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笔头对准了1998年。这一年，洪涝灾害在多个流域一齐爆发，“水位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出现的险情之多，以及投入防守抢险的军民之众”，在人类数千年的治水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谢克强的《这也是一场战争——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纪实》、郭海燕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大江大搏浪略笔》、陈世旭的《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江西治水三章》等作品都围绕那一年的长江洪水，对抗洪抢险中涌现的英雄事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叙写。

陈世旭在《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江西治水三章》中，循着时间线索翔实地记录下持续加剧的险情，不断上升的水位、不断出现的决口、堤坝上的灾民棚、淹没在水面下的城镇，一次人与自然的鏖战就此展开，而承担抗洪抢险任务的战士们经过六个昼夜的无休无眠、六个昼夜的殊死搏击，终于创造了极短时间内长江大堤决而复堵的奇迹！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其美丽丰饶在书中得到了详细的描绘，而它的险要也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深入的书写。张炜与李亦的《大河徙——黄河口笔记》记录道，从先秦至民国期间，黄河共决口1593次，改道26次，频繁的改道让身处中下游的人们苦不堪言。进入20世纪中期，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让黄河一次次频繁而愤怒地决口，黄河两岸的人民在不断挫折与不断抗灾中艰难地推进着历史。1947年堵复花园口没有给黄河口带来长久太平，改道刁口河又导致河口水位上升，最终总算找到了清水沟作为相对入海口。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险工”一词，它指的是建立在黄河事故多发地带的工程，正如作者所言：“几乎每段‘险工’上都有悲惨的故事。‘险工’凝聚着河口人的血和泪。‘险工’这个词在黄河人那里从不敢轻易提起，这个词就是河口人伤口上结的痂，讲一遍伤口都会疼。”

在阅读过程中，我不仅仅被作家们生动的描写与细致的刻画所打动，谢克强满怀敬意地将牌洲湾大堤溃口中献身的19名士兵的生平简介记录下来的段落更是让我印象深刻：

自然景观之外，书中所描写的人文景观也给读者带来震撼，自然之水与人文之水浑然交融，在我心头不禁荡漾开来。彭建明的《遍地明珠》，将分布在边远山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小水电站比作散落在山间的颗颗明珠，可谓绝妙，读着他的文字，眼前仿佛就出现了夜晚天上的点点星光与山坳的颗颗明珠交相呼应的画面。荆歌的《天堂之水》，将苏州的“水文化”娓娓道来，在碧水环绕的苏州城中家喻户晓的“水八仙”之“鸡头米”，状如江南女子水汪汪的眼睛，飘出专属于一个时令一个地域的独特气味，令人心向往之。张炜与李亦的《大河徙——黄河口笔记》中写到了一群“赶黄河”的人，他们是顺着黄河留下的肥沃淤地进行开垦的人。最初的赶黄河的人，每天天还没亮，就带着一顿午饭、一葫芦凉水到“大洼”开荒种地，到太阳落山了才回家。后来，黄河一再东进，赶黄河的人们也跟着黄河跑，一个“赶”字道出了黄河人的闯劲，实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陈世旭的《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江西治水三章》对民风的介绍写得尤其美：“湖上汊汊有人家。到夜晚，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村落里，纷纷亮起灯火，跟漫天的星斗互相照应，让你明明白白地入了梦境，分不清是星斗落进了湖里，还是灯火点在了天上。湖上诸岛，家家开门临水，村民淳朴，古风犹存……”同时，鄱阳湖作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拥有“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的壮丽自然风光，让人读来着实神往，希望能和作者一道“依靠着帆在风云间行走，张开双臂，投入鄱阳湖的怀抱，去享受最纯净的美”。

大京九保住了！

在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中，与水有关的哲言警句可谓比比皆是，先贤们在水的启迪下、于水的意象上构筑了无尽哲思。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魏征谏：“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历代的文人骚客也是喜欢临渊而发，写下了许多流芳千古的诗篇，白居易“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怀恋，李太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慷慨，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怅然，都如那自远古就浸润着黄土地的江水，始终流淌在中国人历史记忆的血管里。

