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初和冯立合兵的谢叔方，是与冯立同时自首的。不过比起冯立来，李世民对谢叔方的印象更好，谢叔方刚刚自首，李世民即称赞道“义士也”，随后下诏赦免了谢叔方的罪过。比起冲锋陷阵的冯立，李世民对谢叔方更是用人用其长，唐朝击败突厥，拓地千里后，谢叔方先后被任命为肃州、伊吾、凉州等地刺史，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而谢叔方也一如既往的“仁厚”，他公正对待当地少数民族，安抚地方部落，保证这些新归附地区死心塌地忠于唐朝，终贞观一朝，可以说是哪里难治理，哪里就派谢叔方。值得一提的是，谢叔方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引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今天甘肃张掖、九泉以及新疆哈密等地的许多水利工程，都是他在任时所修，他还建议唐王朝修筑安西驿道，从此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西北少数民族部落中，谢叔方享有崇高的声望，史载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以父事之”，可谓威信颇高。在唐太宗之子李治即位后，谢叔方又曾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负责治理中国南方地区，同样在当地施行仁政，善举颇多。尤其是他引珠江水灌溉农田，招募内地百姓耕种，原本“蛮荒”的广东地区，从此经济飞速发展起来。这位玄武门之变时期的“罪臣”，实为贞观盛世的“最牛地方官”。

然而却有这么一场宫廷政变，改变了大唐王朝的皇位传承，成就了一位“圣君”的接班，开启了一个光耀古今的盛世。介入这场政变的大臣们，固然立场不同，然而政变的得胜者，却对大多数人既往不咎，推心置腹。“站错队”的结果，是其中许多站错队的人，依然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成就了贤臣的美名。这场政变，就是大唐王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在这3位将军里，如果要论最善战的，当属薛万彻，对这位猛将，李世民也真心招抚。玄武门之变后，谢叔方和冯立都于第二天主动自首（家人都被扣押了），薛万彻却更有远见，事发当天逃跑的时候，竟然带上了全家人，举家隐藏于终南山中。李世民曾多次派人宣召，还命地方官严加搜查，挖地三尺也要把薛万彻找到，却始终是泥牛入海无音信。最后李世民索性昭告天下，赦免薛万彻的罪名，薛万彻这才出山觐见李世民。对这位猛将，李世民果然信守诺言既往不咎，任命他为大同将军。几年之后，大唐开始了反击突厥的战争，薛万彻被编入李世绩的北路军，他亲率麾下铁骑长途大迂回，一举端掉了突厥设在呼和浩特的老巢，截断了颉利可汗的北逃之路，战后薛万彻统帅的2000铁骑，归来不足千人，其本人身受18处创伤，唐太宗闻讯后大赞“真勇将也”。其后在唐王朝的历次战争里，薛万彻和他的部将都是唐军的急先锋，唐朝平灭薛延陀汗国的战役，又是薛万彻长途奔袭发动袭击，一举打掉薛延陀汗国的后勤基地，保证唐军一战定西北。后来的高昌战役，也是他急行军一夜，长途奔袭千里，在黎明时分出现在高昌国守军眼皮底下，其强悍的战斗力，连在此战中观望的西突厥也大为惊异，乖乖投降了唐王朝。这位勇敢的名将，最擅长的就是冲锋在前，多次演出长途奔袭大迂回灭敌的好戏。唐太宗曾将他与李道宗、李世绩两位名将并称，可谓是李靖、侯君集之后，贞观盛世的3大名将之一。

这些曾经为李建成效力的“罪臣”们，有几个人，曾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当天，险些要了李世民全家的命。

而事实上，和李世民一样，李建成也是一个极会笼络人心的人，史载他“性仁厚，卑身下士，得士庶之心”，他的身边也同样聚拢了一批能人干才和李世民互较长短。即使是玄武门事变发生的当天，在李世民发动袭击后，忠于李建成的兵将们也同藏书网样发动了一次疯狂的反冲锋，并险些攻克亲王府。如果李世民在事变发生初期，没能射杀李建成，那么整个政变冲突的胜者，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但这位作战勇敢的名将，却有不容回避的弱点：性格简单。薛万彻打仗，以勇猛著称，最出色的战术就是进攻、奇袭，但是在谋略方面，却与同时代的名将相去甚远，唐太宗曾评价薛万彻“非大胜，即大败”。这个弱点反映在生活上，就是思考问题简单，做事不考虑后果。唐太宗晚年，薛万彻受到的恩宠达到顶峰，唐太宗将女儿金阳公主下嫁给他，并命他随军征讨高丽。征高丽战争中，薛万彻一路势如破竹，但唐军整体却进展不顺，最后无功而返，立下大功的薛万彻也因此没有得到封赏。心怀不满的薛万彻因此愤愤不平，经常私下里唠叨，结果被人告发。唐太宗临终前，将薛万彻贬低，到了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又将他召回。而他最后的倒霉，却栽在了一个敏感问题上——拥立景阳王谋反。

