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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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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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丈夫两人复员回到明斯克时,真是一无所有:铺的盖的喝水吃饭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两件军大衣和两件套头军装。我们找到一张大地图,把它完完整整地粘在厚帆布上,再把地图用水泡开,这样就成了一张帆布床单,我们家的第一张床单。后来,女儿出生时,我们又把这张地图做了她的襁褓……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一张世界政区地图……我们的女儿就睡在箱子里……是个胶合板的手提箱,是我丈夫从前线带回来的,代替了摇篮。我可以这样说,除了爱,那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有一次,丈夫突然回到家里对我说:“快去,孩子她妈,我发现了一个被人扔掉的旧沙发……”于是我们就摸黑出去抬那旧沙发——深夜去抬,免得被别人看见。这个沙发真使我们欣喜若狂!
开完会之后,我家所有亲戚聚在一起。爸爸一共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我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那天晚上,亲戚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有坐在窗子边上。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起身,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襟给我喂奶。这时,传来“半截枪”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年她才二十四岁……

一直到家家户户都收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一下就病倒了:“这怎么回事啊,就是说,上面全都是胡说八道?”德国人已经准备在红场上阅兵了……
这些都是亲戚们后来讲给我听的……
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我爷爷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
现在我经常应邀到军事博物馆做报告……人们请求我给他们做解说。现在这样看重我们了,可已经是四十年之后了,四十年啊!前不久我还向一些意大利姑娘讲过话。她们七嘴八舌问我很多问题:我是被哪个医生治好的?我受了什么伤?不知怎么,她们还发现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她们还关心我都做过哪些梦,是否梦到过战争。就是说,俄罗斯女人拿起武器去作战,对她们而言简直就是个谜。不仅救护伤员,包扎伤口,还亲自开枪开炮轰炸爆破……去杀死男人……这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她们还很有兴趣地问我是否结过婚。她们都确信我从未嫁过人,是个独身女人。我就笑着说:“别人都从战场上带回战利品,而我带回来一个丈夫。我们有个女儿,现在几个外孙也长大了。”我没有给你讲过我的爱情……已经不能讲了,因为爱情抓不住我的心。另外一次……也是很热烈的爱!还是一样的!难道人没有爱情能过活吗?能活下去吗?在前线有一个营长深深爱上了我……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护着我,不让别人靠近我,复员之后他到医院来找我,承认了对我的爱情……那,接下来就谈他如何爱我……你来吧,他说,一定要来啊,你会有第二个女儿的。当然,我的梦想就是生很多孩子,我爱孩子,可是我只有一个女儿……宝贝女儿……我的体力和精力都不允许了……再上学读书也不可能了,因为我经常生病。我的这双腿,全都因为我这双腿……可把我害苦了……我退休之前在综合技术学院里当实验员,从教授到学生们都喜欢我。因为在我身体内充满了爱,有很多快乐。我这么懂得生活,只想在战后好好生活。上帝创造人不是为了让他去射杀,祂创造人是为了爱。你怎样认为?
