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式接着说，这个奇怪的民族的主要产品“惟有象牙及‘阿末香’”。他们将这些产品卖给波斯海盗商人。

那从旷野上来的，

马兜铃属或姜属植物的根茎可以产出一种挥发性的油，这种油能够散发出异常浓郁的香味，故而在香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汉文中，这种芳香的根茎叫作“木香”。早在公元初年，木香就因其馥郁的香味见于汉文文献著录，而且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应用。木香最初被认为是克什米尔的出产，但是在唐代，木香是以曹国和狮子国的产品而知名。虽然在克什米尔的“贡物”名单中没有发现木香，可是在八世纪初年由克什米尔贡献的“蕃药”中，很可能就有木香。文献中记载的木香来源主要是西域，但是在唐朝官修的药物学著作中却又说，木香“有二种，当以昆仑（Indies）来者为佳，西胡来者不善”。姜属植物的根茎当时在制作焚香和香脂方面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比较小的。木香还可以用于医疗的用途，尤其是能够治疗心疼的疾病，据记载“女人血气刺心，痛不可忍，末酒服之”。

正如贵族习惯使其车辇散发出香味一样，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各种各样的香囊、香袋的习惯，同样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唐代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种习俗，只是气味芬芳的罗勒在这时成了衣香的主要成分。与一般妇女不同，唐朝的后妃宫嫔们特别喜欢使用焚香，一个个浓妆艳抹，香气袭人。寒山在诗中描绘了一群香气氛氲的唐朝妇女在佛寺中的情形：

与这些风流儒雅的行为相近的是，利用香气来吸引异性，以增添风月场中的情趣。唐朝的妓女常常是用香来刺激性欲的。八世纪时，长安有一位国色无双、深受欢迎、名叫“莲香”的妓女，她竟然能够将自己弄得香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她“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此外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受到宰相元载（如上文中所说，他被籍没的家产中有大量的胡椒）保护的妓女，她的肌肤洁美如玉，从来不需要像别的妓女那样刻意打扮修饰，这是因为她的母亲很有些先见之明，好像早就知道自己的女儿注定要成为流芳百世的窈窕淑女一样，从小就给女儿喂香吃，这样她的身上就发出了自然的香味。这种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好色之徒见到的香肌，以及其中涉及的有关道教的说教，都见于苏鹗的《杜阳杂编》，所以我们只能将这件事看作是当时的那些风流时尚的贵妇人苦心追求而从未遂愿的一种理想。

流行的香炉的样式通常是真实的或想象的飞禽走兽的形象，如狮子、麒麟，有时候，袅袅香烟就是从这些动物造型的口里飘出来的。香炉中最常见的形制是鸭子与大象的形象。根据李商隐在一首诗中描写的情形来判断，有些香炉还装了云母窗。

中国人曾经利用其本国土产的动物、植物生产出了相当数量的香料和焚香。例如肉桂、龙脑、胶皮糖香液（或rose mallow，木槿），都是从中国的木本植物中提炼出来的，从中国的草本植物中榨取出来的香料有紫花勒精和香茅。紫花勒精的主要产地是湖南省的永州附近，香茅可以与桃花瓣一起制成香浴汤——虽然一般认为海外来的香茅质地更优良。中国人以动物为原料制作的香料，多半来自香猫，尤其是麝。“麝猫香”多用于医药，主要可以镇静精神，消除梦魇，在中国的北方和西方，都多有形体不大的麝。但即便是麝香的应用，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异国情调。八世纪时西南蛮大酋和居住在饶乐府的东北的奚部落都曾经向唐朝贡献过香味浓郁，经久不息的香料，唐朝人还知道，甚至像波斯那样遥远的民族，在敬事祆神时也“以麝香和苏点额，及于耳鼻”。

沁人心脾的香气也进入了唐朝社会的世俗生活，而在缙绅阶层的生活中就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八世纪时有一位王子有一种口中含香的嗜好，除非口中含有沉香和麝香，否则他是不会对人开口讲话的，“方其发谈，香气喷于席上”。这类人十之八九都是要在香汤沐浴之后，才会去参加社交聚会。如同现代的太太们相互攀比她们的糕饼和果子冻一样，当时的男人也会互相攀比他们的香料：中宗时代有一种高雅的聚会，大臣们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结果有一种香膏常常得魁。韩熙载是十世纪的一位纵情享乐的人，就风流雅致而言，他已经达到了极致。他想方设法要使焚香与自己庭园中的花香自然地融合起来，根据他总结出的经验：“对花焚香有五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其‘五味说’为：木犀宜龙脑；酴醿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薝蔔宜檀。”

总而言之，在中世纪中国的礼仪大典和个人生活中，沉香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香材。李贺写的一首绝句，具体而微地说明了沉香的重要作用。诗中描写了一位贵公子在孤寂的房屋中等待黎明的情景：

上文中已经提到了交趾贡献的形状如蝉、蚕一样的樟脑。在唐代或稍后，在中国也出现了制作类似的龙脑小人像的风俗。十世纪时，《清异录》的作者陶穀写道：“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但未见有着色者。”但是他接着又说：“汴州龙兴寺惠乘，宝一龙脑小儿，雕制巧妙，彩绘可人。”

一旦这些气味芬芳的异物到达了唐朝土地上，根据它们各自的性能和占有者的需要，它们就会有不同的用途。唐朝奢靡之风盛行，木匠和家具匠往往直接使用木质香材营作各类器具。玄宗朝宰相杨国忠建造的“四香阁”，就是这种挥霍浪费的最有名的一个例证。史称“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泥为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

并商人各样香粉薰的，

唐朝的鸡舌香是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李珣提到的“东海”应该是指位于摩鹿加群岛的鸡舌香的原产地。而苏恭则认定安南也出产鸡舌香。根据苏恭的记载，我们可以断定这种有用的树种已经传入了安南。

