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要回答的就是：天命究竟在哪一边？

伯夷和叔齐越听越不是滋味，小声咬耳朵：“我怎么觉得话糙理更糙啊？”

祝史是谁呢？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不少人肯定会说：“这还用猜！他肯定下面要说的是‘我恐怕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周朝统治者的意思是：老天爷还是要一直顶礼膜拜下去的，可这是做给外人看的，咱们自己人可千万别当真了！我们统治万民，要关注的是民心向背。

——这又是我们用现代的观念来想古人了。古人有这样一种认识：生病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因为你造了孽了，所以老天爷派病魔下来罚你。如果国君一向行得正，坐得直，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那就不会得什么大病的；而且，就算真得了病，好好求求老天爷，好好拜拜老祖宗的牌位，神神鬼鬼们消了气，你的病也就好了。可现在齐景公面临的问题是：都整整一年了，神神鬼鬼们还没消气呢，这让别人瞎猜起来，肯定认为齐景公造了不知多大的孽呢。各国使者现在可全在齐国待着呢，大家七嘴八舌这么一传，齐景公要再想保持一个光辉形象可就难了。

为什么马肝不能吃呢？有人解释说那时候的人认为马肝有毒。汉景帝的话还有下半句：“做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傻子。”这句话再解释一下就是：对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来说，没人会因为你不吃有毒的马肝就认为你不配做美食家；同样，对一位大学者来说，也没人会因为你不谈商汤王、周武王闹革命的事就否认你是大学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人那种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法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下来，但麻烦在于：这种事是经不起较真的，可学者治学却必须是要较真的。怎么办呢？

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然后，黄生就说了：“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桀、纣虽然坏，但毕竟是君主，汤、武再怎么好，但毕竟是臣下。君主就算做得不对了，臣下也只应该尽劝谏之力，哪能造反呢！”

齐景公身边的和珅——梁丘据——这时候又出现了。梁丘据很替老板担心，对齐景公说：“您病得也太久了，我恐怕——”

——这种互相推让的场面，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见得不少。一般来说，谁都明白那是假招子，嘴上谦让得都跟圣人似的，心里却恨不得一把把权位抢过来。那伯夷怎么办呢？推让一番，到“实在推辞不掉”的时候再“无可奈何”地接受吗？没有。伯夷一看实在拗不过弟弟，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溜了。

伯夷和叔齐都是一惊：这是怎么搞的，好容易到了陕西，英明领袖却去世了？！

齐景公一听，再一琢磨：“还是你说得在理，那我就不杀祝史了，还是多花点儿精力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吧！”

如果这篇《山居笔记》并非后人的附会，那么，伯夷和叔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学命题：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不去以暴易暴，又该怎么做呢？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耶稣的主张：“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就连内衣也一起给他。”在这个问题上，伯夷和叔齐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明确的答案，但他们以自己的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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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树立了一个高标准的典范，并且影响极其深远。

再往下研究，终于发现蹊跷了：周人在对商朝遗民和外族人讲话的时候，通常都会老天爷长、老天爷短的，可在对自己人说话的时候，就很少再提什么老天爷了，内容都是非常现实的。

很快，周人灭商，改朝换代，这可真把伯夷、叔齐气得不轻。这哥儿俩很有气节，说：“周朝的粮食我们不吃！”于是，跑到了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的首阳山上隐居起来。

——看，要想在古代官场上吃得开，你得懂一套独特的官场逻辑才行。

可真等周武王的军队杀过来的时候，老天爷却没站在商纣王一边。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看看汉景帝新设的这个学术禁区。那么，就皇帝来说，武王伐纣对不对呢？伯夷、叔齐对不对呢？

完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没指望了！

伯夷说：“山上不是有这么多野菜吗，够咱们吃的了，而且，这可都是无公害、纯天然的食品啊。”

