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并不心甘情愿，赵贵来找他，他惺惺相惜，表示愿意参与；另一方面，他又明白即使杀了一个宇文护，也于事无补，所以又出手阻止赵贵举事。独孤信态度上的模棱两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极度矛盾。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召集包括独孤信在内的高级军事将领开会，商讨立继承人的事情。宇文泰对众人说道：“孤打算立嫡子做继承人，但是恐怕大司马（独孤信）会生疑心啊。”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寂静，独孤信也默而不答，没有立即表态。

事后，李远找独孤信道歉，说：“只因事关重大，才有冒犯之举，还望独孤公恕罪。”

然而两人的行动并不一致。赵贵自宇文护摄政以来就愤愤不平，他私下里找独孤信商量，要杀宇文护。可是独孤信呢，不满归不满，却不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态度显得很暧昧。赵贵的谋杀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独孤信又加以阻止。结果事情不知怎地就被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知道了，宇文盛到宇文护那里把两个人都给告了。宇文护当机立断，在赵贵入朝的时候把他拿下，并逮捕参与的党羽，一律处死。独孤信起初被免死，但是没过多久，为防不测，宇文护还是赐他自尽了。

赵贵当时是楚国公，独孤信是卫国公。两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是真正的开国元勋，宇文护收取兵权，他们并不服。

正藏书网是这种差别，致使赵贵和独孤信非但不能同心合力，反而互相掣肘，双双失败。不过，谋反事件所体现的两大派系矛盾依然存在，并贯穿于北周的二十多年历史之中，最终造成了宇文氏政权的灭亡，此乃后话。

整个事件，挑头的是赵贵，有所行动的也是赵贵，他事败身死，尚且情有可原；独孤信从一开始就对谋杀计划不同意，甚至在关键时刻起了反作用，他的死似乎有些冤枉。其实，这些都是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赵贵和独孤信之所以在行动上的态度迥然相异，并招致最后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两人的背景与根本利益，有着很大的区别。

正当场面十分尴尬之际，尚书左仆射李远忽然跳了出来，大叫道：“自古立子以嫡不以长，略阳公身为嫡子，立为世子有何可疑？若是顾忌独孤信，请让我先斩了他！”说完，“刷”的一声拔刀而起，直奔独孤信。两旁的将领一时惊悚震动，不知所措。

这一点，宇文泰是认可的，在大部分时候，也是努力执行了的。独孤信位列六柱国的第三位，便是宇文泰的安抚手段之一。此外，宇文泰又为庶长子宇文毓纳独孤信长女为正室，两家结成了亲家。但名爵上的封号和姻缘上的联合，并不能改变政治上的实质分歧。只要独孤信不放弃对魏室的忠诚，宇文泰也不放弃取代魏室的野心，那么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矛盾。事实上，宇文泰对独孤信的戒心从未松懈，侯景之乱中宇文泰的用兵重心投向东面和南面，即便此时，他也没有忘记在西面留一手，他任命侄子宇文导九-九-藏-书-网为陇右大都督，名义上镇守秦州，暗中紧盯独孤信的动向。宇文导死后，其子宇文亮“子承父业”，仍旧驻守秦州，不许独孤信向东移动一步。

这不是什么秘密，就连外敌东魏也看得一清二楚。慕容绍宗在讨伐侯景和梁军的檄文中曾提及：“独孤如愿（如愿是独孤信的鲜卑名，也即他的字）拥众秦中，治兵劫胁。黑獭北备西拟，内营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北备西拟，内营腹心”，说的是宇文泰既要防着北方的柔然入侵，又得防备西面独孤信的反叛，把独孤信与柔然并列，虽有夸大的成分，却也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了西魏的内部问题。

沙苑大捷后，独孤信率军东进洛阳，一时间河南等地的豪强纷纷归附，独孤信的势力迅速壮大。这批人的价值取向与独孤信是一致的，就是要齐心协力，中兴魏室，如若不加以控制，宇文泰就将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

独孤信见状，也不敢再保持沉默了，上前解释说：“的确应立略阳公为世子，我毫无异议。”李远方才收起刀，退回一旁。众将纷纷表示李远所言极是，立宇文觉为继承人的事情就此确定下来。

然而独孤信又与贺拔岳旧部不同，宇文泰相对于赵贵等人是客，相对于独孤信则是主，何况独孤信的力量有限，威胁不大。即便观点上有差异，宇文泰还是大胆放心地重用独孤信，不久，独孤信便在沙苑立下战功。

宇文泰善搞平衡，威望又高，赵贵等人心虽不满，尚且不敢在面子上闹得太难看。宇文泰一旦过世，两派的冲突自然在所难免。宇文护操作得当，加九_九_藏_书_网上运气也不错（有人告密），取得了冲突的胜利。相比之下，赵贵不但不能像于谨那样明智地腾挪，而且不能认清内部形势，错误地选择了与独孤信合作。独孤信和赵贵表面上虽有相似之处，却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独孤信心中气恼至极，却只好淡淡附和道：“今日全赖李公，才得以定下大事！”