有些是迫不及待地在电话里就立刻讲开了:“我记得……一切一切都深深印在我记忆中,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另一些则是久久地拖延见面和谈话:“还需要准备呢……我不想再次跌到那个地狱中去了……”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就是那种长期害怕,而不愿意让别人进入她自己敏感内心的女人。几个月来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给她,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竟然聊了两个钟头,终于决定了见面时间,而且就在第二天。
我跟他大吵起来,就像女孩和男孩吵嘴。我们年龄不相上下。
这些你都理解吗?现在能够理解了吧?我希望你理解我的感情……没有仇恨你是不会想去开枪的。这是战争,而不是打猎九_九_藏_书_网。我记得在政治课上老师给我们读过一篇伊利亚·爱伦堡的文章《杀了他!》,其中写道:你见到德国人多少次,就杀他多少回。那时候所有人都读这篇著名文章,而且倒背如流。它对我的影响十分强烈,整个战争期间这本书和爸爸的阵亡通知书都一直在我的包里……开炮!射击!我一定要报仇……
我从战场上回来,成了残废人,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脊背。伤口不大,可是我却一下子被掀到远处的一个雪堆里。我本来就一连几天没能烤干自己的毡靴,不是缺少柴火,就是轮不上我烤火。因为炉子太小,而围着炉子的人又很多。结果等我被人发现时,双腿已经冻坏了。幸亏我在被雪埋住时,还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救生犬发现了。它们扒开雪层,把我的棉帽交给了卫生员。我的死亡通知书都填好了——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通知书,上面写着你的亲属名字,还有寄发通知书的地址。他们把我从雪里挖了出来,放到帆布担架上,我穿的一件短皮袄浸满了血……可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区委负责人,1925年,他被派往自己老家那个村子去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一起回老家,父亲就带她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儿,他在晚上召集农民开会,吓唬他从前的东家:“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自动交出来,被我们找出来的话,可就要全部没收。”这是以革命事业的名义没收富农的家产。
“请原谅我毫不客气地就称呼‘你’了,这是我们在前线的叫法:‘嗨,姑娘们!你开始吧,姑娘们!’我们全都是这样子,你已经知道……听说过了吧。你看,我们没有雕花玻璃器皿,我和丈夫积攒的东西,都保存在旧糖果盒子里:就是一对勋章和几枚奖章。平时它们都搁在小碗橱里,过一会儿我拿给你看。”她陪我走进里屋,“你瞧,我们的家具也都是老旧的,我们舍不得换新式的。如果物件和我们一起在家里待得久了,它们也会产生灵魂的。我相信。”
三个女人和热腾腾的馅饼。谈话马上开始,当然是关于战争。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行进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西伯利亚列车。到达前线后,我们都看到了什么?我记得有那么一刻,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一个被炸烂的火车站站台上,有一批水兵在用手臂撑着跳跃式地走路,他们没有腿脚也没有拐杖,就是用手臂在行走……整个站台上全都是……他们还在抽烟……看到我们这些姑娘,他们就笑起来,还和我们打趣开玩笑。看到这情景,我的心跳加快了,扑通扑通地跳……我们会去哪里?火车要开向何方?为了壮胆,我们就唱歌,唱很多很多歌。
于是,我就来到她家……
“我想找到一些词语……我们怎么才能表达呢?”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问我们,也是问自己。
采访和讲述是各种各样的……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
(中士,高射机枪组长)
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我最心爱的爸爸没有了,我失去了最亲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于是我开始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为爸爸的死去向敌人算账。”我想杀人……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啊……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我又不假思索地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问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都把师长逗笑了。他又问道:“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没有说话,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得,”99lib•net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我不相信他: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她们一直要喋喋不休地去说……
她选择了她力所能及的抗争方式。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吧……敌人就在眼前,纳尔瓦凯旋门一带正在激战,基洛夫工厂的车间每天遭到扫射……每个人都在想自己可以为保护城市做些什么。死是很容易的,但必须要做点什么,有所行动。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她突然停下了:“让我歇歇吧……不然我又要会哭出来,破坏我们这次会面……”她转身面向窗外抑制一下自己,过了一分钟又露出了笑容,“说实话,我不是个喜欢哭的女人。从小就学会了不要哭……”
