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也害怕，不让我去暑假班了，于是那个夏天我家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马莉。她从暑假班溜达出来，独自走过一条土路，周围是炽热阳光下发疯般生长的荒草。她来到农药新村找到我，往我家的躺椅上一坐，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我告诉她，杨迟已经走了。她说：“你不是还在吗？”

超级马莉的爸爸已经退休了，超级马莉高中毕业就进了农药厂，在废品仓库做管理员，她还没结婚。初吻的记忆还在，工厂还在，托儿所还在，马莉也还在。老杨心想，这算什么事，绕了一圈老子又回到原地，妈的，坐上了时光机器吗？

这个超级马莉很快又爱上了杨迟，后者重色轻友，把我给丢下了，带着马莉逛工厂，在各种隐秘的地方鬼混。有一天楼上的阿泰说：“杨迟和马莉亲嘴啦，就在除草剂车间后面，给我撞见了。”老杨的爸爸不知道马莉是谁。我爸爸说：“你完了，马莉是副厂长的女儿。”老杨的爸爸差点吓背过气，和副厂长做亲家当然也不错，问题是新郎和新娘年龄加起来才二十五，这个祸闯大了，遂给老杨买了一张汽车票，直接送到乡下去过暑假了。

进厂后，老杨被分配在第二车间。国营企业的规矩，大学生头一年得下基层，当学徒使唤。杨迟的爸爸是党员，在厂里有点地位，昔日的荣光顺便荫庇了老杨，第二车99ｌib•net间不生产甲胺磷，而是毒性较低的除草剂。党员的觉悟太高，有些话不便放开了讲，老杨就跑到我家来，问我爸爸：“我们车间主任到底好打交道吗？我想快点调进科室啊。”我在一边窃笑。我爸爸大声说：“你那个车间主任是个傻逼，小心点，他以前玩女人的。”老杨说：“玩女人关我什么事嘛？”我爸爸说：“你别被他玩过的女人玩了，到时候下岗。”老杨狂点头，觉得我爸爸说出了真理。我妈听了大怒，说：“别教小孩这个，教点有用的。”

我爸爸下了第二个结论：池浅王八多，都是傻逼，谁都别信，最安全。

杨迟告诉我，其实甲胺磷这东西具有沉淀性，它会留在人的身体里。譬如我们新村，离那所倒霉的农药厂只有几百米远，离甲胺磷车间只有一公里，天长日久，它的分子就会沉积在我们身体里，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每当想起这个我就觉得心烦，没有人对甲胺磷感兴趣，我眉飞色舞地讲起它时，别人冷冷地看着我，以为我发病了。真相是：它是我身体里的东西，我说起它其实就是在说我自己。有劲吗？

我爸爸还能有什么有用的知识？第一是毒气泄漏顶风撒丫子就跑，第二是不要在各类管道和阀门附近逗留，第三是不要去跟老阿姨勾勾搭搭。这太初级，党员的儿子能不懂吗？老杨说九_九_藏_书_网：“您还是讲讲谁是傻逼吧，这个最要紧。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到底傻逼还是牛逼都得扫听清楚的。”我爸爸使劲搜索着脑子里的档案库，把各处人等的陈年旧账翻出来给老杨说了一遍，结论是：操，这个厂里，就剩那两座水塔是干净的了。

老杨哆嗦了一下，那女青年露出讥诮的笑容，说：“哈，你也来了？”老杨端详着她，忽然脸色煞白，饭盆子掉在了地上。那女青年说：“我是马莉，你认出来了？”

该厂生产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就是把茅建国的爸爸喝死的那种东西，在图片上它是一个绿瓶子，有点像小瓶装的啤酒，实际剧毒无比，挨着就死。当时国内已经限制生产甲胺磷，而戴城农药厂还持有这份执照。我们小时候在厂里转悠，农药车间是绝对禁止去的，那里的工人退休以后肝癌发病率出奇地高，不过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拿过厂里的营养补助了，按照不同的年代，每月几块钱至几百块钱，总之他们的收入比普通工人高很多，如果退休以后得肝癌，说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用于营养，而是干别的去了，那就怨不得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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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了。

