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即位之后不久，1927年4月，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同年6月27日到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专门讨论中国局势问题的“东方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当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遭到了严重威胁，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此地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议结束之后不久，7月25日，一篇洋洋洒洒4万言的密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呈送给天皇，这就是《田中奏折》。

其核心内容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几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实后边还有，那就是“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其志真不在小也。

羽翼渐丰的张作霖愈来愈对日本的横加干涉表现不满。明里不敢反对，暗地里却小动作不断，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阳奉阴违”。更让日本人生气的是，这个土老帽张大帅竟然试图逐渐摆脱日本的控制，做出自建铁路，与英、美亲近等一系列的“不法”举动，在土地权等关键问题上更是装聋卖傻，毫不让步。日本对张作霖逐渐由希望变成不满乃至失望。

现今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东方会议的参与者外务次长森络曾委托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的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就找了两个人一起商量。这两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其中河本更是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

“壮志未酬”的河本大作“走马荐诸葛”，向关东军强力推荐由板垣征四郎继任自己高级参谋的职务。本来在此之前关东军已经有了新的接替人选，但由于河本被解职等于是替关东军背了黑锅，所以还是勉强接受得了河本的推荐。

这个名闻天下的《田中奏折》，一直以来是真伪难辨。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奏折中国是九九藏书网如何得到的，坊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说张学良部下王家桢和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日本得来的，其盗取奏折的惊险细节堪称原始版的“谍中谍”。第二种是说诨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花钱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结婚时的证婚人。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交给中国人翻译公开。

1928年，北伐军蒋、冯、阎、李对奉系发起进攻，张作霖所部奉军全线崩溃。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乘坐曾经属于慈禧太后的豪华列车返回东北，行驶至皇姑屯时，关东军引爆了预先埋好的炸药。张作霖这位乱世枭雄被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人物，张作霖的确是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才控制了东三省。特别是在1925年11月，奉系著名将领郭松龄因为张作霖对南方革命军用兵不满而与冯玉祥约定起兵反张。当时奉军的精锐都在郭松龄手上，情急之下，张作霖只好向日本人求援，后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平定郭松龄。此举使自认为对其“有恩”的日本人更觉得张作霖应该听命于他们，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更是处处指手画脚。

事发之后，东宫大尉等人将几具事先准备好的中国人尸体抛弃在铁路现场附近，伪装成“蒋介石派来的便衣特工”，试图借此掩盖事实真相。

今天说起张作霖，一般认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地方军阀而已，但当时他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这样的人，肯定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死了。田中义一一开始鉴于此事国际影响太大，在裕仁天皇询问此事时，向天皇如实反映此为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擅自行动所策划的事件，已经严重违反了日军军法，表示会召开军法会议严惩相关当事人。

在日本少壮派军官中，石原和板垣分别以“善谋”和“善断”著称，这两个人“双剑合璧”，势必在那片黑土地上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这个小六子何许人也？他就是在藏书网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集英雄、狗熊于一身，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张作霖的大儿子张学良。

文人做事，瞻前顾后，说了不做；武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了再说。针对张作霖所策划的暗杀事件，其组织者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名字念起来拗口，但这个河本大作确实也就是大佐的命。抗战结束后，逃脱了审判的河本跑到阎锡山手下效力，太原解放之后被解放军俘虏，一直到病死在战犯管理所军衔还是大佐，20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在此之前，一直不显山露水的关东军开始逐渐走上历史前台。关东军被日本人骄傲地称为“皇军之花”，这支部队的历史要追溯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之后，中国东北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被迫把南满铁路的权益交割给日本。这么长一段铁路，没人保护怎么行？日本马上以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为借口，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这就是后来关东军的前身。由此看来，这关东军起初不过就是个车站派出所，最多也就是个铁路公安处的货色而已。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才叫作“关东军”。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中国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历史。

日本人从头到尾就没承认有过这么一份文件，中日双方各自提出了一系列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公案，至今仍无定论。借用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东京审判时候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它到底是真是假，关键日本之后的行动就是按照那个说法一步一步实施的。”秦德纯是个粗人，但这句说得还算有点道理。这篇文章肯定不会是田中义一亲自写的，但也肯定不是中国人写的，它必定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一事实倒是连后来的松冈洋右和重光葵都不否认。

