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报纸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他们的斗争不是指向某个种族，而是指向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各界广大居民永远处在被统治和苦难的地位上”；非洲人在为改造环境，为把“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交给所有的南非人”而战斗；而且，他们的谨慎意图是保持非暴力。

这时西苏鲁认为应该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仍然害怕非洲人可能会受到其他种族的控制。曼德拉回想“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当时“人民”支持了他自己曾反对的某些东西。逐渐地他让步了。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以后，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其他种族的合作。对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他现在明白，非洲人“自己单干”反映了在政治上幼稚，不够成熟。

对包括“青年联盟”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这次罢工所受到的基层群众的支持，使他们大开眼界并感到惊奇。曼德拉说：“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到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

姆达是“联盟”的新主席，坦博是副主席。安东·伦贝德已在1947年因病去世，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他的思想在未来岁月中一直鼓舞着他的同事和拥护者，也使他们发生了分歧。曼德拉被选为书记；他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于是法律学习日渐荒废。

这时，在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时设置的咨询机构“土著人代表委员会”正在比勒陀利亚开会。Z·K·马修斯是委员会的主席，一名新选的委员是来自纳塔尔的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由于矿上伤亡人数的增加，委员们向政府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但毫无作用。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声称：“他们把我们当作小孩子”。另一位委员对政府说：“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们可以枪杀我们，逮捕我们，监禁我们，但是你们破坏不了我们的精神。”他们要求亲自去看矿上发生的事；他们理应代表800万非洲人，就他们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一位委员说，这个委员会不过是“一部玩具电话机”。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的组织工作经验和他们的筹款能力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大多数更密切合作得到明显的好处。印度人还在联合国争取外交支持，当时在联合国54名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只占14名。

1951年12月，他们的建议被提交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应告诉政府，除非将特别不公正的六项法律予以撤销，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大会大声表示赞成这一提议。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回答“非洲！”代表们起来高唱《上帝赐福非洲》。

组织者们艰苦工作的情形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和西苏鲁见到两个年轻的印度人，一个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一个是学生艾哈迈德·卡塔拉答，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到晚上又出去散发传单。这时候他们大家一起握手，保罗和卡西发觉自己受到这两位“青年联盟”人物的祝贺——这是后来发展成终身友谊的最初表示。

但曼德拉无法这样束缚自己。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是一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仅是一个滕布人；他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所吸引。沃尔特·西苏鲁已是一名成员，他还鼓励坦博和曼德拉投身于黑人政治团体中这个历史最久和坚定不移的组织。可在194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时衰落失去许多会员，他们分裂出去组织非洲民主党。这三个朋友(坦博后来这样称呼他们)认为这样是错误的，他们自己的职责应是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来推进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从那以后，他们和其他青年人一起工作使国民大会活跃起来，并证明了他们是历史上有成就的一班人。

沃尔特·西斯鲁被任命为总书记，他以一票之多当选，此事很有意义：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有专职书记，他将领取薪金——每周5镑——并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当然很简陋，但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位置很好。西斯鲁的妻子阿伯蒂娜将用当护士的收入支持他们。

另一个打字员在没事做的时候常向他要工作。有一天当他正向她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这个女孩子显然很窘。为了表示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命令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品店买点香波。”

曼德拉诉说他早年想学法律的志向，于是西苏鲁提供经济援助，使他能够通过函授课程取得文学士学位。西苏鲁还借给他一笔钱买一套漂亮的新衣服参加毕业典礼，后又把他介绍给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于是他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法律，一面继续当学徒。

共产党方面曾谴责“行动纲领”不成熟和缺乏社会主义眼光，但对于非洲人将学会认识阶级利益、同时白人工人能加以引导克服种族偏见持乐观态度。南非共产党承认南非不单纯是一个阶级剥削的典型，而种族压迫是它的制度中固有的事物。因此它决定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民族斗争予以支持并进行引导，使之注意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它相信，这样做的结果，反对种族歧视将发展成反对资本主义。在被宣布为非法以前，南非共产党自行解散；它的成员将通过其他组织进行工作，或者进行地下工作。

酋长们和他们的部下、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牧师、教师、记者和律师们走到一起，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他们从南非各地以及英属贝亚纳、巴苏托兰和斯威士兰走到了一起，克服了部族和语言的差异，克服了农村和城市背景的隔阂。教育家约翰·杜贝被选为全国主席，塞梅当了司库，自学成才的报社编辑和小说家索尔·T·普拉吉被任命为总书记。这个组织以美国国会为原型，也含有英国议会的结构和程序因素，例如有一位议长和一个由酋长组成上议院。他们的宗旨是鼓吹在议会、教育、工业和行政方面废除种族歧视。一位代表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我们当时梦想着有一天出九九藏书现变革，非洲人坐在议会里并且能够自由购买土地。”

