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动作太慢，未几丽江大地震，广东小馆计划泡汤，老方也无所谓，开始在西部到处旅行，说要在这些地方未开发旅游之前，先去玩一遍。我记得他预言般的说当中国人开始旅游的时候，到处人满为患，名胜古迹就没意思了。他这一玩就七，八年，新疆、西藏、内蒙、青海、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徒步的、乘火车的、搭长途班车的、招顺风货车的，都尝过了，还坐过军队经商的运输机。你随便拿一块少数民族绣片出来，老方就可以告诉你是僮是瑶还是苗，大概产地在哪。手头紧的时候就去五台山、峨嵋山、桂林阳朔、黔东南等旅游地当厨师，因为游客是不回头客人，旅游饭馆好混，有点像美国唐人街忽悠老外的半唐番餐馆。

方力钧祖籍山东，1947年在北平出生，他父亲曾跟军阀盛世才一同在新疆参加苏联共产党，后来改投国民党，49年解放军进北平前，在东单坐飞机去青岛，再坐船去了台湾，没带上年纪甚轻的第三任妻子和最小的儿子方力钧。

因为家庭成份问题，老方未能上大学，也因为年龄大了几个月的缘故，没资格跟老三届高中知青下乡插队，更无缘当红卫兵，在文革最初期本来已被分配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当小学老师，但学校还没开学文革就升级了，改成下放到门头沟木城涧煤矿当挖煤工人，一待多年。据他说，七一年九月有一天他突然想去颐和园一游，因为整天听说却没有进去过，觉得再不去以后会很长时间没机会去。但那天他前往颐和园途中，发觉路给封了，猜想一定是颐和园附近的玉泉山军事禁区有什么戒备或军事调动。他回工人宿舍后逢人就说，中国要发生大事情了。果然没多久就传出毛主席接班人林彪叛国潜逃、飞机坠毁在外蒙古的惊人消息。老方从此不肯再去上班，他说当时已经想到“历史终结”，写了一张小纸条藏书网，去到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北海大桥，把纸条塞在桥上汉白玉栏杆的缝里头：“历史已经停止，不会再前进了，所有新的革命皆将是反革命，不要再想骗我，你们凭什么叫我去挖煤？”

我暂时也不想回方草地的电邮，先搁着再说。

我当时在香港，主要是做大陆的文化界名人访谈，所以老方的经历虽有意思，还不到有一写的价值。之后多年不见，直到2006年才跟他做了第二次笔录。这次，我觉得他的生平几乎可以构成一本小说了，因为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

原来89年他真的回了大陆，到92年邓小平南巡前又离开中国，总是逆着主流。返美后，老方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在纽约唐人街打杂工，我听到还有点惋惜。那时候我也回了台湾替《联合报》工作，知道友报《中国时报》办的《时报新闻周刊》，在纽约设了个编辑部，就随便向《时报》的同行推介了一下老方，没想到美国那边真把他请了去做编辑助理，没多久还升做助理编辑，老方写信来千多谢万多谢，我也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知道老方是个有见识的杂家，语文能力也不差，很适合做新闻杂志编辑。谁知道《时报新闻周刊》才出版不久就停刊了。

有次，老方突发奇想，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回到馆子也只管晚饭，白天就小碎步的由波士顿的唐人街缓跑到剑桥市的哈佛图书馆，泡中文书报刊。这就是他开始写读者来信给《明报月刊》的时候。

到我再收到信，他已经在非洲尼日利亚。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有跟当年曾同住在重庆大厦国际宾馆的一个尼日利亚人保持联络，是这人邀他去非洲的。老方年轻时，常幻想去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等中国友邦做贡献，遂毫不犹疑的去了，原来那尼国朋友想到做中尼贸易，邀老方来合伙。老方想到在中国大批订购红白蓝三色的货用大编织袋，运到尼国再批发到中西非各地。

红白蓝编织袋大受非洲人欢迎，老方的伙伴想在拉各斯自己开制造厂。中尼贸九九藏书易赚到钱，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也都去了，老方觉得不应该在非洲终老，又回到中国定居，打算在丽江城外开家广东小馆。

