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好谈的嘛。”我说，喝了一大口佛跳墙汤。

杂货店老板娘被人宣称失踪以后的十七年十三个月又两天，记者揭发了我的幼儿园老师亵玩幼童的罪行。我指着报纸告诉我的女朋友雷芸：“这人教过我。”“教你什么？健康教育？”雷芸笑了起来。

我在雷芸那篇《透明的女人》中搞懂了。“透明的女人”名叫“张嘉柔”，是个曾经被养父调戏以致患有洁癖，一辈子抗拒异性，最后厌世自杀的角色。除了姓名相似之外，这个角色和原来的庄家柔只有两点一样：有洁癖，并且是女作家。然而让我不太明白的是：“张嘉柔”的幼年时代使我感觉十分熟悉——她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去世，由一位一看电视剧就会哭的养母抚育多年。养父调戏“张嘉柔”的细节更逼得我闭上眼睛——我几乎不忍心看那故事里没有小鸡鸡的“我”。

我假装没读到这篇专栏，并且把整本杂志丢到垃圾山的某个角落去。我猜想她可能有意要用这篇文章逼我摊牌，那么她显然已经发现我在疏远她了。我是在疏远她么？我好像没有做得太明显。每天晚上我仍旧告诉她她所需要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医学、法学、电子学和一切我所阅读过的知识。我依然爱闻她的发香，欣赏她健美修长的胴体，听她讲述小说人物之间既风趣又犀利的对白，看她模仿一个半虚构角色的表情和动作。当然，我更诚心诚意一如往昔地品味她所烹调的每一道食物。另一方面，我只是不再提及我的童年、少年以及遇见她之前的种种往事，也没告诉她我回去探视婶婶，还有偶尔在一家电脑公司门口碰见吕洁玉的情形。

我一直没把这天晚上的经验和感觉告诉她，而且从此养成了隐瞒她一些事情的习惯。

雷芸终于忍不住而在耶诞节的晚上对我说：“你很久没跟我谈谈你自己了，Isn't it？”

“我不能再和这些人相处了，再搞下去我会发疯！”她掠一下额旁的长发，然后点了一支烟，“要不就被他们杀掉！”

“噢。那也许不是崔苔菁，”我说，“只是一个长得和她一模一样的女人，穿过婶婶家后院的砖墙，把我的小猫抱去养了。”

我很想告诉她：我没有编故事，也从来不会九-九-藏-书-网编故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站起身，走过来，开始吻我，在我耳窝里说：“我们很久没在一起了，是不是？”

然后我们搬到雷芸的小学同学吕洁玉家。吕洁玉和我一样学的是电脑，经常向我问一些程式设计的问题。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离婚妇人对我颇有好感（有一次我甚至在和雷芸做爱的时候幻想着吕洁玉肥腻白皙的屁股），后来才从雷芸那里辗转得知：吕洁玉和我谈程式时侧头勾眼又脸红的原因是她在憋气——她受不了我嘴里散发的胃火臭味。七月二十五号那天晚上，吕洁玉喝醉了酒回家，大吐特吐，又向雷芸哭闹倾诉了一场，害我彻夜不能成眠；但是雷芸后来告诉我：她很有收获。八月初她的小说《弃妇怨》刊登在一家晚报的副刊上。第二天我们就搬家了。

《水仙花的雨夜》和《往事如烟》分别得罪了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和另一位房东老先生。他们指责雷芸不该因为他们催缴房租而把他们写得“那么坏”、“那么笨”，而且“名字又那么像”。

“你知道，”雷芸说，“I stay aside．”接着她解释：剧作家把剧本里的旁白叫“aside”。在这个如真似假的戏剧人生里，她只是个旁白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作家生来如此。”

“再说一次崔苔菁偷走你小猫的故事。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想我当时的举止可能粗暴有如“康比德”了，我抓头、跺脚，片刻之间想起了两年来她的种种温柔，同时也觉得我马上就要把一个温柔的她撕破掉。结果我撕碎了报纸。