要将紫藤香巫术或医药的用途与宗教的用途区分开来是非常困难的，据记载，焚烧紫藤香既可以驱怪，又可以避恶。“烧之，辟天行时气，宅舍怪异；小儿带之，辟邪恶气”。

在中世纪时，中国人对于橄榄属热带植物所产出的多种含油树脂都是很熟悉的。这些树脂被称作“榄香”或“榄脂”。在唐代，广州地区土生的“中国橄榄”的榄脂被用来当作堵塞船缝的清漆。因为其独具的特质，这种榄脂又被称作“橄榄糖”。但是在广州府的土贡产品中，另外还有一种榄香，这种榄香被称为“詹糖香”。“trâm”（詹）是安南语“kanari”（即橄榄属树）的读音。詹糖香实际上就是能够产出柯巴脂的橄榄的榄脂。唐代时在岭南的某些地区——很可能是在靠近安南边界附近的地区——就生长着这种詹糖树。但是当时的北部湾是詹糖香的最主要的产地。它是一种带有柠檬和松节油香味的，略呈白色的颗粒状物质，但是由于混合了炭，所以用它制成的詹糖香通常都是黑色的。苏恭说：“詹糖树似橘，煎枝叶为香，似沙糖而黑，出交、广以南。”詹糖香在长安的使用，必定也和北部湾一样，是用来在神坛上焚烧的。藏书网

在八世纪中叶时，唐朝人就已经了解到大食人能够从耶塞漫花中挤压出一种滑腻、芬芳的油。实际上茉莉油是一种很著名的波斯产品，达拉贝吉德、萨布尔和设拉子等地，都曾经是这种油的产地。虽然到了宋代时，茉莉油已经传到了广东港，但是我们还无法确知，这种奇妙的茉莉油是否也传到了唐朝。

唐朝君主还向其宠臣和侍从赠送香料，以表示他的恩宠。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唐朝的大臣献给皇帝的“谢表”，感谢皇帝赠给他们香药、香脂和异香。张九龄写的感谢唐玄宗的《谢赐香药面脂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另外一位官员也写过类似的谢表，内容是感谢皇帝所赐的冬至后在祭祀百神时使用的香料，他具列的皇帝的赐物为“香药金银合子两枚，面脂一盒，裛香两袋，‘澡豆’一袋”。

据说有一种用沉香（garroo）调制的香水，被有些妓女用来“干”衣，大概这是为了增强她们对于风流客感官的刺激。还有一种更奢侈的用法，是用这种珍贵的香木使建筑物散发出香味。具体做法是将沉香弄成碎末，然后涂抹在想要使建筑物散发香味的部位——以宗楚客为例，据记载，“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这种芳香建筑没有一所能保留下来，但是在正仓院有一个长六边形的经盒，表层涂以沉香末，而且用丁香末和“野甘草”的红“相思子”装饰而成，这是盛放佛陀箴言的一种很合适的容器。

用沉香（garroo）制作小巧而又珍贵的物品，应该说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了。沉香制的毛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种笔所用的材料有一部分使用沉香，一部分使用斑竹，而笔的外层则是用桦树皮包裹起来的。正仓院的收藏品中就有这样的毛笔。世上竟然有大得足以用来作为建筑用材的沉香木，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明确地见于正史的记载之中。当唐敬宗新即位时，他还是一位务崇奢侈的年轻人，当时有一位波斯商人向他贡献了一批足够建造一座亭子的沉香木——建造沉香亭确实是一件花费浩大、华而不实的事情，所以年轻的君主受到了一位大臣的严厉的斥责。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唐玄宗就曾经建造过一座类似的奢华的沉香亭阁，亭子前种着宫禁里收藏的红、粉、白三种颜色的牡丹。但是，据称杨国忠建造的沉香亭是最富丽堂皇的一座沉香亭。虽然沉香属的无病害木并不是真正的“沉香”，但是这种木材刚刚采伐下来时，也有一些芳香的味道，而且有些部分地掺入了树脂的无病害木段甚至还可以当成焚香来使用。或许构建这些奢华的建筑物所用的“沉香木”，就正是这种较为健康，但香味较少的木料做成的板材。

尽管中国本地的香料和其他土产的质量都非常优异，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来自异国他乡的奇香，尤其树脂和树脂胶——檀香、沉香、婆罗洲龙脑香和广藿香，安息香与苏合香，以及乳香与没药等等——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虽然传到唐朝的这些贵重的香料出产于世界各地，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由海船通过南中国海运来的。例如在元和十年（815）诃陵国派遣来贡献“异香”的大船就是取道南海到达唐朝的。源源不断的香料船，使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而扬州的香料贸易则仅次于广州。唐朝的贵族阶层在使用香料方面毫无节制，他们甚至将香料用于建筑物，根据这种情况推测，当时进口香料的数量一定是相当惊人的。除了中国的“乞儿香”以及含义模糊的“南海”森林中的无穷无尽的香料和焚香资源——南海树林中繁茂的树木能够分泌出芳香的树胶和香脂——之外，世人公认的印度支那的香料资源优势，使人们想象出了一种能够同时生出所有主要香料的香树。这种树的根是旃檀，节是沉香，花是鸡舌香，叶是藿香，胶是薰陆香。另外一种传说认为，这种树生长在中亚古代的祁连山脉中，叫作“仙树”，后一种说法显然是将香树与道教的仙境联系了起来；十一世纪的药物学家苏颂对“古人”的这种观念提出了批评，声称这种思想最初出自扶南人，即暹罗湾的古代前柬埔寨王国。其实，这种结论不过是将这神异的香树搬进了另一处仙山中的一个不同的伊甸园中——扶南诸王就是典型的宇宙之山的君王。

丁香的较为古老的名称叫作“鸡舌香”，所谓“鸡舌香”是指尚未完全绽开的干燥花蕾的外形来说的，它的更近代的名称叫“丁香”。正如英文字“clove”一样，汉文的“丁香”也是指这种香的外形而言的——“clove”来源于拉丁文“clavis”，而它的英文名则是从古代法文“clou”（钉子）衍生而来的。汉文的“丁香”一词最初是用来称呼中国土生的几种紫丁香种（lilacs）的花，这个名称也是根据这种小花的外形命名的。唐诗中的“丁香”通常可能都是指中国土生的“紫丁香”而言，而不是指进口的丁香。相反，晚唐诗人如李商隐、黄滔等人的诗歌中出现的“鸡舌香”的简称“鸡香”，则相当于英文的“clove”。无论从一般的观念意义上，还是具体的气味上，这些诗人都对丁香很感兴趣。