那个早晨老杨站在除草剂车间的窗口，看到橙色的房子，初吻的记忆又悄悄爬上了嘴角，使之微微翘起，带有夏季芳香的微笑。在旁人看来，以为他对工厂生活十分满意。中午吃饭，他在食堂扒拉了两口，端着盆子去了橙色房子那儿，只见一片冬青，两棵雪松，生锈的铁制秋千静静地挂着，院子里全是废铁。托儿所里已经没有小孩了，自从股份制以后，工厂就不再是工人之家，而是董事长之家。董事长不许咱们带孩子来，托儿所变成了废品仓库。老杨在门口踯躅片刻，正打算走，里面忽然跑出来一个穿工作服的女青年，指着他说：“杨迟！”

当年我去工厂上班的时候，我爸爸曾经奸笑着告诉我：“如果车间主任看你不顺眼，胆敢让你滚蛋，你就找张白纸让他签字，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劳资科要是说你旷工，你就说是主任答应放假的。国营企业的逻辑，你是国家的人，除了国家谁也别想让你滚蛋。”到了九六年，情况大不一样，厂长和中层干部都他娘的入股了，这厂有一半是他们的。作为股东，车间主任随时可以把你踢出局，不需要再汇报给国家了。我爸爸抱怨说，多少人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捞着，这傻逼厂长才调来三年，他居然成董事长了，我操！

这种结论太极端了，在我十八岁去工厂之时，我爸爸完全不是这么愤世嫉俗的，他告诉我工厂非常权威、非常友好而且正经，像一个微笑着的老大哥。现在他也豁出去了，说出了真相。老杨毕竟读过四年本科，本质上是个理智的人，出门对我说：“谁都别信，看谁都是傻逼，这么干行得通吗？”

我对农药厂太熟悉了，以至于记忆中塞满了它。世上有母校和母亲河，它就是我的母厂。我又爱它又恨它，唠唠叨叨地说起它，这种感情类似于农民热爱土地，不过农民热爱土地被认为是正常的、高尚的感情，我热爱化工厂就他娘的是个矬逼。我明白这个道理，不用提醒我。

那会儿还有很多奇闻，譬如楼上的阿泰是甲胺磷车间的操作工，干了快三十年，他说自己的肝已经熏得跟炒猪肝一样，居然还没死。有一天他被毒蛇咬了一口，结果那条蛇被他毒死了，他自己居然又没死。我们听到这种传闻都很怀疑。阿泰有口无凭，找不到第二条毒蛇，也不想再被蛇咬一口，就撩起衣服站在楼下草堆里给人们看：“瞧，蚊子不咬我。没有一只蚊子敢咬我，咬了，它就死。”周围一片喝彩：“阿泰，房事记得戴套子，不然你老婆也得死。”

杨迟来到农药厂，也是倒三班，跟我当年一样。头天是早班，五点钟起床，六点钟进厂换了工作服站在车间里对着外面张望，远方的晨曦中有一幢褪色的橙色房子，老杨想起九-九-藏-书-网来这是农药厂的托儿所，大概十年前，也就是我们念小学的时候，那地方每到暑假就收容工厂职工的子女，被称为暑假班。我们经常去，阿姨也不太管，以此为据点把工厂玩了个遍。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有过艳遇，有个叫马莉的姑娘爱上了我，她比我大一岁，每天坐在暑假班里等我。人家情窦初开，我却懵懂无知，把马莉介绍给了杨迟认识。杨迟上去搭讪：“今年我是市三好学生。”马莉眼睛放光，又瞟我，我只能说：“我差点留级了。”

九六年冬天，老杨去农药厂报到。天空晴朗，一丝不挂，心里既高兴又忧伤。高兴的是终于找到了工作，忧伤的是这个巨型工厂对他来说过于地熟悉，一丁点新鲜感都没有，全是熟人。工人们看见他，就虚张五指，像童年时代那样要捏他的蛋，嘴里喊道：“小子，又回来啦！”

我说：“我爸爸最近更年期，打麻将输了两个礼拜，没翻过本儿来。这种人的话，你能信吗？”

这个寂寞的、好看的、奔放的十三岁女孩啊。后来我也被送到乡下去了。再后来她就消失了，据说考上了一所很差的中学，没脸再来找我们了。

时至一九九六年，著名的戴城农药厂，还在它原来的地方，既没有炸掉，也没有搬掉，更没有倒闭掉。它坚固地存在于城市边缘地带，与古城的风景名胜、另一处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