孩童与江水的结合，让叶兆言的《水上的文章》在众多文章显得独树一帜。他以散文诗般的笔调描写了江苏的桥与水。写了秦淮河，写了大运河，写了范公堤烟雨，写了苏州城。孩童时期的叶兆言，曾经为了证实“不过桥就到不了夫子庙”的论断而逃学，花了一天时间踩遍了所有的路；也会因为光着屁股到河里游泳而不好意思；藏书网还曾经随着潮涨潮落朦胧地见识了大人们的爱情。现代文学的大家，喜欢从孩子的纯真视角来观察世界，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视角，为水乡赋予了独特的趣味。

当然，这部书约请这么多大牌作家写作治水，每个作家显然都使出浑身解数，拿出他们的才情智慧作文，才会有如此多的妙文奇文令人目不暇接。当然，文字方面能做得如此出色，显然在审稿和编辑打磨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前有《水经注》题诗在前，当代中国的作家文豪当然不敢怠慢。文人治史，历来都因其文采而得欣赏，却也因肆意不羁而受诟病。这个潜在的缺点为本书的编者与作者所察觉，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进。贤章老在后记中有补记云：“评定一项工程的成败得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它不是一个经济效益就可以评定的，还要看它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对一个地区经济结构乃至民生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这往往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定论。本书执笔作家，可以说没有一位水利专家，纰漏甚至错误势必在所难免。”这种自省的态度颇具大家风范。也因为如此虔敬与虚心，如此大的文字工程，却还是做得相当到位。其中编辑和统稿人员付出的艰辛劳苦，笔者亦有耳闻，那些故事这里无法一一道来，但二大卷著作无疑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雄心、匠心与诚心的交融，让这厚厚两卷书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荆歌的《天堂水》中，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平静温婉的苏州水，也会突露狰狞，仅在宋元的近400年间，就有30多次关于大水灾的记录。明代到解放后的史料中更是屡见水患记录，荆歌将这些史料细心地组织陈列下来，似乎不带感情色彩的地点、时间、数字，却都坚硬而沉重地敲打着记述者与阅读者的内心。

除了关注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历史，这本书还收录了关于西部与东部一些相对较小的水域，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治水史的作品。从这里倒是勾画了中华民族治水更为丰富生动的历史侧面。董生龙的《三江源》追溯了4000年来西藏治水的历史，作为古老华夏大地母亲河——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三江源的治水历程经历了远古的神话色彩、古代的曲折、民国的艰难与共和国时期的辉煌。熊育群则以游记的形式，在《雅鲁藏布江圣水长流》中描绘了一幅藏区圣水的自然人文画卷。董立勃的《英雄多壮志荒漠变绿洲》首先简要回顾了新疆自从西汉政权将其纳入大中华版图以来历代官兵在此屯垦戍边的历史，继而详述了新疆兵团人远离故乡，在祖国边陲开辟荒原、屯垦治水，利用膜下滴灌技术成功解决西部供水问题的传奇故事。李霁宇、杨红昆的《滇池图》回望了滇池的远古之美，记叙了滇池这汪昆明的母亲湖在贪婪而愚昧的人类野蛮无知的过度开发下所经历过的惨痛劫难和环保困局，以及面对困局昆明政府与人民走过的艰巨而漫长的治理之路，并在生态复苏、水质改善的形势下展望了滇池涅槃重生、美景重现的未来。南翔的《香港澳门供水、治水（治污）、填海造地侧记》则记叙了香港从一味填海以追求经济效益，到投入巨资治理保护海港的转变，以及香港澳门解决供水问题、治理水源污染的历史源流。

读这部治水史诗，可以看到中国民族如何在治水的历史中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数千年来以农立国，水利当然是农业的命脉，河渠一事自然牢牢关系着国计民生。《中国治水史诗》记叙的诸多史实都证明了治水与治国的深刻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治水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政治经济史，故一部关于治水的史诗也是一部涵盖中华文明演进历程的民族史诗。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便有言曰：“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在这“五害”中，“水最为大”。而西汉时期的《韩诗外传》则从正面论述了治水与治国安邦的良性关系：“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所平。”正如韩婴所言，治水事业总是与国家的有效治理紧密相连，自夏王朝的创始人大禹治水起，始皇帝开凿灵渠疏通粮道，秦皇汉武移民实边在河套地区引黄灌溉，京杭大运河“为后世开万世之利”，西夏依赖农田水利割据一方，直到新中国的黄河大坝、南水北调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福利。