我们在十八到二十岁间离家上了前线,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上才回来。起先我们还很高兴,后来却苦闷透了:我们当老百姓能干些什么?面对和平生活,我们倒是害怕了……女伴们连大学都毕业了,可我们干什么呢?干什么都不行,没有专长。我们懂的只是战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尽快摆脱战争的影响,麻利地用军大衣改成一件外套,连纽扣也都换了。到市场上把帆布长靴卖掉,买了一双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连衣裙时,泪水忍不住哗哗流。在镜子里都认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们穿了四年男人的长裤啊!我本来可以告诉别人,我受过伤,给震坏了。可是如果讲出来,谁还会给我工作?谁还会娶我?于是我们都像鱼儿一样沉默,谁都不承认自己在前线打过仗。我们只是在彼此间保持联系,书信往来。直到过了三十年后,才开始给我们搞隆重的荣誉活动……邀请我们去采访……起初我们都躲着藏着,甚至勋章也不敢佩戴。男人可以佩戴勋章、奖章,女人就不行。男人是胜利者,是英雄,是新郎官,他们上过战场是一份荣誉,但人们却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些女兵。完全异样的目光……我要对您说,是他们把我们的胜利夺走了,悄悄地换成平凡妇女的幸福。他们不和我们分享胜利,这对我们是一种屈辱……我们不理解……因为在前线时,男人们对待我们非常温存,很爱护我们。而在和平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他们这样好地对待过女人。那是我军撤退的时候,大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男人们自己穿着军便服躺着,却把军大衣送给我们盖:“给姑娘们吧……姑娘们得盖好身体……”要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点棉花和绷带,也送给我们:“喏,拿着吧,你们用最合适……”连最后一点砂糖也要分给我们。那时候,在男人身上除了善良和温暖,我们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可是战后呢?我无语了……没话说了……究竟是什么妨碍了我们的记忆?回忆令人难以忍受……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像一捆一捆的庄稼,根本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一开始,我们连穿的靴子都没有,倒也不是没有靴子,而是都只有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穿这样的鞋子我们才能走路!因为我们身材都很瘦小,男兵的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就像挂着大袍子。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多少能让自己穿上合身一点的衣服。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呢,毕竟是姑娘家嘛!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被我们弄得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女性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说:“量过了,会发的。”
就这样,到了1941年……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中学下课的铃声。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理想,这就叫女孩子啊。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当时那么快乐而幸福……就像俗话所说的,还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呢,我身边甚至连个男孩子也没有。回程之前,我们在岛上观看了日出……可此时整个城市都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一边哭着一边传着坏消息:“战争!战争来了!”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要么继续升学,要么挑选工作。可是突然冒出个战争来!成年人都在哭喊,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还彼此安慰鼓励说,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壳!”——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的军队当然就会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没有一点怀疑……真的,我们丝毫都不怀疑……
她又给我介绍了自己的女友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共青团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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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要吃馅饼,我从一大早就忙活开了……”女主人在门口高兴地拥抱我。“我们来得及给你好好讲,不过我又得痛哭一回……我早就和忧伤相伴生活了……不过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做馅饼。樱桃馅儿的,和我们在西伯利亚时那样。来,进来吧。
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抗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1931年,他被授予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说过(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的),捷克白匪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时,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喝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就像一个白发老人,而他那年只有三十岁……
我参加了一个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学会了射击,我很快就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最初那段时间,炮声震得我从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肠胃痉挛得厉害……喉咙干燥得要呕吐……夜里还不怎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像飞机就冲着你飞来,直对着你的高射炮飞来。而且紧跟着你不放松,顷刻之间,就要把你整个儿地化为乌有。这真不是姑娘们该干的事……对于女孩子的耳朵和眼睛都很不好……我们先是操纵八十五毫米高射炮,这种炮在莫斯科防空战中表现出色,后来把它们调去打坦克,又配给我们三十七毫米高射炮。我们当时在尔热夫一线,战斗相当激烈……春天,伏尔加河上的冰在破裂……你猜,我们都瞧见了些什么?我们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块黑红色的冰,冰块上有两三个德国鬼子和一个俄国士兵……他们死的时候还互相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在这块冰上冻住了,这块冰整个儿地成了血红色。伏尔加母亲河遍体都被血染红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