祝史不是人名，而是职务，而且严格来说是“祝”和“史”两个官职。“祝”是祭司官，“史”是史官，古代巫、史不分，司马迁曾经担任过的太史令就是这么个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发牢骚，说自己这么个小小太史令，和占卜、算命、跳大神的是一类人，无非是给皇上消遣的。当然，司马迁这是牢骚话，有点儿过，而且又是汉朝的事，一般来说，祭司和史官的身份越往古代就越高，越是后来就越没人待见。当然，祝史和贵族们还是没法比的，《礼记》里就把祝史和弓箭手、马车司机、医生、算命先生以及各类工匠归为一个阶层，说这些人都是技术型公务员，他们既不能兼职做其他事情，也不能改行。

所以，在打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对的，伯夷、叔齐是错的；等打完天下坐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错的，伯夷、叔齐是对的。这个问题只能分别来看，不能连起来看，连起来一看不就自相矛盾了吗！

“是呀，周人就这么把商朝给灭了，这事怎么看都不像是老天爷的做事风格呀！”

走啊走，伯夷和叔齐终于到了周人的地盘了。哥儿俩正满心喜悦地盘算着怎么去混周人的绿卡呢，却突然看见一支大军远远地开了过来。嗯，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置身事外，能给这口角中的二位作个评判：黄生有可能是治黄老之学的学者，坚守“尊君卑臣”的原则；而辕固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孟子一派的，更加倾向于民意而不是君权。

“讲道理？”周武王左右的武士一听，心说，“只听说秀才跟兵讲道理，没听说兵跟秀才讲道理的。”这些武士二话不说，拿起兵刃就要往老哥儿俩身上招呼。

晏婴一边听齐景公眉飞色舞地说着，一边心里痛骂：“梁丘据啊梁丘据，你小子可真够阴损的！不行，这事我得管！”

99lib.net齐景公生病了，一病就是一年。“国际社会”按惯例要慰问一下，当时没有电话、电报，所以这类事情都要靠使者来办。齐景公卧病时间也太长了，这个国家的慰问使者还没走呢，另一个国家派的使者就又来了，这么一来二去的，齐国的国宾馆全被各国的使者住满了。

在首阳山上，叔齐问哥哥：“咱们在这山上住，倒是合乎仁义，可肚子问题怎么解决呢？”

伯夷、叔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对典型，两千多年来总是不断有人拿这两位说事儿。对这两位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呢？这经常让历代的知识分子心里怪矛盾的。《孟子》一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伯夷、叔齐，我倒想拿唐代柳识的一篇文章来作个参照——柳识的《吊夷齐文》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骈文，其中议论也很有代表性：

汉景帝此言一出，立时就圈定了一块学术禁区。古代社会里的很多学术禁区都是这么来的。——啊？这是真的吗？现在随便一个人都知道“学术无禁区”这句话啊！

很奇怪吧？谁没有个头疼脑热的，就算国君卧床的时间长了些，再怎么有问题也不至于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国际影响吧？

“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这话到了汉代可能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间的一句习语。汉景帝的时候，有这么一天，两位学者在皇帝面前争论起这个问题来了。这两人一个是辕固，一个是黄生。这个辕固是研究《诗经》的大专家，也就是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惹恼了窦太后，结果被拉走跟野猪圈在一块儿的那位老先生。

伯夷和叔齐这两兄弟经过一番商议之后，踏上了前往陕西之路。

公孙丑在这里提到的伯夷和伊尹也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符号意义的名人。伯夷是河北人，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君的儿子，这个孤竹国就在今天的河北省卢龙县一带。孤竹国君要选定继承人，觉得小儿子叔齐比较顺眼，就发下话来，说将来让叔齐接班。等孤竹国君死了，叔齐一琢磨：“我怎么能接班呢，这不合规矩啊！”他说什么也不干，非要把位子让给哥哥伯夷。伯夷连连摆手：“好兄弟，这怎么行，咱们得听老爸的遗嘱啊！”叔齐说：“哥，你别跟我争了，按规矩得你来接班！”伯夷说：“不对，按遗嘱得你接班！”叔齐说：“咱们得按规矩！”伯夷说：“咱们得按遗嘱！”