当今时代，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地震灾难频繁，干旱无情，洪水泛滥，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说，这都是人类走向现代发展带来的后果，但到今天为止，人类远没有征服自然环境，而是遭受着自然环境灾害更严重的威胁。气候变暖导致的后果，在今天并非难以预料，而是人类根本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面对这样的后果。

这部大作博采众长，匠心独运，既传承了中国古代群贤修史的传统，又呼应了当下最新的历史学动向。说它传承了中国古代群贤修史的传统，是因为有唐以来，设史馆、修国史已成为盛世的象征。如魏征监修的《隋书》，广邀经史大师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等博学之士群策群力，更以文人修史著称，不拘一格，文采斐然。《中国治水史诗》也是能人牵头，聚群贤而著书，根据程老的回忆，他们收到的治水文章，90%以上都是全国最优秀作家的手笔，无怪乎书成之后，漫卷才气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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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美，让与水唇齿相依的人对其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感情。面对不再清澈的母亲河，赵丽宏曾经发出“把我填没吧，把我填没/……哪怕为我装上盖子/让我成为一条地下之河”这般痛心疾首的慨叹。而当母亲河恢复清澈时，他又唱出了“是一个梦想，一个童话”，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时代”的赞歌。由这些发自肺腑的抒情，可见他对母亲河的感情之深。陈应松在《天堑与通途——武汉长江大桥》中，提到仅汉阳一个辖区就有15人名叫“汉桥”、25人名叫“建桥”。与桥相关的名字是武汉市的一个标志，表明这些人肯定出生在1955年到1957年兴建长江大桥的那段日子，关于桥的记忆就这么铭刻在了人们身上。

《中国治水史诗》开卷就能感觉到气势不凡，纵横古今，穿越时间的长河，治水的历史从久远的古代流向当代，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整体性的震撼。这里面记录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水的观察、思考，与水的互动、共生，这部书里叙述的历史，生动地体现了对水的感受与治水的历史，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族精神的生成。

张笑天的文章虽然短小，却从哲学命题——“上善若水”出发，置身鱼嘴、飞沙堰、安澜索桥等水文名胜之上，豪迈地评点文人诗词、史家论述，探讨环境与人的关系，也不失为一种思想之美。

杨克在《河源水传奇》中写道：“传奇是一个模糊的名词，没有人知道他们牺牲了多少，没有人知道他们贡献了多少。”除了正面应对水患、兴修水利的人们，那些为水利工程的建设作出牺牲、奉献出自己看似绵薄却又必不可少的一份力量的普通百姓也在这部治水史诗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何建明在《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中，就专门写到了因为三峡工程而被迫移民的百姓。一百多万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辈辈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与此同时，那些城镇乡村、工矿企业、学校医院则不得不被滔滔江水所淹没。为了三峡工程能够造福更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有多少库区百姓作出了牺牲？杨克在《河源水传奇》中也写到了新丰江水库建设之时，移民作出的巨大牺牲，1959年，历时9个月的清库运动结束，共拆除房屋1845万间，猪牛栏、厕所422万间；清除坟墓1395万座；清山2081万亩，砍树1071万立方米……10万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河源的水传奇，拨开那些光鲜华丽的颂词，也有灰暗心酸的一面，城与水的纠结与折磨在这一刻展现得触目惊心。”

毋庸讳言，中国的治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林樱的《堰塞湖泄洪纪事》将关注焦点投射到距今并不久远的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上，地震所造成的山体滑坡阻断河流后形成的堰塞湖，随时可能溃堤酿成洪灾，成为高悬在灾区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堰塞湖之战的关键一战——唐家山堰塞湖抢救，经历了重重危机与波折，终于成功。但是，防灾抢险依然任重道远。2009年以来，在地震灾区仍时有地质灾害、桥梁断裂、道路被阻、山洪暴发等发生。

长江干堤保住了！”