在我离开之前,女主人塞给我一包馅饼:“这是西伯利亚的特产啊。在商店里你买不到的……”我还得到了长长一串地址和电话号码:“她们一定会高兴你去看她们,她们一直都在等你。我清楚地告诉你:回忆是很痛苦的,但是不去回忆,就更加不能忍受。”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有这样一位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蹋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我身上流动着父亲的血,血脉相传……父亲真是饱经风霜,1937年有人告他的黑状,诽谤陷害他,把他打成人民敌人。唉,这都是恐怖的斯大林肃反人员……叶若夫之流干的……当时斯大林同志说是无风不起浪。宣布新的阶级斗争其实是让整个国家继续生活在恐惧中,使人人都委曲求全。可是父亲设法求见了加里宁,这才让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爸爸可是声名显赫,无人不知……
我没有别的可说了……
我坐到饭菜丰盛的桌子旁:哈哈,真的是西伯利亚风味的樱桃馅饼,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
我的住院医生是个年轻中尉,他找到院长请求:“让我试试吧,请批准我试试看……”院长对他说:“你想试什么?她脚上的一个指头已经变黑了,小姑娘才十九岁,可不能因为你我而耽误她的性命啊。”原来我的住院医生反对手术,他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在当时是一种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制的针把氧气注入皮下,用氧气供养肌肉组织……反正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是学医的。反正是这位年轻中尉最终说服了院长,他们这才没有锯掉我的腿,而是开始用这个办法给我治疗。过了两个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当然,得拄着拐杖,两条腿就像软绵绵的破布条,一点都撑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见两条好端端的腿,就是没有丝毫感觉。后来我又学会了不用拐杖走路。别人都祝贺我: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从医院出来,按规定得休养。可是我怎么休养?到哪儿去休养?去找谁呢?我只好回到自己九*九*藏*书*网的部队,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儿入了党,当时只有十九岁……
“就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你可不要用问题打断她,”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预先就提醒我,“如果她停下来,就要开始哭了。流泪之后她就会沉默不语……所以请您不要打断她……”
多想回家去呀!虽然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家,这是一种感觉,它比居住在房子里的人重要,更比房子本身重要。就是那种感觉……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家……我必须要向继母深深鞠一躬……她就像亲妈一样对待我。我后来就叫她妈妈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虽然院长已经写信给她,说我的一条腿被截掉了,我得残废地回到她身边,要她有思想准备。院长答应,我在她身边可以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只是我能活着回来,这就够了……
两年前,我们当年的参谋长伊万·米哈依洛维奇·格林科到我们家来做客,他已经退休了。他也坐在这个桌旁,我同样是烤馅饼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谈、回忆……他还能叫出我们那些姑娘的名字……而我就突然大哭大叫出来:“您说什么荣誉啦、尊重啦。可是那时的姑娘们现在几乎都是孤独一人,单身未婚,居住在公共宿舍里。又有谁可怜过她们?你保护了她们吗?你们战后都跑到哪儿去了?都是叛徒!”就这一句话,我把高兴的气氛给破坏了……
继母一直在等着我……因为我长得酷似我的爸爸……
参谋长就坐在你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告诉我,有谁伤害了你。”他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你只要把他给我指出来!”接着又请求我原谅,“瓦莉娅,除了和你一起流泪,我什么都不能对你说。”其实没有必要可怜我们,我们是自豪的人。就让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改写历史吧。史书上有斯大林还是没有斯大林,都无所谓。但永远不变的是,我们是胜利者!还有我们经历过的痛苦也是不会改写的。这也不是垃圾和灰烬,这是我们的生活。
我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医生想把我的一条腿截去,从膝盖以上锯掉,因为我已经开始出现坏疽。这时候我有些惊慌了,我可不想作为一个残废人活下来,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有谁还会娶我?我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在生活中纯粹是个包袱,谁会要我啊,废料一块!我就想上吊自杀……我请求卫生员把小毛巾换一条大的……在医院里,大家都爱逗我:“这里有个奶奶啊,老奶奶躺在这儿呢。”因为医院院长第一次见到我就问:“哟,你多大岁数啦?”我马上回答他:“十九岁……快满十九岁了……”他开玩笑说:“噢!不年轻,是不年轻了,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卫生员玛莎大婶也常常这样逗我。听到我的要求,她就对我说:“我会给你一条大毛巾的,既然你快要上手术台了。不过我还得看住你。姑娘啊,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欢,你是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呀?”我没话可说……可是,我看到这件事倒是真的:他们要把我送到手术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术台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次也没开过刀,可我却以为,我的身子将被割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头底下,想等没人的时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时候自杀。床架是铁的,我打算把毛巾系在铁床上上吊,只要我的力气够用……可是,玛莎大婶整夜寸步不离,守着我这个年轻姑娘。眼睛都不眨一下……严密守护我这个傻姑娘……
