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和德国男孩子玩,你就不是我的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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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和德国男孩子玩,你就不是我的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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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开始了,父亲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口,刚打开门,就喊叫了一声。我们以为他是被吓坏了,可他倒在了地上,一枚爆炸的弹击中了他。
“躺到地板上。”妈妈说。
“战争是战争,可你应该学会读写。”党支书沙波什尼科夫对我说。
但是,我们仍然佩戴着勋章去上学。我保留下来一张照片:我佩戴着勋章坐在课桌边,为我们的《少先队员报》画插图。
妈妈抓起一件不知什么衣服披上,没有点亮灯,因为射击还在持续。父亲在呻吟,翻转着身子。从窗外透进微弱的光线,照在他的脸上……
“我们不会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只服从指挥官的命令。”
有一个女人出来迎接我,这是主席的妻子。她名叫尼娜·马克西莫夫娜,主席名叫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他们请我吃饭,我还洗了澡。我个头已经长了,军服显得小了,他们还给了我两件衬衫。
“列兵巴利诺夫关在禁闭室。”我报告说。
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伊万金大尉。他叫我过去:“列兵维佳·巴利诺夫在哪儿?”
在德国的时候,我们一起的已经有三个小孩了——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维佳·巴利诺夫和我。瓦洛佳十四岁,维佳七岁,我当时是九岁。我们非常友好,九九藏书就像亲兄弟一般,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亲人的孤儿。
战士们搜罗来一些纸,他亲自为我做了一本练习簿,在上面写了乘法表和字母表,我学习,回答他的问题。他弄来一只装弹药的空箱子,翻过来,说:“写吧。”
当我从学校里带回一个“五分”,从门口就喊叫:“妈妈,五分!”
“你住在哪里?”他问道。
他们就认了我做儿子,给了我个姓氏——克尼亚泽夫。
有一次,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问我:“你想做我们的儿子吗?”
村庄后面有一片长着树木的小山岗,他们留下孩子,把大人们带到了那里。我依偎着妈妈,而她推搡着我,叫喊:“永别了,孩子们!”我记得,当妈妈飞落进土沟时,微风吹起了她的裙子……
“我没父亲了……”
这是一个黎明……
他们没有让我长成一个恋家的懒散男孩,为此我非常感激他们。我清楚自己的职责:我收拾房间,拍打擦脚的垫子,从板棚里抱木柴,放学后点着炉子。没有他们,我就不会受到高等教育。这是他们劝导我的,应该学习,战争结束后应该好好学习,要好好学习。
“为什么你们坐着不动?”
我已经很轻易就能叫出“妈妈”来了……
还在军队的时候,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日特科维奇,指挥官就命令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维佳·巴利诺夫和我一起学习。我们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武http://www.99lib.net器,我们谁也不服。我们不想服从国民教师的命令:他怎么能命令我们呢,他又不穿军装?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指挥官才是权威。老师走进来,整个班级的学生都起立,可是我们还坐着不动。

