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巨大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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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什么?”
梅洛迪就在吸烟区,正和上周刚来的分裂型盗窃癖患者劳拉说话。我不觉得有别人在场能让我俩的见面不那么尴尬。我在楼道里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几乎都要转身回到床上。但就在这时,梅洛迪偶然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她马上嘴一笑,然后把没拿烟的手放在肚子上,滑稽地模仿着呕吐的样子。坏消息在这里总是传得特别快。
换作几周前,我可能还会解释一番。我会告诉她,实际上我的文章甚至和她的父亲无关。文章讲述的是别的东西:现代性,城市生活的匿名性和疏离感。我会告诉她,我写文章的时候已经处在发疯的边缘,其实并不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但我现在没有心思去尝试为自己辩护。我只想停止对她的伤害。可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梅洛迪,我不知道。”刚说完我就意识到这句话多么自相矛盾。“我的意思是,我也是刚知道。就在昨天。”
我估计芭芭拉医生会在十点左右回电话,即使她约好了要连续和两个病人进行面谈,她可能也会抽出五分钟打给我。但要再等一个小时似乎是个大难题。我凌晨四点就已经醒了,而且我挂上电话后立马感到疲惫和焦躁不安。于是我做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决定:到外面抽根烟。
“我得走了,我觉得我的状态还没恢复到能起床的程度。”
“找她有急事吗?”她的接线员问。但我不确定该如何判断这算不算紧急情况。
我想说点什么,但我做不到。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一直希望她能看看我,这样我也许可以和她更深入地交流。但当她望向我的时候,我反而希望她没有这么做。她眼神里的某种东西让我感到恐惧。不是愤怒,如果是愤怒的话,我还能应付。那种东西比愤怒棘手多了——除了冰冷和固执,我无法形容它。
然后她开始尖叫。
表面看来,梅洛迪似乎不大可能会读到我发表的文章。这也许不言而喻,但她不是那种会看《观察家报》的女生。她看过《观察家报》的概率基本为零——九-九-藏-书-网而且我认为她的大部分朋友和熟人看过这份报纸的可能性也为零。当我对自己说出这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势利得可怕,但我知道这些想法是正确的。我还明白,虽然我的文章在其他地方被引用——推特和论坛——热度也早该消散了。现在我不再躁狂了,我也就能看清这篇文章的本质。它不过是那种在小池塘里溅起大浪,之后却无法泛起持久的涟漪的报道。如果我不和梅洛迪坦白,逻辑告诉我她永远都不会发现这篇文章。
“我是你的朋友。”我对她说。
我们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痛苦难忍。我像座雕塑一样呆立着,而她抽着烟,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我在9点03分的时候拨通了芭芭拉医生的办公室电话,这时她已经在和一名病人面谈了。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这是一个该死的巨大巧合,仅此而已。”
那么我为什么还是会有如此强烈的不祥预感?我想,又是负罪感的缘故。不管实情如何,负罪感都会让我一直担心自己被看出破绽。我就这么绕着圈子又思考了半个小时,终于明白自己一个人是想不出解决办法的。我真正需要的是来自专家的意见,我的想法还是太模糊了。
“梅洛迪……”
“梅洛迪。”我喊了一句,用尽可能温柔的声音。
芭芭拉医生是我的第二选择,但我想等她下次来看我的时候再聊。不过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她来看我的次数减少了,因为我明显在好转。我最近一次和她见面是在几天前,她把贝克写的信拿给我。我也可以打电话给她,但我还是不想碰手机。那些未接来电和未读短信都是对我的一种责备——换作昨天,我也许还能面对它们,但今天我做不到。所以我明白了,如果我要打给芭芭拉医生——如果我想打给任何人——我要等到至少二十四小时以后了。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一开始之所以不相信自己的结论是自怜和自欺在作祟。因为,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想否认我发现的真相,或者至少说服自己可能想错了。虽然很难做到,但不是完全不可能。毕竟,我真正了解的情况有多少?西蒙和梅洛迪有着相同的姓氏——但这是英语里很常见的姓氏,也许不九*九*藏*书*网是最常见的前五十位之一,但肯定是前一百位之一。当然,一直折磨着我的是梅洛迪提到她父亲去世时的表达方式。事后想想,我怀疑她的措辞可能暗示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比我起初认为的更近。但我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我记不清她具体是怎么说的了,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只要我的结论里还存有一丝不确定,我就无法根据这个结论采取行动。我告诉自己,我只有确定结论是正确的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我跑出办公室。
“梅洛迪。”我又喊了一遍,但她立刻把目光转到别处。她从桌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笨拙地点了三次还是四次火才把烟点着。
我的胃终于停止抽搐,于是我们离开洗手间来到走廊。哈德利医生问我想不想回到她的办公室好好谈一谈,我摇摇头。我看起来肯定还是一团糟,因为她并没有坚持让我这么做,尽管她认为谈一谈对我有帮助。相反,她给我拿了杯水喝,然后让我休息一下;如果我需要,她还可以让护士拿镇静剂给我,帮我入睡。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想象不出比这更体贴的提议了。
“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她终于开口说话。
很奇怪,当我在吸烟区看见她的时候,一部分不安消失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觉得自己开始感到了某种解脱。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平静了下来,仿佛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
“你知道了。”她说。
“艾比,我要进来了,好吗?”