我是在东普鲁士迎接胜利日的。已经连续安静了两天,谁都不开一枪。这天深夜,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全都跳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人们在欢呼:“我们胜利了!敌人投降了!”其实,敌人投降不投降我们无所谓,拨动我们心弦的是胜利了:“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开始放枪,手上有什么枪就放什么枪:冲锋枪、手枪……后来连大炮也放起来了……有的人抹泪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声叫喊:“我活着,我还活着!”还有人卧倒在土地上,捧起泥沙,捧起石头。一片欣喜若狂……而我就呆呆地站在那儿,大脑中的念头是:战争总算结束了,可是我的爸爸再也不能回家了。战争结束了……指挥员却吓唬我们说:“这怎么可以!你们不赔出这些弹药来,就不许复员回家。你们在胡闹些什么啊?给我放掉了多少炮弹啊?”可那时我们觉得,世界上将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没有人要战争了,弹药应该统统都销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啊?我们恨也恨累了,打也打累了。
我们仍然是幸福的。我有这样一个好伴侣!时光艰难,但是我们从未灰心沮丧。每次买到配给食品,都要互相打电话:“快回家来,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那时我们一贫如洗,真可谓家徒四壁,哪有这些地藏书网毯和玻璃器皿什么的……啥都没有啊……但我们很幸福。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我们到底活了下来。我们仍在说话、欢笑、逛街……我总是那么自恋,虽然也不知道为何那么孤芳自赏,周围都是断壁残垣,甚至树木都毁得面目全非。可是有爱情在温暖我们。人类总是互相需要的,彼此依存非常需要。虽然后来我们分道扬镳了,每个人都回到自我,有了自己的新家,自己的新住处,但那时还是亲密无间的。肩并肩,就像在前线的战壕里……
我来自西伯利亚……是什么激励我这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线?西伯利亚,可是所谓的天涯海角呀!说起天涯海角,这是一位法国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对我提的问题。他在博物馆里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还很不好意思。他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最后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他到底要谈什么呢?他莫非是听到我在博物馆说的话了?而他显然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是从听他对我说恭维话开始的:“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怎样能经历过战争呢?”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就像您正在了解的那样,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其实很使他好奇的是另一件事:我怎么会从西伯利亚赶去了前线,那可是天涯海角啊!“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一直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强行征兵,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就像我现在对你讲的一样……结果他听得哭了……那个法国人他竟然哭了……最后他承认:“请不要责备我,丘达叶娃女士。对我们法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震撼要厉害得多。我们一直在纪念一次大战,到处都是坟墓和纪念碑。而关于你们,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很多法国人今天还以为只是美国人打败了希特勒,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而关于苏联人为了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四年间付出的两千万人的生命,却鲜有人知。还有你们所遭受的苦难,都是无法计量的。感谢您,因为您震撼了我的心。”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又一次到兵役委员会去要求,终于如愿以偿。爸爸身体不好,满头白发,而且还患有慢性肺结核,刚刚好转一点点。可是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就是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师团成员中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立刻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整个班级都跑到了兵役委员会。这样,我2月10日就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做什么啊?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门子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特别是其中一件事,让我们大家极为震惊。我们听说,有一位老年妇女,每天都打开窗户,用小勺子向马路上泼水,一次次地,越泼越远。起初人们以为:“哦,她大概精神不太正常。”在围困期间是无奇不有的。可是人们到她家去之后,才弄清是怎么回事。你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浇他们。我老了,再不能干些什么了,可我能这样,拿开水来烫死他们。”她这是在演习……日复一日……那时围困刚刚开始,城市里还有热水供应……这是个颇有书卷气的老妇人。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
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并且鼓舞我们士气。我们学习的是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当时大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叔在值班照管澡堂。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后,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叔跟前求救。我们赶紧穿上衣服就往外逃,我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那条毛巾是红色的。一奔出澡堂,有一个简直还是个大男孩的上尉,冲着我就喊起来:“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扔掉!注意伪装……”
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听瓦丽娅讲这些,我想起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一直默不作声的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加入了我们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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