就唐朝人而言，熏香并不是娇弱无力，有失男儿本色的事情：在九世纪的一首诗歌中，描写了一位年轻武士赶赴一次有京师胡姬歌舞的晚宴的情形，他骑着白马，穿着凤凰图案的花衫，而且“异国名香满袖熏”。甚至连皇帝身上也佩戴着香囊，而在腊日的庆典上，就更是非佩带“衣香囊”不可了。

丁香或许应该放在“食物”或者“药物”章中进行讨论，因为就像在西方一样，丁香在中国也有各种不同的用途。但是丁香所具有的芳香的特点，似乎比它的其他属性都更为突出。唐朝人经常将丁香用来作为调制焚香之类的芳香配料，所以我们也将丁香放在本章中讨论。

在寝室或私宅焚燃香烛，是一件非常舒适而惬意的事情，在唐朝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读到对香蕊和香烛的描写。最有名的是唐懿宗使用过的一种香烛。这种香烛虽然只有二寸长，但是却可以燃烧一夜，而且香气四溢，沁人心脾。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带有刻度的香烛，可以用来在夜间计时，这种香烛最初很可能是和尚们在夜祷时用来计时的。在唐朝之前，这种香烛就已经很有名了。六世纪诗人庾肩吾的两句诗就是明证：

鸡舌香在医疗中也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其中包括“杀虫、辟恶、去邪”等，至于治疗痔疮，就更不必提了。此外，鸡舌香“同姜汁涂，拔去白发，孔中即生黑者异常”。但是最主要的是，丁香自古至今都一直是治疗牙疼的首选药物。丁子香酚是丁香油中的一种具有特效的成分，这使我们想到李珣建议使用的，治疗牙疼的“丁皮”。

看来唐朝人并没有将乳香与其原产地——哈德拉毛或者是索马里——特意联系起来。在哈德拉毛，乳香是由长着翅膀的毒蛇守护着的，而在索马里，哈特谢拉普苏特女王和其他的埃及统治者都曾经派遣探险队前往蓬特获取这种香料。根据苏恭的说法，乳香“生南海者色白，出单于者夹绿色，香亦不甚”。而李珣则将乳香说成是波斯的出产，其实，李珣的这种看法与他将其他许多同波斯人贸易得来的物品都归为波斯产品的道理是一样的。有时我们在史料中见到的，是在亚洲市场上广为流通九*九*藏*书*网的真的乳香，而其他的所谓乳香则毫无疑问是一些气味芬芳的赝品。

苏合香是一种西域的树脂，它的地位与没药相当，但又有所不同，因为没药是外来树脂中最鲜为人知的一种，而到了唐代，那些以苏合香为名流通的香料，实际上只是一种用来制作香膏的马来的枞胶。十世纪时，人们为它想出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名称，将苏合香称作“帝膏”。就像其他香料一样，苏合香片也是被人们戴在身上，通常都是悬挂在腰带上。所以李端在诗中这样写道：

至于已知的唐朝进口的婆罗洲樟脑，七世纪时堕和罗的属国（耨）陀洹国曾经向唐朝贡献婆律膏；盛产金、银、郁金香的大国乌苌国，也在七世纪时“遣使者献龙脑香，玺书优答”。甚至距离樟脑产地非常遥远的大食也曾经遣使向唐朝贡献龙脑香，但这是八世纪时的事。总而言之，樟脑为唐朝人带来了南方温暖的气息。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有名的沉香来源地。例如，就我们所知，有一位阿曼的伊巴德派商人曾经在八世纪时到了中国，并且在中国买到了沉香。尽管事实上广州每年送往长安的土贡除了银、藤簟、荔枝、蚺蛇胆之外，还有沉香（garroo），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广州的沉香（aloeswood）是从安南边境地区得到的。穆斯林所说的“China”（中国）并非指沉香的主要产地，而是指一个巨大的沉香市场。唐朝人使用的沉香或许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其中主要来自林邑。八世纪时，林邑王将沉香贡献给唐朝，其中有一次就贡献了多达三十斤“黑沉香”（lignaloes）。唐朝的情形与现在可能差不多，已具备了文明教化的林邑人主要是依靠居住在山区的土著部落来搜集那些有病害的树材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时，“gahlao”——林邑人是这样称呼沉香的——是由平顺省的一个单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村庄，在“森林人”（orang glai）的密切合作下，被郑重其事地收藏起来的。甚至晚至十九世纪时，收集沉香在林邑人和安南人的礼仪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唐朝使用的另外一种木质焚香材料是“kayu laka”或“lakawood”，它是从印度尼西亚传入的黄檀藤的心材。根据药物学家李珣记载“其香似苏方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特美”。唐朝将这种香叫作“紫藤香”（但是“wisteria”在中国也叫“紫藤”！），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香还是“降真香”。所谓“真”就是指道教中服气餐露、长生不老的神仙。这个名称表现了这种香在道观中的特殊的重要意义。曹唐在一首以道士为题的诗中，甚至将这种香与长生药相提并论：