她吓了一跳,然后转过身,塑料椅子腿在地上剐蹭,发出刺耳的声音。她扶额的手附近的头发蓬乱,眼睛布满血丝,看起来好像哭了几个小时。
我没等梅洛迪回话便掐灭了抽到一半的第二支烟,然后转身回到病房。
“梅洛迪,拜托……”
于是我决定多给自己一个晚上的时间,看起来是个合乎情理的决定。同时,我打算尽可能地多休息,即使这意味着我要跪求护士多给我几片安定。睡醒以后我的感觉会再次好起来,然后我才能在清醒的状态下一大早给芭芭拉医生打电话。
她没有意识到我在她身后,她不可能发现。我可以转身离开,但这样做没有意义。
如果不是因为那天早上见面时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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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贝克——或者我会让接待处的护士帮我打给他,让他来病房。他知道大部分相关的信息,所以我不用过多解释,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能听我倾诉类似的苦恼却不会对我妄加评判的人。但鉴于我俩关系的现状,会有太多其他问题妨碍我们探讨这件事。
她已经知道了,毫无悬念。单凭她这么早出现在吸烟区这点,我就知道出问题了,而她的姿势也透露了其余信息。她背对着门口而坐,耸着肩,低着头,一只手紧扣住额头。
不好,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尝试开口说话,但胃里又翻腾起来。
“你看起来一团糟。”她对我说。
这不是在拖延时间,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非常短的延迟,以便我能行事得体。延后几个小时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黑。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发现还是下午。我只睡了几个小时,却让我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观。是的,我的胃里依然有种冰冷、下沉的感觉,但被一种比较浅层的平静覆盖了。这平静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我服用的安定带来的假象。至少目前来说,我不再头昏脑涨,也能够集中足够的注意力去认真考虑之前发生的事情,慢慢地、几乎是理性地在思考。
之后的对话内容依旧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我还是很难保持镇定去在合适的时候点头——就连集中注意力去听对方说了什么都做不到。尽管我努力掩饰自己的心不在焉,但梅洛迪肯定注意到了,因为劳拉一走,她立刻问我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
她看起来没有听进去。如果她听进去了,那证明这句解释对她没有意义。
“我在网上搜索你,”她告诉我,“想看看你还写了什么文章,这样我就可以告诉妈妈了。”
她一直盯着我看,然后缓缓地,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把没抽完的烟摁灭在她左手的掌心里。
一开始,这看起来是最令人震惊的巧合——梅洛迪和我同一时间被送到同一家医院。但我越想越觉得不是巧合。巧合意味着误打误撞,意味着完全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我不认为我和梅洛迪被送到同一家医院是偶然事件。你可以用“国民医疗保健系统的服务范围”这样乏味的语言来解释。我们都住在伦敦西部99lib.net的同一个角落,如果你碰巧在这个地区发疯了,你可能就会被送来圣查尔斯医院。
我没有做出任何清醒的决定,没想过自己看起来怎么样,没想过要跑去哪里。当然,问题是我被关在了医院里,我哪儿都去不了。但直到我跑出哈德利医生的办公室,沿着走廊跑到半路时才意识到这点。就在这时,生理反应开始起作用了。我从一名一脸困惑的护士身边跑过去,冲进了最近的洗手间,对着水池呕吐起来。
我希望我能说这只是在宣泄情绪,然而不是。我吐到胃都空了还继续干呕了好久。我没来得及关好门,哈德利医生隔着半掩的门和我说话。她和我说话的时候我还趴在水池边上。
和梅洛迪的对话很难熬,但和她站在一起的这一会儿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我必须和芭芭拉医生谈谈。如果今天不是星期日,我可能一回到房间就会打电话给她。但是我无法忍受自己再次打扰她享受周末时光。
哈德利医生以为我惊恐发作——我想她的推断是对的——而且,她认为这和早上贝克来访有关。当然,并不相关。不过,附和她的想法比告诉她实情要容易得多。我甚至不用撒谎:我只需要保持沉默,让哈德利医生得出她的结论。