取得全国政权后，中共随即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严厉打击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份子和“反动会、道、门”成员，练各派武功或特异功能者都有可能被划为反动会道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大批曾替国民政府工作的投降人员以至中共自己在白区的地下党人也被杀，包括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和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

小希或非诚勿扰OK没回我电邮，却收到方草地的邮件，约见面。我没有立即回覆。

老方到了加州洛省蒙特利公园市，见到了自襁褓之后没见过、现在已年迈的父亲。老方的父亲当年跟随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时候，没少害过人，现在整天怕有人报复，平日深居简出，房子四周建了很高的围墙，连卧房都加了铁门。这时候父亲已另娶，老方跟父亲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依父亲意思，去德州豪斯顿唐人街，投靠父亲的旧部，在旧部开的下面是铺面、上面是居家的中国家俱古董杂货店当会计。旧部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双方家长如意算盘是让老方娶旧部的女儿。那女儿已完全美国化，知道父母的用意后不肯跟老方同桌吃饭，老方就自己吃住在店铺的储物间。这样的唐人街生活并不是老方想像中的美国。

老方去了美国驻港领事馆拿签证，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老方不是偷渡到香港的，而是拿通行证出境的，所以够不上是政治难民，美国不能立即让他入境，必须以家庭团聚的理由正式申请移民美国。

镇反后，黑道帮派份子和会道门追随者有过一阵子在神州大地上几乎消声匿迹，逃得快的头子都去了台湾或香港。老方的父亲什么都掺和，所以也去了台湾。老方的道上大姐大的母亲没有这么幸运，死在北京的监狱中。

老方接到通知后去公安局领了一张折页的通行证，还在磨蹭，去颐和园、北海四处玩了几天，又回到东边的道观看望带大他的老头。老头一听就急了，说你怎么还不赶快走？万一政策改了就走不了了，今天马上去买火车票去香港。老头从庙里一墙角挖出几片金箔，是以前修庙剩下的，这么多年一直藏着，拿去换了现钞给老方带到路上用。老头说，老方母亲是道观的大恩人，因为她在狱中咬死不松口，坚持道观只是宗教活动场所，没有反动会道门活动，这七百年道观才能保留到今天。现在算是回报给当年总教母的后人老方。老头养大老方，也要等到最后关头才透露点真相，当时人对人都有戒心。

不知道是七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来华，还是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反正美国方面有人带来一张华裔美国公民滞华亲属的名单，在这个中美关系戏剧性解冻的期间，中方为了示好，放了一批人出境，其中包括老方，因为他父亲早已脱离国民党政坛，以亲美政治难民身份，获美国政府荫庇而移居美国。

老方在尖沙咀重庆大厦的一家廉价国际宾馆暂住，一住大半年，因为美方签证迟迟不下来。在宾馆里，老方过着大开眼界的生活，结交了各地的背包客和小商人，据他说至少来自五十个国家。有一个长年住在印度果阿的美国嬉皮士，鸟倦知还，说回美国后将会加入一个嬉皮公社，继续过无拘无束、自力更生的日子，令老方羡慕不已。

我在奥运前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一书后，就想重新试写小说，但我没有再去翻看关于老方的笔录。说实在的，这几年我对2008年以前的中国事情失去兴趣，只想写一个中国当前盛世的故事。我不再想谈旧事，连看都不想看，什么国共斗争，什么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解放军入藏、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四清、文革、83严打、89六四、99镇压法轮功等等，连材料我都不想看。很多东西，我愿意忘记，我认为忘记后，我想写的新题材和新灵感才会出现。我的趣味完全改了，我也不认为新一代的小说读者还想看过去六十多年的伤痕疮疤。我真的只想写当前的新人新事，写新的中国人盛世。这样，方草地的故九*九*藏*书*网事对我来说就没用场了。

