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大学古代文学教学，除了原来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外，又将政治的正确性放在首位。思想上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原则，艺术上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标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重估。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才是关键，艺术上的优劣倒在其次。很长一段时间里，课堂上与其说是进行古代文学教学，还不如说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尽管极左思潮早已成为过去，但中文系古代文学课堂上，“宏大的叙事”还是照样进行，“高屋建瓴”的阐释一如既往。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讲到辛亥革命以前的近代文学，教师勾勒古代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讲解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低谷，学生了解各朝代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知道哪些作家是现实主义、哪些作家是浪漫主义、哪些作家是现代主义……看起来非常“系统”和“科学”，实际上这种“高屋建瓴”不过是“浮光掠影”。“浮光掠影”式的跑马观花，一个学期四五十节课，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七八百年的文学扫一眼，老师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算是“到此一游”挣得了学分。

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前者属于历史，后者属于文学；前者是一种外在化的知识，它的获得和占有无须个体的心灵体验；后者是一种内在化的知识，它兼有“情”“意”“味”，只知其“意”而不知其“味”不领其“情”，就不是一名合格的中文系学生。外在化的知识只需记忆和理解，内在化的知识还需感受和体验。学生要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就得知悉古代文学的艺术技巧，而把握古代文学艺术技巧绝非易事。五六十年前，武汉大学几位青年教师要求沈祖棻教授讲授宋词，沈氏名著《宋词赏析》就是那次的讲稿。武汉大学青年教师读宋词尚且如此之难，现在的大学生更是谈何容易。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以今人写的“中国文学史”，代替古代文学作品本身，我不知道这是上下敷衍还是彼此忽悠。

民国时期古代文学教学中虽然重视文学史，但从1938年朱自清主持拟订的《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看，民国政府教育部向各大学下发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有：“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三、四年级连上四个学期，每学期三个学分，共十二个学分。“专书选读”同样连讲四学期，分别选讲传统的经史子集，共十二个学分：“专书选读（一）”（选讲一种经书）、“专书选读（二）”（选讲一种诸子）、“专书选读（三）”（选讲《史记》或《汉书》）、“专书选读（四）”（《楚辞》《文选》《杜工部集》或《韩昌黎集》任讲一种）。还有“历代文选”两个学期，共六个学分，及“历代诗选”两个学期，共六个学分。仅文选和诗选的学分就与文学史一样多，加上“专书选读”课，所用的课时超出文学史一倍。选修课有：“词选”两个学分，“曲选”两个学分，“小说选读”三个学分，“戏曲选读”三个学分。各种作品选讲所用的学时接近文学史的三倍。另外，必修课中还有两个学分的“各体文习作”，规定“专习文言”，选修课中各有两个学分的“诗习作”和“词习作”。九-九-藏-书-网

朱光潜先生这种声音显然不合时宜，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应者寥寥。近百年来，中国主流社会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对传统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嗤之以鼻。连著名的文史学者郑振铎先生也觉得，“自《文赋》起，到最近止，中国文学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文学，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地研究着‘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诗话”“文话”一类东西，在他眼中都只能算随意的“鉴赏”，没有形成“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 都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他认为无论是治学还是教学，都应该崇尚“进化的观点”和“归纳的方法”，因此，“那些古旧的《红楼梦索隐》《西游真诠》《水浒评释》之类，却都是可弃的废材”。 金圣叹那些评点著作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不去探求他所表彰的大著作《水浒》与《西厢》的思想与艺术的真价，及其作品的来历与构成，或其影响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评字注”。 他尖锐地批评甚至辛辣地嘲讽古人诵读的方法：“古文家们提倡古文义法，要以朗诵显示出文章的情态与神气来，于是便摇头摆脑地在一遍两遍地读。我们曾讥笑过这一类的古老无聊的举动，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陷于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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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中文系课程中，还有“诗名著选（附作文）”（沈尹默讲授）、“文名著选（附作文）（郑奠讲授）”，三十年代俞平伯还开了“中国诗名著选及实习”，林损开了“中国文名著选及实习”。这时教育部还规定必须开“文习作”“诗习作”和“词习作”。 现在连作品选讲的课程都已经停开，更不要说古代诗、文、词习作了。如今，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自己既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成天被论文级别、课题经费折磨得心烦意躁，也没有写作古文旧诗的能力，更没有写这些东西的心境。大学中文系很多教古代文学的教师一辈子没有写过文言文和旧体诗，甚至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幅对联。几千年来，我们古代诗人作家积累的艺术经验、探索的艺术技巧，很快将在我们这一代及身而绝。看看林纾在北京大学的教材《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中论古文的“意境”“识度”“气势”“声调”“筋脉”“风趣”“情韵”“神味”，《用笔八则》中谈古文的“用起笔”“用伏笔九*九*藏*书*网”“用顿笔”“用顶笔”“用插笔”“用省笔”“用绕笔”“用收笔”，真不胜唏嘘。林氏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以古代作品为例条分缕析，无一不是深造有得之言。再看看刘师培在北京大学讲课记录稿《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真让我们这些教古代文学的人无地自容。“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自己习作过古文旧诗，对古代文学的精妙更能体贴入微。不管将来从事教学还是研究，不管是从事创作还是只希望接受熏陶，学生都必须深知古代诗艺与文法，必须领略古代文学的精微妙处，而时下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对古代文学仅只猎得皮毛。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很少考虑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七八十年前的中文系大学生，有的上大学之前受过私塾教育，有的熟读文史经典，有的可以写出漂亮的五七言律，对于古文基本不存在阅读障碍。他们已经诵读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再通过老师将各知识“点”连成“线”，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有其合理性。那时候中文系学生国学功底较深，大学也完全实行精英教育，胡适在本科生中讲“整理国故”的方法，在课堂上还能赢得满堂喝彩，这除了说明胡先生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外，也说明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能与胡适“心心相印”。与当年学生的古文功底相比，如今学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文系学生水平没有做过调查，改革开放后我在大学先当了近十年学生，接着当了二十多年先生，对这一时期大学生古文水平比较清楚。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之前，所读过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可以说大多数人不能阅读古文，不少人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还以文学史为中心，只是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次次考试都得了满分，同学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仍然了无心得。