“没什么,我要考虑一下,晚点再说。”
在我看来,我有两个途径可以获取需要的信息:我可以问哈德利医生,或者直接问梅洛迪。我迅速排除了第一个途径。哈德利医生不会和我讨论另一个病人,除非我向她坦白一切,但这样就达不到目的了。至于梅洛迪,我也许可以在不让她发现异常的情况下打擦边球提出相关的问题。但想到要这样摆布她,我的胃里又涌起了一股恶心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的内心有一部分明白,这整个思考的过程如此虚伪。我只是在逃避更大的问题:如果我的疑虑是真的,我究竟应该怎么做?
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那时候在洗手间里我能够开口和哈德利医生说话,会发生什么?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但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我能开口说话,我也不会告诉她我在她办公室里发现了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掩藏我发现的真相,把它关在某个黑暗、遥远的地方。事实上,并不是我选择了掩藏真相,至少我没有立刻选择这么做,www.99lib.net这只是一个默认选项。
“嗯,”我说,“这正是我的感觉。”
她满怀担忧地噘起嘴,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瞧,这是为什么我们出院后要一起住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组成一个迷你的互助小组。”
我以为这么早去吸烟区相当安全,因为梅洛迪不是早起的人。护士叫醒她吃早餐,她会倒头就睡;护士回头再一次叫醒她之后,她会大声地向所有能听她说话的人抱怨。她只会为了接受电休克治疗早起,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会在治疗室里。只要我别在外面停留超过半小时,就不可能碰见她。我不可能碰见任何人,我想。尽管如此,那天早上我往外走去吸烟区的时候依然感到紧张——但只是和之前二十四小时一样焦虑。
“很紧急,”我犹豫了片刻,答道,“如果她有空了能马上回电,我会非常感激。”
“没,没什么。”我对她说。
以我现在的状态很难给出回应,但我想我还是挤出了一个无力的微笑。
她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我再次感到焦虑,而且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抽烟了,我再也忍不住烟瘾了。我当然知道,如果我往外走,很可能会碰见梅洛迪。但这一刻总会来临。我不能躲在床上度过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虽然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吸引人。可是,当我离开房间、走在走廊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腿像是别人的一样。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对我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直觉告诉我应该和梅洛迪说点什么。我不能继续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从没想过要欺骗她。但这样做还是有问题:我真的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坦诚是否等同于体贴。说出真相对我也许有帮助——能减轻我的负罪感——但我看不出这对梅洛迪有任何好处。如果这个推理带有任何自私的考虑,老实说我认为这些考虑都是次要的。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不要造成更多的伤害。
梅洛迪耸耸肩,弹给我一支烟。“嘿,你一定要听一下。劳拉正在和我说她偷了一匹马的故事……”
她微弱地哼了一声,介乎鄙视的擤鼻声和哀怨的呜咽声之间。她已经受伤了。
她无言地盯着我又看了一会儿,然后举起她右手里没抽完的烟,用拇指和食指夹着,好像烟就是一支飞镖。我已经看出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却无力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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