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了，那时的大学生们火气大得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领袖们更不例外。她们遂召集学生开会，决定不承认杨为校长，要教育部更换新到任不久的校长！5月7日，也正是章总长的家被一帮学生捣毁之际，女师大礼堂里也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杨荫榆要上台讲话，却被学生自治会轰下台来——人家不承认你是校长了嘛。事后，杨校长在请示了教育部后，决定将六个学生自治会干部开除。但几天后，参与闹事的学生们反将杨的办公室及寝室封了，甚至还把守住校门，坚决不准杨进入校园！校长无奈学生何，杨荫榆只得在校外找了地方临时办公。此即日后被章士钊上奏的“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一事。

再说“小许”许广平。

北洋时的“大街”，如今已似胡同般狭窄，汽车、行人往返梭行，以致我想在马路对面拍张画面清净点的照片的机会都很难得。

颇为巧合的是，章士钊与周树人同庚，这一年都是四十四岁，都是不再冲动的年龄了。

我赶紧趋前，见是一座完全新建的仿古大门，门上有雕梁画栋的门楼，与中南海正门新华门相仿，煞是壮丽！门卫是灰衣保安，颇像机关重地，但门口处却悬着一块大大的木牌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招待所。

作为办学成果，校内外的墙上挂满荣誉，那一方方小铜牌与院中央的这块“简介”真是相映生辉：“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明校园”、“电化教育优类校”、“北京市西城区交通艺术分团”、“警民共建单位”……

没有人断言鲁迅是否因私情而ｈttp://www.９９ｌｉb.neｔ影响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谁又能否定“朕也是人”这个最普通的道理呢？由于鲁迅已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受到各校学生们爱戴的思想导师，所以他们几人的加盟极大地鼓舞了闹事学生们的抗争劲头。如此一来，章士钊“整顿学风”的理想也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阻击，并因对手在共和国时代被毛泽东奉为“第一等的圣人”而使自己惹上了终生的骂名。

但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那个夏日，走进这里的大家长章士钊却让墙上的一纸布告弄得很不开心。他过后为段祺瑞起草《整饬学风令》上就有这样的口气：“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我要替你们的父亲或哥哥教训你们！他把自己当成了学子们的家长。

说起来，章士钊来得晚了。

部与校相距如此之近，实在出乎意料。也难怪女学生们一生气就涌到教育部来示威！

我拍的是新文化街45号，一幢保存得非常完整的民初建筑，西洋风格自上而下，从墙到门，从楼到院。“鲁迅中学”四个金字赫然嵌在正门内的楼上方。显然，这是集的鲁迅的字体。

布告称：教员不得出入。

离开魏家胡同之后的那天下午，我们从宣武门地铁站钻出来，顺着宣武门内大街一路向北，去找新文化街。

从教育部到女师大，不足百米，章部长何至于事发不可收拾时才赶到现场？是他掌管两部（还有司法部）无暇分身九_九_藏_书_网，还是他相信尘埃自会落定，无须庸人自扰？要不，就是他官气十足不肯迈步？

墙上还有两张“校务公开”布告，上面把20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学校收支情况写得清清楚楚。从账面上看，该校管理有条不紊。哪个学生家长不为孩子在这样的学校就读而欣慰？

女师大学潮时的鲁迅为何自绝于政府？数不清的鲁迅专家们说到此段，总没说清个中原委，即使谈及，也无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他们似乎不愿意谈到鲁迅与“二许”的关系。

当时的石驸马大街，是一条有名的政治街，杨度等六位名士组织的“筹安会”即设在这条大街上。大街上最显眼的是一座正在维修的郡王府，不知杨度先生他们请袁大总统当皇帝的那个机构是否曾借此宅办公。

许广平祖籍福建，生于广东，长在澳门，身上有客家人在动荡中求生存的血缘。她十九岁即来北京求学，后考上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即表现出领袖才干，五四运动时，出任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醒世周刊》主编。民国十二年（1923年），“霞姑”（许氏的乳名，与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同名）回到京师，考取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她结识了前来兼课的周树人。学潮发生之前，思想活跃的许广平就与她所信赖的周先生开始通信了。此时，师生信札往还已经频繁而亲昵了——先生已忘却师道尊严而称学生为“广平仁兄”，许姑娘则极为放肆地称比自己大十八岁的老师为“嫩棣棣”了！棣棣即弟弟，弟弟还是嫩的，两人真是没大没小了！她原本是有恋人的，是老家的一位表亲，但竟被她传染上猩红热后不治身亡！初恋的创痛想必深深影响了她的婚姻日程，所以，认识鲁迅之前，她还是一位“大龄未婚妇女”——年已二十五岁矣！而且，她也去过周先生的家，见过师母朱安，一个被旧传统所驯服的小脚大妈。

既是招待客人之地，我这不“住”之客便目中无人地直入门内。

《章士钊传》的作者考证说：

那天，我离开该校后，不知不觉顺着学校的东墙向北走去。那条小巷叫参政胡同，因住过时任参政会议长的王揖唐而得名。不承想只几十米，就是一条横街，抬头看路牌，我不禁大吃一惊——教育街！