当然，绝不是说文学史这种体式一无是处，它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也更适应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容易控制时间和掌握进度，学生容易做笔记和梳理知识，也便于教师出题和学生考试。不过，近百年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逐渐成为学习“中国文学史”，主要还不是它在教学上的便利，而是它具有现代学九_九_藏_书_网术形态。较之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文学史似乎更加“科学”；较之传统的诗话文话，文学史显得更加“系统”。在课堂上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文学教育上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今天中文系本科公共课和其他课程挤压了古代文学许多课时，不少大学中文系本科古代文学必修课只上“中国文学史”，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作品”只是在文学史课堂上附带讲到。有的任课教师要求背一点作品，有的教师可能不要求背，这样，学完了唐代文学史却没有系统读过李白、杜甫选集的人绝非少数，学完了明清文学史没有读过《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学生大有人在。每年研究生招生面试时，考生除了文学史外很少读过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对很多经典名篇也都只是“听说过”。对于古代文学原著，中文系不少学生既没有能力读懂，也没有兴趣去读。没有兴趣的原因是品不出味道——尝不出肉的滋味还喜欢吃肉吗？目前，校方没有规定讲“历代文学作品”，教师不重视讲“历代文学作品”，学生很少读“历代文学作品”，整个古代文学的教与学都浮在表面。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大众还是学者文人多由崇古一变而为趋新，“取新法于异邦”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倾向于文化保守的学衡派，也强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文化守成容易被视为“抱残守缺”。开一代学风的胡适反复强调“科学方法”，他两个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截断众流”，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范式。这两部书都是当年北大哲学和文学教材，因而它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开山之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也开一代新风。仅就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而论，《白话文学史》可能连续影响了好几代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文化界和教育界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正从反面说明胡适影响的深远。将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并以中国文学史为主干，这种课程的设置首先是胡适在北大提出的。1937年主持修订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时，朱自清先生也认可胡适这样的课程安排：“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止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目表商榷》，《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 392页。">教育部1938年颁发的科目表中也特别“注重和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朱光潜、王了一、张守义等先生对这种课程设置当时就提出异议。朱光潜认为学习中国文学的重点，应是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等经典名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偏重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ｈｔｔｐ://www•99ｌｉb•net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性。“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史”，虽然同为人文学科，虽然看起来都是“中国”和“古代”，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特征。学习中国古代史，熟悉安史大乱中马嵬驿兵变的细节，学生不能也无须去“诵读”历史事件，但学习白居易的《长恨歌》，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不仅需要“知道”当时历史背景，还需要“重构”当时马嵬驿的场景，要“体验”诗人对这一悲剧的感情，更要“感受”此诗的诗艺与诗境。学生要从纸面的文字体味纸背的诗情，要从诗歌的音韵走进诗人的心境，所以学习古代文学离不开理性的分析，更离不开情感的浸润。古代历史事件只有冷冰冰的时间地点，古代文学却饱含着喜怒哀乐的情感体温。学习古代文学就是与古人进行情感交流，古代文学的常识需要记忆，古代文学作品则需要体验，只有情感和审美体验才能“激活”古代文学作品，所以“常识”服务于“体验”——让情感体验更深刻，让审美体验更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