四世纪时，以创造奇迹著称的术士佛图澄在祈雨仪式中使用了“安息香”，这里说的安息香是指返魂树脂。这是在中国最早提到安息香的记载。五、六世纪时，安息香来自突厥斯坦的佛教诸国，其中尤其是与犍陀罗国关系密切。这时对于中国人来讲，犍陀罗不仅是佛教教义的主要来源地，而且也是香料的主要供给国——虽然犍陀罗只是作为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中的中间人来向中国供给香料的（因为犍陀罗地区不可能是香料的原产地）。而且，“Gandhāra”（犍陀罗）这个名字的意译就正是“香国”。犍陀罗曾经是安息国版图的一部分，所以用“安息”王朝的名称来命名这种从曾经由安息统治的犍陀罗地区传来的香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据说，尼禄皇帝曾经有一个玫瑰香水的喷泉，艾利伽巴鲁斯据记载也曾在玫瑰酒中洗浴。一般认为，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之前，在中国还没有见到过有关玫瑰香水的记载。也就是在这一年，占城国王释利因德漫派遣使臣向后周朝廷贡献“方物”，其中有“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蔷薇水”一十五琉璃瓶。这位使臣断言，这种香水出自“西域”，是用来喷洒在衣物上的。这条史料在当今学界颇为人知，但是人们似乎还没有注意到，在中国有更早的有关玫瑰香水的报道。在此前二三十年，“后唐龙辉殿安假山水一铺，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芩藿、丁香为林树，薰陆为城郭，黄紫檀为屋宇，白檀为人物。方围一丈三尺，城门小牌曰‘灵芳园’。或云，平蜀得之者”。

阿末香是抹香鲸（“cachalot”或“sperm whale”）肠内的一种病态分泌物。这种分泌物是一种灰白发亮的物体。阿末香在香料中的特殊价值在于它能够使花香经日持久。“ambergris”（阿末香）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灰琥珀”，但是先前这个字只是简单地作“amber”（琥珀），而“amber”则来源于阿拉伯单词“anbar”。到了九世纪时，这个阿拉伯单词就已经传入了唐朝，我们可以在段成式那部有名的著作中找到这个字的译音。

没药如同乳香一样，是非洲和阿拉伯出产的一种树脂，而且在古代近东被视为圣洁之物。尤其是作为古代埃及人用于尸体防腐的一种香药，没药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尼科迪默斯就曾使用这种方法来保存耶稣的遗体。唐朝人对于这种暗红色的香料所知甚少，当时了解没药性能的人的主要只限于药剂师。他们将没药调入温酒中，用来治疗“金刃伤和坠马伤”，这明显是将没药作为一种镇痛剂来使用的。唐朝的医生还用没药治疗“堕胎及产后心腹疼”。唐朝人所知道的“没药”这个名称，只是闪语名“murr”的一种近似的译音——虽然在十世纪的一份名称怪异的药物目录中，没药是以“蛮龙舌血”的名字出现的。我在唐朝的有关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将没药用作焚香或者是香脂的记载，而且除了关于没药在医药方面的传闻之外，我们也没有见到能够将没药放到下一章“药物”中进行讨论的材料。

更传统的是“博山式”香炉。博山炉的斜面上有时镂刻着神的形象。王元宝的床前就曾放着一尊这种极为豪华的，古代风格的香炉。王元宝是京师中极尽奢侈的巨富。他所建立的礼贤堂，也是“以沉檀为轩槛”，王元宝“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瞑焚香彻晓，其骄贵如此”。但是与洛阳佛寺中的“百宝香炉”相比，七宝香炉简直就不值一提。百宝香炉是唐朝的一位皇室公主送给佛寺的礼物。香炉高四尺，开四门，饰以珍珠、光玉髓、琥珀、珊瑚和各种各样珍贵的宝石，香炉上雕刻着飞禽走兽、神鬼、诸天伎乐以及各种想象的形象。百宝香炉造价昂贵，“用钱三万，库藏之物，尽于是矣”。

唐朝人知道两种外国来的茉莉，一种是以波斯名“yāsaman”（耶塞漫）知名，而另一种则是来源于天竺名“mallikā”（茉莉）。这两种茉莉在当时都已经移植到了唐朝的岭南地区。香气浓郁的茉莉花与波斯、大食以及拂林都有关系，它象征着爱情与美丽，特别是指冰清玉洁、天香国色的美女。

到了中唐时期，在阿拉伯人中间以“Lubān Jāwi”（爪哇香）知名的，苏门答腊的“benzoin”作为返魂树树脂的代用品传入了中国，而且这种爪哇香的汉文名称也被称作“安息香”，正是因为如此，李珣才会说，安息香“生南海、波斯国”。这两种香都可以，或者曾经假冒为乳香，而且二者都是通过商舶经由南中国海带来的——有些来自波斯——所以很容易造成混淆。

在此有必要略加重复：中世纪的远东，对于药品、食物、香料以及焚香等物品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换句话说，滋补身体之物与怡养精神之物，魅惑情人之物与祭飨神灵之物，它们之间都没有明确的区别。本章中所要讨论的香料，是指那些以香味为其特质的物品，而并不考虑它的作用是取悦于人还是取悦于神。唐朝上层社会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之中。他们的身上散发着香味，浴缸中加了香料，而衣服上则挂着香囊。庭院住宅内，幽香扑鼻；公堂衙门里，芳香袭人；至于庙宇寺观，就更是香烟袅袅、香气弥漫的所在了。仙境、极乐世界以及民间传说和诗歌中，尤其是道教极力灌输的天界奇境——当然佛教的传说也与香料不无关系——就正是这种高雅的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和想象化了的变形。在这如梦如幻的世界中，总是弥漫着一种令人心ｗww.9９ｌiｂ•neｔ醉神迷的蒙蒙香气，它被当作精神的食粮，具有升华和净化的作用，从而赋予人生以超凡脱俗的意义，使感官享受的美感得以扩展。

阿迦嚧（Agaru）是在唐代特别受人们喜爱的一种香材的梵文名称，从这个名称中衍生出了许多英文的同义词。英文“garroo”（贸易行话中的“沉香”）“aloes”（沉香）“eaglewood”（沉香），甚至“agalloch”（沉香），就是分别从马来文“gahru”，希伯来文“ahaloth”和葡萄牙文“aguila”等词语中衍生而来的。这些字及其关系词都是指东南亚土生的沉香属树种的产品。香料贸易中的沉香是指沉香木中木质沉重、颜色深暗且有病害的部分，以此可以将沉香与其周围那些木质较轻、质地较软的木材区分开来。沉香中饱含树脂，而且香气馥郁。有时，这种由病态形成的芳香的木材呈人形或兽形，这种形状可以大大提高沉香的市场价值。