尽管“青年联盟”反对约翰内斯堡的抗议行动，加上政府禁止游行以及“五·一节”那天在那个地区部署了2000名警察，这次罢工还是相当成功，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没再待在家里。但是由于警察袭击集会，那天的结局却是悲剧；组织者们和“工贼们”吵成一片，警察开枪引起骚乱。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匆忙奔跑，设法使人们平静下来，催促他们疏散躲藏。18名非洲人被杀害，受伤的有30多人，包括3名儿童。

高尔·拉代贝也是这家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小个子，比较高傲，政治上激进。曼德拉告诉他新杯子的事时，他的回答说：“你瞧我的，就照我做的干。”茶一到来，拉代贝避开新杯子，故意挑一个旧杯子。曼德拉不想和他争吵，也不想和打字员争吵，装着不想喝茶。

“青年联盟”还没有组织好在1950年“五·一”节举行“全国罢工”，由共产党人、印度人大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罢工，以抗议对科塔尼、马克斯和达杜实施禁令。曼德拉和其他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大发雷霆，和那些组织者冲突起来，驱散会场，并在自己的杂志上措词激烈地攻击共产党。这篇文章说，由于工人是非洲人，他们受压迫首先由于他们是黑人，第二位的原因才因他们是工人；很清楚，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土壤长得茂盛。曼德拉脾气暴躁的名声无疑是从这些冲突中留下的。

所有这些事件和影响，以及政府并未实现改革的诺言，激起了曼德拉和其他青年民族主义者心中新的对抗情绪。奥利弗·坦博在谈到那些日子时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不跳舞，也难得看一场电影，尽是开会、讨论问题，每夜如此，每个周末也如此。”(可是曼德拉注意锻炼身体，他成了很好的拳击手。)他们在彼此的家里或办公室里集会，畅谈自己的政治哲学。

1941年，曼德拉——一个引人注目，有着自然威严风度、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成了成千上万拥向约翰内斯堡人群中的一员。两年前，南非在史末资将军领导下加入英国及其盟国一方，对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进行战争。战时工业对劳工有大量需求。

此后是漫长的抗议岁月，反对一次又一次的不公平行为。抗议表现为示威游行和集会，表现为派代表团和请愿。这种非暴力抗议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加紧镇压和更多的暴力。到3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衰落了，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成为一个清谈的场所。此时有一位来自东开普省克拉多克的圣公会牧师詹姆斯·卡拉塔，不顾严重的疾病和贫困，开始顽强地复活这个组织。此前，他已被任命为总书记。A·B·克苏马博士充实进来担任新的全国主席，保证了那场复活运动。游历广泛、经验丰富的克苏马在约翰内斯堡开业行医，生意兴隆。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往来，其中有Z·K·马修斯，他是黑尔堡大学教授“社会人类学”和“土著法与政府”的讲师，在这之前已在海外教育界博得声名。1936年，马修斯在政治上被赫尔佐格的种族隔离法案所震惊，此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开始起重要作用，就象曼德拉和坦博这些能干的青年人一样。后者在黑尔堡卷入了学生运动，此时也正在崭露头角。

在一次发言稿里，曼德拉写道：

1944年4月，伦贝迪被选为青年联盟主席，坦博被选为书记。曼德拉也参加了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审订工作，他说他们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从不注意让国民大会组织群众运动。他们的宗旨是，通过“青年联盟”促进一场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民族主义将是它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为达到这个目的，“青年联盟”将为废除种族歧视法律和非洲人能取得“完全的公民权”而斗争，以便非洲人“在议会有自己的代表”。土地将按人数比例在各民族的农场主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工会权利将不受阻挠；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之外还要加上大众成人教育；非洲文化将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的精华。他们要求创造条件使非洲“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博学的、富有吸引力的安东·穆齐瓦克海·伦贝迪，极其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是祖鲁族农场工人的儿子。这些工人穷得披着麻袋当衣服，可是他们决心要使这个孩子上学，设法凑够上小学的费用。然后他靠着自己努力成为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一名律师。伦贝迪和A·P·姆达(也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了律师)与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组织了“青年联盟”。他们着手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振作”起来。他们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洲人意愿的象征和化身，要有一个联合的阵线来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但是在组织上它一直很软弱，“把自己看作是双手光洁的绅士们的团体”。“青年联盟”向那些非难者保证“他们父辈的斗争和牺牲”并非徒劳；它必会成为“非洲民族精神的智囊团和发电站”，必然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外国人领导”和“大规模输入外国思想”，都被坚决地拒斥；尽管这些思想如果有用可以借鉴。

