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由交警鉴定肇事责任，很少有人非议；人身伤害，由法医鉴定伤情，也很少有人指责。惟有这医疗鉴定，现在却成了许多人怀疑、指责与议论的对象。

这不单纯是医疗鉴定者的责任，而是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的弊端。

父亲鉴定儿子，自家人鉴定自家人，且不说难以保证公正，就是有理也说不清。

医疗事故鉴定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公正性受到指责，合法性受到怀疑……

医疗鉴定，也到了需要别人“鉴定”的时候了！

倘使一辆汽车轧伤了人，却由汽车司机自己来鉴定，人们会认为荒唐；如果由司机的同事来进行鉴定，人们会认为滑稽；如果由司机的领导来鉴定，人们也会认为不可理解。而偏偏医院出了医疗事故，却是由医院自己或者其“兄弟医院”或者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来进行鉴定，这荒不荒唐，滑不滑稽，可不可理解呢？

在法制尚不健全的时代，人们对此虽有微词，却也习惯性地接受了，而在已把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的今天，还继续沿袭这种“父亲鉴定儿子，自家人鉴定自家人”的鉴定体制，自然遭到了社会广泛的指责与非议。改革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不仅成为医疗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而且也成为法学界、新闻界以及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共识。

目前我国处理医疗事故纠纷最直接的法律依据，是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这一法律“级别”不算最高的行政法规，越来越成为处理医疗事故难以逾越的冰山。其中公认的两大难点，一是鉴定，二是赔偿。对于赔偿问题，一些地方的人民法院已经抛开了该《办法》，直接依据《民法通则》作出了最多达100多万元之巨的赔偿判决。然而，医疗事故鉴定作为解决医疗事故纠纷的基础，其“暗箱操作”现象一直难以改变。

按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分为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两类事故又根据程度不同分别划分了一、二、三级。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中国有那么多学富五车的医学专家，按照上面的事故分类与分级方法一套，不就出了结果？

但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中国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你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医患双方都可提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采取属地原则，在省、地（市）、县分别成立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直辖市为市、区二级）。上一级鉴定委员会有权否定或变更下一级鉴定委员会所作的鉴定结论。省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卫生部没有设立相应的鉴定机构。鉴定结论属于医疗事故的，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那么，鉴定委员会是怎样组成的呢？它是由卫生部门或者医院自己牵头，由本地区医疗卫生系统“有临床经验、有权威、作风正派的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以上的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若干人组成”。一般情况下，鉴定委员会委员是由同级卫生行政机关提名，报同级政府批准，负责对医疗纠纷的逐级鉴定。目前人民法院对医疗事故的处理，依据的就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果。因此，所有的医患纠纷，都需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来把第一道关。假如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认为不是医疗事故，法院一般就不会受理诉讼请求。法院没有对鉴定结论进行真伪辨别的程序。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0月10日《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明确指出：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争议者不予受理，对卫生行政部门作出的医疗事故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诉讼的应予受理。

由此可见，医疗鉴定在医疗纠纷的处理中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它说这是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法院就要按照医疗事故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它说不是医疗事故，就不是医疗事故，法院就要按照不是医疗事故的规定进行处理……

如果说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都昧着良心向着医院，这显然有失偏颇，也不符合事实，但事故的鉴定与处理，均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事故鉴定与处理者和事故行为者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自家人”，这样就难以保证完全公正，至少也有瓜田李下之嫌。现实中也确实存在这种现象，许多责任事故鉴定为技术事故，许多一级事故鉴定为二级、三级甚至非事故。患者及其家属对于这种鉴定的公正性常有怀疑，而医务工作者因此也可能面临有理难辩的尴尬。

医疗鉴定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在某些地方、某些案例中，人们对医疗鉴定不公正的不满，甚至已超过了对医疗事故的不满程度。据江苏省消费者协会统计，1996年，全省医疗投诉为337起，1997年上升到898起，所有的投诉都是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要求消协帮着讨说法。从全国各地消费者协会了解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许多人投诉的竟不是致死致残病患者的医疗事故，而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医疗鉴定。另一些市民则直接把官司打到法院，状告医疗事故鉴定不公，但无一例外地被法院一次次驳回，因为至今大多数法院只受理对医疗事故处理不服的，而对医疗事故鉴定有异议的不予受理。如果再不改变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则这种传统的鉴定早晚会信誉扫地。