我从小记忆力惊人，七个月大的时候就认识“的”“有”二字。第一个发现我这份能力的人是我妈。那天早上她问我：“有没有做梦梦啊？”我说：“有。的。”我从小到大所有的梦都存放在我后脑的第三个储藏室里，和这些梦放在一起的大都是些别人不知道、不同意、不承认，或者不相信的事物。比方说，我的幼儿园男老师教我把小鸡鸡给他看、巷口杂货店老板娘身上冒出蓝色的火花把她烧光了，９9liｂ•neｔ还有一个长得和崔苔菁一模一样的女人穿过砖墙抱走我的小猫等等。每当我把这些事告诉别人的时候，对方都会说“你在做梦”。或者“你又在做梦了”。于是我把这些事和所有的梦放在一起。

婶婶一再说：“那个女人会害你一辈子。”她还背了一段我曾经在广播剧和电视剧里听过五百六十一次的台词，“你现在大了，翅膀长硬了，能飞了，就不要婶婶了（然后她像卢碧云一样呜呜地哭起来）。总有一天，这个坏女人会离开你的……唉！到那个时候儿，唉！你要是肯回头（呜呜呜），这个家的大门永远都是开着的！……”

“What's the matter？”雷芸抱着床上的我的头，轻轻抚摸那后脑的部位，说：“搞不懂你。”

我不懂关于文学家责任的那些理论，可是我大概了解她不愿意被告以及不愿意辜负天赋的意思。我自己就不愿意打官司；也对上天赋予我的惊人记忆力十分珍惜。所以整个争执到此告一段落，我答应第二天请假陪她找房子。“找一栋我们都喜欢，而且没有讨厌的人打扰的房子。”她说，“孤独、流浪，啊！”

她疼惜地伸过手来捏一把我的脸颊，说：“我就喜欢你编故事的时候还那么一脸认真的样子。”

吕洁玉夹紧了他的肘子，猛摇头，又对我苦笑着点点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继续往前走去。几秒钟之后，吕洁玉竟然跑来扯一下我的袖子，低垂着脸，喃喃地说：“请您帮个忙，千万不要告诉雷芸。呃——不要告诉她你看见过我们，什么都不要说，好不好？”

《回首今夜路》是雷芸的作品中我唯一没看完的一篇。我扔下报纸之后问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你到底活在哪里？在这里还是在那里面？”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我和雷芸发生争执的整个经过。

我们在垃圾山旁的内湖区找到一间房子。雷芸说她不介意垃圾山，她甚至喜欢垃圾燃烧时那种“独特的香味”。“我可不像庄家柔，一闻到烟味、酒味，一听到打鼓就想吐。”她说，“那样的人怎么可能进入人的世界呢？真搞不懂。”

雷芸是个作家，写过很多小说、剧本，偶尔写诗和散文专栏。她所有的作品我都能背藏书网（必要的时候我会倒背给她听以换取她既惊讶又疼惜的笑容）；那些作品和我看过的七千八百零五份报纸、三千两百八十九本杂志，以及两千四百四十六本教科书、参考书等放在梦的隔壁。雷芸和我同居的两年里经常要我把这第四储藏室里的东西读给她听，好让她写出来的作品更丰富或更有依据。我有一点不喜欢这样，因为到最后我还是得把她的作品再放回第四储藏室，这里面就会有不少东西是重复的，占有不必要浪费的空间，搬出来又搬回去也确实有点累。我讨厌搬家也是这个道理，可是不得不跟着雷芸走，她和我互相需要，据她说这种需要是灵肉一致的，我也深深相信。不过我仍旧讨厌搬家，而且愈搬就离我工作的地方愈远。雷芸却表示：她一点也不在意每天开车往返内湖区和大安区两趟的接送工作。“我开车的时候灵感最多。”她说。至于愈住愈远的理由，雷芸是这样说的：“我不能再和这些人相处了，再搞下去我会发疯，要不就被他们杀掉。”

“我想，”我说，“我们这样搬家不是办法。房东先生和上海的房东老太太一开始不是和我们处得还不错吗？”

她果真恼火了，用力吸了好几口烟，夹着下巴，把深褐色的眼珠顶到上眼皮下方瞪我：“请你尊重我的作品。Please！”

