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就做出决定。

我来到一座矮小的农舍前，房子不带农场，只在屋前有一小块土地，屋后有一片贫瘠的河床。前廊上有个男人，正在清扫排水沟里的沙土。我敢说，他肯定比我年轻，但长年的暴晒把他的皮肤变得十分苍老。

一时间，她盯着我看，那样子仿佛我是个鬼魂。随后，她双手掩面。

一回到家，我就把储物箱翻了个底朝天，直到翻出那封信。第二天，我就飞回南方，去往那串数字标注的地点。

我把信扔进一只旧鞋盒。随后的近40年中，我再没看过它一眼。

几十年过去了，那是她最后的懦弱迫使我理解她，迫使我决定如何处置她的秘密。

我打开门，阳光泻入地窖。我看见地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我的姑妈过去的那些日记本。

“没错，”老妇人回答，“我们是这儿附近唯一幸存的人家，因为只有我们提前把车开到附近的三个镇子上，见到焗豆罐头和瓶装水就买。只有我们做了准备。”

她去哥伦布时，走的应该是桑贝尔特大道，路面闪闪发亮，像铺了一层钻石——一座座大楼从路旁掠过，其中居住着内迁移民的后代。她应该老远就看见了那些为纪念国家再次统一而竖立的巨大广告牌，其中一些被愤怒的北方人喷上了涂鸦——用硕大的蓝字写着“KAR”——他们依然不愿意就这样轻易放过南方。

“哇，我的天哪！”他说，“我这么多年都以为我妈肯定是疯了。进来，进来吧。”

那一天，在终于从中提取了一切可用的资料之后，我把日记码成一堆，付之一炬。其实，收藏内战纪念品的阔绰历史爱好者遍地都是，愿意的话，我大可以把它们卖给其中一个，换取一笔不菲的收入。我也完全可以把它们匿名捐赠给某座博物馆，交给内战存档计划或真理与统一委员会。但我实在按捺不住想烧掉它们的冲动。

那年冬天，我得知了切斯特纳特一家最初的住处，我得知了奶奶带着爸爸和姑妈们九九藏书逃离家园的经过，我也明白了那些黑衣女人常说我的爸爸经历过“佩兴斯的考验”是什么意思。

18岁生日那天，我在码头工人宿舍里发现有人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一个信封，里面的纸陈旧发黄，是一封信。

眼下，这是我唯一能伤害她的方式了。

她用拐杖敲敲避风窖的门。“比利的爸爸和我，我们在这个洞子里住了18个月，”她说，“我们靠罐头过活，在一个临时马桶里解手，然后每周趁夜深人静出去倒一次。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两年，直到这儿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瘟疫蔓延不下去了为止。”

“来吧，”她对我说，“不如让我带你看看你为什么而来。”

我想象她出现在参加“再统一日庆典”的人群之中，默默地摇着自己的轮椅，来到大游行的始发地，庞大的身躯溢散着病毒。人群应该为她让出了一条路——看到她身上因折磨而留下的伤疤，她剃光的头，还有她弯曲的脊柱，他们心中想必充满了怜悯。

现在，她几乎已完全离我远去。我早就活过了她的年纪，也活过了我的父母的年纪。不过我仍不时会想象她在送走我之后，在终于踏上蓝区的土地时，曾有过怎样的见闻。

“您有什么事吗？”见我顺着车道走来，他开口问道。

“像。”她说，“我看得出来。虽然不明显，但你还是有几分像她。”

到了16岁，我在新安克雷奇当起了码头工。我跟那些莽撞的船长一起工作，去解救他们撞上礁石的船只，收入相当可观。

他脸上温和愉快的表情霎时变成了怀疑。我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该在这样一个地方提起“再统一瘟疫”，毕竟在这一带，一些媚俗的年轻人不时仍会穿着印有茱莉亚·坦普尔斯通艺术镂空头像的T恤。

“老实说，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说，“我有……我有这儿的地址。但我不知道——我这么问您不会介意吧？您住在这里很久了吗？我是说，是不是瘟疫前就在这儿？”

她吸了口气，脸上浮现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显得那样如释重负，仿佛她并不是在水下屏息了几秒，而是已经窒息了一辈子，现在终于得到了解脱。

她指向西面，指着土地的尽头，那里的田野一片死气沉沉，仅有几间窝棚和破败的马厩散布其间。尘土在太阳下飞扬。

老妇人打发儿子去弄点喝的，然后示意我坐到她的身旁。她抚摸着我的脸，就跟认识我似的。但我却压根儿不认识她。

“妈妈，有人找你，”男人说，“就是你这些年来一直念叨的那个人。这位是本杰明·切斯特纳特。”

本土主义是一场金字塔骗局，在这个已然拥挤不堪的城市，我发现自己对难民充满鄙夷。我们在码头底下冲他们嚷嚷，让他们滚回家去，尽管我们心知肚明，他们的家乡已是瘟疫横行。我们举着标语，将他们斥责为恐怖分子和罪犯，拆毁了为他们准备的住所。这样做时，我感觉很好，感觉自己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天哪，”我说，“那可真是人间地狱了。”

“我一直以为死前等不到你了。”她说。

“我不想骗您，”我说，“我完全不认识您，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

萨拉特·切斯特纳特的日记，我只保留了一页没有烧掉。那是第一本的第一页。我把它夹在钱包里，时不时就会拿出来，读一读开头那两句话：

记得有一回，我俩在萨凡纳河里游泳，她试着在水下憋气。我坐在岸边给她计时，尽我所能地读秒。以她的身形，我以为她一定能在水下待上许久。但没想到她的肺却十分虚弱，不一会儿，她就浮出了水面。

