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从事外交方面的事情，是从天津教案开始的。当时正是太平天国和捻军刚刚被扫平的时候，内忧刚刚被消除，好端端的却有天津的居民杀传教士、焚烧法国的领事馆这件事兴起（同治九年，即一八七〇年）。法国人借着这个事端来要挟，联合英国、美国逼迫中国政府，他们的要求相当过分。曾国藩那时候刚刚担任直隶总督，他深刻分析这件事后觉得是我们理亏，但是各国准备借此机会谋取利益的手段，我们又是无法应付过去的，于是便一直和他们周旋，镇压了天津人民，杀了八个人，给二十几个人定下了罪。但是法国人贪婪的心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一定要向中国索取很多的赔款才行，并且还要对天津的知府知县给予重法处置。曾国藩要对付西方人，已经精疲力竭，在朝廷中又被京师的顽固势力抨击，被他们叫作卖国贼（京师的湖广会馆把曾国藩的牌匾拆下来烧掉，就是这个时候），弹劾他的奏章一封接着一封，全国上下的人都想杀了他。通商大臣崇厚害怕事情越闹越大，请求朝廷罢免曾国藩，而让李鸿章接替他的位子，朝廷下旨催促李鸿章马上赴任。这件事是李鸿章成为外交方面的重要人物的开始，当时是同治九年的八月。

李鸿章遇刺后，朝廷降旨慰问，上面派李经方代理全权大臣，然而实际上还是李鸿章掌握实权，一切事情都是他自己说了算。虽然被子弹射伤了，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他仍然用嘴表达着自己对每件事的意见，太医们都为他感到忧虑。三月初七那天，伊藤博文等人把他们拟定的和约底稿拿来。十一日的九*九*藏*书*网时候，李鸿章准备回复的文件。他把条约综合其中的大纲，分为四款：第一是朝鲜自主，第二是割地，第三是赔款，第四是通商权利。除了第一个“朝鲜自主”外，剩下的都极力反驳。十五日的时候，又另外拟定了一个和约底稿送了过去，即拟定赔偿兵费一万万两白银，割给他们奉天南四厅县的地方等。日本同样也每一条都驳斥回去。十六日的时候，伊藤博文等人又准备了一个修改后的定约稿寄了过来，跟之前的和约相比要求稍微降低了一些，差不多就是《马关条约》的大概内容了。当时李鸿章的伤已经差不多痊愈了，于是又去春帆楼和日本的全权大臣当面协商，他反复和对方磋磨，但是日本丝毫不肯让步，最后只能声明如果能够在三年内还清赔偿的钱款，那么就都免除利息，至于在威海卫驻扎的军费，要减免一半。现在把《马关条约》的全文列在下面：

那时候的李鸿章就好像天之骄子一样，一路走得顺风顺水，扬起风帆就可以一天行走千里，老天好像是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位置，让他可以成就功名。当他刚开始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时候，普法战争刚好爆发，法国人惊慌失措地自救，其他的什么都顾不上了，而欧美各国也奔走相告，留着大汗，喘着粗气，来一起研究西方的重大问题，对这些东方的小问题就完全顾不上了，或者想仓促解决掉，于是天津教案这一事就好像变得若有若无，他们都不在意了。那时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知道整个世界大局势的，就连普法之战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能够熟视无睹，还以为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在起作用，都认为他比曾国藩强出万倍，于是李鸿章的身价马上暴涨。

看李鸿章此次议和的情况，好像春秋时代齐国的国佐出使晋国，一八七〇年法国的梯也尔出使普鲁士。当战马压境时，只能说些忍气吞声的言论，旁观的人看了都觉得非常辛酸，更何况李鸿章这个亲历其中的人！回首十年前天津定约时候的意气风发，好像就是昨天刚做的一场梦一样。嗟乎！应龙落到井中，蚂蚁都能困住它；衰老的好马趴在马厩里，连劣马都耻笑它。天下志气沮丧的事，还有超过这个的吗？在那个时候，即使有苏秦、张仪的口才，也没有办法使用；即使有战国的勇士孟贲和夏育的力量，也没有办法施展。除了说些卑微的字眼乞求怜悯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有人把和议的迅速成功看作李鸿章的功劳，这也是不对的，即使没有李鸿章，日本也会和解的。还有好多人因为李鸿章犯了一些错误，就认为他是秦桧、张邦昌那样的人，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如果说这话的人处在李鸿章的位置上，他们的结局又将会是什么样的呢？所以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既没有什么功劳，也没有什么罪过。他的外交手段，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平心而论，要说李鸿章的误国，在于前面的章节所列举的那十二件事，而此次和议，不过是那十二件99lib•net事的结果，没有必要再去详细评论了。