《中国治水史诗》对当今国家在治水事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了全方位介绍，同时也用客观的纪实点出了缺陷所在。我国在预防水患的同时，还发展了灌溉、发电、旅游等事业。然而，水污染的问题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日益严重。针对这个问题，赵丽宏在《为了上海母亲河的清澈》一文中提出了“水伦理”这个概念，它涉及的是人与水的关系：“从水伦理的角度看，人类要承认水的价值和权力，认识到水的生命主体地位和道德地位，将水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对水资源直接担负起伦理责任和义务。”20世纪初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而变得黑臭的苏州河、太湖等河道，在20世纪末得到了重视与关怀，人们开始截污、建闸，并动用了大量的科技力量和行政力量。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提九_九_藏_书_网高和政府对环保事业的高度重视，相信越来越多一度污浊的河流将如苏州河一般重新恢复清澈。

书中许多文章，都以其生花妙笔，描绘了祖国各个水域旖旎的自然风光，让久居都市的读者享受了心灵的涤荡。我于日渐转暖的春日午后坐在万柳庄的家中，将《中国治水史诗》置于案前，细细品读，领略从宛如色彩缤纷的巨幅地毯一般的黄河三角洲，到高峻苍凉而神圣清洁的三江源，从雪域腹地的“蓝色哈达”拉萨河到热带雨林中汇涓成流的万泉河的自然胜景，联想到北大校园中水光潋滟晴方好的未名湖，不由得生出到湖边散散步的念头。

这部书的策划动议源自于梅雁集团董事长杨钦欢先生与广东著名作家程贤章老先生的交谈，二位贤达十分有社会责任感，基于水电工程建设可能也会对当地的生态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忧虑，他们产生了要编写一部涵盖古今、纵横南北的治水史的想法。贤章老德高望重，是一位极重情义的文坛前辈，在文坛一呼百应，因而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作家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也实在是一项创举。贤章老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对治水史有非常独到的思考。他在后记里写道：“中国自北魏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以来，尚无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水经注》其实写的都是山水文章，虽也文采风流，但极少写治水的文章。”编写这部《中国治水史诗》，正是意在开治水史之先河，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它既是弥补历史空白的学术贡献，对中国当代的现实意义也非同小可，于了解水文现状、因地制宜地选择治水方案等等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参考价值。

相信每一位阅读《中国治水史诗》的读者，都不仅会被书中展现的英雄气概所震撼，也会为治水的自然与人文之美所打动，为人与水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所打动，而这一切，都因为有那么多的文章饱含诗意的笔调，而使历史人文与自然山水之美跃然纸上。

这部“治水史诗”以极为丰富的史料，以作家特有的敏锐，书写了中华民族浴水奋斗的漫长而卓绝的历史，这无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还是面对今天的水患水荒，都是一部宝贵的借鉴。

华夏大地上水旱灾害屡见不鲜，给治水事业带来了诸多艰辛，却也由此更衬托出了治水过程中涌现的英雄传奇。《中国治水史诗》的作者们用饱含敬意的笔触，将英雄事迹娓娓道来，惊险处让人屏息，挫折处让人扼腕，高潮处让人拍案。

中国虽是水利大国，却也久经旱涝之灾。因而，在《中国治水史诗》这部讲述中国治水宏大历史的巨著中，自然灾害与对抗灾害的主题始终贯穿其中。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作家们是以饱含苦痛与同情的笔墨，去书写中华民族走过的艰难的生存道路。正是在大河上下，中华民族与水的抗争，书写着自己民族特有的生存悲歌，因为这样的悲歌，从古唱到今，让我们今天要严肃去思考环境的问题，思考中华民族生存的使命。

《中国治水史诗》对英雄事迹的讲述，还包含了对治水理论的观照。治水英雄们不仅在治水的实践上卓有成绩，在治水的理论上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大禹的“疏川导滞”，王璟的“分泄、疏斫、减淤、筑堤并用”，刘彝的“福寿沟”、“石狮爪”，贾鲁的“疏浚、塞并行”，潘季驯的“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等等，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治水理论。李林樱的《天下奇功都江堰》详细介绍了战国时期秦国的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过程。都江堰的鱼嘴分水堤是李冰的创举，“凹岸取水，凸岸排沙”，把岷江分成了内江和外江，使成都平原水网密集，既有通航之变，又有灌溉之利，同时还达到了排沙的目的。李冰巧妙的治水技术克服了蜀地的水患，打造出了福荫百代的“天府之国”。李冰不但发明了鱼嘴分水堤，还从治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中国治水史诗》对这些理论的详细记述是对古人智慧的一种尊重，对文明传承的自觉承担，而且，相信其中的不少理论对于今天的水利工程也是具有不可小觑的参考价值的。