有一种香的用法与这种计时蜡烛非常相似，参照庾肩吾诗中第一行的表述，按照现在的说法，我们可以称之为“香钟”。这种用法是事先在一个平面上刻好用以区分不同时间的字样，然后将香末撒在平面上，形成精细的花格，细长的香末线将不同的时间标志连接起来。这样一来，随着香末一路燃烧过去，便可以读出时间。宫廷诗人王建就曾经做过这样一种用来消磨孤寂长夜的计时用具：

在中世纪时，人们对于阿末香的真正来源并不清楚。有些波斯和大食的学者“将它看成是从海底的泉水中流出来的一种物体；有些人则认为它就是露水，这种露水是从岩石中生出来，然后流进了大海，最终在大海里凝结在了一起；而其他人却坚持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动物的粪便而已”。在中国，这个问题似乎直到唐朝末年才提出来。大约在十世纪或十一世纪时，阿末香开始被称作“龙涎”。虽然在唐朝的诗歌中就已经使用了“龙涎”这个词，但是当时只是在谈到有龙出没的水域中的浮沫时，才使用“龙涎”这个说法的。“龙涎”一词的新用法的出现，大约是在宋朝的初年，它的出现与阿末香真正传入中国的时间，似乎正好是在同一个时期——这时实实在在的阿末香开始取代了关于它的传说。鲸与龙是很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大海的精灵，而且同样都与印度的摩伽罗（它的脑中有一颗宝石）有关。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人们将从抹香鲸脑子里取出来的“鲸脑油”与“阿末香”混淆在了一起，所以他们就将阿末香当成了龙的涎水。总而言之，像龙脑香、龙鳞香（“agalloch”的一种）、龙眼（类似荔枝的一种水果）、龙须菜以及那些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的，与龙有关的物产一样，阿末香也加入了这稀有神奇之物的行列，被当成了“龙涎”。但是正如茉莉油一样，对于唐朝人来说，阿末香在当时还只是外国来的一种传闻。

在唐代，藿香是顿逊国的产品，但是到了十一世纪时，岭南就已经种植了藿香，至今在广州还可以见到藿香。大约自从公元三世纪之后，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这种来自马来亚的藿香，而且还将它用来“香衣”。而在印度，人们也曾经热心地选定藿香作为妇女头发的一种芳香剂。在第二帝国和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藿香的确与印度披肩有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当时的欧洲人坚持认为，印度披肩本身就有这种迷人的香味，他们甚至将藿香味作为真正的印度披肩的标准。在汉文经典中经常出现藿香的梵文名——例如在天宝九载（750）翻译的密宗《楞严经》中就是如此——佛典中的藿香是用于净浴，尤其是浴佛的圣水中的一种配料。唐朝的僧侣大概也是遵循这些礼规，使用藿香来沐浴的。

就这样，原来表示返魂树胶脂（gum guggul）的名称被爪哇香（benzoin）取代了。当段成式记载出产“安息香”的波斯树时，他又将这种树称为“辟邪树”，他在这里所指的应该就是最初的帕提亚香，即返魂树胶脂。唐朝研究药物的学者断定，“安息香”主治“心腹恶气鬼疰”“妇人夜梦与鬼交，同臭黄烧熏，丹穴永断”。虽然他们所说的是传统的返魂树脂的除魔驱邪的属性，但是由于这时的“安息香”同时也指爪哇香而言，所以，他们所描述的药物有时实际上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香”。

然而我们还发现在九世纪时，唐朝就已经有了玫瑰香水。据说，每当柳宗元收到韩愈寄来的诗时，他总是要“先以‘蔷薇露’盥手，薰玉蕤香，后发读”。这种做法表示柳宗元对韩愈的来信非常敬重。现在，蔷薇露在中国仍然是用来制作清凉饮料的成分。所以看来在玫瑰香水在中国出现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中一种是，在占城使团到来之前很久，制作玫瑰香水的技艺就已经传到了中国，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在法尔斯著名的贡腊布首次在远东出现之前，在中国本土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制作玫瑰香水的技艺。总而言之，这些都还不是著名的“玫瑰精”——玫瑰精是一种精炼出来的玫瑰油，据认为这种油是在许多世纪之后，最初在印度制作成的。

乳香在医疗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香料“主疗诸疮，令内消”，“仙方用以辟谷”。《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还发明了一种令人惊奇的使用乳香的方法：他将乳香末与糨糊调在一起，用来将画粘在画轴上，声称这样既可以使裱衬结实，又能防止蛀虫。

随杨贵妃一起下葬的香囊，就是一枚非常有名的香囊。唐玄宗从四川返京后，派遣中使秘密地将杨贵妃的遗体从马嵬驿路边的墓葬中改葬他处。“启痤，故香囊犹在。中人以献，帝视之，凄感流涕”。

唐朝人对于婆罗洲龙脑香的产地是不清楚的。它的产地究竟是“婆律”呢？还是“婆利”呢？这两个地名在汉文译名中几乎是指同一个地方。而且根据唐朝人记载，波斯也出产龙脑香——但是对于这种说法，正像通常出现的类似的说法一样，我们可以假定，这是由于将波斯商人带来的产品，当成了波斯出产的产品的缘故。据玄奘大师记载，在马拉巴尔沿海的一个叫作“秣罗矩吒”的地方也出产龙脑香，这里的龙脑香“状若云母，色如冰雪”。这说明龙脑树在当时很可能已经成功地被引种到了这个地区。另外据记载，在东诃陵国，“死者实金于口，以钏贯其体，加婆律膏、龙脑诸香，积薪燔之”。

虽然鸡舌香在唐代烹调中的应用范围不像现代西方这样广泛，但是据记载，在唐代有一种“浸在丁香中的”精制的肉片，这种肉片应该就是放在调入了鸡舌香的汤汁中腌制成的。鸡舌香对于饮酒的人则有另外一种用途，据记载“饮酒者嚼鸡舌香则量广。浸半天，回则不醉”。

但只有豪门巨富才能如此挥霍香材。就一般情况而言，甚至是具有相当资产的缙绅之家，也是遵循习俗，将这些进口之物作为焚香和香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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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呢？