李鸿章和朝鲜之间的外交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了。然而因为这个缘故，《天津条约》才逐渐演变成了《马关条约》。呜呼！庄子有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善于下棋的人对于看似无关紧要的几步都不肯轻易放过，后来再有赶上这个局面的人一定要多加小心。战争持续到甲午年冬天的时候，中国人舍弃抗争，想求和解，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正月的时候，中方派遣张荫桓、邵友濂去和日本人谈和解。日本人认为来的人没什么地位，说话也没什么分量，所以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于是朝廷重新派遣李鸿章去。二月的时候李鸿章就去了，随行的还带了参赞李经方等人。他们在二月二十四日抵达马关，和日本的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展开谈判。第二天先讨论停战的条件，日本人首先提议用大沽、天津、山海关三个地点作为交换条件，辩论了很长时间，双方都丝毫不肯退让，于是就重新提议暂时搁置停战条件，直接讨论和约。伊藤博文说：“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必须将停战的纲要撤回，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他们两人还在僵持，最后的商量结果还没有决定。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议开始召开，李鸿章在回下榻处的路上突然遇到了刺客，被枪击中了左脸，子弹打进了他左眼睛的下面，他好几次都要昏厥。听到这个消息后，来问情况的日本高官络绎不绝，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也亲自来李鸿章这里慰问，恭恭敬敬地谢罪，担忧的心情写在脸上。日本天皇和全国上下的大臣以及子民，都对此深深哀悼，所以就同意在中国之前提出来的停战节略上画押。用言语不能争过来的东西，通过一个枪伤就得到了。于是停战的事这才稍稍有了眉目。在李鸿章刚被刺客射伤的时候，日本天皇派来御医和军医来检查李鸿章的病情，那些医生都说应该取出枪子，伤口就能够自己慢慢恢复，但必须静养一段时间，不能再劳神费心。李鸿章慷慨地说：“国家现在正处在艰难的时刻，和解的局面必须促成，一刻也不能耽误，我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耽误国家呢？”李鸿章宁愿死掉也不要取出子弹。遇刺的第二天，有人见到他的血流满了身上穿的袍子，他说：“这血是用来报国的！”李鸿章的眼眶噙满了泪水，说：“九-九-藏-书-网既然我舍弃自己的性命后对国家有好处，这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他慷慨、忠诚的气节，让君子敬佩。

李鸿章被外国人非常看重是因为外交，李鸿章被中国人责骂也是因为外交。要是我们来看李鸿章的平生，其实一半都属于外交生涯。如果想要评判和断定他的功罪，不能不把外交作为研究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在这些事情上特别留意了一下。

天津教案这件事以后，日本发动战争以前，李鸿章所办理过的和外国交涉的事情总共有十件，而其中最重大的，就是法国安南战争、日本朝鲜战争。光绪八年（一八九九藏书八三年）的时候，法国在越南地区挑起事端，虎视眈眈，贪婪地注视着那里，急于攫取利益。他们已经和中国签订好了和约，却又想要借着其他事端撕毁和约。于是就发生了中法战争。法国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先设定的作战方略是：他们的海军先抢夺海南，然后再占领台湾，直接攻下福州，歼灭我军的舰队；他们的陆军则从越南北圻那边越过来，出击云南、贵州，这样的话，海军和陆军两方面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到时候法国在东南亚的权利应该就可以赶上英国了。于是格鲁比一方面致电自己国家，请求供给军队需求，增派军队，一方面趁着福州放松戒备的时候，轰炸我们的造船厂，毁坏我们的军舰，一方面又派遣陆军在河内集结。当时中国南方那片天地，十分有风云惨淡的景象，于是李鸿章就采取伐谋伐交的策略，利用英国、德国来牵制法国人。当时曾纪泽刚刚担任驻英国大使，就接受任命来办理这件事，虽然最后事情没有办成，但是法国政府因为这件事而有一些顾忌，请求派遣增援军队和筹集军饷的议案在议院被否决。格鲁比当时正在攻打台湾的淡水，没有办法攻占越南的陆军又被黑旗军牵制住，不能自由实施自己的军事计划，忽然接到这个议案被否决的回复，格鲁比几乎愤怒到了极点，于是法国人就向我方军队请求和解。在经过这场战役之后，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开始被欧洲人关注了。

法国这件事正棘手的时候，又有了朝鲜的京城里发生袭击日本大使馆的事情，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都准备行动。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为了实现自主，与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抗争了很久，纠纷还没有平息，日本趁着我们国家发生很多事的时候，就派伊藤博文来天津交涉。但是他刚到的时候，法国和中国要和解的局势已经确定，李鸿章身上本来就有一种自大的性格，今天看到像虎狼一样的法国尚且服服帖帖地乖乖求和，这么一个小小的日本，他们又能有什么大作为呢？所以等到伊藤博文来的时候，李鸿章用极其傲慢的神情和态度对待他。那个伊藤博文和张荫桓、邵友濂商量和解的时候，私下里对伍廷芳说，以前在天津和李鸿章见面的时候，李中堂当时的威严至今想起来仍然心存余悸，这是他在得意的时候仍不免流露出以前的遗憾和芥蒂。伊藤博文的这趟中国之行，也没有顺利达到他的预期，仅仅和中国约定好了，以后朝鲜有事发生，甲国要是派兵前往朝鲜，必须先和乙国商量一下，让乙国知道而已，那就是所谓的《天津条约》了。万万没想到，这个条约还是成了中国和日本两国发生战争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