易渡的《洞庭湖，蓝色的问号》叙写了洞庭湖遭遇的洪灾和旱灾，并面对洞庭湖令人担忧的现状提出了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河流变成了负累，当渔镇变成了死港，当水乡变成了陵陆，与水相伴的生存究竟会怎样改变？”“不管是洪汛还是枯竭，与水相伴的生存，都已成为我们的恐惧，我们将去往哪里？又有哪里，能承载我们日益衰败的灵魂？”这一个个问题，一个个沉重的问号，让我们在自豪地回望治水历程时，又多了许多深思。李林樱在《堰塞湖泄洪纪事》的末尾说，我们都应当记住《叠溪地震六十周年祭》一文中所写的那段话：“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天灾莫测，人事宜工。愿吾辈护生态，开富源……”这也正是《中国治水史诗》对读者提出的紧迫问题、为读者留下的未竟使命吧。

珠江在全国众江河中，算是脾气不大的了，但是沈仁康的《山高水长花珠江》告诉我们，珠江的自然灾祸也不少：洪水、干旱、台风、咸潮，风不调雨不顺的年头绝非罕见。尤以鸦片战争到新中国那段时期为甚，仿佛在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年代灾难也跟着起哄，在民国四年更是发生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水灾之后又往往是干旱，田地龟裂、禾稼失收、淡水缺乏，若遇天文大潮，海水倒灌，饮水都成问题。北江作为珠江的第二大水系，当然遭遇了1915年的特大洪水，李钟声与刘迪生在《涛声如歌——北江治水纪事》中叙写了广州市区因此遭受的空前水灾，全城三分之二受淹，“死人塌屋”情况严重，加上十三行商民午炊失慎，酿成火灾，市民就这么处在了前遇洪水，后遭火灾的困境之中。1915年之后，北江流域又经历了诸如1994年6月、2005年6月等多次严重水患，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红色防线”北江大堤的庇护下，凭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英勇无畏的抗洪抢险斗争，沿岸居民的受灾程度得到了有力的控制。

这些名字、籍贯、年份，以一种静默的力量，一个一个烙在书上，也烙在读者的心上。

如果说群贤修史正沿袭了自古盛世修史的传统，那么，“史诗”的形式恰也暗合了历史学的前沿发展——让历史回归故事。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论断：“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中国的左丘明开始，历史著作就是以讲述故事作为其基本特征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太史公的《史记》之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双重高度评价。写就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师爱德华·吉本也曾经骄傲地宣称“每个女子的梳妆台都摆上自己的著作”。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历史学在经历学科化的过程中也被塑造成了以“分析”为重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等方法被援引进入历史研究中，寻得历史普遍规律成为了治史的主要目的，历史成了社会科学的大杂烩。所幸的是，“讲故事”的历史写作并未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而销声匿迹，反而在今天重新展现了它的魅力，并且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通过叙事，历史过程再一次回到了自身。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对14世纪初法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也作为畅销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当我们观望着西方史学界“叙事的复兴”之时，回头一看，恍然发现《中国治水史诗》这样一部史诗性的著作，竟不自觉地呼应了西方历史叙事的当代潮流，以文学的历史叙事展现了中华民族治水的浩瀚画卷；也使中国文学在历史反思与现实关怀的交合处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谢克强用他的笔墨铭刻下了战斗在第一线的部队官兵。郭海燕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大江大搏浪略笔》则是主要刻画了凭借科学技术与灾害作战的科研工作者们。在洪水面前，中国的水利专家们凭着科学家的良心和强者的姿态，承担着可能背负千古骂名的风险，坚持不分洪的主张，最终让大坝安然无恙地渡过危险。正如作者所说：“这是现代科技和水电工程面对大自然洪灾的范例之战！是人类对于世界第三大河流的一次成功科学对话与历史性和解！”