对于如何蚕食并最终占有中国满洲，日本国内存在两大不同的派别。以田中为首的政治家、外交官、商界人员组成的稳健派认为，应该通过商租权、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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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修筑铁路等手段实现蚕食，最终将东北从中国逐步分离出来，实现和平侵占东北的目的。但以军部和关东军为主的激进派的观点则更加简单明了，那就是武装占领，不听话的统统干掉，又简单又快！

为防止日军乘机作乱，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大帅府邸依然是灯火辉煌，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日军不知道张作霖到底是死是活，因而一直未敢贸然采取行动。直至张学良从保定潜回沈阳后，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的死讯。自此，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

比起河本大作，这个板垣征四郎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在未来漫长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位板垣绝对属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风云人物，干下的坏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即使是这么厉害的“狠角儿”，板垣却是自己一个下属军官的忠实粉丝，这个更牛的人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石原莞尔——这个人在板垣之前已经先到了满洲，当时的军衔还只是陆军中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经有年头没有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了，这对于以军事立国，习惯于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来说很难得。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以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国内的严重危机导致日本急于通过对外扩张来寻找出路。这次他们的目光瞄上了那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饱历了无数次苦难、战火、挣扎的黑土地——中国东北（满洲）。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里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源地。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就开始多次向张作霖强索满洲地区的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田中的威逼激起了东北民众的反日怒潮。1927年9月4日，沈阳有两万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此情况下，张作霖未能答应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更为日本所不能容忍。九_九_藏_书_网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民众的反日活动均系张作霖幕后指使，对他恨之入骨的关东军从此开始密谋除掉张作霖。

早在1928年初，河本便开始密谋刺杀张作霖。河本曾经说：“贯彻基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一生的夙愿，对于亲日的中国军阀能利用的时候就利用，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在4月18日写给挚友矶谷廉介的密信中，河本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为此，他精心选择了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皇姑屯，并安排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第二大队队长神田泰之助中尉和朝鲜军桐原贞寿工兵中尉负责实施，以200公斤烈性炸药为张作霖布下了“必死之阵”。

其实张作霖并不甘心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他一反日本人“满洲保全”的主张，开始积极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其势力最大的时候甚至扩张到上海一带。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军阀政权最后一任统治者。

张作霖被送到奉天的“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经抢救无效于6月4日上午9时30分死去，时年53岁。老张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结束了5年摄政，正式走上前台，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新天皇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年号为“昭和”。名字听起来无比光明和谐，但正是这位裕仁，在不久的将来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位当天，裕仁就雄心勃勃地昭告天下：“明治天皇以其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祖训，继承遗志。”其欲对外侵略扩张之心昭然若揭。

陆军对关东军的处理结果是，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被打入预备役，河本大作解除一切职务，之后也被打入预备役。违反军令擅自行动制造出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却只受到停职和编入预备役的轻微处分，这无疑给后来的日本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闹出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九*九*藏*书*网

最初，这支部队归关东都督府指挥。1919年，为了提升关东军的地位，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与当时日本的朝鲜军、中国台湾军、中国驻屯军并列，其独立性也大大增强。由于当时的朝鲜、中国台湾相对稳定，只有东北最有可能闹出事来，在此工作可谓“前途远大”，因此致力于“解决满蒙问题”的许多日本少壮派军官就纷纷加入这支部队中。

田中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他的态度立即招致陆军各方的坚决反对。在此期间，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均采取维护河本的方针，坚决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少壮派军官的意见也得到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以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人的支持，形成了陆军上下全体维护河本的强大阵势。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率先跳了出来，对天发誓说绝对没那回事，这简直就是对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诬蔑。

军方的“同仇敌忾”使得同样出身陆军的田中犯了难。惹不起陆军的田中只好再次觐见天皇，声称经过仔细调查原来真没这回事，张作霖被害确实是中国南方的革命军所为。勃然大怒的昭和天皇对着田中大声呵斥道：“何以前后所奏不一？”立即把田中轰了出去。之后，裕仁还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说，这个田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以后他不要再来见我了。铃木把这话原原本本批发给了田中。田中这下可慌了，失去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蛋了。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总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