拜各类演义小说所赐，今人皆知玄武门之变前的李世民，其秦王府麾下早就猛将如云，如程知节、尉迟恭等人物早就大名鼎鼎。而在当时，玄武门之变时这3位对李建成忠心耿耿的将军，同样是猛将。比如在闻知李建成身死后，慨然率军杀向秦王府复仇的冯立，在之前的统一战争里，就是李建成的亲信猛将。特别是在平定刘黑闼叛乱的战役中，他曾担任先锋将军，多次冲锋在前，一次他在战斗中负伤，李建成竟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喂水换药，如此恩宠，自然士为知己者死。而与冯立合兵的谢叔方也不简单，他是齐王李元吉的亲信，多年来随李元吉南征北战，立功无数。在大唐统一战争中，他做得最多的是稳定后方，李元吉每攻占一处要地，就命他留兵驻守，安抚地方，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保证所过之处民心大定，是个有勇有谋的将才。3人中名声最大的，当属薛万彻。他本不是李建成太子府的部属，他是甘肃敦煌人，隋朝大将军薛世雄之子，早先一直在幽州军阀罗艺麾下效命，唐朝建国后，先命他驻军幽州，镇守唐王朝的东北大门。李渊在位时，突厥屡次犯边，唐朝边防部队败绩连连，唯独薛万彻连奏凯歌，他统帅的燕赵精骑，是彼时唐军中仅有的可以和突厥骑兵抗衡的力量。李渊时期，曾命李建成挂帅反击突厥，薛万彻正是在李建成麾下效力，并几次率军突袭，击败突厥前锋。战后薛万彻因功调入京城，担任皇宫守备，但一直对李建成忠心耿耿。玄武门之变发生后，薛万彻率领官兵出击，与冯立等人一并攻打秦王府。事败后，这3个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逃遁避祸。按照一般逻辑，与李世民为敌了10多年，想不被清算都难。

“二进宫”初期，亲手导演了虎牢关大捷的李世民，并不待见魏征。魏征作为俘虏回到长安后，仅被授了一个闲职文官。他再次崭露头角，是虎牢关之战后的第二年，窦建德的余部刘黑闼再次起兵造反，割据河北自立，唐王朝火速调动大军镇压，亲手消灭了窦建德的秦王李世民亲自统兵前往，但比起虎牢关之战时的摧枯拉朽，这次李世民却碰了硬钉子，河北当地几乎全民皆兵，殊死抵抗唐军入侵，而李世民也对河北百姓采取了极其残暴的清洗政策，凡是家中有人做叛军的，几乎举家连坐。但高压之下，河北地区反抗更烈，李世民几遭败仗，无奈之下唐王朝只好换人，太子李建成临危受命，作为熟悉河北情况的官员，魏征再次作为随军谋士前往。出征之初，他就对李建成献上了“平乱三策”，即“赦俘囚，慰百姓，坐视离散”。即一要赦免过去因跟随叛军作乱的囚犯，二要安抚人心，三要挑拨刘黑闼内部的矛盾，3条建议皆被李建九_九_藏_书_网成采纳。结果，在魏征“剿抚并用”的策略下，河北人心大定，百姓纷纷主动相助唐军，“全民皆兵”一下子瓦解，刘黑闼部不战自溃，部众纷纷向唐朝投降，刘黑闼本人被部下绑了送给李建成邀功，持续数年的河北叛乱，在魏征的精心谋划下，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

在今天的历史书里，魏征是千古名臣，铁骨铮铮的真汉子。但是在唐朝初年，尤其是玄武门之变之前，魏征在世人的眼里，更多的是一个小人，因为，他已经“站错队”好多次了。

在唐朝史官编写的《忠义录》里，谢叔方与冯立并列首位。但相比之下，另一位在玄武门之变中成为“罪臣”的薛万彻，虽之后建功颇多，但身后之名，却与这两人相去万里。

然而细细翻看史料，事实却未必如此。首先李建成并非世人想象的那样，在唐朝统一战争中毫无建树，仅靠拍马逢迎和长子身份得以成为储君。在唐王朝建国的整个过程里，李建成都是李渊最亲近的助手，他的身份，相当于整个唐朝政治集团的“大管家”。李建成的功绩，更多的是在统筹指挥上，如安定内部，调度物资，统筹指挥这类的事情。李世民确实战功颇多，但这只是两人之间职责的不同。而且即使是战功，李建成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比如河北刘黑闼的叛乱，唐王朝先是以李世民为将，但屡战屡败，难以平定，最后李建成临危受命，采取怀柔招抚政策，以极小的代价平定了这场折腾唐王朝数年的动乱，李建成也因此在当地大得民心。所以即使是在玄武门之变尘埃落定，李建成业已殒命后，河北当地仍然有拥护李建成的势力起兵反叛。