柳识在第二段中有一句引文，叫做“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意思是：帽子是戴在头上的，就算帽子破了，也得戴在头上，不能往脚上套；鞋子是穿在脚上的，就算你赶时髦花两万块钱买了一双限量发行纪念款的顶级耐克鞋，也得穿在脚上，不能顶在头上。我曾在上本书里花了些篇幅澄清许多人对“礼仪之邦”的误解，其实呢，这个“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的说法正是对“礼仪之邦”、对“礼制”的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大家要各安其位：你是帽子，就永远在头上扣着；你是鞋子，就永远被人在脚下踩着；你是袜子，就算再破，再旧，也不能裁开了缝缝补补改成口罩，唯有如此，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和谐，才不会出乱子。

汉景帝的办法是：划定学术禁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统治者的这套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功夫你们知识分子自己心知肚明就完了，谁也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漏了，那样可对谁都不好！

商朝人很相信老天爷，商纣王最相信老天爷。有大臣劝过纣王：“您再这么胡作非为下去，王位可就怕保不住了！”纣王不屑一顾，“我的位子是老天爷给我安排的，你就算信不过我，难道还信不过老天爷？”

——这叫说的什么话！皇帝会这么说吗，有人不会觉得这是我瞎编的吧？

等再一打听，原来这支军队是周文王的儿子去打商纣王的。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伯夷和叔齐连忙拦住了周武王（这时候他还不叫周武王）的马：“你小子不像话啊，老爸死了还没安葬，就大动干戈杀人放火去，这可大大有违孝道啊！而且，以臣子的身份去打君王，这也不仁啊！你们不能不讲道理啊！”

可是，要回答“天命究竟在哪一边”这个问题，还得首先弄清一个前提：到底有没有天命啊？

——可骗人这种事吧，骗来骗去，很容易把自己也给骗进去了。周人子孙万万千，传国十几代，自己人也没少被绕进去的，这就需要有明白人不时来给提个醒。前文介绍过的齐国的好总理晏婴就有过这么一件“提醒”的故事：

秦始皇的办法是：杀！

军队走近了，伯夷和叔齐看到那正是周人的军队向东开拔，队伍里的一辆车上还立着个死人牌位，真够搞怪的！仔细一看，这牌位却是周文王的。

——所以，伯夷、叔齐的耻食周粟和武王伐纣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在整个专制王朝史上也一直都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话题，是可以泛泛而谈却无法深入探讨的。现在我们回到《孟子》文本，公孙丑向老师请教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我们现在就该明白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分量有多大了！孟子当然绝对支持周武王所代表的天意和民意，但他又该怎样论述伯夷和叔齐呢？

伯夷、叔齐一看不好，医保和社保还没混着呢，这

九九藏书

就遭遇血光之灾了！两人把眼一闭，暗想：“这也好，混不上医保、社保，能混个安乐死也算不错了！”

这兄弟俩真是一个比一个高风亮节，最后，伯夷实在争不过弟弟了，怎么办？

还好，姜太公正在旁边，连忙制止了武士们的暴行，对大家说：“这两位都是义人，不能杀，拉走就是了。”武士们拉开了伯夷、叔齐，大军继续上路。

辕固说：“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汉朝，高皇帝（刘邦）灭了秦朝，自己做了天子，难道还错了不成？”

姜太公在旁边帮腔：“你们都听见了没有？我告诉你们，打狗还得看主人哪，谁要是敢打我们大王，那就等于是打老天——”话没说完，姜太公突然发觉气氛不对，一回头，正看见周武王一双冷森森的眼睛……

于是，老哥儿俩就窝在首阳山上靠无公害、纯天然的食品过日子，没多久就饿死了。据说，他们死前还作了一篇《山居笔记》：“上山采野菜，山居吃薇草。以暴易暴可不好。古代盛世没有了，我们在乱世没地方跑。倒霉啊倒霉，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登彼岐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错了，梁丘据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我恐怕国际影响不好。”

周武王干咳一声，接着对大家说：“刚才姜太公的话，咳咳，话糙理不糙……好了，大家都散了吧。”

商朝人是绝对相信天命的！从一大堆的考古发现来看，商朝人动不动就得占占卜——明天我得去找老板谈谈加薪的事，唉，能不能成呢？可别加薪没加成，倒把老板惹怒了，当场就把我炒了！唉，为难啊为难，怎么办？找个乌龟壳烧一烧，老天爷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吧。还有人想：张三那小子论学历不如我，论能力更不如我，平时连话都说不利落，可凭什么他就当了科长，我辛辛苦苦混了两百年还只是个副科长？最后一琢磨：也别跟自己较劲了，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老天爷这样安排一定是有什么深刻用意的。