7万人举行罢工。警察开始用步枪、刺刀和警棍驱赶他们回去工作。

曼德拉很有兴趣地向米尔请教关于南非的印度人和他们的斗争。米尔的家庭是穆斯林。英国人在1860年将印度人带到纳塔尔，在甘蔗园做工。甘地作为一名青年律师居住在德班。面对一再发生的不公正行为，他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道义行动。这时的资深领袖是两位30多岁的医生：纳塔尔的蒙蒂·奈克尔，一个甘地主义者；和德兰士瓦的优素福·达杜，一个共产党员。印度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印度当时在走向独立的潮流中居于亚洲的领先地位。

史末资的副手简·霍夫迈尔是南非最豁达大度的白人政治家和有才华的学藏书网者，他经手处理“土著人代表委员会”的抗议。他对于他称之为他们的“激烈夸张”的言论表示惊讶，他知道政府促进“土著人”进步的善意和愿望。史末资和霍夫迈尔是温和派的、以讲英语的白人为主的统一党的领袖。对于曼德拉和广大黑人而言，这两个主要政党的政策方针是一丘之貉，那并不足为怪的。

当时，史末资总理(在海外是颇受尊敬的年长的政治家)在出席联合国会议。一年前，他曾协助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重申“对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克苏马博士正在联合国进行游说，他说：“在我们要求面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枪棒。”

但是，到行动时，曼德拉和“联盟”里的其他青年知识分子还没有准备好。流动工人向那种制度的挑战使他们大吃一惊。1946年，非洲人矿工举行罢工。他们的领导人马克斯和拉代贝长时间一直在警告矿业协会不安情况日益增长。30.8万名黑人矿工的情况世人皆知：他们是国内最重要的工人，也是受剥削最深的人。他们的平均现金收入是每月3镑11先令8便士，这源于这样的假设：他们是流动工人，估计每月2镑10先令的农民收入可作为工资的补助。但是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他们的家庭生活赤贫；营养不良和疾病到处流行。他们罢工是要求每天10先令的最低工资，“以符合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组织签字同意的新的世界原则所提出的得到承认的生活标准”。

不到一周，罢工被瓦解，不仅由于国家及其批准的警察暴行而受到挫折，而且由于矿业协会破坏了非洲人矿工工会，并在加强各矿的警察力量之后，将矿工按他们的部族分成许多圈有围墙的矿工住区。至少有9名矿工被杀害，1248名受伤。

在当学生的时候，曼德拉就和伊弗林·恩托科·梅思结婚。她是一位漂亮说话温柔的护士，在市立深矿医院工作。他们在奥兰多安家。奥兰多是正在扩展的市镇之一，一片不毛之地上挤满了火柴盒式的房子，在约翰内斯堡的西南大约10英里(这一带后来名叫索韦托，那是“西南部市镇”这几个字字头的缩写)。西苏鲁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住在附近，她也是一位护士。奥利弗·坦博这时也已来到约翰内斯堡，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物理课。

非洲人国民大会(原来叫作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立于1912年1月8日，在阿非里卡人建立国民党的前两年。四名青年律师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领导下在布隆方丹镇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塞梅本人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和英国法学协会学习回来。他们的目标是团结自己的民族。塞梅认为，部族倾轧是歪门邪道，是造成一切灾难、落后和愚昧的原因。他坚持，“我们必须着眼于更大的政治，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投身于一项以群众行动为基础的全新战略。曼德拉指出：过去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显然希望，通过为自己的事业求情可以使当局改变心肠，把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让予他们”。但是他认识到，如同他在“青年联盟”的《北极星》杂志上所写的，保持“与群众有充分的生气蓬勃的联系”是一个大问题。他还说，“我们有强大的思想能够抓住群众的想象力”，“我们现在的责任是把那个思想充分地传播给他们。”

他们的确是非洲人民族主义者，但并不是反白人。也不简单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将他们引向谋求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分一杯羹，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不许用黑人种族主义以牙还牙。在以后几十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背离它对种族主义的否定。

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业余课程很艰巨；而且他缺乏适当的学习设备，还有长途火车旅行和夜里11点钟的宵禁。他跟着当学徒的这家事务所里的一位波兰犹太人，对他很好，使他永远感激。那位同事给他种种鼓励，催促他一心一意做一名好律师，从而“赢得各界居民的尊敬”，还要他躲开政治。