玄武门之变后，面对李建成已死的结局，裴寂脑子转弯还算快，立刻附和李世民，向李渊建言“宣布李建成罪状”，李世民能够在3天之后立为皇太子，并在一个月后成功登基，裴寂确实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李世民即位的早期，对裴寂礼遇有加，多有厚赐，在即位第一年的祭祀大典上，更赐予他与自己同乘一车，以示恩宠。但短暂的蜜月期后，随着李世民帝位的日益稳固，裴寂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公元628年，唐朝发生“妖僧案”。一个叫法雅的和尚四处散布对李世民不满的言论，而这个和尚偏偏又与裴寂交好，李世民以此为由，将裴寂免职回家，不久之后，裴寂家的奴仆又告发裴寂归家后多有怨言，且与当地妖僧结交，李世民随即宣告裴寂“四大罪”，将裴寂流放广西静州。曾经的大唐王朝开国重臣，落得郁郁而终的结局。

在李建成败亡后，魏征也遭到清算。李世民当权初期，魏征曾一度下狱，而魏征本人也不服软，在李世民亲自审讯时，毫无惧色，大嚷“惜太子不用吾谋，否则岂有今日之祸”。李世民一开始也没有世人想象的“胸襟宽广”，在败亡后的几个月里，魏征一直被关在监牢中，只是此时李建成的旧部在河北造反，为了安抚人心暂未处置。真正让李世民改变主意的，是李世民的近臣房玄龄的进谏，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岂不闻齐桓管仲之事”，将魏征比作当年辅助齐桓公开创霸业的管仲。因此，在李建成死后3个月，魏征得到了任命，先任命为尚书左丞，后又任命为尚书官。然后，就有了终贞观一朝，魏征屡次直言进谏，李世民善纳忠言，君臣鱼水情深，共同开创贞观盛世的佳话。

最早被李世民清算的，是宰相裴寂。早年李渊在为储君人选犹豫不定的时候，就是裴寂建议“立长，可保国家皇位传承制度明晰”，一句话让李渊坚定了决心。而在此之前，裴寂就是一个总与李世民“作对”的人。早年李渊太原起兵，开始征天下大业时，在大军选择东进还是西征的问题上，裴寂就与李世民意见相左，但裴寂开罪于李世民，九*九*藏*书*网主要是因为“刘文静事件”。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亲信，在李唐建国之后，刘文静和裴寂争权，此时已是李渊股肱之臣的裴寂借机给刘文静设套，诬陷刘文静有谋反之心，结果刘文静以及其弟刘文起皆遭李渊诛杀，作为李世民早期最重要的谋士，刘文静的死对李世民是一个沉重打击，加上在立储问题上的“立长”论，裴寂不遭李世民恨，那是不可能的。

对这样的榜样，李世民自然极力厚待，不管魏征管的事情有多过分，话说得多难听，总是极力忍耐。魏征的官升得也快，到了唐太宗晚年，已官至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但他的主要任务，始终是纠察施政得失，监督各部门工作，并非实际的实施者。李世民晚年的时候，对魏征的话，也有些听不进去了。比如公元638年，见李世民已经日益怠政，沉于享乐，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李世民在登基初期到如今的10个变化，劝解李世民要勤政爱民，李世民还是一如既往地表扬了魏征的直言进谏，但不久之后，就发动了征讨薛延陀汗国的战争，接着大行封赏，又在长安郊外举行大规模游猎，显然没把魏征的话往心里去。4年之后，魏征病逝于家，在他去世前3个月，李世民曾到魏征家中探望，眼见魏征家境贫寒，便命人给魏征修缮房屋，魏征去世后，李世民当场痛哭，痛陈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可谓恩宠至深。魏征一生上奏条陈200有余，大多都是直言帝王过失，劝导帝王行为的，在封建社会的臣子中，做到这样确实难得。