读历史最怕的就是以现代人的思维习惯对古人去想当然，一定记得要暂时抛开现代观念，而以古人当时的思想习惯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快乐一定是要和别人分享的，齐景公得找个贴心的人来分享快乐，谁最贴心呢？——晏婴。

晏婴的思路是周人一种典型的天命观，意思是说：即使老天爷和祖宗神灵鬼鬼怪怪们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他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们和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像商朝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老天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管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应该认命。

周武王可得了理了，对大家说：“老天爷早就瞧商纣王那小子不顺眼了，所以特地委托我把那臭小子给灭了。你们大家都给我听着，老天爷现在看我最顺眼，所以你们大家也得看我顺眼才行。谁要是顶撞我，那就是顶撞老天爷！”

齐景公一听，立藏书网刻笑逐颜开：“高！实在是高！”

梁丘据为什么要杀祝史呢？他的理由是：我们可以说是祝史没把祭祀工作做好，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职，这才导致了神神鬼鬼们迁怒于齐景公，让齐景公的病一直得不到痊愈。一杀祝史，各国的使者们就会相信原来齐景公的病不是因为自己造孽，而是因为祝史渎职。

该汉景帝说话了。汉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吃。”

辕固说：“瞎掰！夏桀王和商纣王才是大坏蛋呢，人民群众怨恨夏桀王和商纣王，喜欢商汤王和周武王，这是民心向背啊，商汤王和周武王是受命于天的。”

——孟子在后文里还会再次提到这件事情，为此而大大地赞美周文王，认为正是周文王“善养老者”的政策使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纷纷投奔，赢得了天下人的归心。

——改朝换代了，周朝人看上去也像当年的商朝人一样对老天爷顶礼膜拜，而且写个诗啊，训个话啊，处处都把老天爷挂在嘴边。这样看来，周人真的是老天爷钦定的新一代选民吧？

可是，世上之事，最怕的就是有心人。偏偏就有一些有心人研究周人的历史文献，发现问题了：奇怪呀奇怪，周人怎么有时候特别强调老天爷的力量，有时候又对老天爷不大上心而更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黄生说：“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篡位弑君的大坏蛋！”

梁丘据给齐景公出主意：“为了保持您老人家的国际形象，我建议，把祝史给杀了！”

在此，我们还要琢磨孟子言论中的一个问题：孟子是相当推崇伯夷和叔齐的，但是，他也同样推崇周武王，如果按照“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的逻辑，那可就不容易想明白这个问题了。

辩论到这里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在古代，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遵循一个基本尺度：一定要在历史的范围里讨论历史，千万别往现实问题上去引申，一旦碰了现实，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一变而成为政治了。黄生此时此刻该怎么回答辕固的问题呢？他可太为难了：怎么说都是错啊！

我们猜猜梁丘据下面会说什么？

真不是我编的，《史记》和《汉书》里都是这么记载的。

柳识的这篇文章读完，让人有点儿搞不清楚：伯夷和叔齐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如果是柳识自己，遇到和伯夷、叔齐当初类似的情况，他到底是会顺应天命、投降新政权呢，还是忠君不二、宁可付出生命呢——也就是说，是选择那个“但是”前面的，还是“但是”后边的？

晏婴当下引古论今，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大意是说：“您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再怎么侍奉鬼神也没用，老天爷嫌弃您，老祖宗也恨您，祝史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咱们齐国的情况是：官吏太坏了，关税太高了，禁令太多了，税收太重了，老百姓骂娘了。如果祝史的祈祷真会给您带来福分，那老百姓的诅咒也一样会给您带来厄运。而祝史他们就那么有数的几个人，再会求福，也赶不上齐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诅咒的力量啊！”

伯夷这一溜，叔齐该怎么办呢？是面带无奈而内心窃喜吗？不是。叔齐一看，好哇哥哥，你够狠，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悄悄跑了，嘿嘿，就算你跑了，这君位我也不要，我也跑！就这样，叔齐也离开了孤竹国，追他哥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