瓦夏·西卡廖夫-克尼亚泽夫,六岁。

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叫出“爸爸”和“妈妈”。尼娜·马克西莫夫娜立刻喜欢上了我,很疼爱我。如果弄到什么甜食,就专门为我留着。她想抚慰我,爱抚我。可我不太喜欢吃甜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吃过。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得很贫穷,已经习惯了军队里对战士的所有规定。我不是一个喜欢受爱抚的人,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受过特别的爱抚了,都是住在男人堆里。我甚至连句温柔爱抚的话语也不知道。有一次深夜醒来,我听到尼娜·马克西莫夫娜在栅栏后哭泣。显然,她很早就在那里哭泣了,但是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她哭泣,抱怨:他永远都不会像我们亲生的,他不能忘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血统……他不像个孩子,他不懂得爱抚。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搂住了她的脖子:“不要哭泣,妈妈。”她停止了哭泣,我看到她闪着泪光的眼睛。第一次我叫了她“妈妈”。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开始称呼“爸爸”。只有一件事保留了一辈子,我称呼他们为“您”。
我回答:“想啊,太想了。”
校长找到了部队,向政委汇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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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操行。我们被关进了禁闭室,受到降职处分。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曾经是上士——现在是中士,我是中士,成了下士,维佳·巴利诺夫是下士,成了上等兵。指挥官和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次长谈,开导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们想练习射击,可他对我们说,你们应该上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是一个清晨,德国人闯进我的家,抓住了我和妈妈。让我们站在工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父亲战前在这个工厂里上班(位于维捷布斯克州的斯莫罗夫卡村)。站在这里的,除了我们,还有两个游击队员家庭,孩子比成年人还要多。从妈妈那里得知,这是一大家子:五个兄弟、五个姐妹,他们都去参加了游击队。
战争结束了,上级给我颁发了三枚奖章:一枚是奖励抓捕盖世太保的,一枚是奖励攻克柏林的,第三枚是战胜德国的。我们的部队返回了日特科维奇,我们在这里扫除田野里的地雷。我偶然知道,我的哥哥还活着,住在维列依卡。在去苏沃洛夫军校途中我跑到了维列依卡。在那里找到了哥哥,姐姐很快也赶来与我们团聚,我们又有了一个家。在某个顶层阁楼上我们安置下来。当时食品短缺,等我穿上军服,佩戴好自己的三枚勋章后,我到了市执委会。我走进去。找到门牌上写着“主席”的门,我敲了门,走进去,像样地行了个军礼:“下士西卡廖夫前来申请国民保障事宜。”
有一天,主席在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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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了我,给了我个地址:“晚上来吧,有人在那里等着你。”
我记得一口长长的棺材,可父亲的个头并不高大。“为什么给他用这么大的棺材?”我心想。后来我想通了,父亲的伤势太重了,这样一来,他就不那么疼痛了。我也是这样跟邻居的小男孩解释的。
大尉给我解释了很长时间,你们全都是好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过错,俄罗斯和德国的孩子,战争快结束了,要友好相待。
我们的军队来了,我看见了佩戴着肩章的军官。这让我非常喜欢,我用桦树皮也给自己做了一对肩章,用煤炭画上横道。我把它们粘在自己的粗毛料上衣上,上衣是姨妈给我缝制的,我穿着一双树皮鞋——就这样去了,向伊万金大尉报告(我是从姨妈那里知道了他的姓氏),说自己叫瓦夏·西卡廖夫,想和他们一起去打德国鬼子。他们先是开玩笑,笑了一会儿,然后问姨妈我的父母在哪里。得知我是一名孤儿后,士兵们连夜为我用帐篷布缝制了一双皮靴,改短了一件军大衣,塞给了我一顶帽子、半个肩章。有人还给我鼓捣了一条军官才有的武装带。就这样,我成为第二百零三排雷小分队的孩子。指定我的任务是通信员。我非常卖力气,但我既不会写字,也不会读。我的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叔叔对我说:“去铁路大桥那儿,数一数,那里有多少德国人。”我怎么数呢?他往我的衣服口袋里塞了一把麦粒,我数一个敌人,就把一粒麦粒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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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的口袋放到左边的口袋里。叔叔然后就数这些麦粒。
傍晚的时候,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口袋卷心菜,又过了一天——送来了一口袋土豆。
我开始去他家做客,起初去得很少,然后是经常去,最后是每天去。警卫看见我,问:
“小伙子,这是戴的谁的勋章?你的父亲呢?”
大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让所有学生站成一排,进行队列练习,教给他们唱军歌。

现在是一名体育教练。

突然,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我们呼喊着跑到她身边,我被父亲的鲜血滑了一跤,摔倒在地。我闻到了鲜血的气息,还有某种浓重的味道——父亲的肠子被打断了……
主席微笑着,起身迎接我。
但是,有一次我看见,维佳·巴利诺夫和德国的小男孩们在一起玩“打仗”的游戏,还把自己的一顶带五角星的船形帽给了其中一个小孩,我立刻冲他喊叫了起来,他再也不是我的兄弟了!永远也不会是我的兄弟了!我掏出自己的战利品手枪,命令他跟着我回了部队驻地。在那里,我亲自把他关进了一个不知干什么用的贮藏间做禁闭室。他是列兵,我是下士,于是,我觉得自己按军衔比他高一些。
我说:“住在阁楼上。”我给了他地址。
他们开始打妈妈,整个村子的人都看着,他们在打妈妈,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有一个女人一直往下按着我的脑袋:“低下头,闭上眼睛。”而我挣脱开她的手,我看着……
看来必须得随身带证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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