到了最后的时刻，宇文泰终于不得不跟独孤信把话挑明。

独孤信最初既不是宇文泰的部下，也不是贺拔岳的部下。他只身追随孝武帝入关，其后一度投奔荆州的贺拔胜。荆州被高欢截断了与西魏的联系后，他又与贺拔胜等人避入南梁多年，但最终出于对魏国的忠诚，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此事感动梁武帝，独孤信的北归也得到了梁国的大力相助）。独孤信、贺拔胜与宇文泰并肩作战，很大程度上是盼望能够匡扶魏室，这跟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二者在原则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调和。

宇文泰一共有十三个儿子，成年已封爵的有六个，其中次子宇文震早死，实际只有五个儿子可能成为继承人。这五个儿子中，长子宁都公宇文毓二十三岁，德才兼备，但为侧室姚氏所生，是庶出，三子略阳公宇文觉是正室冯翊公主所生的独子，嫡子的地位不可动摇。问题是，鲜卑的传统自北魏建国以来，一向讲究立长立贤，而非立嫡；于情于理，宇文毓都要更合适一些。可一旦立了宇文毓，就难保独孤信不进入权力核心层，独孤信即便不对宇文氏不利，也绝不会允许宇文氏谋取拓跋魏国，这是宇文泰所不容忍藏书网的。

宇文泰赶紧起身，出手制止李远，劝道：“什么大不了的事，至于动刀戈么？”

新生的北周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远不是柱国大会上表现出的一片和谐，而是有着巨大的内部矛盾和派别斗争。宇文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命令柱国以下的所有军事征发行动，都要经由他的批准。六大柱国当中，排名第一的李虎已故，排名第二的李弼重病在床，于谨又非常识相地做了宇文护的铁杆后卫，论资历排下来，此时对宇文护最有想法的，就是赵贵和独孤信了。

在贺拔岳手下的这批将领看来，在关中这块地方，他们是主，而宇文泰是客。宇文泰即便做了领头大哥，也得在各方面受他们这些原先的主人的牵制，想要“反客为主”，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宇文泰想要真正称霸关中，就得“明修栈道”，对贺拔岳旧部加以利用，同时“暗度陈仓”，注重培养自己的势力。邙山之战后他广招关中地方豪强，便是一例；而在他的一手栽培和提拔下，以宇文护为代表的子侄辈和以王盟、尉迟迥、阎庆等人为代表的姻亲，在十年间迅速占据府兵制下的各个军事领导地位，逐渐使得天平逆转，宇文家族由劣势集团变为优势集团。

贺拔胜本人在临终前，曾有遗书留给宇文泰说：“希望明公先把内部矛盾协调整好，然后再顺时而动，收复天下。”贺拔胜野心不大，又没得到真正的兵权，两人虽然也有矛盾，终究相安无事。可是两派的矛盾并不随着贺拔胜的去世而消解，贺拔胜软中带硬地提醒宇文泰，天下没有统一之前，政权内部是绝不能出现裂痕的。

相比九九藏书之下，赵贵所代表的贺拔岳旧部本来就是割据军阀，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整个统治集团中的实际利益。令赵贵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面对宇文护专政，他逐渐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军事独立权。他受到了打击，必须立即反抗和报复。所以，他会急于要谋杀宇文护。

宇文泰一直是很重视处理好与贺拔岳旧部的关系的，六柱国体系，贺拔岳旧部独占其三。陇西大族李虎更被安置在六柱国之首的位置上，要知道当初李虎是主张请贺拔胜接管的代表人物，并不待见宇文泰。

先说赵贵。我们知道，宇文泰是依靠贺拔岳旧部的支持起家的，而赵贵正是力排众议、主张迎纳宇文泰的关键人物（参见《绝代双骄》）。宇文护掌权后的措施，让他有强烈的被欺骗和出卖的感觉，利益上受到损害的不只是他个人，更是以他为代表的贺拔岳旧部。

宇文泰的政治眼光何等敏锐，稍见苗头便及时采取应对手段。他用封官加爵的方式拉拢河南豪强，接着把独孤信调到陇西地区，严防独孤信拥兵自重。独孤信的远大抱负在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军事系统下，是很难施展的，矛盾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可见，宇文泰还在世时，他与独孤信的矛盾已经暴露无遗。这不是简简单单的私人恩怨，而是是否忠诚于魏室的路线问题。独孤信不甘心看到魏国亡于宇文氏之手，但是在与宇文泰的明争暗斗中，特别是看到宇文泰的爪牙遍布朝野时，他却只能无奈接受“魏室不可复兴”这一连北魏宗室都已普遍接受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