老妇人跟我握了手。“我叫小莱拉·德诺姆，”她说，九*九*藏*书*网“我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你的姑妈萨拉特了。早年间，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她经常光顾我妈妈在老奥古斯塔港开的酒吧。”

“去吧，”她说，“它们现在是你的了。她把它们全都留给了你。”

“本杰明·切斯特纳特。”

有时，我会想，她在服下那剂毒药，走上再统一广场时，是不是也同样松了口气——体会到一种莫大的解脱，与溺水截然相反。

她的儿子端着一罐柠檬水回来了。“妈妈，对不起，我那些年不该那样说你，”他说，“我想你是对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帮她，还一帮这么多年？”

那年冬天，我在内尔奇纳租下一间湖畔小屋。在那里，我读完了所有的日记，写下了这个故事。

“你知道，去参加‘再统一庆典’的佐治亚代表中，有三个是这儿的人，”她说，“他们回来后，不出几天，半个镇子的人就全病倒了，所以这儿如今才显得这么荒凉。这里死于瘟疫的人，是亚特兰大以南最多的。”

我端详着那些笔记本。想到它们曾沾满我的妈妈那间温室里的泥土，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甚至怕自己会当场呕吐。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一共有两打，”老妇人说，“我向她保证过，我绝不会丢弃，也不会去读，两样我都做到了。”

“再残酷的恩情，也是恩情，”老妇人说，“欠下的情我必须还。不过现在，你该从我肩上接过这副重担了。一个女人心头压着个这么大的秘密，是没法安息的。”

她的儿子想扶她一把，但她却让他出去继续清扫排水沟。她从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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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上取下一根拐杖，示意我跟着她到厨房门外去。

瘟疫结束后，国已不国，历史学家赖以还原史实的资料大都失传了。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并没有退缩，我搜寻着每一份文件，每一份被遗忘的目录，每一位幸存者的证言，顽固得近乎偏执。同事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世，也从不认为我的坚持有什么异样，对没有得到完美解答的问题刨根问底，似乎本就是学者生涯的一部分。

我还得知了她所经受的一切，以及她所做的一切。在佩兴斯，在半途基地，在佛罗里达海上的那座监狱。我读到了他们对她用水刑的那一天，还有那个奇怪的外国人到我家农场上来找她的那一天，也得知就是他向她提供了以牙还牙的武器。

“为什么？”她重复道，感到颇有些好笑。“因为这么做才对啊！”她笑道，“萨拉特说过你是个可爱的孩子。本杰明，不过你得明白，在地球上的这个地方，对错不取决于胜负，也不取决于谁杀死了谁。在这里，对错甚至与是非无关，只取决于你能为自己人做些什么。”

我们走进一座地下避风窖。地窖的木门曾上过红漆，但油漆早已斑驳剥落，难以辨认。门上有一把挂锁。老妇人戴着一条项链，上面挂着一把钥匙。她把它交给了我。

突然间，我明白了萨拉特信末那串数字的含义。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的意思。

到了休息日，我偶尔会前往当年上岸的港口，站在人群之中，与他们一同咒骂新来的移民。那时，大陆上的瘟疫已趋于平息，走私贩大都不愿再把幸存者送往北方，担心自己会染病。不过其中一些人仍在加利福尼亚沿海设有隔离屋。幸存者只要在里面隔离一周，出来时也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就会被认为是安九九藏书全的，可以上路。

读完之后，我感到无所遁形，冷水浇背。事实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她绝不是什么小角色或从犯，事情就是她干的。

“没错。”老妇人答道。

时光荏苒。我上了学，拿了个历史学位。随后，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内战研究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一天，我在佐治亚做完一场演讲正准备回家。我与其他乘客一同上了飞机，我们所有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停机坪上等待机翼从阳光里多汲取些能量。我盯着面前的屏幕。屏幕上是一幅内陆地图，还显示着一些数字坐标，标示出我们在地球上的方位。

头四年里，我逃跑了五次。一开始，我想给那两个把我送来的走私贩塞钱，让他们送我回去，把我放到西海岸上的随便哪个地方。失败后，我又试图走陆路，结果三次都被边防军送回了孤儿院。到了第三次，他们说，再有下次，他们可不会管我是不是小孩了，他们会开枪。

他领我进屋。客厅里有一张破败不堪的沙发，上面坐着一个老妇人，在听旧日的情歌。她孱弱消瘦，身旁放着一把轮椅。

“你这么多年都一直留着它们？”我问。

我明白我的父母已经死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编织出一些聊以自慰的幻想——他们说不定活了下来，瘟疫说不定从未波及我家，她说不定也为他们做了些安排，像她为我做的一样。我尽量让自己这样相信，尽管明知这一切只是虚妄。

她哈哈大笑：“我想她是刻意这样安排的。”

那是一片一贫如洗的乡野，位于国境的最南端，靠近佛罗里达海岸线。在这里，即使把空调开到最大，也依然难敌热浪。我驱车驶过寸草不生的农田和破败的村镇，战后的贫困随处可见，不时还能看见几面三星旗无力地垂在拖车前的旗杆上——提醒着人们，在红区的许多地方，战争虽然停止了，却从未结束。

他们的漂泊印证了我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