首先是对冯立，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当天，秦王府的兵将们用竹竿挑着李建成的人头，展示给冯立的部队看，冯立的部下们立刻如鸟兽散。冯立当场失声痛哭，继而撇下军队逃跑。李世民发布通缉令，并拘禁了身在长安的冯立家小，为保家人平安，在深山里躲了几天的冯立主动自首，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的气却还没消。玄武门之变时，冯立救主心切，杀伤宫廷守卫以及李世民部将多人，李世民当场讯问冯立，问：“你当日大杀我兵，今日怎么能赦免你的罪过？”本以为冯立会叩首求饶，没想到冯立慨然回答说：“我忠心事主，临战之日，当然无所顾忌。”半点没有悔过的意思，想到主人李建成的惨死，冯立更是悲从中来，当场失声痛哭，此情此景，连李世民本人也动容了，不但赦免了冯立的罪过，更委任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将宫廷守卫的大权交付给他。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充分证明了李世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在李世民登基不到一个月，突厥颉利可汗就发动大兵，长驱直入至长安附近，眼看新生的唐王朝危在旦夕。危急时刻，冯立主动请命，要求出击突厥，大臣封德彝担心冯立会趁机与突厥联合，火线投敌。李世民却不以为然道：“吾信之，其必忠之。”事实果不出李世民所料，冯立只带数百精骑，在咸阳与突厥遭遇，大破突厥2000先锋，斩首500多人。这个小小的胜仗在当时却有别样的意义，也正是凭此小胜，李世民仅率6骑出渭水，挟胜利之威怒斥颉利可汗，迫使突厥全线撤退。唐王朝也得以躲过一场灭顶之灾。颉利可汗事后得知，在咸阳击破突厥的乃是冯立时，曾大惊说：“此太子旧人，却怎为其（李世民）所用！”冯立此后曾在幽州、云州等地镇守，为唐王朝捍卫国门，鞠躬尽瘁。后来的唐书中，身事二主的他，更被列为《忠义传》之首。

公元626年七月二日，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率军在长安城皇宫北门的玄武门设伏，拦截正欲进宫面见唐高九九藏书网祖李渊的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经过一场激战，李世民杀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随后向唐高祖李渊奏报说“太子谋反”，在李世民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下，李渊被迫答应“禅让”，3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八月九日，李渊正式退位，李世民登基称帝，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河北叛乱让李建成看到了魏征的能量，凯旋回师后不久，魏征就被任命为东宫洗马，成为李建成身边的重要谋士。这时候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夺位之争越演越烈，魏征则鞍前马后，为李建成屡献计策，他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先发制人”，即在李世民羽翼未丰时抢先解决李世民。但李建成瞻前顾后，数次不纳魏征的建议。突厥犯边时，也是魏征建议，借机将李世民的亲信部将调离他左右，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如上种种，皆给李世民造成了大麻烦。对魏征，李建成最初“甚优礼之”，但魏征的毛病是什么都管，大事小情，凡是看不顺眼的，就会忍不住说两句，日久天长，李建成也就“渐冷之”。因此，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魏征是一个屡次给李世民制造麻烦的人。

可李世民偏偏不清算。

这场夺储之争，其实早在唐朝建国初期就已开始。今天的历史书上，对于事件双方的评判各不相同，李世民基本被塑造成“忍辱负重”“宅心仁厚”的形象，无论是唐朝人编的史书，还是各类民间的演义，无不说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合谋陷害李世民，李世民忍无可忍下愤然一击，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伟大的李世民战胜了卑鄙的李建成、李元吉，再打醒糊涂的老爸李渊，最终成功登基。

关于魏征的政绩，今人说得比较多的，是他善于直言纳谏的典故。其实作为直臣，魏征的生前身后，也大有敢于直言的名臣，魏征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他“管得宽”，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皇帝的私生活，没有他不与李世民唱反调的。尤其是在私生活上，李世民要纳妃子，魏征要进言，李世民想打猎，魏征要进言，李世民想养鸟，魏征要进言，里里外外，没有他管不到的。李世民有几次被魏征气得暴跳如雷，甚至有次在后宫里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其实这件事情的导火索，倒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李世民看上了一家郑姓官僚的女儿，准备将这个姑娘纳为妃子，魏征得知这姑娘之前已经许配人家，因此极力上书阻止，即使是“苦主”郑官僚本人矢口否认女儿曾定亲之事，魏征依然不依不饶极力劝阻。敢阻挠皇帝“娶小老婆”，自然气得李世民火冒三丈，在长孙皇后的劝说下，李世民才消了气。但是观贞观一朝，魏征有历史记录的数次进谏，固然有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之类的国家大事，但是一半以上，都是这类皇帝私生活的“小事”，在整个贞观朝，他并不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者，而更多的是一个监督者。很多时候，他是作为一种“榜样”存在的。

