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开放也是城市的天性。从古到今，城市从来就是作为“中心社区”而存在的。它们或者是全国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区域性的中心（省会、州府、县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须向它的周边区域开放，既吸收又辐射，既统领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国以后才进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说，不到半个世纪，所谓“北京人”这支队伍，就换了四分之三的“血”。至于北京向外地“输”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统计，但相信也不在少数。

也许，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诱使一批又一批的人“离乡背井”，来到城市；也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使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围远远优于乡村。

的确，没有哪个社区能像城市这样充分地满足人们交往的需求 因为城乡这两个社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其居民的异质性程度。乡村居民基本上是同质的，端的称得上是“同祖同宗，同种同文（方言）”。而且，乡村居民还特别看重这种“同质性”，看重“乡里乡亲”、“土生土长”，或者“吃一口井的水长大的”等等。城市居民则大多没有这种心态。他们既不可能只吃“同一口井的水”，也不可能只买“同一家店的布”，当然也不会“干同一样的活”。他们籍贯不同，出身不同，来历不同，职耸不同，活法也不同，却共生共存于城市。于是，城市便为不同的人共同地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和交往的机会。

的确，北京不管怎么看，都让人感觉比上海大。

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北京是全中国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场所，或者借用日本学者铃木荣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结节机关”，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兼容全国的。所以，一来二去，北京话便几几乎成了咱们的“国语”（普通话）。

所以，城市从来就是开放和兼容的，尽管城市与城市之间，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并不一样。但再封闭的城市，也比乡村开放；再保守的城市，也比乡村兼容。中国古代的城，虽然无一例外的都有城墙，但是这些城墙却并不妨碍城市的开放，而且似乎更有利于它的兼容。这就好比盘子装不了什么东西，两碗却更能“容纳”一样。一个完全没有空间间隔的地方是无所谓容不容的。城墙的建立，恰恰正好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可容性”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城以盛民也”，便说得十分到位，尽管它仅仅只说到了“盛民”。但文化是人创造的。城市既然能够容纳人民，当然也就能够容纳人民创造的文化。

难怪“大上海”在“不大”的北京面前，也不敢“装大”。一般地说，上海人都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却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上海作家王安忆就说得更绝。她说就连北京上海两地的风，都有大小之别。“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两个大都市》）

城市就不一样 城市是这样的一种社区，它的职能和功能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且，城市的职能越多，功能越齐全，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也就越“大”。上海之所以“大”不过北京，就因为它的职能没有北京那么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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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城市的职能越是多样，功能就必须越齐全；功能越齐全，城市就必须越能兼容。其结果，便正如天津人所说，“嘛大的林子，嘛鸟都有”，连“市”也最终搬进“城”里，并与“城”合二而一，成为“城市”。

北京就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北京虽大却不挤。北京的交通虽然也堵得厉害，但最拥挤的地方也仍能给你开阔之感，因为那地方本来就很大。其实，这也正是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一个特点：宽松、疏阔、大处着墨、纵横挥洒，充分表现出帝都京师独有的那种“大气”。不要说9平方公里偌大一个宫城才住了皇帝“一家人”（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那个妓院长大的韦小宝一进皇宫便惊叹：“这么大的院子，能装多少姑娘”），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当然不是现在看到的），也疏落有致、颇多空间。老舍先生说：“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周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这是说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虑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地皮节约成本，而满不在乎的北京，则“透气孔”特别多。景山、北海、什刹海，天坛、地坛、日月坛，陶然亭、紫竹院、龙潭湖、玉渊潭，哪个城市能有这么多公园哪！甚至你根本也用不着上什么公园。过去自家的小院，现在小区的街心，就足够你遛弯儿、会鸟儿、练功夫、找乐子的 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管怎么着，也不会觉得“憋气”。

北京的一大气”，就大在这里。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北京并不是中国惟一的大城市。除北京外，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天津、成都、wwｗ•９９lｉｂ•ｎet武汉、沈阳等。但这些大城市，不管是论人口，还是论地盘，都比不上北京。惟一可以和北京“较劲”的是上海。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且，随着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它是（或至少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金融中心、工业基地、商贸市场、利税大户，甚至全国最大的文化城和人才库。建国前上海的报刊和出版社之多，建国后上海向外地输送技术力量之多，可都是全国第一。正因为上海如此之“大”，所以才被称为“大上海”。在中国，有几个城市的市名前曾被或能被冠以一大”字 也就是上海吧！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决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兑”。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然而，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九九藏书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惟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北京的气派，一言以蔽之曰“大一。

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几乎无不惊异于它的容量。那么大的广场，那么宽的街道，那么多的空地方，该可以装多少人哪！上海虽然也大，但却太挤。不要说拥挤狭窄的街道里弄，便是人民广场，也显得挤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来了，哪里还能装下什么东西？所以有人说，到了上海，除了看见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其实，这也是“城文化”的特点。《说文》曰：“城以盛民也”，正是突出了它容量上的特征。作为可以“盛民”的人工生存环境，城市与乡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兼容性”。乡村虽然地域辽阔、没有城墙，似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其实，乡村的开放度和兼容性都很差。异质文化很难在这里得到传播，外来人口也很难在这里落脚谋生。乡村几乎只相信“土生土长”和“本乡本土”的东西，对于“外来户”和“外乡人”总是持怀疑态度。顽固地保留乡音土话，便是证明。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毕竟是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个自然形成、得天独厚的大森林，乔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于其间，层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乡和民众之乐土。如果说，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勇敢自尊的学人风范，敦厚朴实的民俗风情，曾经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种既“典丽堂皇”又“幽闲清妙”的文化品格；那么，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居高临下的兼收并容，独一无二的文化优九_九_藏_书_网势，便构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气象。

城市之所以必须开放和兼容，还因为城市的主要文化功能是“交往”。

然而，北京的这种开放和兼容，似乎还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那种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与交流。它似乎还更多地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临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和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其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大气”与“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甚至几乎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于建筑。北京，可能是中国城市中建筑样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宫殿、坛社苑林、部院衙署、庙宇观寺、府邸宅园、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纵横展开，错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谐的乐曲。以皇宫为中心、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当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乐土和家园。甚至那些在别处多半会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刹，在北京也进了城。北京是那样地疏阔、大气，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所以，不但人力车和凯迪拉克街上跑没人感到怪异，便是骡马大车进了城，也不稀罕。

有机会，还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作为交往重要工具之一的语言，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这才有可能成为人际交往的“硬通货”。“城里话”比“乡里话”好懂，原因就在这里。除北京外，我国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省会的方言总是相对地、县的方言好懂，而地、县的方言又总是相对乡村的方言好懂。也就是说，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连社区的语言也相对开放和兼容，这才让外地人觉得相对比较“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