中国人说的“安息香”——即帕提亚香——具体所指的并不止一种物质。在唐代以前，安息香是指广泛用作乳香添加剂的芳香树脂或返魂树胶脂。但是从九世纪起，同一名称又被用来指称爪哇香或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小安息香树的一种香树脂。安息香内容的这种变化，以及上文中说到的苏合香的含义的转化，说明了以叙利亚和伊朗的香料贸易的衰退作为代价的，印度群岛的产品在中世纪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种变化的结果，唐代汉文史料中对安息香的记载完全是模棱两可的，因为这时将西域和南海的香料都称作安息香，而且二者的用途似乎又都是相同的。

另外还有一件轶闻，说明当时人们是如何喜欢使衣物上带上樟脑香气的。据记载，幼帝敬宗“造纸箭、竹皮弓，纸间密贮龙、麝末香，每宫嫔群聚，帝躬射之，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

沉香在中医药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主心腹疼，霍乱，中恶，邪鬼疰气，清人神；并宜酒煮服之；诸疮肿，宜入膏中”。唐朝的焚香和薰香中盛行沉香这一事实证明：与印度一样，唐朝人也认为带有香气的烟对于治疗糜烂和创伤具有疗效。不管十世纪初期撒那威的阿布赛义德记载的关于中国国王用沉香与龙脑制成防腐材料下葬的记载是否确有所据，我们现在尚未见到其他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根据唐朝官方本草记载，龙脑香主治“心腹邪气，风湿积聚，耳聋；明目，去目赤肤翳”。又据八世纪时的术士张杲记载，樟脑与麝香混合在一起——这显然是一种常见的配方——可以治疗留在骨髓里的“风”。印度有关樟脑作用的药方，也随着樟脑一起传入了唐朝。在一部汉译佛典中，盛赞观世音菩萨规劝一位被毒虫咬伤的人，将同等数量的婆罗洲樟脑与安息香调入净水中，“于观音像前颂'dharani'（陀罗尼）十遍，其疾即愈”。龙脑这种实用的药物还有其更实际的解酒用途。十世纪初期，王延彬担任泉州刺史，他是后来在福建创立“闽”国的一位镇帅的侄子。在王延彬任职期间，大力提倡进行与南海商舶的贸易，使泉州城及泉州地区更加繁荣，我们认为王延彬是泉州的名望以及泉州后来的鼎盛状况的奠基人之一。但是王延彬又是一位唯美是求、考究饮食的人，他有一套标准的治疗饮酒过量的办法，即在宴会结束后，在身上浇几桶龙脑液，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在中世纪的中国，婆罗洲樟脑有两个很流行的名称，其中一个是从马来亚的商业行话“Kapur Baros”（婆律樟脑）翻译来的；有时径自就称作“婆律膏”。“婆律”（Baros）是苏门答腊西海岸的一个村落，这里曾经是樟脑的主要出口地。婆罗洲樟脑的另外一个名称叫“龙脑香”。那些从海外带来的奇异而珍贵的物质，很容易使人们在想象中将它们与主宰大海的龙联系起来，人们将“阿末香”叫作“龙涎香”也是同样的道理。唐朝人试图区分“婆律膏”与“龙脑香”，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能够提供出正确的答案。有些人认为，由于龙脑香树有肥有瘦，所以就有“婆律膏”与“龙脑香”的区别，但是他们却不能断定在这肥瘦不同的两种树中，究竟哪一种树出哪一种香。另一种说法认为，龙脑香是树根中的干脂，而婆律膏则是树根下面的清脂。的确，“膏”字常常与“婆律”连用，这说明它或多或少是作为油质产品在市场上出售的，这样就将它与结晶状的“龙脑”区别开了。除此之外，佛誓国还出产一种“龙脑油”。

就香料的本性而言，它更容易直接使用于春药中，而这与香料在一般药物中的重要地位是一致的。当唐玄宗最初迷恋上杨贵妃时，他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安禄山“因进助情花香百料，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助情发兴，筋力不倦”。

去除口臭是鸡舌香的一种古老的、表示敬重的用途。这种用法可以追溯到汉代，汉朝的郎官在向天子奏事时，必须在口中含少许鸡舌香。鸡舌香还可以用来合成焚香和香脂。根据当时的权威记载，鸡舌香是由雄树的花“酿制”而成的。

但是唐朝似乎也进口类似的混合香料：开元十二年（724）吐火罗遣使向唐朝贡献“乾陀婆罗（Gandhaphala）等异药二百余品”。在印度，许多结香果的，不同品种的树都称作“Gandhaphala”（香果），但是如果我们对“乾陀婆罗”的梵文原文认读不误的话，这里的“乾陀婆罗”应该是指一种外形为水果状的、混合的香药锭剂。

樟脑甚至还可以用于饮食。宝历元年（825），宫廷的御厨中——又是那位年轻的敬宗在位时的事——曾经制作过一种叫作“清风饭”的佳肴，据载：“宝历元年，内出清风饭制度，赐御庖，令造进。法用水晶饭、龙睛粉、龙脑末、牛酪浆调事毕，八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进。惟大暑方作。”看起来对这种香料成分以及其他配料的选择，都很有些巫术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樟脑片看起来就好像是“雪片”一样，所以它也就有清凉的作用。

有一种马来亚出产的薄荷，能够产出一种芳香的黑油。在西方古典时代，这种油叫作“malábathron”或“phýllon Indikón”（天竺叶），藿香的梵文名是“tamālapattra”，但是英文“patchouli”（藿香）则来源于泰米尔语的“paccilai”（绿叶）。汉文“藿香”的意思是“豆叶香”，这个名称是根据这种植物的外形命名的。

乳香与没药、甲香以及古蓬香脂一样，曾经是古代希伯来人在仪式中使用的圣香的一种配料，它在基督教徒的礼拜仪式中也具有独特的地位。在唐代，乳香首先也是用作焚香——虽然只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使用。海南的海盗冯若芳是一个奢侈无度的人，他掠取了大量的波斯奴隶，据记载“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这的确是一件非常特殊的挥金如土的事例。与此类似的是，为了表示蔑视世俗钱财的堂堂气度，曹务光曾经在盆里烧了十斤珍贵的乳头香，据他自称，这样做是因为“财易得佛难求”。