我的记忆力始终不曾衰退，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垃圾山头的迷雾、异味，和她道别时叠映在玻璃窗上的脸影。“你知道，你才该来当作家的，你知道得那么多，又从来不会忘，我嫉妒死了！”她笑笑，“真搞不懂你。”

她看一眼我指的报纸，耸耸肩淡淡地说：“都有的。”紧接着她以吟叹的语气说，“孤独，流浪99lib•net，啊！”

三个月之后，她在一本娱乐杂志的专栏中写道：

然后她告诉我：她要写人的故事。文学脱离了人生就只有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她如果不写人的故事，就辜负了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责任，也辜负了上天赋予她的能力。可是如果她完完全全照实写一个人的故事，那又失之平凡、琐屑、缺乏张力、没有创意、丧失戏剧性、不能吸引人。“更重要的是——”她叹了一口气，“我不能让那些没有勇气面对自己错误和不幸的人有告我毁谤的借口。”

耶诞夜所发生的事情被改编成《回首今夜路》的一小段情节。发表在次年二月初的一份日报副刊。我变成一个精神病患和性爱机器。雷芸给我起的名字叫“康比德”，我猜是computer的译音。那段情节是这样写的：

我所能懂的只有一件事：我后脑里有四个装着痛苦、快乐、现实和别人都说是幻梦的储藏室，我不会把它们混在一起；当然，我恐怕再也没有勇气把这些自我坦白出来让人看了。

当时我的确不明白婶婶和吕洁玉为什么会为一场戏或一篇小说而羞愤成那个样子。对我来说，作家的input和output简单又随意，认不得真的。举例来说，雷芸在写她那篇得奖小说《水仙花的雨夜》时，曾经一度遗失了十张稿子。她伤心得不得了，好容易才恢复平静，重新写下去。那些稿子在半个月以后由报社转来，据说是由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拾获的。我在那印有报社名称的稿纸上读到了和后来重写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情节。雷芸则对出租车司机和报社的“作业缓慢”而稍有不悦。不过她把那十张稿子发展成另一篇故事——《往事如烟》。

“你可以不要写他们嘛！”我知道批评她的作品是犯大忌的，可是一想到搬进搬出，我的后脑皮就会抽筋，“或者，不要这样写嘛。”

我在电脑公司门口碰到吕洁玉的时间很不巧，她正在和一个年轻的男子热吻。天色有些暗，但是我仍能清楚地看出吕洁玉至少比对方老十五岁。她赶忙偏过头去，我却已经喊出了她的名字。小男生看看我又看看她，抖着腿说：“你的前夫？”

当晚我照常和雷芸亲热，照样把官能的快感存放在第二储藏室里。可是就在那一刹那，我发觉有一点点不对劲：第二储藏室里的东西全都消失了——不，不是消失，而是搬家了。它们统统搬到第一间去了，那里原先存放着各种痛苦——我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抚摸搓捏的疼痛、被婶婶种的仙人掌扎刺的麻痒，和摔倒、烫伤、寒冷、饿饥等种种酸楚的感觉，全都混淆在性的亢奋与刺激里了。我哭了起来。就在哭的时候，我离开自己的身体，走向窗口，看见冒烟的垃圾山透过玻璃叠映在我的脸影上。

她所说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她和我的朋友。第一位是我婶婶（她在我爸妈过世后抚养我长大）。雷芸曾经在住进我婶婶家的第五天告诉我：“我和婶婶会变成最好最好的朋友，她告诉了我好多她的故事。”三个月之后，婶婶看一出民初电视剧时哭了。剧中有个被张大帅强暴的卖唱姑娘的身世使她哭湿一整盒处女纸浆做的纯美牌卫生纸，因为那卖唱姑娘其实就是她自己。但是她不同意剧中安排她沦落成风尘侠女的结局。“我没有卖过身，也没有学过拳脚。”婶婶擤着鼻涕对我说，“她怎么可以乱写？”她就是编剧雷芸。雷芸和我劝说婶婶不要生气也不要难过：“那些都是假的嘛！”可是婶婶知道剧中人有一部分是真的——当然，她更认为另一部分是假的。在矛盾中，婶婶表示：她不要活了，她再也没脸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