总而言之，这部治水史诗，从历史上的治水神话写到今天英勇献身的英雄，中华民族特有的顽强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品格，流宕在一部浩瀚的治水的史诗中。这些文字写得回肠荡气而气惯长虹，这不只是为历史做证，为英雄立碑，也是为后人立榜样。读来让人感奋，催人奋发，可以说是建设中国当代生态文明的发愤之作，也是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http://www.99lib.net的一部精彩的教科书。

《中国治水史诗》这部鸿篇巨制以“黄淮卷”起首，又以熊育群先生的《大禹治水回望》作为“黄淮卷”的开端，无疑用意深刻。大禹之名可谓妇孺皆知，在后人眼中，大禹因为治水功业而兼具神性与悲剧性，然而熊育群以扎实的史料做基础，在有声有色而又有理有据地讲述故事的同时，也让大禹的形象从天上落回了人间。在作者笔下，一个立下丰功伟绩而又富有人性的大禹形象被成功地塑造了出来，这也可以说是书中治水英雄的共同特征。

“京广线保住了！

中国自古以来论及水的史书也可谓不胜枚举，若论正史，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开始，到《宋史》、《金史》、《明史》、《清史稿》，都收录有“河渠志”，详细介绍当朝乃至前朝的河流概况与沿岸风俗。若论地理类史著，也有《山海经》、《尚书·禹贡》、《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等。但正如程老所言，中国“尚无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书”。而《中国治水史诗》这部大作名曰“史诗”，无疑透露了编者纵横四野贯通古今的雄心壮志，他们以水道为经、以时间作纬，梳理了华夏有史以来关于治水的文献及传说，走访并实录了祖国大江南北不断涌现的治水事迹，70多位作家每人以约3万字的篇幅为读者展开了一轴宏大的历史画卷。

除了抗击洪水，《中国治水史诗》还涵盖了大量对抗旱灾的英雄事迹。谭谈与纪红建合写的《湘中大血脉——韶山灌区纪事》，沿着三十多年前曾经采访过的足迹，走进了作为湖南省最大引水灌溉工程的韶山灌区，重新书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湖南人民排除万难兴修水渠的那一段激动人心的治水历程。陈世旭在《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江西治水三章》中叙述了面对鄱阳湖的缺水之痛，人们力图以科学方法实现治标又治本的求索历程，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与实践，最终形成了“调枯不调洪”、“江湖两利”的科学方案。

每一个惊叹号，都是人类在捍卫自己的家园时，一声富有力度的呐喊。

一般的“史诗”往往会将历史的进步归结到一个个神化了的个体身上，正如熊育群在《大禹治水回望》中所言，“民间对于特殊的人物，在口口相传中，根据自己的心理与意愿，会进行夸张与创造，等到传得远了，早已经大大变样了。人变成神大概与这样的心理与集体的创造分不开”。《中国治水史诗》中的文章并没有落此窠臼，而是将视角更多地投向治水的集体。书中出现了许多在治水过程中发明、改良的专用工具，如用于地形测量的刻度标杆、视距尺，用于装石护岸的竹笼，用于疏浚河道的铁龙爪扬泥车，用于测定水位的“水则”等等，都显示了中国人民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对抗大灾大难时集体智慧的累积，就像珍珠贝面对沙粒的侵入，分泌出的层层珍珠质，最后结晶出光彩夺目的珍宝。《中国治水史诗》一书不但高度褒扬了那些名垂青史的治水英雄，如上古先王夏禹、都江堰二王庙供奉至今的李冰父子、写作不朽著作《水经注》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元代开通大都运河的科学家郭守敬、明代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潘季驯等等；也精心打磨了有可能为历史巨浪所磨蚀的治水群像，对屯垦开荒的建设兵团、抗洪救灾的武警官兵、兴修水利的工程队伍等治水团队都予以了细致的刻画。

于是，在这样的境遇面前，读到《中国治水史诗》厚重宏大二百多万字的二卷本著作，就让我们心情难以平静。这部大书，书写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治水历史，思考的则是当下中国人乃至于是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着力处就在于为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修史立言。其精神可嘉，其功夫可敬，其价值可贵，其意义深远，功德无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