在唐代以前很久，苏合香就已经从拂林和安息传入了中国，中国古代的这种苏合香是紫赤色的，有人说苏合香就是狮子粪，是一种很厉害的药物。在唐朝以前，这种香树脂似乎就很流行，而且也很有名气。唐朝诗人陈标的写作风格带有强烈的“古风”，他在写诗凭吊古秦王宫室时，想到的就正是这种香树脂：

樟脑香的气味在唐代很受人们的喜爱，它是许多香水和焚香中都要使用的一种成分。最著名的一种樟脑是交趾贡献的“瑞龙脑”（宫廷里面是这样称呼的）。这种香气郁烈的樟脑被制作成蝉和蚕的形状，像护身符一样佩戴在衣物上。唐玄宗将十枚“瑞龙脑”赐给了他的宠妃杨贵妃。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唐玄宗下棋的故事。当玄宗下棋时，由贺怀智在一旁弹奏琵琶，这局棋后来被一只巴儿狗搅乱了。下面是这个故事的后半段：

中国（或“日本”）樟脑为“右旋樟脑”。这种樟脑是从中国、日本以及北部湾的一种大树的木材中提取出来的结晶状物质。而婆罗洲（或“苏门答腊”）樟脑则是“左旋樟脑”，它是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一种高大的树木中提取出来的，类似于中国樟脑的一种产品。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婆罗洲樟脑，而且从中世纪起直到现在，与欧洲贸易的也是这种樟脑。

唐朝出产的百和香在日本也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唐朝出口日本的产品通常都是沉香、糖和李肉等。

佛教与外来的印度文化为中国的寺庙带来了大量的新香料，而众多的有关焚香和香料的习俗和信仰也随之传入了中国，从而加强和丰富了中国古老的焚香的传统。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新的方式和态度并没有能够像它们在印度支那一样，对中国产生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由于印度支那的文化更为简朴，所以它们吸收的东西也就要多得多。例如位于马来亚的“赤土国”（很可能是现代威利斯省的罗克塔米尔提喀，这个判断是根据一份五世纪的铭文做出的）的印度化的贵族就是用香油来涂身的，而丹丹国诸王则用香粉涂身。可是在唐朝，香料的使用远远没有达到这样广泛的程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唐代是佛教在中国的顶峰时代，所以焚香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在礼仪庆典中，就是在文学和想象的领域里也同样如此。佛教的典籍中充满了有关香的比拟，而梵文“gandha”（香的），也确实常常直接指“与佛相关的”意思。寺庙可以称作“gandhakuṭī”（香殿）；焚化佛陀的薪堆称为“香塔”；“香王”“香象”都是菩萨的称号；而在“gandhamādana”（香山）上则居住着乾闼婆——香神和乐神。所有这些用语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说法，都被译成了汉文，在丰富唐朝的语汇的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唐朝人的思想。九九藏书

形状如烟柱，

在中世纪时，大食人是阿末香的主要贸易商。伊本·库达特拔说，大食商人将铁带给尼科巴尔岛的土著人，用来交换这种珍贵的凝结物。段成式的记载则与此大相径庭，他将索马里看作是阿末香的主要产地。据他记载：

以没药和乳香，

是否因为这位将军故作恭谦（平心而论，似乎确实是如此）才发明了这样一通表白，但从这段话仍然可以证明，在中国神祇崇拜中，焚香是一种普遍的手段。袅袅香烟可以将祈告者的请求带往缥缈的天空之中。

这种珍贵木材的最优质的部分，汉文名称叫作“沉香”，因为这种木材入水能沉，所以叫“沉香”。一位唐代学者记载了林邑人获取沉香的办法：“土人破断之，积以岁年，朽断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故名‘沉香’。”但另一位学者又说：“其肌理有黑脉，浮者为煎香，‘鸡骨’‘马蹄’皆是煎香，（在医疗方面）并无别功，止可熏衣去臭。”所谓“鸡骨”“马蹄”，是这类香材中较为便宜的商业品种的名称。

一般来说，这些香囊都是用彩色或者是带有花卉图案的织物，尤其是用优质的薄纱制作的。正仓院存有几件用薄纱网和亚麻布做成的小香囊。最后，在唐朝的诗歌中还提到过“香毬”，它可能是技艺熟练的唐朝舞女用来抛掷嬉戏的。

每当西方日落时分，古代的埃及人就要礼拜太阳神“瑞”（Rê）。在礼拜时，他们“要用一种精心制作的蜜饯。这种蜜饯叫作'kuphi'，它的配料不少于十六种成分，其中有蜂蜜、酒、葡萄干、树脂、没药和甜菖蒲”。混合香料在古代近东和中世纪中国都是很常见的，而较为单一、纯正的香味，相对来说只是到了近代才受到人们的喜爱。东、西方使用的混合香料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最常使用的配料的差异：在西方，混合香料的主要成分是乳香，配以没药、波斯树脂与甲香；而在东方，主要成分则是沉香，再配以乳香、檀香、丁香、麝香与甲香。一位现代的权威称，虽然唐朝官方药典中将沉香、乳香、丁香、藿香、榄香和胶皮糖香液作为配制香料的最基本的六种成分，但是，根据坐落在西安东北方向，靠近祆寺附近的一所叫作“化度寺”的寺院里流传下来的配方记载，混合香料的成分有沉香一两半，白檀香五两，苏和香一两，甲香一两，龙脑半两，麝香半两，将各种配料“细挫捣为末，用马尾筛罗烁蜜溲和，得所用之”。这种混合香料在诗歌中通常称作“百和香”。“百和香”这个词在唐朝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杜甫有“花气浑如百和香”的诗句，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诗人权德舆在诗中描写了一位闺房中的美女，他在诗中写道：