女师大前身是清政府创办的北京女子师范学堂，上一年（1924年），留学于日本和美国两所学校的杨荫榆女士被教育部任命为校长。读过鲁迅的人都知道这位倒霉的杨女士，“用了她多年练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了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鲁迅以语言大师的妙笔让我们快意地看到了一个小丑般的“寡妇主义”女校长。

更危言耸听的说法是，周树人在部里待了十四载，已不满足继续做他的小官僚了，投身风潮乃图谋女师大的校长位子！——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书籍《关于鲁迅》中即有此一说。

教育街即北洋时代的教育部街，章士钊和周树人上班的单位就在这条街上。北洋时代的教育部，沿用的是清代学部的房舍，最初为某亲王的府第。站在街口，往东一看，即见到了一座十分完整的古建筑。

回家后，查到宣武门内教育部街的沿革：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此街改名“党部街”，因为国民党把北平市党部安进了这所大院子。二十一年后，共产党又将“北平”改回“北京”，“党部街”又成为“教育街”。

原样的灰墙很好看，每一方的四角都嵌着花卉图案的砖雕。紧挨大门的那方墙中间砌着一块很显眼的汉白玉石牌：

我的记者证很管用，看门人同意我在院内转转。

章士钊就是这个时候——8月4日——出现在这所院子里的。

武警招待所大门迤东，是一座更像王府大门的“广亮大门”，也有人在守门。门外有“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橘色铁牌，门内有“北京市饮食学校实习基地”的铜牌。显然，这九九藏书网是当年王府的正门，而现在，成了武警招待所的厨房所在。

很快，局势变得复杂了——周树人等七位在该校兼课的教员公开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而一直倡言“公理”的陈源则发表文章，称风潮乃“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系的人在暗中鼓动”，锋头直指浙江绍兴籍的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等。绍兴籍人士在京师学界人多势众，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陈源则是无锡人，与那位被学生暴骂的杨荫榆乃同乡。很显然，这场论战一开始就染上了强烈的地域色彩，只不过史家从来没为我们讲清楚罢了。

门内是个很大的院子，停满红色字母“WJ”（武警）打头的车牌的各色轿车。大院东和北全是新建的大楼，北边那座用最时尚的建筑材料堆砌的巨厦前面，还真的保留了一排二层的清式楼房，看样子也是新修过的。这便是旧教育部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座办公室了，是章士钊还是鲁迅曾在那座小楼上办公呢？

一进门，他就被那张学生自治会贴的布告噎得有些恼怒了。

但真实情况也许并不那么简单。

章士钊理所当然地支持了杨女士，杨遂在警察的簇拥下重返学校，公告解散参与闹事的四个班，封闭校门。消息传出，京城各校学生联合会在报纸上遍发启事，直指章士钊“摧残教育，压迫爱国运动”，并“否认章贼为教长”，发誓要“以最严厉之手段驱之下野”！矛盾焦点已经不是那个倒霉的女校长而是章总长了。

但闹事的学生们并没拿他当父兄，反而在传单上骂他是“摧残教育的蟊贼”、“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知道这一切，作为重新执掌教育大权的一把手，他只是想到风潮中心来看看，女师大到底发生了什么。

倒是方便了鲁迅先生，一抬腿就到了“第一现场”。

北洋时期，那条街叫石驸马大街。

先说“老许”许寿裳。

许寿裳不仅与鲁迅同乡，而且还是共同留日的同学，鲁迅那句有名的“我以我血九九藏书网荐轩辕”诗，即是附在给许的照片之后的。在北京教育界，周树人与许寿裳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许氏自清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即投身教育界，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参事。民国初年的“参事”，并非后来可有可无之名誉头衔，而是实职，位于次长之下、司长之上，挺大的官儿。后来他还去南昌当过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许氏被派到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师大前身）当校长，可见，许氏是教育部的元老级人物。民国初年，周树人得以进入教育部，就是这位许参事推荐给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总长的。周树人能来女师大兼课，也正是这位许校长下的聘书。执政府上台后，自然又一番自上而下的易人，新一届教育部把许寿裳调走，把留美教育学硕士杨荫榆女士派来，理由是：由女子掌女校，“人地两宜”。不过，辞旧迎新之际，总有人高兴有人难过。所以，许寿裳的离任不能不对女师大的方方面面有所影响。

论官职，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一个高于科长低于司长的官员，似乎与现在“处级待遇”相仿，但论名气，他以“鲁迅”为笔名写下的许多文学作品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他理应站在本部和校方一边，但却毅然站到了对立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一边，为什么？这可是连饭碗都要砸了的选择啊！周树人的月薪高达三百元，而他与弟弟周作人买下的八道湾那个三进大院需三千元钱，他应该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啊！

正楼门洞前立着一块锃亮的铜牌，我一字不落地把上面的文字抄录下来：

因是星期天，学校的大铁栏门锁着，旁边的小铁门留着道缝。仄身进去，河北口音的看门人正与妻子在扯绳晾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