与此同时，克苏马博士和共产党以及南非印度人大会组成联合阵线，开展反对通行证法运动(共产党创立于1921年；印度人大会于1894年由圣雄甘地创立)。政府拒绝议会要求撤消通行证法的一项法案，并下令大批逮捕违反通行证法的人，于是反对通行证法的运动急剧发展起来。抗议浪潮席卷全国；一位圣公会主教宣称通行证法是“在一个所谓民主国家里的希特勒式的作法”。但是游行、请愿和派代表团——一切能做到的合乎宪法的抗议方法——都无济于事。

旨在把人民隔离开来的种族隔离法正在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来：“人口登记法”把每个人按种族分类，引起巨大的痛苦；“集团住区法”在城乡各地把住区按种族和部族分开，特别是剥夺了印度商人的土地和宣告对一切“非欧洲人”实行大规模强制搬迁——非洲人现在要被称为班图人，并且要根据“班图人权力法”重新部落化。

政府正在大力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能吸引足够的志愿者吗？它能够领导进行一场持久的非暴力斗争运动吗？

1948年，白人统治和种族歧视被系统化为法律体制：种族隔离制度。阿非里卡人国民党以微弱多数上台，开始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当他们自封为反对“赤色威胁”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堡垒”时，故意轻描淡写他们的亲纳粹和反犹太人的倾向。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进行统治的，这种幻想使他们悍然不顾外面的世界以及自由、平等和正义这类信念。不但政府，而且他们的荷兰归正会、大学、警察、军队和文职人员不久都渗透进一个秘密会社——“兄弟会”。没有几年，尽管白人选民也大力抗议，兄弟会仍然骑在宪法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废除了一些牢固树立的条款，以保证自己不会被立宪手段所挫败。

那场第一次庄严的集会还念了祈祷文，唱了一首由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写的赞美诗《上帝赐福非洲》。这首歌成www.99lib.net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歌和南非黑人的国歌(60年代它也被一些独立的非洲国家采用为国歌)。19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了一面旗帜：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伦贝迪、西苏鲁、曼德拉和坦博同克苏马博士洽谈，后者小心翼翼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将“青年联盟”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部分。他的谨慎是对的；他们的“振作行动”将根本改造这个组织。

坐乡间公共汽车，然后又坐火车(在一节标有“非欧洲人”的车厢里)，曼德拉一路北上，经过纳塔尔进入德兰士瓦的高地疏林草原，直到堆有黄砂的矿区渣坑所标志的金城埃戈利郊区。他突然被推进一个高楼林立的新世界，车辆往来快得令人目眩，各种肤色的人群熙熙攘攘奔走繁忙。城区和白人居住的宽阔市郊，到处是繁荣的景象。可是非洲人——“土著人”——却被限制在许多“郊区土著人乡镇”和城市的贫民区内。这些贫民区居民拥挤，卫生条件极差，没有电、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电话，可不断地受到警察的抄查，搜寻那些违反通行证法和违反禁酒法的人。骚乱纷起，家庭瓦解，罪案频增。对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非洲人来说，这些就是种族歧视下的严酷现实。曼德拉的政治教育开始了。

在南非，政府在取缔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对批评政府者撤销护照，并准备取消“有色人”在选民册上的“特权”地位。白人自由主义者和圣雄甘地的儿子马尼拉尔(他住在纳塔尔)对非洲人是否能够保持非暴力表示怀疑；当威特沃特斯兰德一带守法的黑人和歹徒之间以及各部族集团之间发生骚乱时，他们为自己的疑虑找到证据。当时有41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

曼德拉后来回忆这次非洲人和印度人领袖彼此合作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验。同时，他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仍然反对和印度人大会联合的思想。当克苏马、达杜和奈克尔达成“君子协定”，让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印度人大会一起努力争取完全的公民权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却下定决心要“自己干”。在建立非洲人自信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政治影响极其严重，它针对的目标远远大于2000个共产党人：其中非洲人1600个，印度人250个，白人150个。在40年代，共产党人曾被选为“土著人代表”参加议会和充任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两个市参议会的成员。此时冷战蔓延；麦卡锡正在使美国舞台凉气飕飕；而在南非，司法部长C·R·沃斯特宣布，他与英国特工机构首脑珀西·西利托爵士一起调查了共产主义在非洲的发展(非洲人认为这是英国政府与阿非里卡国民党的进一步勾结行为，此际英国在联合国就西南非洲托管地问题进行辩论时一贯投票支持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