“熏笼”是一种镂空为花卉或动物图案的空心金属球，球内平衡架上悬着铁杯，铁杯里盛放着焚香。这是一种用来熏衣服和寝具的器物，甚至还具有杀虫的作用。在正仓院的收藏品中，有用银和青铜制作的熏笼。在王建创作的宫廷生活抒情诗中，就曾经提到过熏笼。例如他在一首诗中就有过“银熏笼底火霏霏”的描写。但是熏笼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用来熏衣的器具，例如宰相元载的夫人王韫秀就发明过一种熏衣的方法，史载：

在中世纪后期，樟脑是装在竹节中输出的，而这种运输方法使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误认为樟脑就是这样长出来的。很可能运往唐朝进行商业贸易的樟脑，也是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包装的。在中国，曾经将糯米、炭以及红色的“相思子”混合在一起，用来贮藏龙脑香。

在长江以南的中国沿海地区，可以见到一种腹足纲软体动物厣，甲香就是从这种软体动物中得到的一种芳香剂。甲香是作为“土贡”送到长安的，贡献甲香的城市中有安南的陆州，所以我们可以将甲香看作是一种“半”外来之物。这种动物的甲壳里还有一种鲜美的肉，据记载“诸螺之中，此肉味最厚，南人食之”。根据厣的外形特征，汉文中将这种香称作“甲香”。甲香可以与檀香、麝香等香料一起合成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焚香，而甲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与它在拼制图案的焚香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这种焚香就叫作“甲煎香”。根据传说记载，以奢侈无度著称的隋炀帝曾经像焚烧普通的柴火一样，在宫廷的院内焚烧甲煎香。甲煎香还可以与蜡，以及香果、花的灰等混合在一起，调制成妇女美容用的唇膏。

但是在家里以及在平常的仪式中，香是放在香炉中焚烧的。就像李贺在《神弦》诗中提到的玉香炉一样，香炉在古时候是用很珍贵的材料做成的。在《神弦》中描写了一位女巫。她用被称作“相思”的木拨弹奏琵琶，召神附体：

在对无形无质、无所不在的“神”——相对于世间的君王而言，神是肉眼凡胎所看不见的——的崇拜中，焚香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记载，当天宝二年（743）安禄山入朝时，曾经向唐玄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frankincense”（乳香）或称“olibanum”，是一种南阿拉伯树以及与这种树有亲缘关系的一种索马里树产出的树脂。这种树脂在中国以两种名称知名，一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是从梵文“kunduruka”（frankincense）翻译来的“薰陆”；这种树脂的另外一种名称是形容其特有的乳房状的外形的，这个名称叫作“乳香”（teat aromatic）。无独有偶，普林尼也就其乳状描述过这种香。他说：“然而，这种香料在所有香料中是最受敬重的，它的外形就像是幼鲟或是乳房。当接住一滴（树脂）时，紧接着就会有另一滴滴在它上面，然后结为一体。这样就形成了这种乳状的香料。”此外，乳香还有一个更为玄妙的名称，叫作“灵华泛腴”，这可能是只有术士才使用的一个名称。

自从汉代以后，中国人就已经使用起了长柄香炉。在中亚和犍陀罗地区也有一种柄端饰有狮子的香炉，追本溯源，长柄香炉很可能起源于古埃及。日本的香炉是由中国传去的，在奈良的正仓院和唐招提寺，至今还保留着这种精美的香炉的样品。通常这些香炉都是由紫铜掺杂以其他一些金属——锑、金等——铸成的，但是有一尊非常奢华的檀木香炉，上面有用金、银和珠宝装饰的花卉图案。

等到香钟燃尽，已经是黎明时分，诗人也就能够辨认出园中石板上刻上去的字了。正如我们在十世纪的一则史料中见到的一样，铺撒、焚烧香末的底盘一般都是用木范。在这条史料中记载了一种经过改进的古雅的木范。据记载：“用香末布篆文木范中，急覆之，是为‘曲水香’。”但是也有些香钟使用的底板是石范。在正仓院，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这种石范：有一件石范为圆形的石板，石板镶嵌在一朵精雕细刻的木莲花之中，莲花的花瓣上镀上了金色，而且绘有神话中的人物。这件珍品上刻的是天城体梵文，而不是汉字的印文。在香印上刻写天城文书的事例，在当时似乎是很常见的，这就说明香钟大多是在与佛教有关的环境中使用的，或者甚至就是印度的发明也未可知。在段成式的一首诗中，就提到了一件刻着梵文的香印：

由于大量使用有香味的树胶、树脂以及合成香料，使儒教崇拜礼仪笼罩着更浓重的神圣气氛。儒教崇拜的中心是“皇帝”，而皇帝——（更确切地说）就是天授之君——则联系着出自昊天的神圣权力，担负着有关芸芸众生福祉的责任。有这样一个例证：大历十年（775），当某位原来是安禄山裨将的藩帅认识到，安禄山的对手李正己（为唐朝所录用的一位高丽将军）称王已经在所难免，于是释放了被他囚禁的李正己的使节，并向这位将军赠送了丰厚的礼物：而且“又图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悦，（遂按兵不动）”。简而言之，这位藩帅的做法，就是将神的荣誉奉献给了那位幸运的高丽将军。焚香标志着君王秉受神谕，意味着贯穿天人之际的、活生生的、超自然的智慧。或者可以说，在皇帝承天命而理人事的过程中，焚香代表着纯粹的天意：大中元年（847），唐宣宗即位时想要恢复严谨合度的朝廷礼仪，他发布了一条诏令，诏令中除了其他的革新措施之外，还规定皇帝本人只有在“焚香盥手”之后，才能阅览大臣献进的章疏。唐朝制度规定，凡是朝日，必须在大殿上设置黼扆、蹑席，并将香案置于天子的御座之前，宰相面对香案而立，在弥漫着神奇魔幻的香气中处理国事。这种做法揭示了焚香在神圣肃穆的朝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象征性的作用。当“进士”候选人要进行考试时，主考人与考生要在考试殿堂前的香案前相互行礼，这种场合虽然规格较低，但是香案在这里同样表示了神与君主的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