几个月后老方跟嬉皮朋友联络上，离开豪斯顿，去新墨西哥州参加嬉皮公社。公社位于旷野农地，成员种点有机蔬果香草，取其新鲜，并自己缝衣、养蜂酿蜜、做果酱、制造蜡烛，有点自力更生的感觉，其实粗粮、原料、机械、高科技生活用品和药物包括老方的哮喘药都是在城里购买的。但虽不是完全自给自足，住在农村免不了要做体力活，那些嬉皮来自大城市白人中产家庭，哪干得了，反而老方在中国劳动惯了，手又巧，什么都会修，又不多话，因此在公社很讨人喜欢，老方也因此快快活活的生活了几年。可惜公社先是人事纠纷闹分裂，接着是嬉皮运动式微，成员纷纷求去，大部份公社在越战结束后几年间都无以为继，老方的公社也不例外，新人没有了，老成员走后有些回来，回来后又走了，最后只剩下他跟一个外号妈妈的中年女人，妈妈坚持留守，老方也愿意，但只剩两人，年复一年，跟传统的一夫一妻已没分别。

至于老方这个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份子兼反动会道门头子的后代，则在重门深锁、闲人免进、去宗教化的道观长大，带他的是个看门老头，老方从小就跟老头干些庙里修缮的活，并读完了高中。

他哮喘病复发，待在宿舍，不管单位怎么威吓都不下坑道。

到八十年代初，有一天妈妈对老方说，她已老得不能当嬉皮了，要回东部投靠女儿。于是两人把水电源切断，门窗用木板封上，一同驾车横跨美国，到马里兰州两人分手，老方自己往北行，去了纽约、费城，最后在波士顿落脚，竟在城里唐人街中国杂碎自助餐馆当起厨师，还深受老板器重，一做多年。

方草地原名方力钧，后来有同名画家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后，我认识的这个方力钧才自己改名方草地。

盛世才那支共产党，跟现在所说的朱毛中共还不是一回事，曾主张新疆脱离中国。不过，老方父亲不止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而且跟西北的黑道帮派走得很近，又负责培养特异功能人士。老方就是出生在北京城东边的一家历史悠久的大道观，母亲还是那道观http://www.99lib.net的总教母。解放后，这个道观是归国家安全部门而不是宗教部门规管，可见中共对道教方术的警惕。

2006年中他搬到北京，说要来见证奥运当义工，我们见面时才知道他已经不叫方力钧有好几年了，现在叫方草地，因为有次回来北京路过日坛芳草地小学，看到很多家长在接小孩放学，决定改名方草地。这就是老方的逻辑，没有逻辑的逻辑。以他这把年记加上经历这么复杂，不知道奥组委有没有接受他的义工申请。

还好带了点钱，老方坐火车南下，在广州等了七天，等香港的配额。在深圳又等了两天，才过罗湖。老方就是在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拿着一张折页的通行证，终于跟罗湖海岸边防收到的通知对上，进了香港。

他对我的文章也特别注意，甚至我用笔名在《明报》中国版发表的文章也被他看出来，用现在的说法，他是我的粉丝。

我打开一个搬到幸福二村后没开过的纸箱，检视我的笔记本，有一本是关于方草地的。

近来心思都是在小希身上，有点不能自拔，但很奇怪，想小希的时候，常常也联想到方草地，想起那次在幸福二村外碰到时他说的无厘头话。认识他这么多年，他都是叫我老陈，那次他竟叫我陈老师。我甚至觉得方草地的状态，跟小希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

89年夏天，我们在香港见了面，他经香港要回大陆。我奇怪这时候大家都想离开大陆，竟有人想回去。他问我是否认识那个抢救天安门学生领袖的组织，我说香港有个支联会，可以去问问。我当时不知道有黄雀行动。

我发觉他的生平很特别，第二天再约他长谈，并做了笔记。

我首先知道方草地这个人，是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接到一个署名老方的美国读者的来信，有时候是校正月刊一些文章的事实或论据，更多是看到文章后向我们提供大量有关材料，却往往因为太详细而无法刊登，只知道这个老方了解很多当代中国的野史秘闻。有一次我在读者栏登了个小启事，请他提供真实名字和通讯地址，果然后来他来信就附上了真名和地址，我还写过信谢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