笔者在写作此书时，搜集了全国近年来发生的数百起医疗事故，并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后来证实为一级医疗责任事故的，结果令我感到难以言说的悲哀——剔除那些与卫生行政部门没有隶属关系的个体诊所和社会办医单位外，几乎没有几例事故一开始就被医院及其主管部门鉴定为医疗事故的，大部分堂而皇之地宣布“不构成医疗事故”，有的则用一个含糊的词语“意外”打发你。据《中国质量万里行》提供的一份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称：在80多件医疗纠纷的事故鉴定过程中，90%存在包庇和隐瞒，仅剩下10%算是坦荡无私、令人信服的。

做胸腔穿刺刺伤肝脏，两级医疗鉴定都是“不属医疗事故”；误摘了甲状腺，鉴定结论不是医疗事故，而只是因为你的甲状腺长的位置不对；误切了卵巢甚至子宫，鉴定结果也不是医疗事故，而只是不小心出的医疗差错；做腹膜后肿块切除术，结果把腹腔脏器几乎掏空，而医院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居然还能作出“诊断正确，手术适应症选择准确，治疗及时、正确，患者属于正常死亡”的结论；做精索静脉曲张手术，却被医生误切了附睾，性功能丧失，当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却是：手术全过程一切正确，全都无误，丧失性功能属自身的原因；21岁的徐文利服用了某药师自制的中药，病情反而加重，死亡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县医院的诊断正确，无延误病情环节，药师自己配制的中药有治疗肝炎的作用，非导致急性中毒症肝炎的诱因，服用此药与患者死亡没有关系。这个结论50天后就被市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推翻，认为这是一起一级医疗技术事故。私自出售自制的中药问题严重，根据有关规定属于假药，认为当班的医生贻误了患者及时住院系统治疗的时机。县、市二级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却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鉴定结论，不能不让人们考虑，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们的行为如何才能受到制约。

要医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公正地鉴定医疗事故，不是不可能，但确实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有人说医疗事故是人命关天，而医疗鉴定则是“院命关天”——直接关系到医院的声誉、形象与经济效益，医院及其主管部门不能不慎重对待。笔者早年行医时，也进过医院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班子，当时的鉴定委员会主任（理所当然地也是我们医院的院长）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对内认真分析，严肃处理，对外则是口径统一，拒不承认！在写作此书时，笔者与现在一些基层医院任职的同学、同事聊起医疗鉴定，他们一致说，你们那还算是有良心的做法。现在，医院的形象、声誉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谁还敢承认医疗事故？他们的做法是：出了事故，如果受害者及其家属愿意私了，倒是可以用一笔钱打发，如果硬说要求一个什么说法，讨一个什么公道，那就由他们去吧，让他们先去碰几年钉子，知道知道医疗鉴定的不易——在医疗事故鉴定上，医院永远处于主动地位：病历归医院掌握，可以做一些技术处理；鉴定者是医院的同行或上级甚至自身，胳膊肘不会外拐……

将鉴定的公正和科学性寄托在鉴定者的个人品质上和整个行业相对健康上，显然是行不通的。一名颇有事业心的医生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在手术中出了问题，即使是属于我自己的责任事故，我也会想办法赖掉，绝不会站出来承认。我能做的就是自己在内心的忏悔。”一名医院行政人员表示：“一般来说，如果‘医鉴委’不认定是责任事故，负有责任的医生也拒不承认，就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他承认了，那么他不但自己要负责任，而且等于‘出卖’了自己所在的医院，也得罪了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因为是他们组织的医疗鉴定。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下，作假可能不会有麻烦，说真话就不一定了。”

医疗事故鉴定是一项严肃、科学的工作，它关系到维护患者生命、健康的基本权利，也关系到医护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公正的医疗事故鉴定，伤害的是病患者的心，玷污的却是医务人员的形象。

当我们进入2000年之际，一股暖流吹向病患者的心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将进行大的改革，自家人鉴定自家人与卫生部门“一言堂”的历史行将结束。

以下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案例，笔者只探讨其鉴定程序与方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不评价其鉴定结论的准确与否，引文中的评价不代表笔者的观点。