早在隋末农民战争期间，魏征就换了很多主子，而且是谁用他谁倒霉。先是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任命他为文学参军，不久后李密就被李渊击败了。投奔李渊后，魏征一度很不得志，为建立功业，他自请出使河北，先说服了河北枭雄李世绩降唐，但好景不长，又被窦建德俘虏，成了窦建德的贴身谋士。窦建德与李渊争天下的关键战役虎牢关之战中，魏征先建议窦建德避实击虚，直捣李渊老巢，窦建德在虎牢关受阻后，又建议窦建德集中兵力后撤，不要再去援救被围困于洛阳的王世充，两条建议皆未被窦建德采纳。公元621年六月，窦建德在虎牢关之战中全军覆没，本人被俘，魏征也跟着陪了绑，重归到唐军帐下。

九九藏书

除了3位被唐太宗重用的“站错队”的名将外，李世民更对其中的许多文臣不计前嫌，信任有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征。

相比于裴寂，许多人却是幸运的，他们曾经为李建成出生入死，与李世民针锋相对，然而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并未因为当年的仇怨而大搞清算，相反既往不咎，推心置腹，他们也因此在贞观年间这个盛世上，成就了属于自己的功业。

玄武门事变发生后，整个长安城哗然，李建成太子府的军队闻讯后，立刻大举进攻李世民的秦王府，整个长安城打成了一锅粥。在这之中，出力最多的是3个人：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事件发生后，身为李建成东宫车骑将军的冯立立刻率军前往玄武门营救，与驻守玄武门的部队发生激战，并一举大破之。但为时已晚，冯立赶到后，见到的却是李建成的尸首。在大势已不可回时，冯立慨然对众将说“太子生前待我等不薄，此时正是报恩时”，接着与谢叔方合兵，大举进攻秦王府。此时的李世民，精兵悍将多集中在玄武门，秦王府空虚，冯立兵临城下，大举进攻。而这时，另一路太子的亲信薛万彻也提兵赶来助战，他们一度杀得秦王府节节败退，并在府门外搭造梯子，准备强行进入，如果成真的话，那么李世民全家很可能被屠戮干净。幸运的是，在这时候，李渊的圣旨到了，宣告了太子李建成的罪状，虽然众将忠义，但麾下的士兵却“轰”地如鸟兽散，眼见事情无可挽回后，3位将军长叹一声，亡命天涯。

而在玄武门之变大局已定后，那些当年拥戴李建成的臣将们，也将迎来他们人生的转折。按照以往封建官场的剧本，等待他们的，也许会是残暴的清算。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当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5个儿女就都被李世民处死，彻底地斩草除根。那么，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年的部将谋士们，这些多年以来一直帮助李建成和自己作对的人，李世民又会给出怎样的惩罚呢？

除魏征外，大多数在李建成时期曾经追随李建成的旧臣，皆得到了唐太宗不计前嫌的任用，许多人都在贞观之治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功勋。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唐太宗的晚年，相当多的李建成旧臣们，又卷入了李世民几个儿子之间的争位斗争中，即使是去世比较早的魏征也不例外。魏征举荐的杜正伦与侯君集，后来皆牵涉入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而另一名曾经是李建成谋士的韦挺，因牵涉入李世民的另一个儿子李泰的作乱，也被株连。事情败露后，李世民无奈地说：“我已惩治了杜正伦，不忍心再惩治你了。”因此只是罢官了事。宦海沉浮中两次被株连进“夺储之争”，可谓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其实这个谋反大罪，最后定的主犯是长孙无忌，但薛万彻一直与长孙无忌交好，因此也受到了株连，毕竟他手握重兵，是皇帝忌惮的人物，又兼薛万彻性格孤傲，平时得罪人甚多，以至于出了事竟无人为他说情。公元652年，薛万彻以谋反罪被处死，行刑当日，薛万彻很爷们，当场大喊“我大好男儿，理应战死沙场，怎能因谋反被杀”。其慨然壮烈，连杀了一辈子人的刽子手都胆寒，斩首的时候刀砍了3次才砍下薛万彻的头。这位一生里两次“站错队”的名将，最终还是因“站错队”丢了性命。

封建时代的官场政治，比较讲究“站队”，尤其在皇子争储这类大事上，官员的立场，会对其今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跟对一个成功的主人，自然日后飞黄腾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如果跟错了主人，后果也许会很严重，身败名裂乃至家破人亡，这样的例子，千年历史之中，可谓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