德国外交官表达了求和意向，但威尔逊不予理睬。同盟国——德国和它的盟国——之间同时断绝了来往，内部也开始瓦解。10月的第一周，德国和奥地利分别向协约国发出和平试探。10月7日，奥地利正式向威尔逊递送了一份外交文书，愿以威尔逊提出的任何条件来寻求和平。10天——一段充满战争和死亡的日子——之后，这份文书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布卢的下属也多为庸碌无为之辈。8月底，联邦码头爆发了流感；9月9日的报纸报道，流感的受害者占满了“波士顿港所有医院的病床”；德文斯营都已有3500个流感病例；马萨诸塞州的医院里也挤满了市民。然而，地方公共卫生部官员后来却执意说：“官方首次了解到疾病的存在是在9月10日。”

威尔逊建立了巨大的宣传机器、国内间谍网、深入居民区的债券发行机器。他甚至成功地限制了言论自由，1918年夏天不仅逮捕、关押了激进的劳工领袖和德语报纸编辑——其中有些被羁押十多年，还有一些头面人物，甚至包括一位国会议员。

马奇对戈加斯部门给他的建议丝毫不提，他坚持说已经做好了所有可能的防范：上船前，士兵都被筛选过，生病的人已从运送名单上剔除，有些船只甚至在真正横渡大西洋开始前，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省和新斯科舍省将病重的人送上了岸。无论因为何种缘故，如果美军不能到达法国，德军就会士气大振。马奇说，的确，航行途中有人死在船上，但“每个这样的士兵同战死法国的战友一样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10月，而非4月，将成为最为残酷的月份。

相反，布卢的所作所为比撒手不管还要糟——他阻碍开展相关研究。1918年7月28日，布卢拒绝了麦科伊申请一万美元用以肺炎研究的请求，后者是卫生实验室的主管，那项研究原本计划完成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工作。虽然国会在1912年批准了他们研究“人类疾病及影响其传播的条件”，布卢还是作了这样的决定，认为麦科伊的“研究对法律实施而言并非当务之急”。九九藏书

然而，克劳德的决定以及戈加斯领导的军医团队所作的努力，是联邦政府反应中仅有的亮点，其他的军方决策都没这么好。潘兴不断要求征募新兵以代替阵亡或负伤的人，代替因流感而死或还在恢复的人，或者仅仅是代替前线那些需要换哨的人。协约国所有国家都迫切需要美国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海怪”号（Leviathan）正在装载兵员。“海怪”号曾经是德国客运舰的骄傲，当时叫“祖国”号（Vaterland），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同时也是所属种类中速度最快的船之一。美国刚参战时它正停靠在纽约，船长不忍心破坏或凿沉这艘船。因而在所有被美国征用的德国船只中，它是唯一没有遭到破坏的。9月中旬，在从法国返航的途中，有数名船员及乘客死于流感，被葬入大海。其他人到达纽约后开始生病，其中包括海军部长助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他是被担架抬上岸的，然后被救护车送到位于东六十五街的母亲家里。他在那儿卧床数周，病重到甚至无法和他最亲近的顾问豪（Louis Howe）说话，而后者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和罗斯福的医生联系一次。

在有关流感的事情上，若说威尔逊为军队做的是关心了一下运兵前往欧洲情况的话，那他为民间所做的更是少之又少。关于流感，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什么也不说，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私下里说过什么，或者就政府的公务部门能为抵抗疾病做些什么询问过什么人。

无论如何，海运隔离没有一次成功，病毒已经到这了。但布卢的话证明了他为公共卫生部整装迎接这场冲击所做之少——其实他根本就毫无作为，而他为整个国家作的准备就更是少得可怜了。

虽然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合作很紧密，他们还是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或指导，包括支付公共卫生的开销。早在布卢要求之前，红十字会就已经拨出了一部分钱用于同流行病作斗争，并以一己之力去做这些事——而且规模很大。红十字会护理部门已经开始动员“家庭防卫护士”——这些都是职业护士，均为女性，她们由于年龄、能力或者婚姻原因而无法从役。红十字会把全国划为13个区，要求各区负责人去发掘所有接受过哪怕是一丁点护理培训的人，不仅是那些职业护士或从护理学校辍学的人——红十字会已经查过了所有的护理学校，还有那些上过红十字会的课、学过在家里看护病人的人。红十字会要求各区至少要有一支机动力量，时刻准备前往最需要的地方。在政府内有人求助之前，红十字会的战争委员会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临时基金“以应对西班牙流感爆发时的应时之需”，现在该委员会不假思索地批准了远高于应急费用的支出。

军队（尤其是陆军）将直接面临病毒的威胁。戈加斯已经尽其所能、尽任何人所能来为紧急情况作准备，但军队没有给予平民任何支援。相反，它甚至动用了更多的民间资源。

10月7日，格雷森说服威尔逊将马奇召到白宫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天晚上威尔逊说：“马奇将军，有一些能力和爱国心都绝强的人向我提出请求，我应该在这场流行病得到控制以前停止向法国运送军队……而你拒绝停止输送。”

布卢在1892年完成医学学业后立即加入了公共卫生部，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接手的任务令他常常奔波于各个港口之间，包括巴尔的摩、加尔维斯敦、新奥尔良、波特兰、纽约和诺福克。他在各地的医院和检疫站工作，忙于卫生事务。1903年旧金山爆发了一场腺鼠疫，他的机会也随之降临了。另一位公共卫生部官员，同时也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与当地政府及商贾展开了一场争论，因为那些人拒绝承认旧金山市存在腺鼠疫。并不是布卢证明了腺鼠疫的存在——而是弗莱克斯纳。为了解决这场争端，作为科学小组的一员，弗莱克斯纳在实验室里证实了鼠疫杆菌——但在布卢的争取下，当地权势勉强同意与其合作来控制这场疾病。这并非易事，布卢既要监督对家鼠的杀灭，又得“让州内各部门的利益得到充分协调”——某篇赞颂的报道这么说。

布卢清楚美国爆发流感的可能性。8月1日，《孟菲斯医学月刊》（Memphis Medical Monthly）刊登了他对此发表的评论，警告公众流感的存在，但他对流感却毫无防备，甚至当流感开始显露出致命的迹象时，甚至在科尔催促他所在的部门赶紧去收集资料时，布卢或他的部门都没有收集有关世界各地这场疾病的任何信息，也没让公共卫生部门作任何应对危机的准备。

马奇后来写道，威尔逊在他的椅子里转了个身，注视着窗外，面带忧伤，轻轻叹了口气。在大流感面前，最后只有一种军事行动没有停止过，那就是运兵舰向海外运送士兵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